小业主的世界

本文节选自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莱特·米尔斯著 

周晓虹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内容概述

在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市场生产效率，还稳定住了社会秩序，成为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大多数人对白领阶层夸赞不已，认为这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时代。然而米尔斯却认为，白领阶层的一些特质，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衰落，代表了现代性对于人类天性的压抑。

米尔斯认为，这种压抑的根源就是“科层制”的建立，科层制将会成为社会精英操纵白领的工具。

《白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描述，认为科层制已经碾压了中产阶级工人，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将其变为近乎半自动化的、受压迫的但是又很快乐的人。米尔斯认为在工作场合有三种权力：强制或者说身体暴力、权威和操纵。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的思想与韦伯不谋而合，都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科层制理性的“铁笼”之中，这将导致社会更关注理性而不是合理（reason）。米尔斯担心中产阶级正在“政治上被阉割、文化上被愚弄”，这将导致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强大的社会精英的手中。中产阶级工人获得了足够的薪资，但是已经与世界异化，因为他们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年8月28日—1962年3月2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他以《权力精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著作而知名。米尔斯关注二战之后知识分子的责任，倡导公共和政治参与而不是冷漠的观察。米尔斯的传记作家丹尼尔·盖里（Daniel Geary）认为，米尔斯的著作在1960年代新左翼社会运动中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米尔斯1916年8月28日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大学先在德克萨斯州A&M大学就读了一年，随后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2年米尔斯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An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被评审后米尔斯拒绝修改，最后他的论文在没有获得评审的情况下被通过。当他得知自己获得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社会学教职后，就立即离开了威斯康星。 

米尔斯强烈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乔治·贺伯特·米德、约翰·杜威、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米尔斯著作中社会结构的部分主要受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自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会学必须教授的内容。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米尔斯是一个哲学狂人，他激进的思想、平等主义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伦、乔治·贺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结果。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受到一位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汉斯·葛斯的巨大影响。通过葛斯，米尔斯了解到欧洲的社会理论。

在美国，中产阶级的早期历史，是小业主即老式中产阶级的自由民如何步入其黄金时代的历史，是他们如何与对手直面搏杀的历史，也是他们建立自己世界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这些老式中产阶级的晚近历史，是城乡发生的划时代巨变如何改造他们的历史，是他们的世界如何被击得粉碎，而一个崭新的世界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历史。

这些小业主们是依据中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经典方式来建构其世界的：这是一个遵循自我平衡原则的非凡社会，虽然其本质上很少或根本就无须依赖权威，但却需要广泛扬弃传统和一些私有财产的捍卫者。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政治道德家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珠联璧合，他们共同塑造了小业主们关于自然和谐世界的意识形态。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利坚合众国第三任总统

1.老式中产阶级

与欧洲不同，美国的中产阶级是以小业主这样一个庞大的阶层步入现代历史的。在美国，资产阶级（The bourgeoisie）出现于城市形成之前，并外在于城市。马克斯·韦伯曾写道，在欧洲农村，“生产者先于市场”；大批农民占有土地，并依据古老的传统依附于土地。其牢固的程度，纵使用后来的法律也无法把他们改造成美国人眼中的农民企业家。然而在美国，市场则先于农业生产者。

欧洲和美国社会结构方面的历史性差异之一，体现为成群的农民和分散的农场主之间的差异，这也是欧美两大陆的中产阶级不同特征的显著结果。在那边，他们开始只是市中心一个不起眼的阶层；而在这里，他们一开始就是一个人数众多的自由农场主阶层。纵观整个美国历史，人数众多的农场主始终是独立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构成。

18世纪，美国的小型家庭式农场

从欧洲意义上说，在美国社会中既没有农民，也没有贵族。那些摆脱了传统束缚的绝对个人主义者占有着土地，他们摆脱了欧洲封建社会遗产继承的束缚，时刻准备并渴望推行资本主义。他们不聚居于村镇之中，而散在广袤的乡间。即使是南方那些拥有大片耕地的人，常常也是自耕农的后代，并且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具有农业资本家的基本特征。美国革命后，许多北方的大农庄被没收，有些则划成小块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小农场主。欧洲为摆脱封建主义进行的长达500年的斗争，并未激发出美国生产者的活力；在这里，契约社会一开始就几乎是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秩序重建起来的。

资本主义要求财产的私有者为个人利益规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为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美国的农场主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他们在沿海、河道、公路、运河和铁路上，凭借新的交通工具浪迹天涯。从一开始，这些以土地为生的人就需要现金，用来赋税，抵押贷款，以及购买他们无法生产和制造的各种必需品。美国的农场主自始至终是一个企业家，他辛勤劳动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资本的规模；一如切瓦利埃1835年所说，“每个人都在投机，而每一件东西也都成了投机的对象……无论是棉花、土地、城镇用地、银行还是铁路”。美国农场主从来就既是不动产投机商，又是农民，是凡勃伦所说的那种“既撞上大运又有良田沃土的耕种者”，他们赶上了土地暴涨的好时机，而这在1920年代以前始终是美国历史的特性之一。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发财的话，那么，正是在美国，小资本家们获得了依赖农业牟利的契机。

在南北战争之前，商人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农场主们勾勒的。在美国人心目中，生意是放债者和银行家玩的把戏，它受着东部大都市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的操纵。然而，正如盖·凯兰德所观察到的那样，“许多制造公司的股票一般总是归那些与企业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所持有，并且很少买卖……在1830年代左右，这类资本主要掌握在小储蓄者手中，他们对可靠的兴趣自然要超过对大额回报的兴趣……大多数银行和保险公司很少在意少于10万美金的资本”。许多制造公司的规模甚至比这还要小。

美国南北战争

早期的商人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经济类型：他们可以是批发商、放债人、投机商、托运人及“小别墅”的建造者。在19世纪初的城市中，这种未经分化的商人位居社会的顶层，而在码头、机器车间和马厩里工作的劳工则位于社会的底层；不过人数最多的却是那些规模虽小但资金独立的工匠和零售商。当时的工人并不是工厂的雇工：他们或是一些盼望着能够拥有自己店铺的机械师或熟练工，或是一些将制造视为副业，只是不时从事一下家庭工业的农场主。当城市伴随着工业化增长之时，企业主和工人为农场主造就了更大的市场，同时他们在乡村地区也找到了自己的日益扩展的市场。

美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南北战争后的工业化，并未将机遇带给广大的小商人阶层，而是投向了工业界的首领。这是我们第一个作为商人出现的中产阶级的民族形象，而且此后从未有人能够取而代之。在经典的形象中，这种工商界首领一度是熟练的建筑商和机敏的金融家，但首先得是一个成功者。对他创设并管理的产业来说，他是一个积极的所有者。在他弾精竭虑的经营中，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逃出他的宽阔视野或热心照应。作为一个雇主，他可以为其雇佣的最优秀的工人提供机会，学习如何在他的指导下工作；后者则会省出自己的一部分工资，通过小规模的私人投机使之增值，再靠个人信誉借上一点，就可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了。即使他立业在其雇员之前，后者一样也能够成为工业界的巨子。

都市老式中产阶级英雄所获得的荣耀应归于他们的双重成功，他们既是工业技术专家，又是金融商人。在19世纪，这两类迥然相异的活动是如此紧密地集于同一类人身上，由此树立了工商界领袖既是所有新事业的建设者又是组织者的不可分割的形象。

中产阶级的世界从来就不是由清一色的无等级之分的小业主组成的。在其内部，小农场主和小生产者为一端，大地主和大批发商为另一端，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另外，也有些人不仅自己没有财产，而且本身也属于他人的财产；然而，奴隶制，这个显然是美国革命所倡导的那些更为恢宏的理想的明显例外，也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严重。它被限制于某个局部地区，并未向西推进多远，并且在20世纪中叶已经废除。1850年，即使实行奴隶制的那些州里，也只有30%的白人家庭蓄奴，其中3/4的家庭奴隶人数少于10名；蓄奴者一般都是小的独立农场主，他们与其人力财产一起在自己的土地财产上劳作。

最后，正是大小资产之间裂隙的扩大，而不是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任何醒目的红线，彻底摧毁了小业主的世界。然而，在19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大型企业的历史实现过程还是遇到了阻碍和延缓。小业主世界获得了国际间距离的庇护，即使有什么要毁灭它的因素已蛰伏于其中，小业主在自己的黄金时代也无须为他信心十足地建构的那个社会中浮现的不确定因素而担忧。在早期的重商主义与生计农业和后来的垄断与大金融势力之间，小业主社会茁壮成长起来，并成为中产阶级的理想、抱负和神话的温床。

2.财产、自由和安全

绝大多数人都拥有自己赖以工作的财产，是早期美国这个小业主社会中独一无二的重要事实。在这个社会里，中产阶级人数众多，经济地位举足轻重，以致即使按统计学家的标准计算，从总体上说它也称得上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4/5自食其力的自由民拥有自己的财产。1830年，托克维尔写道：“大富之家在这里越来越难看到，而发小财的机会却越来越多。”虽然就托克维尔的时代而言，他的说法可能也不无夸张之处，但却反映了他所描述的那些人的基本心态。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

虽然这个世界事实上也有没有财产的人，但由于农场主们在中产阶级水平上的起伏变动如此之频繁，以致人们不必等太长的时间即可改变无产状态。在19世纪前50年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商业精英中，出身下层阶级的近乎一半；在此前的重商主义时期，以及此后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这一比例不足1/5。约翰·克劳特和迪克逊·赖安·福克斯指出：“在美国，一个人总可以从头再来。比如，在僵化的欧洲社会里，破产意味着一个人的事业以悲剧告终，但在这里却可能仅仅是个人体验中的一步。”

与此同时，富人因为数量不大，所以很容易被容忍。从集体的角度说，普遍的小产业的理想制约着那些没有财产的人；而从个体的角度说，它同时又深深地吸引着这些人。他们可以和那些已拥有小产业的人并肩奋战，和他们一起去摧毁那些挡在通往小业主道路上的旧时代的障碍。

对于这些新公民来说，一如对其后的许多人一样，成功之路似乎完全是经济性的。一个人开垦了一家农场，或在城里创建了一项产业，接着，这个人扩展这份事业，在财产扩张的同时他也拓展了自己的业绩。这很容易被清楚地看见：你创建了一家农场或建起了一家企业；你耕耘或经营它；你扩大了自己的产业、自己拥有的土地面积，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在20世纪初，必要的农具价值15或20美金；而到了20世纪中叶，则变为400或500美金。一个人的身价随着其财产的增值而增值，而其财产又因其工作和其不动产在长期的地价飙升中不断升值而变得更为值钱。1861年，当林肯用小业主的语言说出下面一番话时，它还没有失去其意义：“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精明但一贫如洗的生手一度是为工资而干活的；等他攒下一些钱，并用来为自己购买工具或土地之后，他开始为自己干活了；最后，他开始雇佣另一个生手来为自己干活了。”两年以后林肯又说：“财产是劳动的果实……一部分人富起来的事实表明，其他人也可能富起来，而这正是对工业和企业的激励。”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美国政治家、战略家、第16任总统

在个人成功的模式之下，还有一些政治和人口因素，其中最著名的要属土地政策，它向那些自由的个人打开了经济之路。广泛分布的小产业使这项文字形式的自由短期内似乎成了一项永恒的原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命令和服从，而是讨价还价。任何一个人的决定，相对于其他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自由和平等的决定；没有谁能够控制影响市场的各种算计。

就市场机制的运作而言，小产业就意味着安全；正是市场的萧条和繁荣此起彼伏形成了新的和更大的和谐。乡村财产的广泛分布至关重要，因为小业主们有着一种任何其他财产都无法提供的安全一一这种安全（即使其水平很低）是一种介于市场机遇和谋取生存之间的安全。当市场行情严峻或农作物无法顺利销售时，农场主（如果他比较节俭和聪明的话）起码还可以靠自己的菜园过活。

1787年，诺亚·韦伯斯特断言，专制奠基于压迫的权力之上，自由则建构在反抗压迫的权力之上；“那么，真正的权力存在于什么之中呢？这里的答案是简洁明了的——存在于财产之中……地产的普遍和大致平等的分配是国民自由的整体基础……财产的平等，加之不断地行使必要的财产转让以摧毁强大的家族间的联合，是真正的共和灵魂。这一点获得持续之时，就是人民获得权力和自由之日；而当它被放弃之时，就是人民丧失权力、失去自由之日；此时，联邦政体就不可避免地会为其他政体所取代。”

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美国辞典编纂者、拼写改革倡导者、政论家，被誉为“美国学术和教育之父”

因为拥有土地，小业主们拥有的就不仅仅是“投资”：他拥有自己工作的疆域，而且正因为他拥有土地，他是独立的。一如A. 惠特尼·格雷斯沃德解释杰弗逊的信条时所说的那样，“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谁就必须掌握自己的灵魂。要掌握自己的灵魂必掌握自己的财产，即获得经济保障的手段”。自我管理、工作和财产类型是相互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使原始的民主获得了心理基础。工作和财产如此紧密地结为一体。人们须凭借其财产并以其财产为对象施展自己的工作技能；人们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所拥有财产的多寡及其状况；收入则是一个人运用自己财产进行工作所创的利润。如此，在收入、地位、工作和财产之间便结成了一种连锁关系。进一步，一如财产本身的分布那样，因为其所赋予的权力的分布也如此之广，财产和权力之间的一致性就成为个人特征和社会均衡的根源。

因为极少有人能拥有超过其运作能力的财产，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力量和精明。我们这个社会所预设和强化的这种人，乐于从事经济事务，具有开拓和推动市场经济的“合理的自利性”。当然，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人，而且是大体上由生产技术和经济原则所塑造的那种人（无论是实际上还是期望上）。他是一个“绝对的个体”，在没有权力中心的前提下，这些个体通过无数自主而精明的交易汇聚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

3.自平衡社会

小业主们的世界是一个自平衡的社会。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分配物资和指派人从事具体工作的中央权威，其历史进程是诸多分散而自由行动的意志无意识的结果。无疑，人们认为这是如此的奇特，以至称其为一种神道。在这里，每个人就像是在魔法的指引下，进入了一种前定的自然的和谐之中。经济学寻求这种非凡均衡的解释之道，它在没有权威的状态下通过自由创造了秩序，但是就连经济学本身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魔力。

这个天衣无缝的社会确实也有它经济上的麻烦。它的萧条和繁荣的自然节律使所有部门和阶层的人都会随之发生交替性的恐慌或兴奋。然而它又不会受狂热和忧郁周期的支配。这种节律从来未将经济拖入20世纪的人们所熟知的深渊中去，多少年来未有过可怕的战争或战争的威胁。其历史的主要路径是线性的而非周期性的；技术和经济过程仍然在不断扩展，确实出现的周期似乎也是季节性的，它们并未使整个时代的外观黯然失色。在这个时代，整个大陆充满了扩张的喜悦。

在新世界的大殿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个人也必须建立一个能够免受中央集权之苦的政府。人们常说他们“推翻了重商主义”，就这个词的狭义来说，一点不错。他们的确推翻了一个国王，并拥戴自由市场登上了这一宝座。这个市场的统治并非没有获得支持或没有政权的实践，但在这里经济的权威至高无上，并且它是自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事实上它从未让人体验出那是一种权力。政治权力，这种社会整合的传统方式，成了一种松散的保护性机构，而不是集权式的统治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看不见的，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非常脆弱的。立法机构维护并鼓励小产业秩序，但政府是这一秩序的保护者，而不是管理者。“让我们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满足于由这些成就所预示的未来更加辉煌的成就吧”，J.D.B.戴博这位1850年人口普查的负责人写道：“我们的民族工业不需要任何判定在各种情况下何为最佳适应模式的监视者——而最不需要的，就是素质像我们的政治家通常那样的监视者。正如智慧分布于民众之中，他们终将感受到并接受之，到处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让我们自己来吧’。”

这种分散的、缺乏指导的经济生活是与分散的军事秩序并行不悖的。由小企业建立并为之服务的国家，主张对一切公认的暴力手段予以垄断；然而，即使是在军事力量的领域里，各种条件也会协力限制政府，并有助于属于小生产者且为之服务的政治民主。就暴力手段而言，像生产工具一样，也必须施行广泛分布；枪支是就地制造的，不难。军事技术的确提供了加农炮和其他火炮，但总体上说，一支枪就意味着一个人。基本法（the basic law）宣称：“人民持有和佩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从技术的必要性以及法律上说，强制的可能手段如此已遍布于人口之中；经济力量的分散与军事力量的分散相对应。秩序常常通过暴力进行维持，但却没有法律上的益处：如果出现了盗牛犯，他们将被处以私刑；如果有人强占他人的土地，那就得把他赶出去。

对国家内部的这种暴力分散化基础来说，附带还有地理隔绝方面的因素，当时尚未通过技术手段连通各地。从国防的角度确实不易为一支强大的常备军提供合法的依据。一支分散的、依赖志愿者和长期和平的民兵组织，一个由政治家选派受训学生的军事学院，一种完全受民间控制的军事建制及其军事政策——正是这种军事建构在自平衡市场的社会中确保了政治民主。

竞争是人们的地位得以升降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经济从总体上说将走向和谐。但是，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时代的人来说，竞争从来不仅仅是控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非个人机制，也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自由的保证。竞争是创造自由的个体，创造英雄用武之地的手段；从这样的意义上说，那时的人们生活在自力更生的传奇之中。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自由主义者设想，独立的个体间的自由竞争能使优胜劣汰并使个性得到张扬：比如，在自由契约的婚姻中，在新教教堂，在志愿协会，在具有政党竞争制度的民主国家，以及在经济市场上。竞争是自由主义整合其历史纪元的方法；也是古典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集中体现。

由于没有封建的传统，没有官僚的国家机器，绝对个人主义者被罕见地置于这个自由社会之中。这个社会似乎是自我运作的，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似乎也是自我造就的。个人自由似乎是社会秩序的通则，而这种个人自由本身又赋予了安全。在这里，一个自由的而非受剥削的人，一个独立的而非受传统束缚的人，面对着一片大陆，牢牢抓住了它，并用它创造出无以计数的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