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辩证法与经济对象性批判

作者：[英]维尔纳·博内菲尔德①

译者：黄玮杰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1辑

摘要:本文旨在研究作为经济对象性批判的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为此,本文反对这样一种传统观点:阿多诺并没有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式的批判理论。本文认为,否定辩证法是以经济对象为形式的社会的辩证法,这一社会样态受经济量的变动所制约,后者是现实经济的抽象。否定辩证法拒绝将被建构的经济范畴等同为经济的自然范畴,经济范畴形成于概念化的社会实践(begriffene Praxis),这种实践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但它却以看似独立的经济范畴形式呈现。经济性的“自然”是社会建构的自然,这一概念本身蕴含着阶级对抗的意味。本文的结论是:就否定辩证法而言,对现实经济抽象的阐释必须建立在对人类实践之阶级分裂本性的理解上。

关键词:阿多诺；政治经济学批判；经济对象性；马克思；否定辩证法

引言

本文认为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关于社会经济对象形式的批判。这一点我们可以在马克斯·霍克海默那里找到依据,他认为“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生产着愈发奴役着他们自身的现实”(Horkheimer,1992a:229),因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对存在的审判”。本文将首先谈到作为否定辩证法主体的经济对象性。对阿多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对错误社会的批判,后者受到现实经济抽象活动的制约。然后,文章将主要讨论“社会残存着阶级斗争”这一命题并认为阶级是一个否定性的范畴,它源于阿多诺对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批判。最后,文章将考察所谓“灰暗世界的光鲜面”。本文总结了经济对象性之否定辩证法的政治蕴含,据此,马克思的批判是现代哲学寻求善良和理性组织方式过程中的产物(Horkheimer,1992b),而“温柔仅仅存在于最粗俗的需中”(Adorno,2005:156)。

霍克海默

经济对象性及其批判:论否定辩证法

本文的标题似乎包含了两个悖论。第一,它认为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对被构建的经济对象关系的批判,这有悖于一般观点。马丁·杰(1973:152)和尤尔根·哈贝马斯(1987:109)就曾认为阿多诺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无关,它既不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而,如果批判理论关注的不是社会得以持存的方式(经济),那么它关注的又会是什么呢?究竟为什么作为内容的人类社会再生产要以看似自为的经济作为其形式?

第二个悖论由第一个悖论而来,它预设了阿多诺的社会理论与经济对象性批判之间的关系超越了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的一般区分。按照既成的观点,社会学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关心它们的经济形式”(Adorno,2000:141)。社会学从来不会反问自身为什么社会会以独立的经济范畴等形式完成自身再生产。同社会学一样,经济学也不关注对象化的经济形式,它关注的是经济的量,它以数学的精确性反映经济运动,以代数公式将经济生活理性化,以可用的经济数据为基础预测市场的走向,它描述了人类主体如何为了达到经济效益最大化而调整市场需求,研究国家作为管理经济的权力机构如何追寻效益的最佳方案(以经济增长率为衡量标准)。但是,经济学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经济是什么。经济学将主体性的力量归之于经济事物,并认为经济量的变动体现了价值偏好以及经济活动的理性关系。经济运动的表现形式是价格运动,后者引发的竞争“使得整个过程得以存活甚至向前发展,以至于让人觉得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推动着”(Adorno,2000:67)。

正如迪尔克·布劳恩施泰因所(冷淡地)评论(2011:10),阿多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同样,阿多诺也不是一个社会学家。在阿多诺看来,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区分则“将真正核心的东西拆分成了两种学科”(2000:144),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既不关注社会借以管理其需求的方式,也不关注资本主义财富和生产的特殊形式。相反,在经济学家那里,经济规律“变成了虚假的自然规律”(Adorno,2008:118),而对社会学家而言“社会仅仅是个人反应性行为的平均数”(Adorno,1990:198)。这两个学科都认识到社会斗争与财富分配的竞争关系相关,但它们却都没有仔细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在此,利益的斗争被完全忽略了,它是由竞争所产生的,它根源于更深的斗争,即阶级斗争。前一个斗争只有在核心斗争占据整个生产方式的核心地位时才会发生,它是被决定的,所以竞争总是发生在剩余价值已然存在的领域”(Adorno,2000:67)。除了一小部分作品外,很少著作或期刊文章将经济对象性问题及其阶级本性纳入否定辩证法的视域中,然而阿多诺自己却坚持道“社会批判理论按照原貌反映了马克思的理论”(Adorno,2000:145)。阿多诺认为,马克思“在实体意义上”(Adorno,2000:83)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批判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生产与再生产”(Adorno,2000:141)。对马克思而言(1990:494,fn.4),社会生产关系是人类的基本生存形式,然而当它以看似自我运转的经济动力形式出现时,它就被神圣化了,正是基于这一缘由,经济科学开始以精准的数学进行计算,社会学开始基于收入、劳动力市场情况、教育等级、性别、健康等条件考察人际关系,这恰恰是一种误认。阿多诺抓住的正是这种将社会关系颠倒为看似自我运转的经济动力的过程,他认为“社会理性的对象化形式(即交换理性)借助自身内在动力不断地远离逻辑理性。结果,社会变成了独立的空间,它反过来不再可知;可知的只有‘变得独立’的规律”(Adorno,1976a:15)。这种将社会视为自为经济主体的理论蕴含了其自身的批判。到底是什么维持了社会的经济独立性?到底是什么作为现实经济抽象运动(它是所有人类生活的基础)(Adorno,1990:320)的社会现象而出现?

由“现实经济抽象”所引导的社会再生产既蕴含了偶然性,也蕴含了必然性,而这种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往往被体验为“命运”。这种神秘的命运一旦被祛魅为“世俗的‘事物之逻辑’”(它由现实个体间价格竞争所造成)(Adorno,1990:319),它也就变得不再神秘了。命运是鬼魅般社会的一个范畴,但这一命运的秘密并不在于某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社会经济过程,而在于经济过程中“在行动主体背后运作的主体自身的共同劳作(work)”(Marcuse,1988:151)。正是主体自身的共同劳作使得劳作戴上了经济“角色的面具”(Adorno,1976a:78)并成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Marx,1990:92)。

资本家、银行家和工人都无法逃离自身所处的这样一种现实:“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Marx,1990:166)。阿多诺的辩证法概念必须被理解为对于这种社会形式的反抗,因为社会形式是“事物之错误状态的本体”(Adorno,1990:11),我们需要勘清其中占支配地位的要素。因此,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拒绝“让事物如其所是”。作为无“肯定性特性”的理论,批判理论力图对僵化的关系进行祛魅,使得这些关系背后的社会构建性变得清晰可见(Adorno,1990:159)。经济对象性将自身强加于社会个体,因为它对社会个体而言具有某种优势。社会表象中呈现的是特定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这种关系隐藏在货币关系背后。在货币关系下,社会个体消逝了,他们只能作为经济理性的人格化而再次出现,他们计算着经济量的变动,计算着经济得失,并在以货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中挣扎。因此,阿多诺认为“所有概念,包括哲学概念,都与非—概念性息息相关”(Adorno,1990:11)。也就是说,经济概念上的利润蕴含着它自身的反面,它蕴含着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后者是经济力量中消逝了的前提。消逝之物不再可被概念化,不可被概念化之物“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Marx,1990:165),于是人变成了一个经济范畴,他被物化为创造更多货币、更多价值和更多利润之物。社会化的个人因而在经济量的变动中变得不再可见,它成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是经济学要素)的形而上学式的例外要素。资本并非自然的“神秘性存在”,这种神秘性存在恰恰根源于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Marx,1966:837)。在此,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在概念的帮助下为非概念打开了空间,却没有将非概念还原为概念”(Adorno,1990:65)。相反,它在经济概念内部对经济概念进行探索,从而“消除了概念的自给自足性,剥去了我们的眼罩……概念与非—概念整体紧密结合”(Adorno,1990:12)。

因此,对阿多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意味着某种生产力的历史性展开,它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关系的自然表象息息相关。历史唯物主义并非关于经济性自然及其对象化力量的形而上学。相反,它是一种对经济性自然的批判:经济自然是一种社会的自然,看似独立的经济力量以自然—经济力的形式构建了现实生活关系。因此,阿多诺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被奉为教条之物的消解”(Adorno,1990:196),它将社会生产关系理解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人类在其经济外观中消逝,它自身的感性实践则在超感的经济实践中构建自身。正是经济实践(而非社会个体)维系着世界的运转,它已远非一种工具。尽管世界以颠倒的自为经济之物的形式存在,但经济世界依然是一个人类的世界。因此,对于作为物自体及“自然”的价值,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拒斥不变的“科学教条”,后者将具有历史能动性的经济性自然视为依靠自身内在规律发展的实体。相反,批判理论力图在事物所处的环境中“识别事物本身”,“甚至不惜到最后否定它的整个运动领域”(Adorno,1990:197,407)

阿多诺辩证法的否定性特质在于,它认为现实的生活关系以经济对象的形式构建自身,而辩证法则旨在祛除(经济)价值的超感世界所带来的魔障。“所有同一性都是可疑的”,因此辩证法拒绝将被物化的(经济)事物同一化。(Adorno,1990:145)。在物化中呈现的是作为经济事物与其价格之间关系的社会,这一表象恰恰是真实的。在马克思那里,作为“可感而超感”的商品概念意味着,辩证性内在矛盾之解决恰恰蕴含于矛盾本身之中。商品拜物教并未歪曲“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相反,商品拜物教就是“现实”社会关系本身,后者以资本的形式出现,而资本在此则是社会的自为主体。当经济形式统治了社会个体的存在方式,社会个体就受制于价格机制,隶属于价格机制并通过价格机制而行事。人们的存在方式与价格紧密结合,社会个体通过他们的钱包与社会发生关系。

经济力量的独立运动构建了现存社会再生产关系的“客观必然性”。在此“必然性”的统治下,“我们所创造的一切将可能反过来埋葬我们”(Adorno,2008:55)。阿多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旨在于对作为“可感而超感”之物的经济范畴进行祛魅,它认为经济范畴蕴含着现实生活关系的感性实践,后者是前者的构成性前提。感性实践存在于超感物之中并通过超感物而存在。超感物将社会个体作为他们所处社会关系的人格化来进行统治。当客观(经济)力量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当(经济)异化形式统治了生活世界,我们要做的不是以主体替代客体。相反,按照阿多诺的辩证理论(与马克思的辩证理论相似),我们应该以客体的形式来理解社会主体,因为这恰恰是主体的存在方式。正如离开了主体的客体就是虚无,离开了客体的主体亦是虚幻。对以经济对象为形式的社会的祛魅因此不仅是从个人偏好出发批判经济不受约束的强制性力量,而且还是“对于主体欺骗性的洞见,主体欺骗性将自身称为绝对”(Adorno,1990:186)。拜物教批判所要面对的问题并非主体的客体化,而是其物化形式。

以经济对象的颠倒形式呈现的社会是一个着了魔的社会,它由片面的经济量的变化所统治,这个着了魔的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其完全的抽象性。传统理论专注于对经济理论进行经验式分析。与此不同,批判理论通过否定“经济运行的整个领域”(Adorno,1990:197)而消解传统理论的教条。正如宗教批判并不基于上帝而批判上帝,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基于现实经济抽象而批判现实经济抽象,它相反是从内部探索经济概念,从而解释了呈现为价值形式(作为“自然”物)的现实生活关系(Adorno,1990:355)。这种价值表象作为被建构的社会自然恰恰是真实的:在其中,社会本质(Wesen)通过将人贬低为现实经济抽象运动的工具而构建自身,人从而沉沦于废墟之中。(Adorno,1990:167)

在一个着了魔的世界中,辩证法是一种理性的诡计。否定辩证法反映的是事物的错误状态。否定辩证法认为社会的概念“由于从属于自然法(即被预设为一种一成不变的自然),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Adorno,1990:355),所以我们必须在人类实践以及对实践的理解中寻找经济力量的理性解释。否定辩证法由此主张,经济对象性关系构建了颠倒了的社会关系的自然属性,它指认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概念化实践”(Schmit,1974:207)。

阿多诺

经济抽象与阶级

我在前文已经提到,阿多诺的批判理论认为以自为经济范畴为形式的社会是不可认知的。唯一可以被认知的是经济自我运动的“规律”,它以经济量及其他物之间的客观有效的交换关系作为运动形式(见Adorno,1976a:15)。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商品形式消失了,它反过来设立出一套抽象的经济逻辑,后者将消逝的社会主体构建为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体是一种价值主体,它形成于可获利的等价交换关系,本节将论述这一命题的内涵。

在阿多诺的论述中,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带来的是特定阶级为生存而作的斗争,这被体验为经济命运。“那种决定了人类生存命运的规律就是交换规律”(Adorno,1976b:80)。交换关系是等价交换的关系,在两个等价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差异。交换等价性完全是抽象的,因为它与被交换物的具体效用无关。“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Marx,1990:127-128,129)等价交换因此“意味着将产品还原为与它等价的交换物,还原为抽象物(与传统讨论不同,它是抽象的,无关质料)。(Adorno,1976b:80)价值等价性的基础必然是某种共同东西,但“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Marx,1990:139)。价值等价性表达了某种看不见的东西,它在性质上既不是神圣的,又不是自然的。然而,它却“统治了现实本身”(Adorno,1976b:80),它以货币的形式出现而变得可见,商品的交换价值由此以一定量的货币来表现。对货币形式而言,“交换价值的实现都是转瞬即逝的”(Marx,1973:209)。价值一旦采取了货币的形式,它必须被重复地设置,从而维持其“神秘的增值能力”(Marx,1990:255)——货币被投入到流通领域,为的是去获取更多的货币,这是由等价交换实现。这个“着了魔的”现实独立于“隶属于它的人类的意识”(Adorno,1976b:80),它来源于社会主体却又对社会主体具有优先性。抽象物在交换中获取看价值有效性,它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价值的有效性与人类需求的满足无关,货币确保了某物的价值有效性。“幻象统治了现实”(Adorno,1976b:80),因为“交换价值仅仅是一种意识结构,然而它却取代了使用价值决定着人们的需求”(Adorno,1976b:80)。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质“既是真实的,又是一种必要的幻觉。这种幻觉在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规律是假借人类之手完成的自然过程,它的有效性来源于生产关系的形式(Adorno,2008:118)。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是解开货币拜物教的关键。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通过参考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来阐释价值规律的社会建构性。用阿多诺的话说,“被交换统治的社会”蕴含了一种无质料的“抽象元素”(Adorno,2000:31,80)。事实上,被交换的是“平均必要劳动时间量”(Adorno,2000:31),这恰恰与马克思关于价值秘密的观点相似,它展现了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社会特质,即一种时间上抽象的普遍通约性。在此情形下,时间呈现为一种过程中的推动力,它无情地向前运动,仿佛是一种掌握了人类命运的自然动力。这种表象是真实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时间被本体论化了”(Adorno,1990:331)。这种被本体论化的时间是价值的时间,也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交换中的价值有效性都是不可见的,因此它们是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然而,价值的这种幽灵般的对象性却可以通过货币形式而变得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固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Marx,1990:202)。具体的劳动时间是否能成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在交换之后才能得知,且只有成为社会必要的,它才具有价值有效性。资本主义从而将一切都抽象为(抽象)时间,万物由此被夷平为同质之物,所以交换过程的抽象“并不是社会学家头脑中的抽象,而是社会本身的抽象”(Adorno,2000:32),这种抽象统治了现实。资本主义劳动时间表现为财富的某种抽象形式,表现为可获利的积累形式,表现为钱生(更多的)钱的形式。一切不可转化为利润的东西都将被埋葬。

资本主义交换关系将能生钱的交换预设为等价交换(M—M')。对此,我们不可被货币主体的炫目表象所迷惑,而应该否定这种表象(见Adorno,1971:203),这种表象的秘密在于“工人所消耗的劳动时间与其生活再生产需求之间的差额”(Adorno,2005:73)。换言之,能生钱的等价交换的神秘特质的秘密在于它将劳动力商品转化为创造更多劳动的剩余价值。为了获取更多的货币,资本家必须使劳动时间多于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时间。这一多出来的时间构成了剩余劳动时间,后者增加了社会财富,创造了剩余价值,是利润的基础。所以“剩余价值概念”是资本主义等价交换之神秘性的秘密所在(Adorno,1997:508)。阿多诺认为,这种等价交换关系奠基于阶级对抗关系,然而这种对抗性本质却在经济表象中消逝了(Adorno,1997:506)。

经济学理论将经济范畴视为真理的反映,它将(抽象)财富的利润积累视为一种社会必然。这种理论的错误包含了一种社会真理:无法获取利润将带来更大的危险。劳动力的卖方为了生计必须成功地将其劳动投入到另一个人的营利活动中。劳动的可盈利性是劳动者获取工资的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阶级斗争是十分残酷的。资本家通过之前对于他人剩余劳动的占有而购买今日的他人劳动力,在此过程中,买方为了盈利而购买劳动力,卖方则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所以,“社会并不是通过避免矛盾,而是通过利用矛盾而维持自身”(Adorno,1990:320)。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中发展出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事实上,劳动力的买卖预设了作为其基础的某种强制。在劳动的自由背后,为工资收入而作的斗争每天都会发生。对劳动力卖者而言,竞争并非某种抽象的经济规律。相反,它发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劳动市场中。

对于失业率的经济学计算并非没有道理,它清晰展现了出卖劳动力者的生活“悬挂于”剩余价值榨取的活动之上(Adorno,1990:320)。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内在于工人的概念。工人隶属于一定的财富体系,(在此体系下的)工人劳动的唯一用途就是创造剩余价值,而工人则以此得以生存。可感的活动不但消失于超感的经济世界中,而且还在其中出现——它表现为为了避免破产和维持生计而作的斗争。“社会运动”并非仅仅是“一开始就存在的斗争”(Adorno,1990:304),社会恰恰也“通过斗争而维持自身”(Adorno,1990:311)。因此,阶级斗争是一个错误的社会的客观必然性。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指出的不同,社会生产关系并不沿着“进步主义”的路线前进,它们前进所依赖的是再生产条件下利润的需求。工人阶级是为了生计,而非某种抽象理念而斗争。阶级斗争是一个完全否定性的范畴,它属于一个错误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整体是错误的”(Adorno,2005:50)。

灰暗世界中的光鲜面

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辩证法将国家视为社会主义转型的工具。在经济力量的魔障下,国家将经济范畴视为平衡阶级力量的手段,并试图将阶级平衡转化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范畴。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对象性是某种经济性的自然,所谓的社会建构性完全是依附于社会各方力量之平衡的偶然性。这种观点不啻为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它被阿多诺视为“抽象的否定性”(Adorno,2008:25)。“抽象的否定性”是一种外在批判,而阿多诺所做的是要“为了工人的利益”(Adorno,2008:25)而指出如何使社会变得正确。

阿多诺关于灰暗社会的否定辩证法拒斥社会的光鲜面,它绝不是一种政治学。否定辩证法是一种对于经济对象性社会关系的批判。我之前已然论述道,对阿多诺的批判理论而言,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非一种外在关系。社会批判理论的要义在于探索人类独特生活领域的“内在联系”(Marx,1990:102)。经济再生产即社会再生产,它发生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颠倒的总体性世界(Adorno,2008:47)。

另外,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指出,生产力并没有建构经济性自然。相反,它们构建了“凝固的关系,这种关系变成了自为的物化主体”(Adorno,2000:82)。由此,阿多诺拒斥正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作为一种超历史力量的)生产力和(特定历史性的)生产关系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它认为这种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且否定了“主体的自发性”(Adorno,1990:205)。因此,呈现为经济力量的对象不是某种普遍的经济性自然,而是以独立经济力量为形式的现实社会关系。经济抽象作为颠倒的社会关系而存在。

此之外,作为现实经济抽象对象的社会和作为生活世界之主体的社会反映了同一个现实。在此现实下,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个体并不具有一种不变的品性,即某种独立于他们而存在的东西。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阐释了以经济对象作为形式的概念化社会实践。经济性自然是一种社会的自然,它的现实性内在于其自身的社会条件。

最后,阿多诺关于经济对象性的否定辩证法提出了资本主义形式中的阶级理论。作为自为主体的独立经济力量必然会带来不独立的劳动力出卖者,后者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对阿多诺而言,阶级斗争并非一个实证性范畴,它属于一个“对主体充满敌意”的世界(Adorno,1990:167)。对阶级社会的批判指向的是无阶级的社会而不是“公平的”阶级社会。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并不是否定实践,而是对实践提出一些问题(Bonefeld,2015;Stoetzler,2012),进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审判。最终,“要废除饥饿就必须对生产关系作出改变”(Adorno,1976a:62)。

注释

①维尔纳·博内菲尔德任教于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系,最近出版的作品包括《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2014)和《来自明天的笔记》(2015),并与米夏埃尔·海因里希合编了《资本与批判》(2011)。日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秩序资本主义的作品;与此同时,他正在与贝弗利·贝斯特、克里斯·奥凯恩和尼尔·拉尔森合编三卷本的批判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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