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呼唤具有哲理高度的理论创新，也必将不断涌现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理论。东西方不同国家的发展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社会发展过程，西方率先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但并不能因此就说明现代化道路只有西方一种模式。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通过对东方国家的研究指出，具有现实性的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东方国家可以实现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离不开执政党的建设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自身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力和水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需要在回答实践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发展新学说、掌握新本领、开创新局面。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发展理论；唯物史观；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2期

实践是理论之源。历史反复证明，哪里存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功实践，哪里就会成为理论创新的热土、涌现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创新理论。能否以恰当的理论化方式去把握、提炼、表达实践中的理论，是理论创新实现与否的关键。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本质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了丰富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真正的奇迹，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1]可再一次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真理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科学思想内涵。

一、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社会发展过程

以法国为中心展开的18世纪启蒙运动深刻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形成，并因此成为西方现代性的真正开端和现代西方思想文化的直接起源。坚信历史进步是法国启蒙思想的主要遗产，[2](P291-299)这一观念在孔多塞的《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得到了集中表达。首先，孔多塞相信人类历史是一个在理性推动下不断进步的过程，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史表”，这种进步是人类理性能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既“都取决于此前各个时期所提供的结果”，也“影响着随之而来的各个时代的结果”。 [3](P2)其次，孔多塞乐观地相信这种进步是必然的、线性发展的，“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遏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这种进步所经历的行程可能或快或慢；但是，只要大地在宇宙的体系中仍将占有同样的地位……那么这种进步就绝不会倒退”。[3](P2)最后，孔多塞认为历史进步虽然有先后之别，但本质上是普遍的、每个民族都能达到的，通过文明在不同发展程度的民族间的传播，“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各民族和欧洲今天的民族之间，便形成了一条绵延不断的链索”。[3](P5)

现代社会主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继承了法国启蒙思想，其理论形态“起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4](P19)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社会主义的继承人，“是一个真正的启蒙运动的产儿”，[5](P134)唯物史观则构成了对法国启蒙思想理性进步观的彻底批判继承。关于当时率先在欧洲展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指出，这是一个客观的普遍的社会发展过程。所谓客观，意指现代化不是由人的理性，而是由不以人的理性或意志为转移的物质生产过程内在推动的，只要资本主义或者说现代的生产方式能够确立并可持续地运行，整体性的社会现代化变革就会或快或慢地得以实现。“整个历史的基础”不是任何意识的理论产物和形式，而是“现实的生产过程”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6](P544)社会的经济结构是社会其他结构的“现实基础”，“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P591-592)资本主义现代化就是这种客观的“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其结果就是旧的封建社会的灭亡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现代社会的诞生。[7](P31-33)所谓普遍，意指现代化不是专属某个或者某些地方的特殊过程，而是在任何客观的资本主义或现代的生产方式能够确立并可持续地运行的地方，都能发生的普遍过程。在1848年之前的“革命的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确认，原发于欧洲的现代化绝不是欧洲的特权，形成于欧洲的“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其他地区被卷入欧洲主导的这一现代化进程后，新的生产方式就会生根发芽，从而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变革，从物质生产到精神生产的各个方面都会变成世界性的、现代的。[7](P35)在马克思、恩格斯晚年，资本主义现代化开始进入所谓“帝国的年代”，欧美先发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日趋稳定和繁荣的状态，同时，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被裹挟进入欧美主导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被迫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晚年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都很关注非现代西方的古代社会、东方社会，其深层次的理论关切一方面在于探索东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和革命道路选择的具体性与不同于西方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在于验证和完善唯物史观所揭示之现代化理论的普遍适用性。

在“帝国的年代”及其之后“短暂的20世纪”，西方资产阶级面对宏大展开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努力以欧美现代化经验为原点建构“普世性”的现代化理论，发展出了不同的理论流派，并在不同阶段确立了不同的主导理论范式，如20世纪初期马克斯·韦伯的宗教比较范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20世纪7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的强政府理论等。这些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也是法国启蒙思想的继承人，但它们却无意继承启蒙思想家的历史进步论遗产，否定不同于西方的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地区有独立探索实现现代化的现实可能性，傲慢地认为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西方的特权或专利，非西方国家只有通过西方化的政治变革或意识形态变革才能实现现代化。对于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首先，我们要充分认识、客观评价它们对推进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积极意义；其次，必须高度关注、足够警惕隐含其中的意识形态，抵制或明或暗的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最后，则应当思考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为什么这些理论之前能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为许多后发国家理论界奉为经典甚至圭臬？答案并不复杂，就是因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成功之前，既有的非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西方化，从而不断验证并强化了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霸权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首先，动摇了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霸权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没有经历西方化的政治重组或意识形态重组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它的出现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的实践基础，使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曾经具有的科学性和吸引力变得不再那么确凿无疑和理所当然，从而证明这些理论并非关于一般现代化而是关于一种特殊的现代化即西方式现代化的主流理论；其次，又一次证明现代化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发展过程。就具体的现代化过程而言，西方式现代化走的是一种线性的“串联式”道路，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等依次发生，而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种结构化的“并联式”道路，各个领域的现代化在短短几十年间几乎同时发生了，但两者的历史起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从工业化开始的。这种“异中有同”再次证明，只要现代的生产方式能够确立并可持续地运行，建立在其上的各种上层建筑就会以或慢或快的方式发生变革，现代社会结构本身因而得以客观地被创造出来，现代化从而以具体的方式得以实现；最后，再次证明现代化是普遍的历史进程，从而极大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探寻符合自己民族国家实际的现代化道路的信心。历史如此悠久、规模如此巨大、发展基础如此薄弱的中国能够实现现代化吗？20世纪以来，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追问，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家们也在追问，而在后者内心深处，占世界人口近1/5的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很可怕的，因为这终将“威胁”西方近代以来占据的霸权地位。如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普遍性的现代化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从而极大振奋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信心，持续激励、助推它们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二、具有现实性的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密切关注“帝国的年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不平衡发展，认为经济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有可能走出一条新的非西方的社会发展道路或现代化道路，超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抵达社会主义。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他们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7](P8)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继续深入思考这一问题，一方面始终强调非西方的跨越式发展是有前提条件的，“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9](P457)另一方面认定非西方的跨越式发展将会是普遍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9](P459)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肯定了非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同时初步思考了这种非西方道路与西方道路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这两种不同道路之中蕴含普遍的不可超越的东西即现代的生产方式。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经过不懈努力，探索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预见是正确的。

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践迫使西方理论家不得不认真思考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问题。少数较为开明的西方理论家能够从现实出发，得出与马克思、恩格斯观点比较接近的认识。例如，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美国、苏联等推动工业化的国家最终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进入所谓“工业社会”。[10](P4-6)美国社会理论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一书中进一步提出，西欧、日本、苏联等会以与美国不完全相同的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进入所谓“后工业社会”，因为“后工业社会本身的特征说明，它们作为一些趋势正出现于所有的工业社会，至于它们确实出现，则取决于有关世界力量对比、‘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效分配财富的能力、大国间的紧张关系是否引发战争等许多经济与政治因素”。[11](P16)然而，冷战时期的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坚持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把美国式现代化奉为圭臬，客观上否定现代化道路的多种可能性。尽管这些主流现代化理论家“对于线性的历史演进会如何展开，是否存在着取代现代性的道路，存在着分歧，但是，没有人怀疑历史是有方向的，而在历史的尽头矗立着的，则是发达工业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仅如此，“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这些现代化理论家带着极大的热情，把他们的新社会科学用于帮助第三世界新独立的国家发展经济和促进政治”。[12](P89)在这个方面，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塔尔克特·帕森斯，因为当时的主流现代化理论正是建立在他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基础上的。帕森斯提出，任何社会系统结构都有四个功能“问题系统”或维度，即“维模”“整合”“达标”和“适应”，社会的“维模”子系统以价值为中心，“整合”子系统以制度规范为中心，“达标”子系统以政治组织及其功能为中心，经济子系统则负责“适应”。[13](P132-133)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什么会在西方取得成功？帕森斯认为，根本原因不在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经济基础即经济子系统，而在于上层建筑即其他三个子系统，“在西方社会，各种各样的制度的和文化的特性，通过积极的推动和排除似乎大多数前工业化类型的宗教组织以及政治组织都固有的障碍，使得这种结构分化过程比之在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和更深远”。[13](P84)也就是说，帕森斯认为，第一，先有了西方式制度环境，然后才有了西方式经济发展、现代化；第二，发展中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的原因不在于经济过程，而在于制度环境不具备不完善；第三，发展中国家只有首先通过西方化建立西方式制度环境，才能最终实现现代化，在此意义上，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化。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随之遽然终止。这一事件让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家喜不自禁，因为他们自我强化了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呓语居然成为了现实。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迫不及待地用一整本书重复了他在1988年提出的一个假说，力证历史的终结。诚如福山后来明确指出的那样，“历史的终结是一种现代化理论，它关注的问题是现代化过程最终将通向何处”，[12](P348)他确信，在历史终结后矗立的是美国式自由民主，因为“历史进程依赖于合理的欲望和理性的承认这两大支柱，而现代自由民主是最能以某种平衡来满足这两个方面的政治体制”。[12](P345)也就是说，福山再一次重复了冷战时期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立场，认为成功的现代化道路是唯一的且西方式的。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显然是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家尤其是福山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一成功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挫败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以不同的方式瓦解了“历史终结论”的现实根基，从而迫使福山在2022年3月30日接受英国《新政治家》杂志专访时，不得不承认“历史终结论”或将终结。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化道路的科学观点，即具有现实性的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得到了新的、令世人信服的证明。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证明现代化是一个由现代的生产方式、工业化内在推动的系统过程、有机整体，涉及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教育普及、思想观念变革等众多层面。现代化进程一旦可持续地展开，就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自主进行下去，人们无法随意选择。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中国特色，证明现代化不是单数是复数，是一个个具体的系统过程。现代化总是在具体的民族国家环境中发生、发展的，因此，“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1]与西方式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特殊性。一是实现的政治制度环境不同。西方式现代化是在西方政治制度传统中发生的，其根本特征是多党制和选举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制度环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其本质特征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二是实现的时间和进度不同。西方式现代化是原发的、经过几百年时间自然发生发展起来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后发的、被迫被动开展的，“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1]三是价值取向不同。西方式现代化是遵循资本逻辑、利润驱动的现代化，只关注掌握资本的少数人，只讲利润最大化，不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遵循人民逻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讲求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努力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实现的路径不同。西方式现代化道路充满了暴力和掠夺：在国内，牺牲、压榨底层民众的利益；在国外，通过殖民地、战争等形式掠夺他国民众；对自然，无止境的索取和破坏，屡屡引发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是和谐合作的：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在国外，中国从没有发动过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殖民侵略和战争；对自然，坚持和谐共生，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五是最终结果的不同。西方式现代化最终巩固的是少数资本家、少数发达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结果则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4](P23-24)

三、执政党的建设水平是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资本主义现代化造就了现代阶级和阶级对立，而阶级对立正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9](P232)因此，“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15](P249)在1847年领导创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就坚持认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16](P578)列宁坚持并捍卫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解答了如何建设一个战斗的党、革命的党的问题，并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列宁逝世后，苏联共产党领导苏联人民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以自身的榜样指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建设中均取得长足的进步。这些巨大成就迫使西方理论家去观察、思考、总结，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由此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提出他的政治秩序论，认为政党是现代化道路中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的程度”，只有强大的政党才能塑造国家的政治秩序，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那些在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被认为达到政治高度稳定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至少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7](P377)

列宁（1870-1924）

20世纪60年代末期作为亨廷顿考察对象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其中不少是社会主义国家。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状况如何呢？能够抵御各种国际国内危机、保持政党稳定和国家稳定的只是部分，能够成功避开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陷阱、达到基本现代化水平的为数更少，能够突破西方式现代化旧道路、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新选择的唯有中国！为什么只有中国做到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锚定奋斗目标行稳致远，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一以贯之，一代一代地接力推进，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党的领导激发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动力，我们党勇于改革创新，不断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党的领导凝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我们党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充分激发全体人民的主人翁精神。”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这个伟大工程就是我们党正在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身必须始终过硬”。[18](P13)

如果我们把前述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看作一场汽车拉力赛，那么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选手都是新手，但所有的新手都有一张旧地图，知道大致的方向和道路。照理说，按图索骥，迟早都能抵达，但事实上最终抵达胜利终点的只是个别。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再次说明：历史规律的决定性是通过历史主体的选择性来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主体的质量与水平就变得非常关键。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只有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荣兴盛；否则就会偏离航向、丧失灵魂，甚至犯颠覆性错误。” [1]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8](P48)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有效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将中国式现代化从胜利推向胜利，关键在于其高度重视自身建设，不断提升自身作为历史选择主体的能力和水平。一是加强党的政治建设，通过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保证党员站稳人民立场、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牢固确立“两个维护”政治自觉，确保党始终成为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二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通过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18](P74)三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并且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18](P50-51)四是加强作风建设，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使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19](P368)五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18](P52)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总之，通过持之以恒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确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方向，确保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发展自信心，集聚起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14](P26-27)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

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关注度最高的主题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术界深刻认识到，这一创新性理论与实践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性超越，具有真正的世界历史意义，因为它“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是中国为当代世界现代化思想所作出的原创性贡献。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未来还有更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等待我们去领略。根据经济、社会、知识和环境等领域的发展质量和水平，人们把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又划分为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初等发达国家三个等级。基于我国正处于初等发达阶段这一基本历史定位，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作出了两步走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4](P24)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不过是“始信峰”，更伟大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更在此山后，等待人们去创造、去发现、去总结。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所处之世界正在加速演进，前方还有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和新机遇等待我们去迎接。中国式现代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艰难发展起来的，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原有之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且来到了一个许多局中人不甘被历史抛下、竭力以各种方式遏制历史前进的微妙关头。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同时，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14](P26)对中国式现代化来说，这意味着原本熟悉的栈道都走完了，接下来的将是无人的荒野，其间甚至会遭遇豺狼虎豹，需要我们在随机应变中规划新路线、启用新装备、跑出新速度。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所立之中国也在闯关夺隘中向上攀越，以后还有更复杂更艰难的局面需要我们去破解。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1]此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不断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取得巨大成就。随着这场社会变革不断走向深入，我们已经来到深水区、跃上高海拔，“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党的建设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14](P26)在这种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时期，问题的解决已经从一般的普通外科手术变成了复杂的心脏外科手术，需要更精确的诊断、更精湛的技术、更精密的器械、更精细的方案，而在成功施行手术、解除患者病痛后，我们也就验证了新学说、掌握了新本领、开创了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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