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与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

刘怀玉

本文来源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摘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中国道路，不仅彰显了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从其实践路径的具体再现来看，也显现出从“革命的”空间突围到“建设的”空间探索到“发展的”空间建构再到“复兴的”空间创造的独特空间辩证法逻辑。一部百年党史、七十余年新中国史可谓“应变局造格局”的历史，逻辑理路上不断变奏上升的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其每个特定时期的空间布局或战略选择情境，都与外在“变局”相关。因此，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创造内在的具有开放性和应变性意涵。从“中心-边缘化”世界大变局到“两极化”世界大变局到“单极化”世界大变局再到“多极化”世界新变局，这一过程与中国道路的历史空间变奏相互层叠，体现出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从“被动卷入”到“打破樊篱”到“主动参与”再到“引领新局”的另一逻辑内涵。这表明，道路自信的认识和实践也内嵌于中国与世界的空间交织及复杂变化进程之中，中国道路在深受世界变局影响的同时，也正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格局的新变迁。

关键词：百年大变局；中国道路；道路自信；中国共产党；空间辩证法

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中国在探寻现代发展道路时创造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国道路不仅符合客观历史发展规律，体现深刻的历史辩证法，从其实践路径的具体再现来看，也显现空间辩证法的独特逻辑，二者相互统一。换句话说，以纵向来看，中国道路的形成发展总是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的；以横向来看，在其形成发展的每个阶段，依据历史条件和主要问题的不同，形成了差别化的空间布局和不同的空间策略。一部百年党史、七十余年新中国史可谓“应变局造格局”的历史。总之，空间辩证法蕴含于中国道路的总体探寻与发展过程之中，以道路进程不同阶段的具体空间表现形式为情境，指认空间不断变奏上升的逻辑理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之独特创造性蕴含于内外两个交织的场域。中国道路的探寻发展在特定历史时期作出不同的空间布局或战略选择，都与当时的世界大变局或“外来”发展道路密切联系：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时期寻求民族独立生存的“革命的”空间突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探寻社会主义“建设的”空间探索，到改革开放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发展的”空间建构，再到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后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空间创造，这一过程与西欧现代性席卷全球的“中心-边缘化”世界变局、美苏冷战为基调的“两极化”世界变局、美国为唯一资本主义中心国趋势的“单极化”世界变局以及正在凸显演变的“多极化”世界变局历史动态关联，相互影响。可以说，只有在世界大变局的历史空间变奏中，才能生动而深刻地理解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创造也始终不是封闭的自我生成，而内在具有开放性和应变性。本文即是基于这种开放性和应变性意涵的考量，以建党百年历史为主线，揭示中国在多次世界大变局中结合外在因素与自身发展情境所实践创造出的、阶段性转化提升的空间辩证法形态。中国道路空间辩证法的总体转化提升，同时也意味着中国道路的空间构筑与空间策略越发能够积极主动地面对当前世界新变局。站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时代交汇点，也可看作中国道路从“何来”到“何去”的关键转折点，“道路自信”的历史印记和印证更需要在世界与中国、宏观与微观空间内在层叠变奏中得到更为深刻的阐发。

一、“中心-边缘化”世界大变局与道路求索之“革命的”空间突围

（一）以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向全球扩张的世界大变局

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中心-边缘化”世界大变局的起点。恩格斯认为：“从中世纪末期以来，历史就在促使欧洲形成各个大的民族国家。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1]基于欧洲传统城市中市民阶层对资本发展的诉求，资本随着货币经济的兴起脱离封建地产关系，导致生产劳动环节和商品流通环节相分离，出现专门从事商业劳动的特殊阶级。他们到各处从事贸易活动，促成世界地理大发现和新航线的开通，并迫切要求在国内形成统一的市场和制度。随着工厂制和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生产聚集化，城市在地域上吞并农村，形成初具规模的工业和商业城市。而城市间的商业往来史无前例地紧凑打破了地域局限，使中世纪西欧封建割据格局解除，从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的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新贵族逐渐操控国家机器，使其阶级意志上升为民族国家意识。以国家为一体化单位的西欧资本主义不断经由新航路打开世界贸易新区域，开拓殖民地，使全球处于其支配之下。

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完成向帝国主义转变，进而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在列宁看来，大工业化生产的竞争和集中化使工业发展越发在地域上形成大规模聚集，从而走向垄断[2]585。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这种垄断的极端化。以国家为单位，垄断资本主义开始用“资本输出”到落后国家的方式处理“过剩资本”，致使“落后国家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2]627。帝国主义推动下的世界体系由此完成“中心-边缘化”的空间秩序建构。其特征是形成“中心”对“边缘”的稳固霸权，强行建构起边缘国依靠中心国生存，中心国依靠剥削边缘国发展的世界体系。西欧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不断通过战争和暴力来使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成为依附性的“边缘”。“当外围损害了这些经济或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动力中心——往往回报以惩罚性措施，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用军事干涉。”[3]因此，直到二战结束，“中心-边缘化”世界大变局的主旋律是西方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形象”强行创造不平衡发展体系的世界。

（二）近代中国被迫卷入“中心-边缘化”世界大变局

鸦片战争后，曾在历史上领先于世界的中国文明被迫卷入这场世界变局中。晚清时的中国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模式席卷全球的格式化进程中，被强制割裂吸收为附庸于西欧中心国家的“边缘空间”，构成“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4]。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表明中国人民期望在西欧列强争夺“边缘空间”的世界变局中，寻求“破局”新出路的迫切要求。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试图移植西欧的生产、制度和思想，融入民族国家体系以化解中国困局。但这本质上是期望从“边缘”上升到“中心”或“半边缘”的尝试，是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寻求突破的道路。由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中心”对“边缘”绝对剥削的稳固地位，其结果只能是在不平衡体系中越陷越深。

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将中心国对边缘国的支配权力合法化到制度性之中，“使支配存在于制度之中并通过制度展现出来”[5]，进一步维护和延续中心-边缘格局。杜亚泉在战后警觉：“凡立国于地球之上者，决不能不受此大改革之影响。”[6]一战本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和霸占边缘空间，建构“中心-边缘化”稳固世界秩序的战争。如果说一战前“尽管中国决心加入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新体系，但是中国对世界新秩序和西方社会的认识却是相当模糊，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7]，那么巴黎和会则使中国认清了帝国主义主导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霸权主义本色，促使大多数中国人产生必须从资本主义统治中挣脱出来，寻找新道路的觉悟。

（三）在世界大变局中求生存的革命空间实践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突破“中心-边缘化”格局提供了新选项，“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中国在近代寻求破局、创造格局的最佳选择。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从思想开化的角度奠基了这次新道路探索。这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无产阶级为核心武装革命反抗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从理论上形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批判，因而能够跳出中心-边缘化资本发展怪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这种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全部凝结。党在成立初期反思了囿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寻求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局限性。首先，一战欧洲列强间的深刻矛盾已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严重的经济和阶级危机，以及列强正向全世界推行霸权转移这种危机。启蒙神话倾于崩坏。因此“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8]741。其次，太平洋会议表明资本主义列强迫于转移危机，已“把野心集注到东半球来”，以虚假面目来搜刮压榨中国无产阶级供给他们的利益[8]747。再次，为避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沦为“空壳”，就只能依靠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的觉醒和斗争，“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8]745。经此深刻反省，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世界大变局中求生存的革命实践就此展开。

在党刚开始领导武装斗争时，走俄国革命道路就是对俄国革命地理学的空间化复制，照抄照搬通过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完成民主革命的“城市中心论”道路。俄国革命的城乡背景是19世纪中期后沙皇政府推行发展大工业和城市化的现代化改革，而“大工业中心的巨大增长和许多新的中心的形成，是改革后时代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9]。十月革命前夕的俄国城乡关系更多是在经济自由贸易基础上形成的，其大城市具有和资本主义城市相似的特质：无产阶级大量聚集、城市阶级分化严重、城乡关系极端对立，为俄共在城市组织工人阶级发动革命创造了条件，从而验证了“共产主义运动决不会起源于农村，而总是起源于城市”[10]的论断。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农村封建经济相比资本主义工厂制经济而言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城市工业化程度、人口数量和城乡矛盾并未能构成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联合的相当规模：“在半殖民地，城市虽带着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制乡村，因为城市太小，乡村太大，广大的人力物力在乡村不在城市。”[11]近代中国革命地理条件与十月革命的巨大差别导致“城市中心论”空间移植的失败，以中心城市为目标的武装起义和冒险主义都遭到挫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2]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对俄国革命道路的反思和秋收起义部队进军农村的实践奠基，转变“城市中心论”形成“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土地换时间的战略坚定了抗战胜利信心，在全面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革命重心又转向“解放城市”以夺取全国政权，总体形成了从城市到农村，再从农村到城市的转换上升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及其空间策略的创新运用，体现了中国在宏观世界变局中求“突破”，与在微观革命地理实践中求“变通”相结合的双重空间层叠递进。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的灵活运用和革命道路胜利的地理战术探索，既实现了在以战争为主题的世界大变局中“站起来”的愿望，又以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胜利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点燃“星星之火”。俄国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胜利，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在资本主义血腥构筑起来的“中心-边缘化”世界体系中实现突破的巨大威力。

二、“两极化”世界大变局与道路诉求之“建设的”空间探索

（一）美苏冷战的“两极化”世界大变局

二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被削弱，结束了17世纪以来稳固的世界中心地位。美国则占领了资本主义发展体系的高地。此外，苏联社会主义以巨大代价取得了二战胜利，发展势头强劲。斯大林修正了列宁关于“在苏俄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后，其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就会相继爆发革命，最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13]的构想，认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将长期存在，从而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阵营：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阵营”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即宗主国及其殖民地。斯大林认为二战后“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瓦解，形成了“两个平行的也是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世界市场”[14]23。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由于其生产结构内在矛盾性，会不断地引发总危机随之衰落，并逐渐被社会主义的市场体系所取代[14]25-28。这之前，两种经济体系是并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需要联合应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为避免“通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道路”[15]，美苏形成了“双强”之间的制衡，分别代表两个阵营左右世界格局。雅尔塔会议后，美苏双方商洽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可以说，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已经转变为一个世界中两种体系并存和竞争的新世界格局。在雅尔塔秩序下，美国变本加厉推行霸权以削弱苏联势力（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同时也作为刺激苏联推行强权政治的外部因素，使其逐渐脱离社会主义性质。总之，在以冷战为基调的“两极化”世界格局中，两种极端不稳定的空间割据对抗实际上意味着矛盾的扩大化和规模化。而笼罩在两大主要对抗势力中的国家或地区实质上处于不平等的附庸地位。

（二）新中国在“两极世界格局”中无可选择地站队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实现了从被迫卷入“中心-边缘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挣脱出来的历史性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两极化”世界变局愈演愈烈，要求新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作出鲜明站队。结合中国革命道路取得胜利的伟大经验，新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与美国决裂，并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建设的孤立、封锁和威胁。中国还被迫卷入到与美国直接对抗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安定发展环境，提升了中国的世界地位，使中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中仅次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另一个结果是能在苏联的帮助下探索如何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毛泽东提出，“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16]。苏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经验，就是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计划性优势，集中力量发展城市重工业。这时，中国的大城市还遗留有原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原有大城市既是封建制度下压制盘剥农村腹地的绝对政治权力中心，又是帝国主义倾销商品所主导的消费空间。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和发展民生经济，中国需要走苏联建设道路来改变这种城市性质，推进工业化提升产业能力。苏联“高积累”型工业化道路为新中国的经济复苏提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有助于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

（三）在世界大变局中谋建设的空间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关系的空间布局是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探索。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的城市”，将城市空间集中转变为生产力的载体。后来党中央又确定了“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的方针，学习苏联重点建设城市。毛泽东着重提出，“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是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17]强调“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18]，也必须看到农业生产对发展工业的基础作用。这表明“城乡兼顾”的空间策略：既要走苏联重工业建设道路，又要调整城市发展方向为农村地区服务以减小城乡差别。然而，以“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进行工业建设，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进行农业生产”为背景的“工农一体化”尝试，建立在总体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尤其受制于城市工业原料的获取和城市人口的生活供应，不得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和户籍管制等相关政策，导致在城乡关系上还是形成了相互隔离和不平衡的二元化结构。

区域均衡发展战略进一步从空间布局上体现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就在于“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19]。20世纪60年代前期，新中国在两极格局下无可选择地站队面临着新的问题，即苏联霸权开始危及中国主权，中苏关系全面恶化。毛泽东重新反思世界格局，发展“中间地带论”形成“三个世界论”，将中国定位为第三世界国家，并支持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反对美苏两个第一世界国家的霸权。就此也激起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反思，决心挣脱美苏争霸的藩篱，开辟自身道路。为实现大工业在东西部尽可能平衡地分布，同时也为应对苏联和西方国家对东部沿海的威胁，毛泽东指出：“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20]区域均衡发展战略在危机四伏的“两极”世界格局中对沿海带动内地、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过度估计了战争发生的风险，使沿海工业优势未能发挥，中西部工业化建设未能找到发展优势，布展相对平均化使总体生产力发展目标有所忽视。

可以说，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探寻基于“三个世界”对世界“两极”矛盾格局的把握，经历了从“以苏为师”到“自我探索”的灵活视野转变。毛泽东指出“照抄”不是长久之计，“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21]。这种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初探索，反映为重点发展工业的同时所展开的“城乡兼顾”和“区域发展均衡化”空间尝试。当然，道路探索具有其曲折性，“大跃进”和“文革”重大失误使社会主义建设几近停滞，同时也为今后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教训。属于中国独特而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仍需走向发展。

三、“单极化”世界大变局与道路摸索之“发展的”空间建构

（一）美国趋向于一家独大的“单极化”世界大变局

在苏联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过程中，苏共领导下的苏联由于历史积弊严重，治理手段落后，加上主观判断失误，引发深刻的社会危机，最终败北。随着苏联解体，“后冷战”世界格局呈现新变动趋势。资本主义阵营取得胜利使“历史终结论”流行一时，美国作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失去了有效制衡，在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政治等基础力量方面都具有决定性优势[22]。以美国为唯一霸权国的世界变局趋势明显。美国在全球积极兑现其权力极大化的野心，推行北约东扩，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绝对的“中心”，美国不断干预和引导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进行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使其转为全面依赖美国的边缘国家。总之，“单极化”变局的主旋律是美国在不断地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经济目标干预世界。

相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欧洲“中心-边缘化”世界变局，美国单一中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在推行霸权的方式上有所不同。有学者认为，“后冷战”世界格局变迁意味着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开始取代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23]。苏联解体后，除了少数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越南、古巴、朝鲜、老挝等还在寻求社会主义发展的自身道路，其余国家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几乎都受到资本主义体系的席卷冲击。并且美国仍不断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和意识形态施压，如主导世贸组织（WTO）对中国恢复创始会员国资格设卡刁难；对中国、越南、古巴进行所谓人权和民主干预；延续冷战时期的楔子战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24]等。尤其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的革新，为其搭建了一个高效快速的经济全球化传导平台，使其作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不断加深和加速霸权意志的全球渗透。

（二）在“单极化”世界变局趋势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中苏关系恶化后，两国从意识形态论战发展为军事性对抗（如“珍宝岛冲突”）。直到1977年中共新领导层形成后，“两极化”变局下充斥着霸权主义和潜在战争风险的国际环境依然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改革开放初期世界局势并不和平，但由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如果能迅速发展起来，就可以最大程度上牵制苏联，所以还是能够赢得一些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美国就尤为希望借助中国的发展牵制扩张势头强烈的苏联。这也是中美在1979年建交的重要契机。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25]105围绕“发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意味着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5]373。只有发展的问题才是应对国际潜在战争危机和建设自身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

邓小平在1980年指出：“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26]285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中国在国际关系上积极营造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益的外部空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反霸权主义政策。1985年邓小平再次评估世界变局，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25]127在中苏美“三角钳制”的近十年中（1978—1988），中国积极争取外部援助，打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局面。随着苏联解体，冷战时期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利益。以美国为唯一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所带动的世界市场一体化，打破了“平行世界市场论”。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要进一步发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在这种现实中学会利用市场经济、驾驭资本增长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

（三）在世界大变局中求发展的空间实践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意味着中国开始从被动转向能动和主动地面向世界变局，建构自己的发展空间。“对内改革”的空间建构集中于城乡发展布局决策。农村改革首先打开局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农业生产积极性。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和取消统购统销，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促进了城市建设和城乡市场的统一。“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强工农联盟的问题。”[26]为了避免商品经济带来的城乡矛盾和失衡，党中央积极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倾斜农村和村民委员会基层政权建设，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促进城乡均衡。但这种均衡后期由于农村改革停滞，又朝失衡趋势发展。而城乡“再均衡”布展的时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单极化”变局趋势中，许多亚洲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等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庸，由于过度依赖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引发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也波及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对此，党中央作出着力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内需的战略部署。胡锦涛提出“五个统筹”发展要求，把城乡统筹发展放在第一位，并将城乡关系重点总结为“两个趋向”，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27]。这在空间上加强了以农业现代化发展为重心转移的“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

“对外开放”的自主开创性体现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空间策略中。“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25]155为了摆脱贫穷、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东部沿海地区需发挥区位和地理优势，以提高经济效率和提升总体生产力。因而中国开始由各地均衡发展战略转向重点发展东部沿海战略。邓小平强调“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25]224。对外而言，设立经济特区向外开放进出口；对内而言，沿海带动内地发展，协调互助，形成更有效率的双循环地理驱动。1988年，邓小平基于十年改革开放经验，提出动态梯度化的“两个大局”发展战略，在毛泽东“沿海-内地协调”发展思想基础上，为我国经济地理格局勾勒蓝图。第一个大局是要让内地服从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加快对外开放先发展起来；第二个大局是“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28]。“两个大局”呈现从“先后”到“总体”的空间发展变奏。“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解决的是先将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调动起来的问题；第二个大局是在生产力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再平衡区域发展水平、逐步总体均衡化发展的问题。在临近世纪之交的几年，面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压制，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战略，对稳定外部局势和集中精力发展国内经济起到了关键作用。进入21世纪，江泽民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着力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这是对第二个大局的必然实践。胡锦涛提出“五个统筹”发展理念，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次年又阐述了“四轮驱动”区域发展战略，梯度推进和实践“两个大局”的长期指导方针。

应当说，从“两极化”世界格局到“单极化”世界变局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相对和平的外部空间中把握住了发展机遇。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道路的发展空间建构体现于以农村和农业为中心的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前者展现出从“城乡二元化失衡”到“城乡恢复均衡”再到“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变化；后者则体现从“区域均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发展”再到“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变局。正是通过“发展的”空间建构，城乡协调共进和内外区域双循环的空间布展使中国与世界逐渐交融、命运相连，同时，区别于直接加入“中心-边缘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在通过空间上升变奏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与世界各国形成相互联系、互惠互利、相互发展的基本态势，避免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依赖于某个或某几个国家。

四、“多极化”世界新变局与道路谋求之“复兴的”空间创造

（一）“单极化”趋势式微下的“多极化”世界新变局

“单极化”世界变局进行时，其他国家也在迅速发展，并逐渐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世界“多极化”演变趋势。西欧及日本在战后经济重建时期养成对美国的依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倾向于“搭便车”以坐享其成[29]，逐渐发展为游离于“单极化”和“多极化”之间的力量；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国的快速成长则构成潜在的世界“多极化”力量。直到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直接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自身实力相对滑落的同时，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也进一步下降。美国虽然在霸权维护的焦虑下即时性地遏制其假想竞争对手，特别是将中国作为其战略东移的主要承压者，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战略资源来制衡中国的发展[30]，但随着“多极化”力量增强的不可阻挡和美国“单极”“中心”地位的相对削弱，有学者认为，“单极时刻”的短暂性在21世纪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及其对美国绝对霸权的冲击下体现出来，一种新的“多极化”体系开始形成[31]。金融危机虽未根本上动摇美国的霸主地位，但由此可窥见其“单极化”霸权的阶段性衰落迹象。

“美国道路”无疑是遵循资本逻辑，主张彻底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从古典自由主义下经济大萧条到凯恩斯主义，又由20世纪70年代滞涨危机转向新自由主义，再到次贷危机面临制度调整，美国通过不断改良资本主义制度应对周期性经济危机，实质上改变不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剥削、寄生和不平衡发展本性。后金融危机时期的美国，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奥巴马政府推出一系列贸易保护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特朗普上台后明显增加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而“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32]，为的是规避外来竞争和实现对其他国家的工业垄断提供屏障，加剧全球化的发展不平衡，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走向：只有保住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才能持续剥削和主导他国的经济政治实现霸权。近来，全球多国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美国以邻为壑、推卸责任，并在保证资本家利润最大化还是保障工人阶级生命安全的问题上优先选择前者，再次展示了其极端化价值取向。可以说，美国种种“逆全球化”行径都印证了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际影响力衰弱和世界经济主导力下滑的事实。

（二）中国积极构成“多极化”世界格局转变的要素

随着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化”趋势式微，世界格局正在朝“多极化”转变，世界秩序也将再度面临重塑。在屡次世界大变局不断影响中国道路的同时，中国道路也改变着世界。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33]428。其中“变”是对外部宏观空间的把握，不变的是中国道路持续发展的日新月异。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道路迈向新阶段。从横向视角看这一阶段，世界“单极化”向“多极化”转变的空间与新时代中国道路的空间相互重叠。而“逆全球化”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衰退趋势不可阻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比较而言越走越宽广。这使得中国在承受巨大战略压力的同时，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好时期。在危机与机遇并存的世界新变局趋向中，新时代中国道路的空间创造更加主动和具有活力。

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将中国卷入全球分工体系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话语权的重心首次向非西方世界和非资本主义经济体转移。中国道路正从两个主要方面深刻影响世界。一是中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而与资本主义道路存在本质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屡次导致全球性经济政治危机，由其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不平衡发展模式体现自私、剥削和霸权本性。社会主义在发展的历史辩证法上是超越资本主义的阶段，从批判性维度代表了与其“丛林法则”和“修昔底德陷阱”相对的价值取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这一点的深刻体现。构想和创造人类文明新空间，就是要打破资本按照自己的模样所创造的旧空间。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既验证了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34]，又向世界彰显了社会主义道路下重点控制疫情，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实践。二是中国道路不是移植的和教条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是结合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断地自我空间创造中提炼、扬弃和生成的发展道路。中国道路摒弃了苏联道路的霸权主义转向。“一带一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实践角度推进“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下的“去中心化”经济体系建构，打破“中国威胁论”和“中国中心秩序论”，主动谋求共创突破“西方经验”或“美式经济全球化”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困境的新型文明路径。

（三）“在世界大变局中谋复兴”的空间实践

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解决发展问题的核心之一依然是处理好城乡关系问题，尤其是农村发展的短板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关系改革虽已使城乡一体化取得一定成效，但依旧存在城乡间环境和收入差距大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更注重促进城乡关系发展在“城乡融合”上的空间布局。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35]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城市群”和“现代化都市圈”发展规划，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融中心城区、周边郊区、边远乡村地区于一体的区域共同体。可以说，这是在承接以农业现代化为重心的城乡协调发展基础上，推进创造了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城乡融合发展”空间格局。

以“城乡融合发展”规划的空间为联结载体，中国共产党在“两个大局”构想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上从“四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推进到“三群两带”和以“一带一路”为引领的西部大开发空间新实践。在构筑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黄河生态带，推进区域非均衡效率增长优先的同时，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结点作用，加大西部开放力度，建设优势产业，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梯度化转移，“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不能长的很长、短的很短”[36]。区域发展总布局由“板块化”向纵横经济轴带开发，可以看作立体化多层级区域协调发展的空间创造升级。也就是说，在更注重区域发展特长优化，保持高效聚集和合理流动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沿海-内陆”经济大循环，深度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模式。

“多极化”世界变局新趋向正在给中国道路带来新契机。中国道路进入新时代以来，秉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不断从纵深的角度全面推进“发展的”空间建构，即从“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到“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两个大局”构想推进“四大板块”与纵横经济轴带相对接的立体化区域协调发展，全面激活“沿海-内陆”均衡互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和“一带一路”新实践正在为推进构筑人类文明新空间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应当说，新时代的空间创造已经同道路自信内在契合，正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新格局的变迁。

五、结论：道路自信深嵌于“应百年变局寻求复兴之路”的空间创造之中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3]12道路自信深嵌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空间创造与世界大变局的动态交错之中，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揭示了世界发展场域与自我发展场域相互交织与重构的多重空间转化过程，解释中国道路探寻在百年世界变局中经历“被动卷入-打破藩篱-主动参与-引领新局”的辩证逻辑；同时道路自信也内在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灵活判断历次世界变局的形势与机遇，所历经的“革命的-建设的-发展的-复兴的”空间变奏提升过程之中。后者在更具体的空间尺度，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在结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自身情况的基础上，对城乡关系空间布局和区域发展空间策略的建构及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空间创造本质上区别于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空间视野，在不断驾驭资本为我所用的努力中越发纯熟地实践、延续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间蓝图。中国道路的空间辩证法演绎“道路自信”从何而来的同时，也内在预设了中国道路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新时代中国道路必将着眼于更加开放场域的视野，从国内不断上升重构的空间更加紧密地联系和影响国际秩序重组，在越发显性的新世界大变局中开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相互尊重、协同共治、合作共赢的世界格局新样态。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