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生产（节选）

本文选自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生产运动》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 著

李乾坤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最根本上，人的精神是大地之上最本真和最真实的原初产品，它将所有生产的材料(den Stoff aller Production)不断地占有，并将其不断地构造为(gestaltet)新的材料。内在的劳动（die innere Arbeit)本质上是创造性的，既包括艺术和科学的作品，也包括发明和操作(Erfindung und Operation)的全部流程，它们在农业、行业(Gewerbfleiβ)[1]和商业的领域决定了财富的产生。单纯这一内在活动的目的或者直接地——在观念的发展中，在对意见、情绪、感觉，对思想和概念的描述中——指向精神财富的产生，或者直接指向物质的财富和享受。因此人类创造的一个不可分的过程就被描述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两方面，从而运动规律的两个方面也必须被证明。

只有在发展的更高阶段上，精神才了解它的历史，并在它时代的现象和运动的联系中提出需要。谁能够数得清，人类，每一个个别的群众，还要再过多少年这样一种迷迷糊糊浑浑噩噩的生活？但是正如一个老翁再次更为清晰地回忆起他的童年状态，一颗在种子状态中就朝着目的前进的大树将其根系不断更深地扎向黑土；更加成熟的大众也会更深地走入他们自身昏暗的历史之中，故而每一种后来的状态都阐释了一个更久远的过去。也如地理学，其对处于其当前性质的地壳的进一步观察，已经在其形成的当前阶段中提供了关于地球自然历史更早阶段的多方面提示和说明，统计学以其连续的发现和比较，也即对处于当前性质的社会状况的更仔细的观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类生活的过去的更多说明。认识这些社会关系(socialen Verhältnisse)是如何在同一时间内并存的，从最野蛮的黑人到欧洲文明最外在的分支，这一类的阶梯性发展，我们还可以按时间顺序在个别民族更多的历史时期中发现。物质世界里没有任何东西会消亡；精神的世界也被这一规律统治，即在生活中有意义的关系不会消失，而是被把握，并因此变成持存的精神财产。

一片有人民居住的土地，就拥有了它肉体的内容，也就成为一个渗透了民族精神的民族身体，这两者统一为一个活生生的整体，相互决定、规定。在更为野蛮的民族那里，人民精神对自然的依赖性(Naturabhängigkeit)也就更强，它要在同外在自然更为长久的斗争中才可以形成对自己力量的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为了共同目的的社会共同活动(geselligen Wirken)，来自对旧有的昏昏沉沉的装置(Anlagen)和能力的多方面教化。正如孩子和母亲是同一的一样，也正如后来孩子不会再作为母亲肉体的一部分，受到母亲乳液的哺育，而只有渐渐地成长为那种独立性一样，在这一阶段，依靠他所拥有的自由的爱，他同时进行统治又被统治，同时在给予又获得；人民也以不同的程度争取离开他的母亲般的土地，不是通过挣断他与之结合在一起的紧密纽带，而是通过纺出纤细而丰富得多的纤维。按照这种独立性和自由的程度，我们可以发现遵循不同等级的不间断次序(Folge)的更低或更高的社会形态(sociale Gestaltung)。

一切历史传统的联系，比较数据的全部事实，说到底个体生活和人民生活的全部类比，我们知道，个体生活和人民生活在一个最低的阶段上，人的精神力量还首先操劳于物质存在(die Sorge für Erhaltung des physischen Daseins)的维持之上。在社会的这一阶段，需要是简单的，而用于满足需要的手段是有限的。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发展完全是携手(Hand in Hand)进行的，所以起码在总体上两个人之间是力量平等的，尽管会出现偶尔的不稳定和不平衡。在个体生活中，儿童的、少年的以及成熟男人的力量以相似的方式符合于本能和爱好，这些本能与爱好使其生命的不同阶段富有灵魂；因而对于个体和对于全体人民来讲，诗人的一句话是同样适用的：“唤醒人的正是他的目的。”

在社会的最开始，个体或者家庭是头等重要的。在很少能够得到外在援助的情况下，个体和家庭自已为自己创造食物、住房和衣物。只有自然自己所做的大的分离，使得女性在哺育孩子的同时还要他们的监督，以及特别是那些要求对于力量更少的耗费，或者更少的进取心。在这一人格或者家庭中还未完全发展起来的能力的混合，只带来了粗陋的劳动(rohe Arbeit)。因为还没有特殊的能力和技巧在一定程度上被形成，与此同时，在不同身体力量的练习中和在所有感觉器官的强化中，要求了一种特定的一半的身体构成。这样的一种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最多只完成了不完美的东西的工业(Industrie)，是最本真和有限意义上的手的劳动的结果。因为在这一文化阶段上，手几乎是人仅有的、唯一的工具，借助于手，人以最直接的方式从周遭自然中获取满足他需要的东西。他用于生产的所有更多的工具甚至也只是他双手直接劳动的粗糙产品。对波利尼西亚和美国的原住民，以及绝大多数的黑人，甚至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的武器、家居设施和衣物的考察，就可以得到对这一劳作效能(Gewerbfleiβ)的清楚认识。当然，这些民族的一些独特产品，比如南印度洋一些部落的独木舟，或者手工编织的蒲苇网会激发起我们的好奇。但是我们所感到惊异的，只是在考虑到他们所使用的落后工具，他们双手的历史感(Geschichtlichkeit)和手指的灵巧之后所产生的对他们手工技艺的惊叹，也许还有他们知道从粗糙的自然中慢慢地占有必需品所用的勤奋和坚毅。

在所有处于最低阶段的人民那里，都受到一种片面的谋生活动(Erwerbstätigkeit)的支配，大多被他们土地的性质所规定。在那些海洋和河流的贫瘠地段，稀少的人群主要依靠水域提供的给养手段而成为渔民。在那些由或浓或密的森林覆盖的丛林地区，其他的一些部落则以猎人的方式寻找他们的食物；他们或者遵从自然的邀请而过着一种游牧的牧人生活，在那里广袤的牧场和草原使得依靠迁徙的畜牧业成为可能。捕鱼和打猎以及在森林和原野上搜集野果只是对粗糙的自然产品的一种寻找和发现，为了能够在任何时间都占有这些产品。如果说，比如一个吉尔吉斯人可以从他牲畜的皮革、脂肪、肉、乳、骨骼和长相中得到他的住所和衣物、食物、饮料和武装的话，我们也会看到，种族片面的谋生活动是如何导向了在单个家庭中对于获得物的多样的加工和使用。

在维持身体定在的辛苦和不确定的斗争中，我们还谈不上关于他们自己想要什么的知识教养的兴趣，以及社会的特定阶级或等级，这些阶级或等级使思想的劳动成为他们的职业。正如每个家庭以并不完美的方式将物质生产完全不同的目的统一在一起，所有身体和精神的活动也相互缠绕在一起。在政治情况中也展现出了在扩展(Entfaltung)上的同样匮乏。对于公共权利的发展和运用来说，不完美的社会体(sociale Körper)还没有显示出组织和功能更为多元的结构(mannichfachere Gliederung der Organe und Funktionen)。在原始民族单一形式的生活方式(Lebensweise)中形成了一种单一形式的，同时具有宗教、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习俗，即便他们的首领也不敢违背这种习俗。没有哪个吉尔吉斯人的可汗或者阿拉伯人的酋长能够阻挡他们的部落进行血族复仇的行动，以及对于劫掠的爱好。这样的一种习俗以不可改变的严格性统治着所有的社会关系(sociale Verhältnisse)，因为社会生活的内容自身也很少会发生变化；或者因为缺乏自由的自我规定，这种自我规定算计看、斟酌着、审视着未来，并知道将变幻的状态带向暂时的和谐。因此没有真正的立法可以预知社会的可能的关系和联系(Verhältnisse und Beziehungen)，并自觉地起草出它们规定秩序的规章；同样也很少谈及公共权力的分离。除了极少的例外，首领同时是战争中的摄政王、大祭司和指挥，以及和平状态中的法官和管理者。按照我们至今所观察到的秩序生活的部落，从动物般的巴布亚人，到带有半斯巴达式教养和生活方式的北美易洛魁人，极为不同的文化程度都已经展现了出来。假设我们处于这些部落生活的中心，如果我们想把握所有阶段或者等级的区别，我们到底必须做些什么呢？这样，我们所提及的他们的社会关系的相似特征已经足够清晰地展现出来了。

民族在第二个和更高的阶段体现为拥有固定的居住点，将耕作作为他们主要的谋生手段。土地更加丰富的产品导向了对产品更为多元的使用和加工，以及在此之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相互交换(Austausch)。农业因而更加使得行业(Gewerbfleiβ）和商业(Handel)进入生活；与此同时，原始民族占优势的谋生方式，如渔猎和畜牧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多地退化了，并以新的职业目的进入新的关系之中。全部的生产都变得更加多样，并且与变化了的欲望和需要相对，个别的家庭有能力，也希望不再均等地从事于所有谋生的方式。人们开始认识到更大范围分工的最初优势。所有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按照谋生活动更细的分类，依照更细的等级，被分化到农业、工业和商业之中。劳动因具有了具体的对象而可以更为理性地进行。劳动工具(Instrumente)也不断增加并不断改进。在为了生产的目的而同外在自然所进行的斗争中，仅靠双手的粗陋争斗也停止了。依靠人精神的发明，依靠犁和锄，依靠锯和凿，人们被更好地武装起来、装备起来而相互对垒。人的劳动现在已经依靠其精神的活动达到了更高的程度(höherem Grade)，而制造了更为精细的工具的双手，较少直接地干涉外部世界了。因而手的劳动(Handarbeit)的阶段在严格的意义上消失了，并逐渐转变为农业和手工的特殊化，二者在自身中已经包含了工具(Werkzeug)概念。

这种手工活动(händwerksmäßige Thätigkeit)在对特定工具的运用中，将人的身体只按照特定的方向使用和塑造(übt und bildet)。同野蛮条件下的人相比，我们的农民和手工劳动者(Handwerker)的身体的发展是一种片面的(eine einseitige)发展，尽管在特定方向上更加完美了。手工劳动者的活动在这一阶段还是主要方式，这些工人将原材料赋予一系列不同的功能(Funktionen)，从而使其满足于使用的要求。

因而在劳动没有肢解为它个别的元素进而愈合在一起的情况下，只有一种按照更大的等级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划分。手工活动得以产生的这些不同的功能，不断地重复并通过习惯和练习而成为确定的专门知识。因而正如不同类别的工人和手工劳动者，按照他们相同的工种和利益，依照特定的阶层和阶级，行会和公会而进行划分；所以在这些划分的中心，围绕习惯和权利，手工业利益和技巧的合乎惯例的传统形成了。通过这种传统，职业轻易地一代一代地传承，甚至这种职业的传承性产生了，时而只是作为允许个别例外的实际规则，时而按照规律，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分离就成为一种真正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的结果。所有等级、阶层、行会或者公会都拥有了它们的特殊历史，在其中产生的特有的阶层精神和阶层学说便发展了出来，但是它们同时也导致了一定的片面性和偏见的形成、滋生。

同对农业、行业(Gewerb)和商业有规律的经营相联系，在同所有制(Eigenthum)的产生的结合中，另一个重大的进步产生了。只有为了物质生产的有规律有计划的职业活动(die geordnete und planmäßige Berufsthätigkeit fur materielle Production)才使得资本(Kpitalien)——也即积累起来的财富(gesammelten Gütern)——的逐渐积累成为可能。借此，个体在经济上安全了，对满足肉体需要的仅有的担忧也被解除了。人们因而进入这样的境况，他们在其中首先能够贡献精神劳动；在此之上所有人类活动的最大对立：一种以物质为主的和以知识为主的生产的对立(der Gegensatz einer überwiegend materiellen und Überwiegend intellectuellen Production)，开始决定性地出现了。满足精神上的利益的首要渴望，就是一种产生自人的永不熄灭的、本能的宗教渴望，认识并处理人同神之间的关系，超越了所有定在(Dasein)的本源，超越了人自己的未来，而获得了一种特定的直观(Anschauung)。为了满足这种需要，特定的等级从神职人员中分离出来，故而精神上的贵族产生了，他们在其源头上就始终是精神性的。在同一阶段，同原始部落的社会状态相对立，除了单纯的传统外，一种真正的立法产生了。这时仅仅有宗教的和世界的立法，刑法和民法还混淆在一起，而对法律的应用来说，司法和管理分离的理念还没有像在现代国家里那样出现。

注释 

[1] 舒尔茨在本书中大量使用了“Gewerbfleiβ”这一概念。这一概念在现代德语中几乎完全消失，在19世纪上半叶曾被少量使用。这一概念的构成是这样的：“Gewerbe”有“职业、行业、手艺、中小型企业”的意思，强调的是获得收益的生产性活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版）中将其翻译为“工商业”；而“Fieβ”则有“勤奋、努力”的意思。本人向德国马克思文献专家福尔格拉夫博士请教这一概念的翻译，他强调了这个概念的特定历史背景，即19世纪上半叶时，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还很低，舒尔茨使用这个词，是指德国在机器工业生产（Industrie)和手工工场(Manufaktur)之前的特定阶段，但它与手工工场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本文尝试按照不同语境将其翻译为“工商业”“行业”“劳作效能”。——译者注

（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