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综合与生产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作者: [德]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译者: 谢永康 / 侯振武

出版年: 2015-3

01生产社会与居有社会

（如本书其他部分那样，我们在这一部分的讨论大体上限制在理解历史的一些观点上，而不对之做详细的处理）

使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区别于无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标志已经被多次指出了。这种对立取决于社会综合的不同类型。如果一个社会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而获得其综合的形式，即其决定性的构序(Ordnung)直接出自人类自然活动的劳动过程，那么这样的社会至少按其可能性来说是无阶级的。一个这样的社会，能够按照其结构规定性而被称为生产社会(Produktionsgesellschaft)。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以居有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与前面一样，这里的居有始终是在人际间或者内在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也就是被理解为通过不劳动(Nicht-Arbeitende)而占有(Appropriation)劳动产品。在此，需要在占有的单方面的形式与交互的形式之间做出区分。对剩余产品的单方面占有，用马克思的话说，导致了多种“直接的统治与从属关系”形式下的阶级社会的形成。这样的居有以强制的抑或自愿的贡赋的形式发生，或者以劫掠与偷盗的形式发生，能够以臣服或“继承权”等为基础。我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主要与以交互占有或交换为基础的居有社会的形式有关，因此就是与商品生产 的不同形式有关。所有居有社会 (Aneignungsgesellschafte)的一般标志是一种通过某些活动的社会综合，这些活动的方式有所区别，并且在时间上是与创造居有客体的劳动相分离的。无需强调，社会塑形(Gesellschaftsformation)，无论是以生产还是居有为基础，当然会受到各自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的影响。

前一部分已经通过详细的论证阐明了，一种采取商品交换的交互居有形式的社会综合，导致了脑力劳动与人工劳动之间尖锐的区分的产生。这种社会形式的综合的统一，形成了这些社会形式的典型的思维和知识形式在形式起源上的直接基础。我们毫不犹豫地将这一成果普遍化，并由此推论，在所有的社会形成中，无论是居有社会还是生产社会，社会必要的意识形式是由支撑着这些社会形成的社会－综合功能，以可演绎的方式规定了的。通过这一普遍化，上述所做的那些专门考察，对于当前急需满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兴趣来说变得很有价值了。在当前这个部分中，我们将把从特殊材料中得出的概念和结论当作一般的历史理解的范畴和观点来使用。这里，对以往时代的关注， 将会为下一部分中的进一步思考夯实和拓宽基础。

马克思（1875年）

02劳动中的手与脑

首先要说的是，如果没有手与脑的合作，当然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类劳动。劳动不是动物性的本能行为，而是有意图的活动，并且这意图必须操纵身体上的努力一它也是一种有意图的活动，以一种最低限度的连贯性，走向其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巳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本质性的问题是，劳动过程要达到的结果是在谁的头脑中以观念的方式存在着的。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Aneignung)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②

虽然个人劳动过程在商品生产展开之初就有一个十分确定的意义，即作为“分散的单个人的劳动“，但并不是在人类历史之初。因此，必须做出区分，一个劳动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已经以观念的方式呈现于执行劳动的那个头脑之中呢，还是呈现于共同进行劳动的多个头脑之中，抑或是呈现于一个将过程的单纯碎片分派给劳动者的陌生的头脑之中？这些碎片根本不表示所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它们是由其他人设定给执行者的。按照这种情况，对于劳动而言，手与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但是，本质性的区分在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付出其身体上之努力的单个人的意图，还是共同努力的多个人的意图，抑或仅仅 是个人单独执行的部分意图？但对于他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因为它是由别人设定的。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区分手与脑的个人的和社会的统一，及其个人的和社会的分离。手与脑的个人统一，就其本质而言，仅标志着服务于个人的单个生产的劳动。这不意味着，所有的个人的单个生产反过来以这样的个人统一为前提；比如，人们想到奴隶所从事的陶器制造与纺织生产，奴隶尽管能够通过他们的个体劳动而生产出产品，但他们并不是其劳动目的与方式的主人。脑与手的个人分离适用于所有在异己的目的设定下发生的劳动。相反，手和脚的社会统一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标志，这种社会包括原始的共产主义与技术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这两种类型。与此相对立的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分离，这分离贯穿了剥削的整个历史，并采取了极其多样的形式。

从宏观上来看，历史上的社会发展是从原始的共产主义——在其中，生产以劳动的不可分解的共同性为基础——逐步地向所有主要领域中的个人单独生产的形式变迁(Ausbildung)，以及相应地，向商品生产的构型变迁（Ausformung）。这里，有两个过程并列发生，一是走向货币的使用，采取其作为资本的反思形式；一是走向思维的社会形式，作为被分离的纯粹理智。换言之，与人工劳动的个体化尖锐对立的是，社会发展走向了社会综合的普遍化，这体现在其携带的经济的商品语言的因果性及其意识形态的概念语言的基础之中。古典的古代达到了历史发展的中间阶段，在其中，产生了居有社会的绝对（古典的）模式，这一模式将作为奴隶的生产者排除在社会化的参与者之外，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社会不能持久。但是，自这个社会瓦解之时，一个发展过程便开始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化开始掌握了生产和人工劳动，并借此推进到当今的发展阶段；在此阶段，在资本主义居有社会内部，一个现代的生产社会的前提已经形成了；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人类必然要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这个总体发展贯穿了其主要的阶段，并深入到其最短暂的瞬间之中。

恩格斯（1877年）

03最初的生产剩余与剥削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来理解——用我们的话来说——从原始的（共产主义的）生产社会向居有社会的第一个形式的过渡。这里所理解的居有，也就是内在于社会的意义上的居有的开端，是以集体共同劳动的生产率的充分提高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这样便有望定期得到超出最低生存限度的可观的剩余。居有的最初开端是在共同体内部发展起来的，并将缓慢的却不无决定性的变化带入了基于共同财产和社会性消费的生产关系之中。马克思发现了这些变化的中介形式(vermittelnde Formen)的必然性，特别是发现了与其他共同体之间的最初的交换，这个交换后来又对共同体的内在构序(innere Ordnung)产生了毁灭性的反作用。当那些有益于已产生的居有实践的因素变成主动的力量，将发展推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从而将自身组织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时，持久的反作用便产生了。在这权力的影响下，便出现了对共同财产（特别是在土地方面）逐渐增多的侵犯，以及对生产者日益增强的依赖关系。逐渐地，在社会内部，稳固的、以继承与父权制为基础的阶级分化形成了，并与对外征服、扩张性的抢掠和商业活动紧密相连。

做这一极其抽象的概述，无非是为了强调三个基本因素：（1）生产方式，更准确地说，在原始生产中，也就是种植与畜牧业中的劳动过程． 在很长的时间内还停留在集体的组织形式上；（2)居有阶级方面的社会内在财富的形成，在最基本的范围内，采取单方面占有剩余产品的形式；（3)产品交换大体上保留了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单纯外部交往的特征。换言之，交换的交往仍未且在长时间内仍未发展为社会内部网络的形式(Form des innergesellschaftlichen Nexus)。

最初，个人的单独劳动在石制工具与兵器的制造中得到了发展；之后，特别是在更晚的新石器时代发明的手工业分支中得到发展，即如制陶、纺纱与织布等次级生产，主要是妇女劳动；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发展到金属行业，又是以男性劳动为主。次级产业变成了商品贸易的主要领域，商品贸易变成了次级行业扩展的推动原因。通过这两方面的发展和相互影响，生产剩余与阶级财富的形成经历了蓬勃发展，并足以推动创造出从尼罗河到黄河冲积平原上的垦殖的伟大成就。

04古典居有社会

新的冶铁技术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或更早时期就已经在传播了，它的第一个结构上典型的成果是腓尼基人文明，以及之后的希腊、罗马人文明。因为他们的原始的生产从笨拙的冲积灌溉经济中解放出来之后——作为必要的生产剩余的前提条件，新的力量就能够满足于更小的空间，能够定居于丘陵地区、狭长的海滨地带以及岛屿，并能从其流动性中获得好处。在远古英雄时期的传说（海格里斯①阿尔戈英雄②等的传说）中，他们表现得足够强大，能够在古代东方的伟大文化和惊人财富的地区进行破坏、抢掠、劫持，等等，同时以这种方式从被抢来的财富中学会了古老世界优越的技术与技艺，并逐渐地，主要在生产的次级分支中与前者不相上下，且在武器制造和造船行业中占据了优势。

与生产的分散相应，这些冒险者垄断了在周围世界中的抢掠行为，并承担其风险。他们不再服务于神权统治者，没有国家权力作为靠山。他们作为英雄、独立的个人而行动，他们的民族与祖国认同他们，以便仿效他们自主地占领其发现的域外财富的行为。在此，他们那青铜文化的神化了的表象世界被改变了，但如此一来，众神就不再是占有一个更高权力的条件，而变成了英雄们的命运之神。这是私人商品往来在纠缠于货币形式的均等或不均等之前的前形式和源形式(Vor-und Ursprungsform)。在《启蒙辩证法》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敏锐地辨认出其之后形式的预兆。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

①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一一译者注

②希腊神话中随同伊阿宋乘亚尔古舟去海外寻找金羊毛的英雄。——译者注

在这当中，存在着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古典的古代世界中的商品往来和货币流通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商品生产的实情。恩格斯肯定了这一问题，并谈到展开来的商品生产。他认为要照刘易斯·摩尔根(Lewis Morgan)那样，将这个过程的年代确定在文明阶段之初。并且以下这些是清楚的：以生产力的发展为条件，集体原始生产通过“小农经济”的个体劳动而瓦解，加之与此同时“独立的手工行业”的发展——马克思将这二者称为共属一体的范畴，商品往来便扩展、深化为基础性的经济必然性。对此，公元前六七世纪铸币业的引入和迅速传播，能够充当不容置疑的标尺。但是，这还不足以为这样一种社会塑形(Gesellschaftsformation)提供证明，即商品交换巳经成为唯一决定性的内在的网络。马克思说：“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①一旦自由农民占有其生产工具，地产的剥夺就构成其剥削的主要手段②。但是，针对农民的地产垄断是通过何种中介过程而实现的呢？马克思说：“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③在希腊，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也”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④根本性转变是作为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的结果发生的。”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但在现代世界，它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⑤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1877年伦敦版扉页

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决定性区别在于，只有在现代，财富的形成是从剩余价值的生产中实现的，而不单是通过居有，即不单是现存价值的所有转移(Eigentumsverschiebung)。在古典时期，财富的形成在本质上是以外在于而非内在于经济的方式进行的，这就是说，是以对其他共同体和异族人的掠夺与剥削为基础的，也就是以他们的臣服以纳贡赋，或者沦为奴隶为基础的。此外，从进行征服的希腊城邦方面来说，不断需要一种符合血缘的法规，通过它，它们能作为合作力量捆绑在一起进行活动。但是，这一条件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矛盾的。因为在这里，这一点也同样适用：“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⑥在对内部经济的反作用中，外部的贡赋关系转变为内在于城邦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直到债务人开始被卖为奴。恩格斯以处于古典方式中的雅典为例阐明了这一转变，并且在此复述这些重要段落是有意义的。

①MEW 23, 96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9页，注释33。

②此外参见MEW25,798 f. 

③MEW 23, 149/150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6页。

④Ibid.,354n.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注释24。

⑤MEW 25, 344.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1页。

⑥MEW 23, 57. 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 55 页。

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末期”，已经“由于地产的买卖，由于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之间的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扰乱了氏族制度机关的正常活动，以致在英雄时代就需要设法补救”。接下来，

把全体人民，不问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阶级……贵族的统治日益加强，到了公元前600年左右时，已经变得令人不能忍受了。这时，货币和高利贷巳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贵族们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达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债务契约和土地抵押（雅典人已经发明了抵押办法）既不理会氏族，也不理会胞族。而旧的氏族制度既不知有货币，也不知有贷款，更不知有货币债务。因此，贵族日益扩展的货币统治，为了保护债权人以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占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没有竖这种柱子①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归贵族高利贷者所有了……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私人占有，引起了单个人之间的交换，使产品变成了商品。这就包含着随之而来的全部变革的萌芽……产品是怎样在单个人之间的交换发生以后以及随着产品变成商品而迅速地支配了它的生产者的——这一点雅典人不得不亲自来体验了。随着商品生产，出现了个人单独经营的土地耕作，之后不久又出现了个人的土地所有制。随后就出现了货币，即其余一切商品都可以和它交换的普遍商品。但是当人们发明货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一来他们就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这种未经它自身创造者的预知并违反其意志而突然崛起的新力量，就以其全部青年时代的粗暴性使雅典人感受到它的支配了。②

①指抵押柱，表示某块地以一定价格抵押给某人。一一译者注

②参考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5-129页。

几乎无可置疑的是，商品经济和货币流通对处于上述时代的希腊社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恩格斯的叙述和评价的所有基本方面为乔治·汤普森所确证①。二人都指明了这一决定性境况：社会失去了对生产的控制，并且因此商品流通与货币必然变成“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商品经济缓慢地但却不可避免地取得了相对于血缘条件(Stammesbindungen)的优势，后者最终在4世纪崩溃了。

尽管古代商品生产还不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剩余价值生产，但它是我所讲的一种“综合的社会”的基础，即这样一种社会构造的基础，在其中，社会综合是被作为商品的产品的交换过程中介了的，并且不再以一种共同体的生产方式(gemeinschaftliche Produktionsweise)为基础。这些就足以使现实抽象成为思维形式的主导要素，也足以让我们有权将希腊哲学和数学在概念上的本质特征，以及借此产生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尖锐区分，回溯到这个作为决定性起源的根基上去。

我在原始交换与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之间划出了一条本质上的区分线。原始交换、礼物的给予与接受、仪式性的夸富宴(Potlatsch）、某些聘礼的使用等，在氏族社会的共同体的差异化过程中以及在这些共同体之间生长起来。它们认识到一种赠与的相互性，但没有认识到被赠与客体的自在自为的等价性。客体具有剩余物的特征，但不是，至少最初不是从剥削关系中生长出来的，尽管在接下来的发展中它构成了走向剥削的过渡阶段。然而，这些并没有径直指向商品生产的方向，而是正如在前述段落中已经描绘过的那样，导向了直接的统治与从属关系的产生。

但是，在青铜时代瓦解之后，商品交换在铁器时代传播开来，并逐渐渗入古代共同体的内部构架(innere Gefüge)之中，在这里，商品交换是被剥削劳动的产品的等价交换，并服务于单方面的财富积累的目的。在很早的前资本主义时代，在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中就有一些人变得富裕，而一些人则变得贫穷。它以剥削为内容，以剥削为基础。这就是说，它拥有与青铜时代的统治秩序中的单方面居有相同的内容。不过这个内容改变了自己的形式。由于它采取了交换形式的相互性，居有便将自己补充给社会交往的一种自足关系，补充给一种遵守纯粹的、反身的所有制规范的交往形式。在这种自身调节的、形成市场的容量 (Kapazitat)之中，商品交换变成了社会化的一种承载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一种单纯的财产关系网络能够容括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无论是奴隶劳动生产还是之后的雇佣劳动的生产。在此，劳动与社会化一开始就处于分离的两极。

在具有这一功能性内容的商品交换的影响下，古代城邦发展为纯粹的所有者社会(Eigentümergesellschaft)或古典形态的“居有社会”,即没有生产者参与其中的社会，因为生产者作为奴隶是在所有者的社会的底层完成其劳动的。在此，人们或许可以将占统治地位的、发达的商品往来视作反思的交换，与作为简单交换的原始商品往来区别开。只有在反思的形式中，交换才具有私人交往的特征，即个人的商品所有以及私人结算，而且只有在这一规定性中，它才能变成内在于社会的交往形式。由此可知，第一部分所进行的关于商品抽象和交换抽象的总体形式分析，仅仅对反思形式下的商品往来有效，因为分析所指向的是作为社会化模式，即作为社会综合模式的商品交换。这是居有的一种综合，并且是一种虚假的综合(falsche Syntheis)，在这种综合中，社会丧失了对其生活过程的统治，人们的生产力量，即人们生产自己的力量分裂了：一方面是被剥削者单方面的体力劳动，而另一方面是无意识地服务于剥削的、单方面的智力活动。这个财富概念的含义与货币相连，在其中，“价值”无疑是劳动产品，但不是出于生计而劳动的产品，而是社会性和统治性的强制劳动的产品，也可以说成是阶级性的劳动产品。商品价值的这种财富含义与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之作为被剥削的劳动的阶级含义，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再没有消失，尽管不乏危机断裂(Kriseneinbrüchen)和紧急状态，在这些情况下，这些含义被暂时地遗忘，并需要一种“复兴”来重获新生。

最深刻的危机断裂是古典的古代本身。居有的综合在完成的时刻失灵了。由于生产者是外在于社会网络的，这个网络便取消了自身的经济再生产能力，并依赖于需要不断地重新获得生产者这一过程中的偶然性。从意识层面来看，与近代哲学相反，希腊哲学缺乏构成问题(Konstitutionsproblem)。乔治· 汤普森正确地指出：在希腊哲学中，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唯物主义，而后唯心主义倾向日益明显；而近代哲学的发展趋势则是恰好相反。人的自我发现及其与自然的疏离——社会的综合性网络为此提供了基础——早在6世纪②就已经开始了，在爱奥尼亚甚至还要早一个世纪。哲学从这种经验中发展出来。但是，推论性思维向其完全的概念自治(begriffliche Autonomie)的形成过程，历经了三百多年，从泰勒斯直到亚里士多德，在城邦的存在根据已成问题，城邦自身也已开始解体之时，这一历程才得以完成。

在古代居有社会完全解体（也包括罗马帝国的解体）之后，接下来在封建主义形态中的首要标志性特征是，生产者和劳动者被纳入社会，也就是劳动被纳入居有社会——若不考虑货币依赖性向土地和土地占有依赖性转变的话。在这一发展的最终效果中——我们暂且跳过所有中间环节，在接下来的部分再深入探讨它们——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这样的结果：整个居有社会被理解为正处在退出历史的边界上，是由现代生产社会取代它的时候了，而且这一取代正在进行中。

①Potlatsch是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的印第安部落的一种分发或者交换礼物的节日，在其中．送出的礼物越昂贵，就越显出送出礼物的人的地位和血缘的尊贵。——译者注

②原文为6世纪，疑为公元前6世纪。——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