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清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本质
Ⅳ 马克思主义与宗教
——代结语
作者简介:平田清明（kiyoaki hirata）(1922-1995)，日本经济学家。专业方向为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博士。原经济理论学会全国干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市民社会论。
对于我们日本人而言，要从根本上去理解形成于西欧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必须要站到西欧人的原思考上去理解，这是方法论的要求。迄今为止，从发生学=本质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三个角度，即德国古典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研究。显然，任何一种研究都是立足于基督教传统之上的思想、理论。众所周知，黑格尔、斯密、西斯蒙第等代表人物，无一例外都是生活在基督教传统之中。然而，唯独提到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唯物论思想，人们往往会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毫无关联。当然，不仅是日本，在中国与俄国等地区，也大多存有这种认识。
大概正是由于人们忽略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如今受到了惩罚。苏俄与中国，尽管在发展阶段与类型上存在差异，但是都确立了社会主义，此时出现了中苏对立、捷克事件（捷克事件，指1969年8月20日，苏联（华约）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译者注。）引起了日本以及全世界理性世界的关注。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如本书中多次解释，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commune主义）。这种共产主义，首先是将货币产生之后人类获得的合理性，摒弃丧失了人性的合理性、对象合理性，扬弃为人的合理性，将对象性自然转化为人的自然的过程。此外，将人还原为本真的自然、将自然科学转化为人的科学，同时将人的科学也转化为自然的科学。所有的这些扬弃、转化的理论、现实基础，都是对私人所有的扬弃。扬弃货币这个私人所有的最佳形式，扬弃从根源上产生私人所有的商品生产，在商品与货币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其自身矛盾发展的形式完成这种扬弃，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所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启示录》中所描绘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的现实的、科学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其中的启示，描绘了《启示录》由于时代局限性而未能展望到的世界历史具体发展过程。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私人所有转化为资本家所有的世界历史发展阶段，通过资本发展过程中的自身矛盾发展的形式完成对资本、货币以及商品的扬弃，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髓。当市民社会发展到其最高形式、即资本家社会时，主张扬弃这种市民社会、扬弃资本主义机械文明、扬弃私人个体的内在矛盾，这才是马克思主义。
在本章第Ⅰ部分，我已经就“现代人是否需要宗教”的设问，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并就机械文明与宗教、市民社会与宗教、科学与宗教等问题，表达了我个人的观点，即如果现代的科学只看到现代机械文明、市民社会、私人个体的积极面，而一味地追求对象合理性，那么此时，必然会出现一种直接面向实际的人的宗教，用以批判上述科学、批判这种对象合理性。这种宗教，往往通过复兴古代宗教、宗教改革或是重新阐释传统教理的形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既成宗教的教理与礼仪，而是将既成宗教中已经形成的私人个体的自我矛盾，视作自身的内在矛盾，重新加以认识。即，宗教的真正意义在于宗教活动本身。）而马克思主义是否否认了这种宗教的作用呢？
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与发展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机械文明、市民社会、私人个体的积极方面，摒弃了其消极方面的、现实的思想与行动。即，马克思主义是目的在于扬弃现代机械文明、市民社会、私人个体的理论与实践活动。马克思主义志在形成一种科学，但是其科学性，并非仅仅体现在从理论上获得对象合理性，而在于着力将这种对象合理性转化为人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近代市民知性的产物，但是并非仅限于此，它还是人的理性的产物、人的实践的产物，是从人性视角发现自然的理性与感性的成果。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与主张从人性角度批判对象合理性的宗教，并非抽象的对立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明确表示，我们要扬弃这种依赖宗教的现实基础。当然，这并不代表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不需要被扬弃的思想与行为，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理将永世长存。相反，马克思主义主张消除其作为一种思想与行为体系的存在理由，并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再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已经为自身的消亡作好准备的思想。只要马克思主义是批判阶级社会的思想体系，那么，终有一天，会伴随着阶级社会的现实扬弃而消亡。同样，只要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市民社会的思想体系，那么，终有一天，会伴随着市民社会的现实扬弃而消亡。或许会与客观地、现实地扬弃宗教同一时期吧。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其客观基础存在于新旧市民社会以及资本家社会之中。对宗教的批判，正是对依赖宗教的社会的批判，扬弃宗教，正是对依赖宗教的社会的扬弃。马克思倾尽毕生心血研究从理论上、现实中来扬弃市民社会=资本家社会，恐怕正是想向我们传达这一思想吧。有一些学者自以为是地认为马克思将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定位在宗教扬弃后存在的唯一体系，只能说愚昧至极。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错误理解了马克思强调自身思想与行动的科学性的真实意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误认为对象合理性的科学。如此一来，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分歧与对立就日益深化。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果真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将永远无法扬弃宗教，也不可能取缔宗教。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作为人的科学而形成起来的，因此，无论是主张对象合理性的科学，还是强调主观非合理性的宗教，都是其扬弃的对象。当然，马克思主义并非单纯排除主张对象合理性的科学，也不是完全否定强调主观非合理性的宗教。对象性科学从单纯的物象关联的视角来把握决定现实的社会人的经济、社会、法的规定，马克思主义最大限度地、批判性地汲取了这一科学成果。同时，对于致力于思考“类”与“个”的矛盾这个人类历史固有矛盾的宗教，马克思主义从人类科学发展的根源上对其加以活用。这是私人个体为了扬弃自身矛盾，自发地要求进行突破阶级统治的变革的行为，通过变革，私人个体可以真正扬弃自身矛盾。此时最关键的一点是，“现实的、个体的人成为抽象的公民，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在其生活、以及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上，‘直接地’凝聚为‘类’”（《论犹太人问题》）。“人意识到自身‘固有的能力（forces propres）’，并加以组织形成‘社会力’，而这种‘社会力’成为一种‘政治力’并与自身密不可分。”（同前）。（此段的中译文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页。——审订者注。）倘若反过来，个人将这种社会力异化为国家这种对象性存在，那么，这样的个人如何来扬弃强调对象合理性的科学？或许，只会令这种对象合理性更加加剧和深化。国家的异化与科学的异化，往往是并行的。当然，同时发生的还有宗教的异化。
如果缺少了上述认识，马克思主义恐怕会无意识地走上自我变质之路。马克思主义如果将自己定位为对象性科学，那么，势必会沦为国家理性以及国家宗教。（我们必须切记这一批判性认识。在扬弃资本家私人所有的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基于国家存在的必要性，我们不能摒弃上述认识。相反，应当对其积极保护，这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持有的态度。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终将走向消亡的国家，有必要将上述批判性认识作为通识贯彻始终。现实的社会主义若是走一条与此正相反的道路，那将是一件极为严重与不幸的事情。）
要从这种自我误认与误导他人的不幸中挣脱出来，马克思主义就必须重新思考与基督教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本稿若能成为拉近这一根本问题的引线，则实为荣幸。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