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马克思的三种声音
马克思的三种声音
在马克思那里,并且总是从马克思那里,我们看到了三种聚集力量并成形的声音,这三种声音都是必要的,但它们是分开的,并且不只是对立的,仿佛是并列的一样。将它们聚到一起的不一致性指定了许多的要求,而自马克思以来,每一个言说或书写的人都必定感到自己服从这些要求,除非他觉得自己彻底失败了。
第一,这三种声音中的第一种是直接的、冗长的。当马克思用这个声音说话的时候,他就表现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思想的作家”:它使用哲学的逻各斯,利用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术语(或许不是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这并不重要),并在反思的元素中阐释自身。它是冗长的,因为逻各斯的整个历史都在其中得到了再次的肯定。它在一种双重的意义上是直接的,因为不仅它有某些要说的东西,而且它所说的东西也是一种回答,以一种回答的形式得到了铭写。这些形式上确定的回答,作为最终的回答而被给出,仿佛是由历史所引入,并且只在历史被延滞或被打断的时刻才具有真理的价值。当它给出一个回答———异化,需求的首要性,历史作为物质实践的一个进程,完整的人———时,它无论如何没有让它所回答的问题得到规定或决定。马克思的这个声音有时被阐释为人本主义,甚至历史主义,有时被阐释为无神论、反人本主义,甚至虚无主义,这取决于过去或当下的读者如何根据自己的看法,以不同的方式构想那个应当占据这样一种问题之缺席的东西———由此就填补了一种原本会显得更加空无的空虚。
第二,第二种声音是政治的:它是简短的,直接的,并且不只是简短的和直接的,因为它让所有的声音发生短路。它不再承担一种意义,而是承担一种召唤,一种暴力,一个打断的决定。严格地讲,它没有说出什么。它是它所宣布之事的紧迫,这事和一种急不可待的、总是过度的要求相关,因为过度是其唯一的尺度:它由此召唤斗争,甚至要求“革命的恐怖”(我们仓促地忘了这点),建议“永久的革命”,并且总把革命指定为急迫,而不是一种时候已到的必然性,因为革命,如果它打开并穿越了时间的话,其特征就是不许拖延,就是将自身作为一个要被激活的当下的要求而给出。(这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在1968年5月显现了。)
第三,第三种声音是间接的声音(因此是最冗长的),是科学话语的声音。在这方面,马克思受到了其他知识代表的尊重和承认。他因此是一个科学之人,他回应学者的伦理,同意让自己服从一切批判的修正。正是这个马克思把“怀疑一切”(deomnibusdubitandum)当作他的格言并宣称:“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①但《资本论》是一部本质上颠覆性的作品。这与其说是因为它会通过科学的客观性,得出革命的必然后果,不如说是因为它包含了一种颠覆科学观念的理论思考的模式,虽然它并没有对这个模式进行太多的明确表达。实际上,科学或思想没有从马克思的作品中原封不动地浮现。我们必须从最强烈的意义上来看待这点,因为那里的科学将自身指定为它自身的一种根本的转变,指定为一种总在实践中运作的变异的理论,正如在这种实践当中,变异也总是理论的。
在此,让我们不要进一步发展这些评论。马克思的例子帮助我们明白,书写的声音,一种不停地争论的声音,必须不断地发展自身并将自身打破为诸多的形式。共产主义的声音总是既缄默又强烈的,既政治又博学的,既直接又间接的,既完整又破碎的,既冗长又几乎是瞬间的。马克思没有舒适地接受语言的这种复杂多样,这些语言总在他的身上相互抵触,相互脱节。即便这些语言看似向同一个终点汇合,它们也不能被重新转译为彼此,并且,它们的异质性,裂隙的分歧,让它们失去中心的距离,都使得它们无法同时存在。当它们产生一种不可还原的扭曲的效果时,它们也责成那些不得不阅读它们(阅读是一种实践)的人让他们自身服从一种不断的重铸。
科学一词再次成为了一个关键词。让我们承认它。但不要忘了,如果科学存在,那么,科学也还未存在,因为科学之科学性仍然依赖于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今天的任何特定的科学,哪怕是人文科学,也无法还原的。另一方面,让我们记住,任何作家,哪怕是马克思自己,也无法像回归一种知识一样回归书写,因为文学(当它控制了消解和转变的全部力量和形式时,它就是书写的要求)只有通过一个运动才能成为科学,这个运动不仅让文学成为科学,也让科学反过来成为了文学,成为了被铭写的话语,那话语一如既往地落入了“书写的疯狂游戏”。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