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Workers' Day

五月一日劳动节

【编者按】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可追溯至1889年7月14日，当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在这次大会上，法国代表拉文提议：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通过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便诞生了。百余年后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日益发展与深入的时代背景之下，劳动与劳动者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让劳动者重新获得支配劳动的自主、自在与自由，如何设想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这些都是生活于当下的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实践与文本公众号将持续推出“劳动节特辑”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和文森特·莫斯可主编的《马克思归来》（上卷）第一篇“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的第十一节“数字马克思：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注：[瑞典]福克斯，[加]莫斯可：《马克思归来》，“传播驿站”工作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50-381页）

作者简介：安德烈亚斯·维特尔（Andreas Wittel），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艺术与人文学院高级讲师，近期关注数字传媒和批判理论的相互影响。andreas. wittel@gmail.com, http:/ /www.ntu.ac. uk/apps/Profiles/70220-2-2/Dr_Andreas_Wittel. Aspx

数字马克思：

面向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

安德烈亚斯·维特尔著

王蔚译

伍静、吴畅畅校

01 导论

本文认为：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在数字传媒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而且应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应用于该领域的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这一发展值得欢呼，因为他的概念将有更广泛的包容性和应用性。本文将通过两个步骤为这种观点提供合理依据。

第一步，证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相当有限。同时，解释这种有限背后的逻辑，解释为什么数字传媒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说法：数字事物——打开了崭新的有着光明前途的可能性，能够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概念纳入更广泛的范围，以有利于在信息时代分析（特别的）数字传媒和（更为一般性的）资本主义。

第二步，也是这篇论文的核心目标，即探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概念，如劳动、价值、产权和斗争等，并对这些概念与数字传媒或数字事物的批评分析的相关性做一简要概括。这些概念特别与深入理解以下现象密切相关，如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大众生产（peer production）、数字公地（the digital commons），也与涉及自由文化（free culture）、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自由劳动（free labour）的讨论尤其相关。

文章部分章节重点审视了自由劳动概念，这一概念在阐释社会网络的新发展时非常有效，但其分析严谨性尚嫌不够，并将有较大差异的实践混为一谈。由于在雇佣关系的劳动和其他形式的商品化劳动之外，还有些人类活动非常繁荣兴旺，因而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挑战之一，就是需要反思劳动概念。为了推进对自由劳动的讨论，我认为我们需要先讨论劳动。为了思考劳动，我们还需要思考所有制、价值和劳动价值理论（the value theory of labour）。

我在文章中得出的许多结论，只能通过斗争来获取。关于斗争的短评指向了数字传媒和社会运动间的关系。在数字时代，随着对直接行动及其不同调解形式的审视，传媒政治经济学能够占据新的领地。

02 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

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已经形成一个学术领域，其特点为：线性形式与单向流动的传播，少数生产者向大量接受者提供内容。

仅用几个段落来概括学术领域的关键议题、疑问、讨论和研究结果，是一项艰巨任务。这将导致过度简单化的结论和存疑的概括，同时，要求叙述的连贯性会牺牲观点的细腻性。在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也同样如此。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关于这个领域的内容是什么，仍然存在相当广泛的共识。比较对这一领域的许多介绍（如Mosco 1996；Devereux 2003；McQuail 2005；Durham and Kellner 2006；Laughey 2009；Burton 2010）可以明显看出，关于已经出版的媒体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议题、疑问和研究结果，并不存在太多分歧。

相关研究起始于这样一个观察：传媒机构越来越多地私有化并转变为企业。问题在于，传媒产业并没有被看作是一般的产业。要理解传媒行业与众不同的特性，就必须剖析传媒内容生产的两重性：即是商品同时又是公共物品。传媒内容是一种私有物品，是一种商品，因为传媒产业用这种产品积累利润。同时，传媒内容又是公共物品，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公共领域。这样，一方面传媒机构有社会、文化和政治功能，另一方面，它们也被经济利益所驱动。正是这种传媒内容的两重性，使得这一假设相当可疑：假设传媒是一支独立力量，自然地维护民主和公众利益。同样值得怀疑的另一个假设是，大众传媒仅仅是舆论的镜子。

传媒政治经济学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传媒是强大的，他们能够影响公共舆论，塑造公共话语。因而，在一个较为宽泛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关注传媒内容生产至关重要。正是这种对物质性的关注，对传媒内容生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条件的关注，将传媒政治经济学和其他学术领域中区别开来。如文化研究和受众研究中存在更多肯定成分，这些研究一般不把权力与控制研究定位于传媒机构中，而是落脚在积极的受众上，认为受众是真正的意义制造者。[1]和媒体和传播分析相比，传媒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分析同样很多。

传媒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以下议题：第一是了解传媒市场。传媒公司如何产生收入并形成利润？第二是审视传媒组织（包括公共的、商业的和私有非营利机构）所有制问题，分析涉及传媒产品（显然这里尤其与新闻生产相关）的所有权结构的含义。第三，关注传媒部门的变革动力，特别是传媒部门的发展，如传媒产业的国际化，传媒机构的集中化和集团化，传媒产品的多样化等。这些关注引发了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和传媒帝国主义的争论。第四个议题关于传媒规制、传媒政策和传媒管理。这个问题最初只是在国内层面，但越来越具有全球视角。重要的是应该注意到，对这些领域的探究是密切关联的，事实上，其中有相当多的重叠部分。

为了用最简短的方式介绍传媒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我将参照丹尼斯·麦奎尔（McQuai 2005, 100）的摘要框。他认为这些都是核心的研究成果：

• 经济控制与逻辑是决定因素

• 传媒结构趋向集中

• 传媒发展全球一体化

• 内容和受众的商品化

• 多样性减少

• 反对和不同声音被边缘化

• 传播中的公共利益屈从于私人利益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通常不会被认为是传媒政治经济学内部圈子的成员，而实际上，他最早提出了这一研究路径。在一篇关于英国报纸行业增长的论文中，他以这一观察开篇：“新闻出版业的历史与经济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协调普遍失灵，这必须得到必要的解释。”（Williams 1961,194）他着手开拓这一视角，对跨越170年的历史做了经验研究，得到了具有高度怀疑性的发现：

“这些数据并不支持以下观点：新闻出版业发展稳定而缓慢，但越来越好。市场正在稳步专业化，直接关系到广告收入，同时，面向各类读者的流行杂志正在稳步发力。这样看上去，好像不存在一个接受过民主教育的发展中的新闻界，反而像是存在一个越来越有组织的传播市场，这个市场将“大众”准则作为主导的社会原则，并且新闻界的形形色色的功能越来越局限于搜索“卖点”。（Williams 1961, 234）”

如果我们将这段话的主要观点和麦奎尔的摘要框对比，即可清晰地看到，威廉姆斯预示的多项主题和结论，将在其后50年被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探讨。这段被我们引用的概括，就像是这一领域的缩影。

03 马克思和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

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源至少他们的批判传统（这正是我所关注的）通常落脚在马克思主义。毕竟，或者说，顾名思义，传媒研究中的这个领域，是从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探究传播。那么在这个学术领域内，我们从马克思那里获取了多少养料？答案很简短：有一些，但非常有限。为证明这个观点，我将梳理一些通常被认为具有重要贡献的文献。[2]

第一个且令人相当惊讶的发现是，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如Herman and Chomsky 1988；Schiller 1989；Curran 1991；McChesney 1997；Curran and Seaton 1997；Grossberg et al. 1998；Curran 2000；Nicols and McChesney,2006）根本没有或者极少提及马克思或者马克思主义。极少提及的情况中，提及的作用通常是作为标签（例如将马克思主义者与政治经济学的自由传统区分开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做更深入探究。

尽管如此，他们都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特殊部分。他们都与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the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model）有直接联系。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物质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物质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上层建筑则指的是非物质领域（the non-material realm）, 如文化、宗教、观念、价值和规范等。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的，然而最终，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模式已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著作中得以发展，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Marx 1977）的序言和《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1974）。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Marx 1977）[3]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Marx and Engels 1974, 64f.）[4]”

上述文献直接或间接地将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应用于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不同，传媒产业有助于上层建筑的生产。然而，这些文献以不同的方式应用这个模式。同时，对于以线性的、辩证的和简化的视角将这个模式视为确定性模式，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

达勒姆和凯尔纳观察到，美国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往往倾向于强调经济层面，聚焦于所有权、公司化和消费。与此同时，英国则聚焦于政治维度，强调公共广播（public sector broadcasting）, 强调国家资助且监管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强调广播的政治性（Durham and Kellner 2006, 197）。我想把这一观察再推进一步：美国的传媒政治经济学著作一般更符合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而英国的研究对物质和经济简化论则相对持谨慎态度。我还认为，这些不同的定位与两个国家的传媒景观有关，美国是自由市场传媒景观，英国则是仍然依靠强有力的公共广播的代表。宣传模式（Herman and Chomsky 1988）在美国发展并非巧合，同时也不奇怪，正是美国的关于伊拉克战争报道的研究断定，批判新闻业是一种完全的系统性的失败。该研究认为，美国传媒带来了“民主的破坏”，“高度集中的利益驱动的传媒系统，顺理成章地摧毁了新闻业，同时使提供自由社会极度需要的内容这一理想变得荒谬。”（Nichols and McChesney 2005, ix）英国研究中找不到相似的观点，因其对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持强烈批判态度。例如，柯伦观察到，“这一领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本上是“驳斥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论式解释框架”。（Curran 1990, 157f）

到目前为止，我提到这些文献要么根本没有引用马克思主义，或者仅仅做了极少的通常用来作为标签的引用。然而，这些文献都与马克思相关，尤其是以一种更加深刻的方式与其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相关。莫斯可（Mosco 1996）提供了或许是关于该领域文献的最为详尽的分析，他在其著作的开篇，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默多克（Murdock 1982）特别关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并将这一模式与更以实践为导向的观点相比较。威廉姆斯（Williams 1958, 265-284）详细叙述了这种模式，并且认为，这种模式比一般公认的更为复杂。（也就是说，这种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基本的问题已经提出，就是经济因素是否真的具有决定性。我跟踪了这方面的争议，但在我看来，这终究是个无解的问题。”（Williams 1958，280）和威廉姆斯一样，尼古拉斯·加汉姆（Garnham 1990）也反击了经济化约论的指责。他坚持认为，马克思的模式对理解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充分的基础。但他不认为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是决定关系，他更倾向于立足于相互影响和辩证关系的模式。

我们的结论是：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最显著的是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后面我们会讨论到他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对马克思理论的应用非常有限。这个学术领域主要（直接或间接地）参考了马克思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用以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所有权的集中，传媒集团化）和传媒内容、意识形态、控制、权力、民主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不要误解，这并不是对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批评。我没有将有限的应用马克思主义概念视为这一学术领域的失败。我的观点正好相反：这种有限应用在大众传媒时代完全合情合理。它背后有一套自身的逻辑，关键在于传媒技术。在后面的章节我们还会详细讨论。应该注意到，在以大众传媒转变为分布式传媒为标志的过去十年，政治经济学家已经重新发现了马克思，这和我的观点是一致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被以多种方式重新发现，这并不仅仅是在重复关于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讨论。[5]

04 数字技术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非常有限地应用背后，究竟存在怎样的逻辑？有人可能指出再次引出对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马克思显然对物质基础更感兴趣，而忽视了对上层建筑的分析。马克思对媒体与传播也没有太多可说的。毋庸置疑，这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观点。然而，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数字传媒时代，传媒政治经济学家可以而且应该在更为宽泛得多的意义上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如果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传媒技术，或许可以更为接近答案。大众传媒时代，这些技术——即生产资料——非常昂贵。拥有平面媒体或电子媒体所必须的资产，大多数人负担不起。这就导致传播给数量庞大的消费者或受众的媒体内容，只是由少数传媒机构生产制作的。因此，大众传媒的特点就在于，少数内容生产者和庞大的受众。对那些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社会来说，这是一个相当成问题的出发点。生产资料所有权、传媒集中化过程、传媒技术和传媒机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传媒大亨”手中，事实上，这些现象比大众传媒的其他现象更成为问题。在大众媒体时代有限的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一种非常具体的历史现实，也产生于大众传媒技术所引发的历史性的空前关注。

数字技术带来了一个从根本上不同的传媒景观，大众传媒不再是城市中唯一的表演。大众传媒开始有了分布式传媒做伴，同时它们似乎逐渐地被这个新成员所代替。分布式传媒的运转有着非常不同的组织逻辑。大众传媒是分等级的，线性的，配备控制中心，媒体内容从少数生产者单向流动到大量受众。反之，分布式传媒是网络化的，非线性的，媒体内容从许多生产者向许多消费者多向度地相互流动。

分布式传媒和数字传媒这两个术语近似，但不完全一致。我使用分布式传媒这个术语，是用来强调媒体的社会组织（尽管这个词也指互联网技术），数字传媒这个术语则只与技术相关。然而，强调社会永远不能够完全离开技术非常重要。每一个介质都同时既是技术的又是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技术结构和关系是内在交错及相互建构的。

数字技术的品质和性能深刻地塑造了分布式传媒的逻辑。与大众传媒技术（指的是印刷出版）相比，数字技术的优势在于更便宜和更有效。这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可以将文本、声音、图像和动态图像等老的传媒形式制作为数字代码，以重新中介化；（2）可以将信息、传播媒介（纸质信件、电话）、大众媒体（广播、电视、报纸）和传播予以一体化；（3）数字内容可以以最小成本无穷尽复制。（4）没有任何重量，能够以光速扩散。

我想提出，这些数字技术的现象学的品质大部分基于比特和原子的区别，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首先，传媒生产者的数量在数字时代急剧增加。当下，可以使用移动电话或笔记本电脑的每个人，可以访问网络的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传媒内容生产者。其次，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传媒生产和发布的社会形态，例如大规模的传媒内容的“分享”[6]，大规模的合作形式和类似于开源代码这类大众产品。第三，随着传媒生产者数量的增加，传媒本身正变得无处不在，这表现在，从全球的、公共的到现实生活最私密的层面，全方位的社会领域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变得媒介化了（Livingstone 2009）。第四，也许是最重要的，数字技术不仅仅是传媒技术，他们已经嵌入所有的生产性流程中（Castells 1996）。数字经济现在不再只是国际贸易委员会（ITC）的经济，它简直是为经济画上句号。因而这一进程的结果是，数字不仅与传媒领域相关，也与基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的新生产形式相关，可能也与新的生产方式相关（这一点要看未来斗争是否成功），与“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相关（Benkler 2006）。为此，数字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数字事物的政治经济学。正是由于传媒由少数专业人士向更多业余人士开放，从国家、市场向非市场开放，正是由于传媒产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才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使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更加广泛。实际上在数字时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所有方面都的确变得与批判的传媒理论相关。

快速评论一下技术决定论。在我看来，这种对数字事物及其影响的现象学分析，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的范例。我不主张所有的解释力都在于技术，人只是对技术做出反应的旁观者。然而，我也不赞同反面的观点，这种观点把能动性的所有方面都定位于人。社会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同样危险。我与马克思的思想大体一致，我认为技术为社会生产和社会组织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技术不能以任何方式决定资本主义的未来，未来一定只由受压迫者的斗争塑造。

或许由于对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中技术决定论的强烈反对，评论家们对大众传媒和分布式传媒之间深刻区别的认识有些迟钝。人们采取不同的回应方式和策略，结果证明，这个新事物（意为所谓的数字革命）的价值被高度高估了。第一种类型的回应是（例如Murdock 2004）拒绝任何重新评价，认为数字时代和大众传媒时代没有重大区别，历史的连续性比那些区别更为重要。政治经济学家与其迷恋“数字可能性”，更应该研究“市场现实性”。信息社会只不过是一个“假设”，它并不真正存在（Murdock and Golding 2001）。第二种类型的回应则更为谨慎，这是一种骑墙观望的方法（sitting-on-the fence approach）（例如，Curran and Seaton 2003, 235-293）。对于数字技术的改变，这种回应在态度和观点上都踟蹰不前。第三种类型的回应（例如Mosco 2004）包含着对这种话语的解构，特别是对互联网爱好者（Internetphiliacs）观点的解构。

确实，忽视连续性是幼稚的。然而，认为一切照旧的观点同样危险。我举例解释一下。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很大程度上主导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话语，这个问题在分布式传媒时代也将不会失去任何相关性。正相反，当新的关注点显露出来，它也将会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主题。然而，这个问题需要以两种重要的方式被重新概念化。首先，大众传媒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仅仅与传媒内容有关。分布式传媒时代，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既与传媒内容有关，也与连通性（connectivity）有关。这不再只是关乎意识形态和信息控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也关乎基础设施的所有权以及让用户进行社交、沟通和合作的网络和平台的所有权。这不只是关于意义和再现，也关于对人们在线互动的控制，最终关于给予某些社会性和主观性形式以特权。重新概念化的第二个理由，在于“生产资料”的观念。分布式传媒时代，生产资料已经变得更为民主。用户（已经超过10亿）能够使用电脑和访问互联网，并掌握一些基本的电脑技能，就具备了生产传媒内容的必要手段。然而，他们并不具备的是分布的方法和在线存储传媒内容的方法。分布和存储的方法由少数传媒集团掌握。他们控制了信息的流动。他们属于沃克所描述的那种高科技阶级（vectoral class）。“高科技阶级将世界推到灾难的边缘，然而为了克服自身的毁灭趋势，他们开放了资源的世界。”（Wark 2004,025）对资产阶级和劳工阶级之间斗争分析，提出了互联网的未来架构的主题，这种分析也是迪尔－维斯福特的主要目标（Dyer-Witheford 1999）。对这一段的总结：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相关问题具有历史连续性，但也有一些显著变化。

德米特里·克莱纳（Dmytri Kleiner）的著作一开篇就令人震惊：“在信息时代中，可能的事情和允许的事情之间存在直接冲突……互联网这样的大众网络使非等级的关系成为可能，但是这种非等级关系与资本主义关于圈地和控制的需求是矛盾的。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所熟知的互联网和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必须滚蛋。”（Kleiner 2010, 7）

这当然是一个略有夸张的观点。不仅只发生了战争，我们也能看到二者之间也在发展新的合作形式、新的模式与布局。尽管如此，我非常喜欢这段话，因为它尖锐而浓缩地概括了政治经济学在数字传媒与分布式网络时代的责任所在。开辟新的生产力的技术既已存在，但带有根深蒂固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依然存在。

想要维护现存生产关系的人，和试图改变这一关系的人之间，存在一场斗争。同时，还存在一个关于如何创造更好的世界的暗示。互联网以其更加不受控制的形式，能够教导我们如何思考整个社会吗？

我们已经走入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中央。接下来的章节里我想探讨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何与数字时代的传媒分析相关。我将重点关注四个中心词，劳动、价值、所有制和斗争，其中劳动的概念会探讨地更为详细。

05 劳动

在西半球，将劳动仅作为雇佣劳动来分析贯穿了整个20世纪。除了极少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著作，如安德烈·高兹（Gorz 1999）, 替代雇佣劳动的其他选项几乎没有进入公共话语。一个普遍的感受是，不存在对雇佣劳动的替代选项。显然，这种理论取向是一种对经济现实的反映，而这种经济现实的主要特点就是以雇佣劳动为主要生产形式。大众传媒时代的传媒生产也是这样组织的，不管传媒机构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企业，都有雇佣员工，发放工资作为报酬。

当代传媒生态系统已大相径庭。现在的传媒内容不仅来自公司雇员的生产，也来自自由劳动。自由劳动者从事大众生产（散布内容）和“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由约凯·本科勒（Benkler 2002）创造，用来描述一种社会经济生产新模式，即大规模群体为了共同目标而一起从事毫无经济报酬的工作。现在传媒内容不仅仅为市场和付费的受众而生产，同时还存在一个相当有价值的非市场向度的传媒生产。这是个新局面。实际上，传媒和创意产业在当下成为唯一面临着自由劳动和非市场生产（non-market production）竞争的产业部门。 

伴随着开放源代码运动，非市场生产始见于20世纪80年代。而在过去十年，伴随着社会网络的发展，非市场生产以惊人的规模加速发展，并从软件和代码的大众生产延伸至文本、声音、图像和动态图像的大众生产。这些数字公地包括软件公地、新闻公地、信息公地、知识公地、教育公地、艺术公地和文化公地。

无可否认，数字旋风已经对创意产业造成严重破坏。报纸新闻业正在下滑，并努力寻找新的商业模式。在美国，一批题目冠以新闻业衰败的文章，表明了这种衰败发展的严重性，如“最后的记者请关灯”（McChesney and Pickard 2011）。音乐、电影和出版行业也受到沉重打击，正在越来越多地对侵犯版权诉诸法律，并为收紧互联网管制进行政治游说（例如，ACTA[7]、SO­PA[8]、PIPA[9]）。

然而，这种新的传媒生态系统的许多影响还毫不明朗。企业劳动和自由劳动在数字公地中的并立现象，只存在于传媒产业和创意产业，还是也会蔓延到其他产业部门？传媒和创意产业与数字公地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处于“无形内战”（immaterial civil war）之中吗（Pasquinelli 2007）? 或者说，由于双方有许多合作（例如企业为开源软件生产提供资金），所以这样一种视角是不是太单维化？这对传媒产业的劳动力市场有什么长期影响？传媒和文化生产对数字技术应用的合理化，很有可能会导致市场萎缩。但如果的确是这样，市场会有多大程度的萎缩呢？最后，这对于传媒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什么？资本要从自由劳动的剥削中获取利润吗？或者，这个新事物带来的竞争会导致传媒产业生产率的下降吗？

为了更好地理解新的传媒生态，我们需要关注自由劳动概念。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术语近来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用，但马克思自己并没有使用它。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productive and unproductive labour）, 他部分地接受了18和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部分地发展了对这一传统的批判。这些术语都不是中立的，它们取决于阶级定位，同时取决于具体的社会形态（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等）和特定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是为资本而生产的劳动，它生产商品、交换价值和利润（剩余价值）。非生产性劳动不生产剩余价值。举个例子，私人家庭雇佣的从事烹任和清洁工作的人，就不生产商品。虽然他/她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售，但这种劳动能力生产出来的产品本身却不是商品。所以这就是非生产性劳动。然而，作为雇工的厨师在饭店中工作就会生产商品，因为他/她生产餐点卖给消费者。所以这就是生产性劳动。因此，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并不在于人们干什么活儿（在两个例子中都是烹任），而在于他们与资本和商品形态的关系。如果将数字平民的自由劳动套用到这个概念上，很显然，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劳动是非生产性的。20世纪80年代，这个概念受到了来自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很多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人声称，通常由女性来承担的家务劳动事实上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因为这种安排可能会减少那些不从事家务劳动的人们的工资。我认为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观点，甚至于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构成了真正的挑战。

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过程（labour-process）的区分，同样与自由劳动概念相关。我们先从劳动谈起。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Capital Vol. 1,177）[10]”

劳动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人类活动。它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普遍范畴，独立于任何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形态。劳动让我们延续生存与发展。它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劳动可以等同于活动与实践。劳动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

与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是指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特定的历史的社会和经济。他使用这种历史方法想要证明，在劳动过程中，具体的工作组织并非是必然的。现存的劳动过程总是可以克服的。马克思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之间的差异特别感兴趣。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建立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建立在工人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售给资本家事实上。对比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过程与封建社会的劳动过程，马克思强调以下两点：

“首先，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像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Capital Vol. 1, 184f.) [11]”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确定，异化的两种形式在封建制度中并不存在，在资本主义之前的任何生产方式中也都不存在。第一种形式的异化，是指工人虽然生产产品，自己却没有能力用于自己的生计。第二种形式的异化，是指生产过程掌控在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手中，工人没有能力组织工作过程。在马克思所做的劳动和劳动过程的区别中，让我们再次应用一下自由劳动概念。自由劳动在马克思一般意义的概念中常常指的是劳动。然而这个术语并不是指具体的历史的劳动过程。在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中，如果自由劳动能够成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如果自由劳动能够取代雇佣劳动，就像雇佣劳动取代封建制度的农奴和封建制度之前的奴隶那样，自由劳动的概念才有意义。我们将更为细致地再次探讨这个问题。

对自由劳动的讨论，最初主要由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发起，其与意大利工人主义学派（the Italian operaismo school）关系紧密。它与毛里奇奥·拉扎拉托、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内格里关于非物质劳动的著作相关，而这些著作产生的背景则是向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向以及相关进程，比如工作组织（劳动过程的组织）的变革、工作环境中主观性和社会联系的生产，以及认为资本最终将控制生命的生物政治的资本主义。这意味着，非物质劳动，既是智力劳动又是情感劳动，涉及到许多活动，不再被看作是福特主义工作环境中的工作。 

不仅仅只是智力劳动巳经渐渐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范。现在的情况是，一种新的“大众智能”（mass intellectuality）已经形成，它从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和与工作作斗争所产生的“自我实现”（self-valorization）的形式两者所形成的联合中生发出来。（Lazzarato 1998）

非物质劳动的概念是受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几页纸的启发提出来的，在该著中，马克思（Marx 1973）提到，财富创造和价值生产越来越独立于劳动。

“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数量……而是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体现不再那么鲜明了；人更像成为生产过程自身的守门人和管理者。他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生产过程的首领。在这一转变中，既不是人自己实施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他的工作时间，而是对他自己一般生产力的占用，以及他凭借着作为社会主体的身份而获得的对自然的认识和精通，一言以蔽之，正是社会个体的发展，才是财富生产的巨大的奠基石。（Marx 1973）”

正像高兹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语言不太稳定，在许多术语间摇摆。将要取代劳动的事物是不固定的，有“一般智力”，“科学和技术的一般水平”，“一般社会知识”“社会个体”，和“领导的一般权力”（Gorz 2010，2）。然而，马克思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很清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知识、技术和一般智力首先变得与劳动无关，其次将取代劳动成为价值创造的来源。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几页书稿对于非物质劳动概念如此重要。然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这些言论和《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马克思并不协调，在后者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并明确认为，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的唯一来源。

提吉安娜·特拉诺瓦（Terranova 2004）也许是充分使用自由劳动概念的第一位理论家。在一篇文章中（此文初版于2000年，当时社交网络尚未面世，维基百科和社交媒体平台也尚未出现），她将自由劳动概念化：“许多活动使互联网成为一个蓬勃且极度活跃的媒介。”（Terranova 2004，73）这些活动包括“建设网站、完善软件包、阅读和应用邮件组，以及创建虚拟空间”（Terranova 2004，74）。与关于非物质劳动的工人主义话语一致，她也将自由劳动的出现置于后福特主义中。“自由劳动是这样一个时刻，文化的知识性消费被转换为过度的生产活动，这些生产活动被愉快地接受，同时也常常被可耻地剥削”（Terranova 2004，78）。

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得出了自由劳动的三种特征，这三种特征也得到了参与本次讨论的多数评论者的认同。首先，自由劳动是免费劳动，与免费啤酒是同一个意思，是义务的付出。其次，与自主同义。与雇佣劳动相比，自由劳动享有更大的自主性，而异化程度较弱。自由劳动没有工厂，只有一个游乐场，因此，自由劳动可以被享受。第三，自由劳动是被资本剥削的。

然而，这种自主与剥削的辩证法，体现在大多数对自由劳动的描述中，只是对这种张力存在着不同的解读。特拉诺瓦非常小心地避免强烈的判断，而只是提“复杂劳动关系”（Terranova 2004，73）。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已经在关于真人秀（Andrejevic 2008）、YouTube（Andrejevic2009）和Facebook（Andrejevic 2011）等许多研究中探究过自由劳动的概念。他的这些研究对象都是商品化的空间，每一个案例的核心论点都是对传媒研究中的某些论述的批评，这些论述大赞用户参与和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是民主化进程并向用户赋权的标志。与此相反，他认为，投入到商品化空间中的这些自由劳动正在受资本剥削。在他的研究中，自由的、赋权的以及解放的潜能，显然被货币化社会的消极层面夺去光彩。马迪臭·帕斯昆内里（Pasquinelli 2008）又推进了一步，他批判了自由劳动和公地（the commons）。很明显，公地并没有被资本俘虏或者圈占，否则，他将不再是一个公地。各种各样的数字公地都不是商品化空间。但帕斯昆内里并不认为数字公地有任何积极性，因为它们都被资本剥削利用，都是劣质和黑暗的空间。这是一种极度不对称的关系（asymmetrical relationship）。他借用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概念化的寄生虫形象和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的有关“过度”（excess）的观点，提出了“公地寓言”（bestiary of the commons）, 意为，资本行为就像吸血鬼，吸干了自由劳动者所有剩余精力的鲜血，对此自由劳动者们并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太过幼稚。

我前面提到过的达拉斯·斯迈思，是加拿大传媒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极少数不仅研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也研究马克思理论其他方面的理论家之一。事实上，他使用了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斯迈思认为，传媒受众是一种商品，由传媒生产商一手打造的商品。看电视的行为将观众和广告商连接起来，这样，传媒观众就贡献了他们的劳动。尽管斯迈思没有使用自由劳动这个术语，他仍然可以被视为自由劳动观点的奠基人。就像安德烈耶维奇一样，斯迈思在商品化背景中研究传媒受众。对斯迈思而言，这是一出由三个演员参演的悲剧：传媒生产商和广告商是坏人，受众是受害者。传媒生产商生产了受众，也把时间卖给广告商，因而也将受众卖给了广告商。他提出，受众付出劳动的原因如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所有的空余时间无不是工作时间。资本主义制造了一个“自由和闲暇的假象”（Smythe 1977，47）。他阐述了这种观点如何与马克思劳动力理论相联系（劳动力有关工作的能力）。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成为私人财产。似乎人们可以自由支配它。如果人们在某个岗位上工作，你就出卖了你的劳动力。离开了这个岗位，似乎你就不能出卖你的工作。但是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常见的误解。在工作岗位上，人们所出卖的劳动时间并没有获得全部的报酬（否则的话，利息、利润、管理层的薪水就没法支付了）。离开工作岗位，（通过受众商品化）人们的劳动时间依然被售卖，尽管不是主动售卖的。获得报酬的工作岗位上生产的是商品，离开工作岗位所生产的是人们为了明天和后代的劳动力：即工作和生存的能力。（Sn1ythe 1977,48）

这当然是一个创新的论点。这种研究传媒受众的不同寻常的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为斯迈思赢得很多信誉。然而，有两个问题令他的观点存在相当大的疑问。首先，他将人类生活中的所有时间都通通计算为资本主义制度工作的时间，只不过有时候获得报酬（上班时），有时候没有报酬（下班后）。这意味着所有的再生产时间（一天24小时）都花在了工作上。这个观点比受众劳动（audience labour）的观点更重大。对斯迈思来说，我们生活中每一个单一的行为都变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作。这是最大限度的异化，而且没有出路。第二个问题在于，这个观点建立在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曲解之上。马克思的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区分了用于生产的劳动和劳动力（工作能力），且这里仅指雇佣劳动。用劳动力概念来分析再生产活动（reproductive activities）没有太大的意义。劳动力概念只在可被工人售卖的语境中才有意义。这正好是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其他经济制度的区别。斯迈思努力回避这个问题，他宣称，“离开工作岗位后，你的工作时间被卖掉了……尽管你没有主动卖它”。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演绎”，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劳动力理论基本原理。

最近，大卫·赫斯蒙德霍（David Hesmondhalgh）对自由劳动概念提出批判。他指出两个问题。首先，他批判地质问“将这个术语与剥削概念频繁地捆绑在一起”，既不足以令人信服，且前后矛盾（Hesmondhalgh 2010，276）。有时剥削与异化相关，有时与意识形态和控制相关，另外一些情况下，与自由劳动被资本的俘获和利用相关。然而，这些情况没有任何一种真正涉及剥削本身。我完全支持这种批评，此外我会添加一个观点：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论述，对自由劳动的剥削是不可能成立的。剥削是指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这是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基础。就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言，在雇佣关系之外可以创造剩余价值这一观点是无稽之谈。

其次，赫斯蒙德霍质问，对自由劳动的批判能够产生怎样的政治诉求。他指出，无偿劳动一直存在，例如家务劳动和社区义务劳动（如教足球），他强调优先秩序的重要性。他质问，在什么条件以及什么背景下，我们可能反对这种无偿劳动？哪种形式的劳动是特别不公平的？他也提出，历史上大多数文化生产都是无偿的。最后，他指出这一事实：那些无偿数字劳动的承担者们，可能获得了其他的回报，例如工作成就感和来自同侪的认可。

对自由劳动的出现以某种方式与后福特主义相连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无偿劳动的存在贯穿了资本主义历史，这着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无偿劳动在维持生计的工作（或者家务劳动）中存在，以非货币化行为的形式存在，例如，社区义务工作和邻居之间相互做临时保姆。然而，赫斯蒙德霍是将社区志愿足球教练的无偿劳动和（利益驱动型）社交媒体平台用户的劳动混为一谈。前一种无偿劳动是非商业性的，处于非营利性环境中。后一种劳动处于商业环境中，将虚拟的或非物质的空间售卖给广告商。这一区别非常重要。有趣的是，这一区别在关于自由劳动的探讨中一直相当朦胧。让我们回到我前面提到的三位作者。对于特拉诺瓦而言，自由劳动是指“建设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参加邮件组以及打造虚拟空间”；她没有在商业与非商业，资本和公地之间做出区别（Terranova 2004，74)。安德烈耶维奇仅仅写到了与广告空间和利润生产有关的自由劳动。帕斯昆内里仅仅提到了与公地、非营利性的数字网站等相关的自由劳动和对自由劳动的剥削。

这是相当混乱的，和斯迈思的矛盾立场一样混乱。一方面，他声称是每天24小时都发生着剥削，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存在不被资本剥削的时间。另一方面，他又仅指那些工作之余的时间和空间，即广告时间和空间。所有这些不仅仅是混乱，关于剥削、利润和剩余价值的探讨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简言之，关于价值问题的探讨都高度令人不满。显然，价值既可以源自有偿劳动，也可以源自无偿劳动。然而，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来源一点也不清楚，甚至于马克思也给出了不同的信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剩余价值只能源自雇佣劳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又提出，技术劳动和一般脑力劳动也能够被资本剥削。我发现，关于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也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立场。在接下来的关于价值的小节中，我将论证，有价值的事物和一些事物有价值的原因，往往是一种主观范畴。因此，那些客体化的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究竟来自何处是不可能作出明确判断的。

赫斯蒙德霍还提及了可能在雇佣劳动与自由劳动并存的时代出现的政治诉求问题。这再一次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我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作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和他的一般劳动（意味着：有别于历史上具体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区分。马克思将一般意义的劳动看作是“人与自然共同参与的过程”，看作是同时改变了环境和人本身的事物，看作是不仅具有经济属性同时具有人类属性的活动。劳动在这些意义上，可以宽泛地等同于实践和活动。这似乎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劳动定义。马克思关于劳动的一般定义，和拉扎拉托、哈特（Hardt）、奈格里（Negri）以及其他与工人主义学派（operaismo school）相关的学者们的观点非常一致。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将实践这个术语换成生活。在生命政治资本主义里，工作就是生活，工作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关系和我们的主体性。将工作与休闲、传播、创造、游戏等方面区别开来的做法越来越徒劳无益。

从政治上看这意味着什么？在数字时代，自由劳动和雇佣劳动共存。这要么可能被视为一种可以广泛接受的状况，要么，可能像我的看法一样，意识到其绝对有失公平，最终令人难以忍受。这里开辟了两条批判的途径。第一条途径是，对于自由劳动和政治诉求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就像是赫斯蒙德霍指出的那样，可能会招致将自由劳动整合进雇佣劳动体制的呼声。然而，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因为它会引向一个甚至更加商品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每一个个体的人类活动都用交换价值来测量。将雇佣劳动体制及其疯狂的价值测量发展得更加壮大不该成为一种政治议题。第二条批判路径将转向对立的方向，将变为对雇佣劳动经济本身的批判。最近，对雇佣劳动替代品的势头有所增强。给每一个公民发放最低工资要求，可能成为正在探讨中的最突出的替代雇佣劳动的模式。在对“超越雇佣社会”的工作（work beyo nd the wage-based society）的概述方面，安德烈·高兹的著作或许做出了最成熟的贡献。（Gorz 1999）这当然是一种激进的方法，甚至是乌托邦式的，实现的希望不大。从另一方面而言，这个时代可能需要更多关于我们如何工作、联系、创造和生活的激进的反思。

毫无疑问，自由劳动概念对于阐明社交网络领域的新发展已证明是非常有效的。在数字资本主义中，雇佣关系之外的人类活动繁荣兴旺，反思这些人类活动中的劳动就成为重要挑战之一。然而，“自由劳动”中的劳动的概念，严重缺乏分析的严谨性，它将许多相当不同的实践活动混为一谈。下载一首歌曲和在社交网络平台中与朋友聊天是可以比较的吗？这两种活动又可以和阅读邮件组的邮件或生产维基百科条目相提并论吗？所有这些活动贴上了自由劳动标签，但是他们肯定是不同的事物。在私营频道看电视连续剧，和在不播放广告的公共频道看电视连续剧是一样的吗？商业网站（如Twitter、Google+、Facebook)的自由劳动和开源网站（如Diaspora)的用户之间存在区别吗？为什么我们谈论自由劳动时，涉及到邮件组的邮件，却没有涉及我们邮寄给朋友的那些装在信封里的、贴着邮票的实体信件呢？我们在电话中的交流行为，是提供给电信公司的自由劳动吗？要知道电信公司和社交媒体平台（如Facebook和Twitter)之间唯一的区别，只是在于商业模式略有不同。电信公司没有使用广告商，因此他们需要向用户收取服务费用。反之，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从广告获得收入，因此能够提供免费服务。

或许更成问题的是，有些活动实际上并非真的首要基于自由劳动，却使用了自由劳动概念。常有这样一种假设：自由劳动是没有经济报酬的劳动。然而事实却更加复杂。数字公地是通过与经济报酬相关的多样劳动形式创造而成的。让我们看一看开源代码产品。企业对开源项目的资助处于增长趋势。此外，开源软件的开发者，当其在闲暇时间生产代码的时候，通常还不是公司老板，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开源程序设计员中的绝大多数是被雇佣的程序员，他们为软件公司工作。通常任何形式生产的开源代码都会向开源社区开放（Weber 2004）。所以这种从事开源软件开发的劳动通常不是直接获得报酬。针对知识公地的生产，也可以提出一个相似的论点。一个维基条目，例如“现代性”，可能是由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如一个哲学家）撰写的，也可能是由受雇于某个大学的人撰写的。

这就是为什么数字公地中的一些领域以令人兴奋的速度发展，反之，其他大部分领域的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开源公地和知识公地是数字公地中的先锋，一个很好的原因在于，这些公地的建设者们，常常确实是有收入的。其他领域，例如教育公地[12]。和艺术公地，与开源公地和知识公地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公地发展严重滞后，因为在这里的劳动投入并没有得到其他各方的报酬。这些公地的发展的确仅仅只依赖无偿劳动，他们靠的是那些做出贡献和投入其中却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人们的激情、爱和狂热。

附言：对自由劳动的批判是重要的，对自由劳动批判的批判同样重要。不过，我们也不必对此钻牛角尖。如果劳动就是生活，劳动就是实践，那么，要发展一个比劳动概念本身更为清晰的自由劳动的概念就很难了。这将会被证明是一个虚无的事业，成为一个终将失败的计划。讨论自由劳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仅是概念的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是二者的结合。只有当雇佣劳动和自由劳动再次成为单纯的劳动本身时，这一社会问题才不复存在，而这只能看阶级斗争的结果如何了。

06 价值

为了理解劳动的全部复杂性，我们不得不转向讨论价值。和劳动一样，价值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研究领域。它是一个存在多种含义和观点的术语，一个引发大量讨论，易于分散注意并忽视最紧要之处的术语。那么，第一个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是，讨论价值这个概念对于传媒政治经济学来说有什么价值呢？第二个问题关乎马克思，关乎他的价值概念对于更好地理解我们当代传媒和传播生态系统的价值。

经济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Graeber 2001）划分了三种关于价值的思想脉络。第一种是社会学意义中的价值，其概念包括从根本上而言，什么是人类生活中美好的、正当的或者理想的（good, proper, or desirable）。第二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这种价值是指物品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及预期如何用定量方法测量。第三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这要追溯到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价值被视为有意义的差别。这是一个将语言（或者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关联的概念，一些事物的价值只有在与其他事物的对照或比较中才会建立起来。

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中，价值的概念和劳动概念获得的关注同样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由于劳动和价值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系如此紧密，以至于那些对于劳动感兴趣的文献对价值也同样感兴趣。[13]人们只能推测，为什么对价值的探究被大大忽视了。我自己对这一忽视的解释是非常简单的：一般认为，或者说，看待此问题的出发点是，大众传媒被认为与公共物品享有同样的价值，被理解为是保卫民主的一股独立力量。然而，考虑到大众传媒机构的日益私有化及其所有者的经济收益不断增长，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物品的价值不断受到威胁。如此一来，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关注大众传媒的潜在价值，而是只关注其对立面，关注经济利益和政治管制给民主社会带来的威胁。这一视角具有完美的意义。毕竟，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批判理论的传统。这样，赞美传媒集团和传媒大亨们对公共领域的大放光彩做出了贡献的确会显得古怪。

如果我们将格雷伯关于价值的类型学应用于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我们得到的结果非常近似于方才做出的观点，但也有一些细微差别。可以肯定地说，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从未关注过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因为从未出现过用定量方法测量传媒产品或传媒机构的价值的尝试。可以同样肯定地说，社会学维度的价值还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探究。这原本意味着一场与媒体与传播的社会理想价值的争斗。原本应该有一场关于媒体和传播乌托邦的层面的争论：媒体应当怎样组织，应该怎样运作，应该是什么样子。然而，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对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意义上的价值，对于传媒生产和传媒组织的类似形态之间有意义的区别，特别是对于公共和私营传媒组织之间的区别，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还是有几分发言权的。在没有明确提及价值概念本身的情况下，英国传统的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确实对比了公共传媒机构和商业传媒机构，而比较的结果是，给予BBC等国有传媒机构以积极的评价。

这些思想脉络对于分布式传媒时代还有意义吗？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经济意义上的价值正在成为热烈讨论的问题。确实，对传媒政治经济学家而言，用可计算的和量化的单位来测量价值，往往首先会成为相当可疑的目标。随着非物质劳动重要性的上升，这将不仅仅是可疑的目标更成为疯狂而徒劳无功的项目。因为日益明显的是，智力和情感事物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然而，从价值经典理论主导的时代开始，关于从经济秩序角度发展的价值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将价值视为具体劳动的一种量度的可能性，都发生了不可逆转地改变。”（Negri 1999, 77f）内格里于是反过来提出，可将来自上层的价值理论，转变为“来自底层，来自生活的基础”的价值理论（Negri 1999, 78）。内格里吸收了斯宾诺莎（Spinoza）的观点，将价值视为能够促使行动的权力。这样，我们可以为格雷伯关于价值的类型划分添加第四种思考方式：价值是推动人们行动的事物。

我认为，在分布式传媒的时代，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的讨论将如雨后春笋。这些讨论关于数字公地，关于自由劳动和自由文化，关于开放、贡献和分享，关于注意力，关于稀缺性和丰富性，关于礼物经济（gift economy）, 关于所有制和接近权，关于合作与协作而非竞争，关于匿名言论和匿名行动，关于监管、隐私和透明度，关于专家和业余爱好者的价值，关于互联网和民主，关于人和技术，关于传媒和政治行动，关于资本主义和退出战略（exit strategies）。这些都在试图判断，什么才是美好的和理想的事物。

我相信我的论断可以包括这些观点：在大众传媒时代，传媒保卫民主的价值受到威胁。在分布式传媒时代，这一价值仍然受到威胁。但是这并不是问题的终点。现在，除了权力、意识形态和控制（这些问题当然高度相关）的问题，又补充了关于代理、赋权、权势和可能性等新的问题。在大众传媒时代，关于生活最重要事物的探究和传媒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太多讨论。在分布式传媒时代，这些讨论则如火如荼。

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可以对这些讨论有所贡献吗？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在（《资本论》第一卷概括的）劳动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驳斥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应当由市场决定，由用货币交换商品的人来决定。然而，价值是商品内在固有的，还是由顾客购买商品的欲望决定的，自由主义观点的立场在这二者间摇摆不定。马克思指出，价值由投入到商品的生产中的劳动数量（和劳动时间的数量）产生。货币和商品的交换掩盖的事实是：正是商品的生产赋予了商品价值。马克思认为，价值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具体化。从这一观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剩余价值概念。剩余价值则是指劳动力的成本（工资）和商品中凝结的劳动价值之间的差额。剩余价值或者利润就是工人的创造和工人获得的回报之间的差额。这样，如果价值是通过劳动创造，那么剩余价值则通过剥削劳动而产生。 

即使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理论也一直饱受争议。对斯拉沃热· 齐泽克（Slavoj Žižek）而言，劳动价值理论“通常被认为是马克思理论中最薄弱的环节”（Žižek 2011，205)。受到莫伊舍·波斯通（Moishe Postone）观点的启示，齐泽克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不是一种超越历史的理论，而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当代的传媒生态系统，一部分属于资本家，一部分属于公营，一部分属于数字公地，那么马克思的理论何以有现实意义呢？在时而被称为“礼物经济”（Barbrook 1999）有时称为“捐赠经济”（Siefkes 2007）的环境中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有意义吗？如果有意义，那么何以可能呢？让我们思考礼物经济这个案例。在礼物经济中，以把物品作为礼物交换的人们之间的人际关系为代价，将具体物品的价值来源定位于这些物品的生产中是否真的有效呢？这种方法没有太大意义。对这种仅仅专用于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价值理论来说，有必要拓宽其界限。而要找到灵感，最明显之处就在关于价值的人类学文献。

格雷伯发表过对关于价值的人类学文献的杰出评论。他一直在寻找能克服将礼物和商品二分的概念，在关于价值的莫斯（Maussean）路径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之间搭建桥梁。他尤其对南希·芒恩（Nancy Munn）的价值概念印象深刻，南希·芒恩在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完成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对芒恩而言，价值是在行动中显现的。它是一个人的行动能力转化为具体行动的过程。价值最终与创造社会关系的权力有关。

“人们现在可以将对物的渴望和人类关系的重要性视为同一事物的折射，而不是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商品必须被生产（没错，他们不得不流通、交换、消费……），社会关系必须被创造和维持；所有这些都需要人投入时间、精力、智力、关心……这种架构事物的方式当然令人想起马克思的幽灵……沿着劳动价值理论这条线，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处理一些问题。但是，如果我们能更宽泛地定义“劳动”就更好了。（Graeber 2001, 45）”

有人可能会补充说，这种劳动的概念和马克思作为实践的劳动的一般定义几乎完全相同。同时，它也与内格里和斯宾诺莎将劳动描述为促使行动的权力的概念几乎相同。

所有这些理论可能都很难提出一个依据，来解释为什么传媒政治经济学首先需要处理价值理论问题。实际上，这并不是我想提出的观点。然而我实际思考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这个术语的宽泛意义上理解劳动）会开辟一条实证研究的新途径。如果将价值视为促使行动的权力，以及将价值视为创造社会关系的权力是站得住脚的话，如果价值关乎的是人们如何为他们的行为赋予意义，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分布式传媒政治经济学将作为一个绝佳的立场，用以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建立奈格里（Negri 1999）所声称的那种源自底层的政治经济学。这将是对价值的研究，研究重点不在于结构，而在于主体性和他们创造、连接、沟通、分享、共事以及赋予所有这些事物意义的渴望。

07 产权

在大众传媒时代，产权总是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存在重要关联。但是，传媒内容中对所有制问题引发的关注却相当有限。罗兰德·贝蒂格（Bettig 1996）也许是过度谨慎地表明，尤其是知识产权和版权领域“相对来说较少得到研究”。他是为数不多的研究传媒内容所有制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有趣的是，这是一项数字转向刚刚起步时的研究。

贝蒂格非常关注知识产权规范性原则和现存体系之间的差异。知识产权核心的规范正当性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知识和艺术性工作的创造者需要创新的激励。版权意在给予创作者开发自己作品的专属权，这些权利反过来能为作者提供收入，激励作者创作新作品。然而，实际的版权系统没有按照这个理想来操作。大多数艺术和知识性工作都依赖于生产、再生产和发行的过程，而这些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昂贵的技术。在贝蒂格看来，“版权所有权越来越取决于资本家，这些资本家拥有机器和资本进行生产和发行”（Bettig 1996, 8）作品。 

正是由于资本家阶级拥有传播资料，就能榨取传媒信息的实际作者的艺术和智力劳动。为了能够获得“出版”，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创作者必须将他们作品的所有权转让给拥有发行手段的人。（Bettig 1996，35）

这是对大众传媒时代非常正确的分析，没有留下太多希望的空间。不仅如此，他还令人称奇地预见到：“智力和艺术公地的圈地并非不可避免的，并非必然如此，虽然对资本逻辑的强调令其看上去好像非这样不可。”（Bettig 1996，5）贝蒂格一定已经感觉到了他们正在改变的时代。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的著作出版之时，共享文化（sharing cultures）和数字公地很大程度仍局限于开源运动。当时还没有Napster这样的文件共享软件，还没有创意公地（Creative Commons）这样的版权法律实验，也没有社交网络。大众传媒时代，资本的扩张逻辑没有给智力和艺术公地留下太多空间。传媒内容的绝大部分不是公共资产，而是被资本夺取了。在这个层面上，贝蒂格的观点有一些预言性质。现在已经非常清楚，智力和艺术公地的圈占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是一场克莱纳指出的“你死我活的战斗” （battle to the death）, 战场的一边是艺术和智力劳动，以及那些想要营救数字公地的人，另一边则是资本以及那些意在圈地的人们。

贝蒂格提出了一个有诸多实证数据支持的令人信服的观点，解释了为什么版权管理在理想的规范意义上是合法的没有真正支持智力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却支持了那些控制传播流的人。随着数字化转向，这一相当成问题的版权管理变得更加糟糕。当所有数字物品都可以被无穷尽地复制，并以最小的附加成本进行分发传播时，它们就被当作非排他性的共享物品（non-rival goods）。实际上，大多数知识产权是非排他性的，意味着他们被一个人使用时并不妨碍其他人使用同一物品。然而，数字物品不仅仅是非排他性的，而且天生就储量丰富。如此一来，从有意制造稀缺假象的意义来看，通过数字权利来拯救版权的所有努力都是荒谬的。他们将储量丰富的物品转变成合法的稀缺商品。讽刺地是，在数字时代，只有有意制造稀缺假象才能满足资本家的积累。正是由于数字事物不仅是非排他性的，而且储量丰富，知识产权问题才从一个次要问题走上中心舞台。

用短短几行来总结对自由文化的讨论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想发表几句评论，只是为了将几个关键立场与马克思联系起来。首先要指出的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如约凯·本克勒（Benkler 2006）和劳伦斯·莱斯格（Lessig 2004）之间，有一条相对明了的分界线。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不放弃知识产权的合法性的前提下，是拥护自由文化的。他们只是提出了完善版权法的建议。他们将数字公地视为一种进步发展并为此鼓掌欢呼，但并不过分关注参与了数字公地建设的自由劳动。本克勒（Benkler 2006, 3）认为，以公地为基础的大众生产（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加强了个体自由度和自主权。正是在此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们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他们认为自由劳动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批判政治经济学家阵营中，关于数字传媒的争论并没那么清晰。同时存在两种立场：一边是对自由文化的热烈辩护（例如，Cory Doctorow 2008或者Kevin Carson 2011), 一边是对自由劳动和资本对自由劳动剥削的热烈关注（Pasquinelli 2008；Kleiner 2010）。我们发现，大部分描述中普遍承认这种困境，而这种困境很难被打破，许多评论家还在持观望态度。自由文化困境的一个出路，就是引起寻找新的模式来保证艺术和智力工作者有一定的收入（例如，彼得· 桑德[Peter Sunde]的“支付平台”[Flattr]或者德米特里·克莱纳[Dmytri Kleiner J的“版权极左”[copyf arleft]和“冒险共产主义”[venturecommunism]的建议）。

然而，除了一些罕见的例外情况（特别是Wark 2004和Kleiner 2010）, 这些探讨都规避了讨论所有权本身。即使那些自由文化的热情捍卫者，也以相当实用主义的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立场，例如有观点认为，自由文化最终会刺激创意生产和改革，然而版权会导致创意和改革成果的减少。尽管这些论述非常重要，但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一种对知识产权本身的根本性批判至今没有摆上台面。巴迪乌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反问：我们为什么要“为了确保当权者的生存而固守所有权的全部形式？”(Badiou 2010,5)

这当然正是马克思迟早有用之处。首先我们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学到的是，所有权不是一种自然权利。它是一种历史产物。所有制关系受具体的历史条件所支配。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Communist Manifesto: 68）[14]”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关于产权的观点是标新立异的，与自由政治理论家存在明显区别。这一区别在于，自由政治理论家没有关注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反之，马克思将所有制概括为一种关系，即人们通过商品所建立的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所有制关系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表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制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关系为基础，也以生产资料拥有者一方的利润积累为基础。

“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15]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产生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Capital vol. 1: 762-63）”

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对物品的所有权关系不太大，但却关系着排除他人使用物品的权利。为了解构这一广泛传播的神话，即私有制是由那些勤奋而愿意刻苦工作的人们公平挣来的，同时其他人则是“懒惰的无赖”，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关于所有制起源的替代性解释。

“每天向我们说教如此乏味的儿童故事，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在真实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Capital vol. 1: 713-714）[16]”

为什么这句话在资本主义面临其第一次全球危机之时获得如此大的共鸣？第三点，且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是更加重要的观察是，马克思对私有制和个人所有制（private and personal property）的区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私有制是丑恶的，它不仅是异化劳动（雇佣劳动）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它也首先是异化劳动实现的手段，并且是维持资本和劳动不公平关系的手段。私有制是生产性的所有制，它是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至关重要的所有制，是一种能够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所有制。也许我的判断有些简单化，但大体上马克思确实将私有制等同千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私有制与个人产权或者用于消费（用于再生产、用于生存）的产权是非常不同的，产权是不会社会化的，因为也没有社会化的必要。毕竟，非生产性的产权或者基于需求的产权是没有一点危害性的。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Communist Manifesto: 68f）[17]”

毫无疑问，知识产权不是个人（personal）的产权而是私有（private）产权。毫无疑问，它们都是生产性商品，它们生产剩余价值，也为未来的商品奠定基础，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信息生产更多的信息，新闻生产更多的新闻，知识生产更多的知识，艺术生产更多的艺术。因此，知识产权这种发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并不保护这些非物质物品的作者，相反，它却有助于资本主义的积累。贝蒂格用丰富而详细的经验性证据对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撑。

在我看来，支待自由文化的人和关注自由劳动剥削本质的人之间的争论陷入了困境。两种立场都应获得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支持。他们彼此相互反驳，但是他们与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之间又如此完美地协调。此外，新的商业模式的发展，对于智力与艺术工作者来说，看上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前途。这些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家不愿意出于利他原因支持自由劳动，而那些被剥削者挣的钱只够维持自己的生存。

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讨论私有制本身的合法性。私有制关系反映了社会关系。现在，我们可以结束这个话题了。它将带我们重新回到价值，回到社会学意义上的（我们从生活中所享受到的）价值，带回到建立在斯宾诺莎情感理论上的第四种方式的价值，带回到作为促进行动的权力的价值。它也将会带我们重新回到劳动。如果自由文化对社会是有益的（这是一个从未被认真辩驳过的观点），那么社会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来支持他们的无偿贡献，他们带给人类的礼物。就这么简单。全球性的基本收入或许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法，但它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自由－劳动－自由－文化－困境（free-labour-free-culture-dilemma）应该触发一个相关的讨论，那就是劳动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画家，充其量只有一些人在从事其他事情的同时，也会画画”（Literature and Art, 76）。”

如果人们使用他们促进行动的权力来反对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将会投入斗争：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Capital vol. 1: 764）[18]”

马克思对这场斗争或许有点过于乐观。不过，这种乐观及其带来的希望又是非常需要的。

08 斗争

没错，这是一场关于阶级的战争。但战争是由我所在的富人阶级发动的，并且我们将是赢家。（Buffett 2011）

在大众传媒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是相当有限的。在数字和分布式媒体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能够更广泛地应用马克思的概念，这也是我的主要观点。我已经应用了他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关键概念特别是劳动、价值和财产权概念，这些概念都存在内在联系来表明它们对于分析我们当前的传媒生态是有现实意义的。当代传媒生态包括一个关于国家、市场和公地三者形成的有趣的混合体构成。另一个概念阶级斗争，显然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数字和分布式传媒已经打开了新的可能性，用以抵抗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用以建设资本主义的替代制度。但如果受压迫者没有通过斗争推动更多的根本性改变，就没有任何一种可能性能够实现。

跟劳动、价值和产权一样，阶级斗争的概念也是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的特色概念，但仅处于边缘位置（例如，Mattelart and Siegelaub 1979）。它还从未成为一个核心概念。此外，迪尔一维斯福特的声明是对的：“尽管已有一些研究站在阶级斗争立场，关注工人阶级围绕数字机器和电子传媒所进行的战斗，这些研究往往没有提出任何超越了新卢德主义（neo-Luddism）的理论视角。”（Dyer-Witheford 1999, 64）

分布式传媒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传媒和斗争的理论化。既然有太多的实践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们怎样才能在21世纪将阶级斗争概念化呢？这些实践指的是在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上抵制剥削的工人的行动力，近来已被政治经济学家们详细地探讨过（Huws and Leys2003；Qui 2009；Mosco，McKercher and Huws 2010）。斗争在这个信息时代也与黑客行动主义（hacktivism）有关，与像“匿名者”（Anonymous）那样相互松散联系的网络“团体”采取的抵抗形式有关。第三，斗争与所有投入数字公地和建设替代商品和结构的精力有关。最后，它与社会运动有关。2011年爆发了首次全球起义。虽然社交媒体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具体关系确实有待更细致的研究，但我们仍能放心地声称，社交媒体能够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活跃分子赋权。在数字时代，传媒和斗争之间的联系是复杂而又强烈的。分布式传媒的政治经济学家正在扩展他们的研究，不仅仅只关注传媒机构或者传媒产业。他们也在研究，网络空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在真实的街头和广场发生了什么。

马克思的确已经回来了，这次是个人化的(personal)。

注释：

[1] 关于文化研究和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张力的分析，可见凯尔纳（Kellner 1995）和维特尔（Wittel 2004）。关于传媒政治经济学和积极的受众研究之间的分歧的分析，可见席勒（Schiller 1989, 135-157）。

[2] 为保持分析的纯粹，我将在大众传媒时代的开始阶段，忽略德国马克思主义传媒理论布莱希特（Brecht)）、克拉考尔（Krakauer）、 本雅明（Benjamin）、阿多诺（Adorno）、恩岑斯伯格（Enzensberger），其思路——也许是错误的——我甄选的文本肯定不那么广泛，也不具备任何方式的代表性，但这些文本对传媒政治经济学领域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的确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线索。

[3] 中文摘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人民出版社，2009年，591页。以下类似处只注简要信息。一一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人民出版社，2009年，550-551页。一一译者注

[5] 或许第一次全面地将马克思的概念应用于分布式传媒是迪尔-维斯福特（Nick Dyer-Witheford 1999）。他分析了信息时代何以“非但没有超越资本及其劳动主体之间的历史矛盾，反而构成了两者遭遇后的最新战场。“（Nick Dyer-Witheford 1999, 2）此后，其他明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互联网理论化研究的著作不断涌现，例如，Wayne 2003; Huws and Leys 2003; Stallabrass 2003; Wark2004; Terranova 2004 ; Artz, Macek and Cloud 2006; Jhally 2006; Fuchs 2008; Mosco, Mc Kercher, and Huws 2010; Kleiner 2010; Fuchs 2011; Fuchs et al 2012。

[6] 关于数字时代分享的批判性分析，可参见Wittel 2011。

[7] ACTA: 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 反仿冒贸易协定。——译者注

[8] SOPA: Stop Online Piracy Act, 禁止网络盗版法案。——译者注

[9] PIPA: Preventing Real Online Threats to Economic Creativity and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Act of 2011, 保护知识产权法案。——译者注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 年，207-208页。——译者注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 年，216-217页。——译者注

[12] 我已在别处（Wittel 2012）写到过当前创立独立自主的大学和独立自主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各种尝试，这些尝试源自并回应了新自由主义对公立大学的摧毁。为了这次分析的需要，我对知识公地（比如维基百科网站）和教育公地作了概念化的区分。这种区分很多程度上与劳动和自由劳动有关。知识公地随着知识的累积而成长。它的成长是自然而然的．只是需要上传到网络上。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教育公地需要付出没有经济支持的额外的劳动（真实的义务劳动）。

[13] 纳入了劳动和价值概念的文献，常常与广告有关，这并不是一个巧合。正是广告启发斯迈思（Smythe 1977）提出了受众商品概念。最突出的一点是，斯迈思（Smythe 1977）声称，电视受众为广告商和传媒生产者提供了免费劳动，这个观点触发了所谓的“盲点”的争论（Murdock 1978；Smythe 1978；Livant 1979）中有关价值的争论。价值对于苏塔· 杰哈利（Jhally 1990）的著作也至关重要，因为他关于广告业、传媒受众的劳动的论点与斯迈思非常相似。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人民出版社，2009年，45页。——译者注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 年，873页。——译者注

[16] 同上书，821页。——译者注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人民出版社，2009 年，46 页。——译者注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人民出版社，2009 年，874-875 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