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笔记》与青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转向

摘要:1842年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剧烈变动之际，他告别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开始迈向唯物主义哲学。1842年4月初至5月末期间的马克思的《波恩笔记》，特别是他对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本雅明·贡斯当的研究，便真实记录了这一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复杂变动过程。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聚焦于贡斯当从人类社会现实切入的宗教批判，这为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路径，推动着他远离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靠近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这同时反映了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的复杂理论视域，他虽处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包裹下，却无意识地接近唯物主义和现实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 贡斯当 《波恩笔记》 宗教批判 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刘冰菁，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0年第8期

1842年是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剧烈变动之际。对此，列宁曾评价道：“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科隆)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可以看出马克思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依据这一判断，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深入挖掘了《莱茵报》时期、特别是1842年下半年以来，青年马克思如何告别青年黑格尔派，在物质利益难题下转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然而，认识的质变不能取消量变的累积，量变也不是无质性发展的、纯量的累积。1842年4月初到5月末期间马克思的《波恩笔记》，特别是他对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本雅明·贡斯当的研究，恰恰提醒我们，在《莱茵报》时期之前就存在着这样的重要事件，它促使马克思区别于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思考，构成他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因素。《波恩笔记》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促进青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理论与现实因素，更有助于我们辨识青年马克思迎来第一次思想转向前的复杂理论视域。

一、青年马克思：与鲍威尔告别、与唯物主义相逢

马克思总在对同路人的借镜与争鸣中构建自己独特的哲学理论，因此青年马克思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时，同体发生的便是他与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合作与分裂。在19世纪30年代的柏林大学时期，马克思便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以鲍威尔为首的博士俱乐部，在其中十分活跃。他的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内容也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当时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正想创立自我意识哲学，来宣扬自由理念、批判宗教教条、改造黑格尔哲学。受其影响，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到处可见自我意识哲学、无神论观念、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的内容，这些都是青年黑格尔派擅长的主题。也是在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密切交往中，马克思进一步确立了从黑格尔哲学中脱胎而来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认为哲学本身是理性按照内在规律客观发展的过程，非理性的现实必然要在哲学的现实化中重归理性。

不过在1843年之后，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指责鲍威尔的观点还是太抽象，而且在随后的作品《论犹太人问题》《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系统批判了鲍威尔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思辨性质，认为他妄图在抽象的范畴体系中寻找历史发展的动力:“正像批判的批判把思维和感觉、灵魂和肉体、自身和世界分开一样，它也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认为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是在天上的云雾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91页)

对于马克思为何会与鲍威尔分道扬镳，一般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为《莱茵报》工作后迎来了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他与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分歧才发展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众所周知，自1842年4月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到同年10月至次年3月任《莱茵报》主编期间，“是他们直接投身政治斗争并对黑格尔哲学的信仰发生深刻危机的时期，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大转变。”(孙伯鍨、侯惠勤，第37页)在《莱茵报》时期，特别是1842年下半年，马克思开始要对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利益难题发表意见时，他才逐渐意识到，无论理论批判如何高扬理性主义，现实生活中物质利益总是占据上风。正是因为物质利益难题的苦恼，马克思才动摇了对理性主义的信仰，远离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论调，开始转向唯物主义。

青年黑格尔派

可以说，马克思与鲍威尔的决裂，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思想前提与外在表现，我们确实可以把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的唯物主义转向作为解释马克思与鲍威尔决裂的标尺。但是，1842年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进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最新披露的MEGA2的资料中我们发现，除了《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难题的现实因素之外，《波恩笔记》中隐藏着其他重要的现实与理论因素，加速着马克思与鲍威尔的理论决裂和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

《波恩笔记》原本就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合作、却未完成的学术计划的唯一见证。1841年底，深受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马克思选择与鲍威尔合作，要共同完成一部批判黑格尔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著作。宣扬无神论思想是两人合作的共同目标，他们计划揭示黑格尔哲学中宗教和艺术的保守内容本质上是无神论的理论体系。结果是，鲍威尔先于1841年11月匿名出版了《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以下简称《末日的宣告》)，伪装成新教虔诚派批判黑格尔，“曲线救国”地宣扬其中的无神论思想。麦克莱伦曾猜想，“马克思很可能本打算与鲍威尔合作写这本书，的确，有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的共同作品。无论如何，毫无疑问他们确实计划共同出版一个东西”(麦克莱伦，第33页)。无论《末日的宣告》是否是马克思与鲍威尔共同所做，根据马克思自己的说法，他确实参与到了《末日的宣告》第二部《论基督教的艺术》的写作计划中。只不过，这项计划一波三折、并未成形。

先是由于萨克森书报检查的恢复，《末日的宣告》第二部因渎神言论，出版计划被无限延期。于是在1842年3月初，马克思本想将起草的《论基督教的艺术》修改后交给卢格收入在《轶文集》中出版，但不到一个月，马克思又对卢格表示，他并不满意鲍威尔“《末日的宣告》式的笔调和臃肿而拘谨的黑格尔叙述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4页)，打算脱离鲍威尔独立构思一个全新的宗教批判作品。于是，在1842年4月初到5月末期间，马克思在波恩阅读了大量关于宗教和艺术的作品，留下了七个笔记本的《波恩笔记》。《波恩笔记》里皆是马克思关于宗教史和艺术史著作的摘录和研究，涉及到的著作包括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约翰·雅各布·格龙德的《希腊人的绘画》、沙尔·德·布罗斯的《论物神崇拜》、卡尔·奥古斯特·伯提格尔的《艺术神话的观念》、克里斯托弗·迈纳斯的《宗教批判通史》、本雅明·贡斯当的《论古代宗教》和让·巴尔贝拉克的《教会神父的道德观》。

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主要代表。

遗憾的是，马克思既没有完成和鲍威尔的合作计划，也没有交出独立于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波恩笔记》成了两人合作到分道扬镳的唯一见证。马克思与鲍威尔发生理论分歧、逐渐靠近唯物主义的真实过程，具象化地展现在了马克思《波恩笔记》的研究内容中。特别是马克思在《波恩笔记》中用三个册子摘录了贡斯当的《论宗教》，这部分内容恰恰与唯物主义相关，这对青年马克思告别鲍威尔、逐渐转向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波恩笔记》的文本解读：青年马克思视域中的贡斯当

国内学界对贡斯当并不陌生。贡斯当是法国18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和政治思想家，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奠基者之一，马克思曾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将他列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辩护者和代言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1－472页)因而，国内较多研究的是他的《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论征服精神和僭主政治》等著作，很少人注意到贡斯当曾从自由主义立场对宗教专制发起批判，也更少人关注到青年马克思对贡斯当《论宗教》的摘录和研究。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马克思为什么会选择摘录贡斯当的《论宗教》。1842年初，马克思正与坚持唯心主义哲学的青年黑格尔派同行，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反对宗教、反对封建专制。而他选择研读贡斯当的《论宗教》，是因为贡斯当同他一样，站在接近无神论的立场上，批判宗教专制统治。

对于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来说，宗教批判尤为重要，它与政治批判互为表里。因为在现实政治形势中，基督教与欧洲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狼狈为奸。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在1815年拿破仑帝国瓦解之后，欧洲各国的封建君主组成了政治联盟“神圣同盟”，明确将基督教信条作为联合行动的唯一准则，来打击自由民主的革命理想的传播。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批判宗教，实际上也是在批判封建专制统治。而贡斯当在《论宗教》中虽然讨论了宗教的观念、形式等，但他出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也流露出了对当时法国宗教专制统治的质疑。当时法国大多数政治家都支持加强宗教统治，让其服务于国家权威，以此稳固社会统治秩序。但贡斯当对此并不认同，他基于自由主义立场，拒绝政治权威干涉个体宗教信仰的权利，强调宗教来自人类社会的需要，宗教的目标在于人的自由实现，反对基督教把持教会、压抑个体自由。这其中流露出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倾向如此明显，以至于《论宗教》一出版就招致了当时宗教团体的不满。法国著名宗教报纸《恒星》就批驳《论宗教》是“伪装了的无神论”，是“用宗教的外衣来掩盖他的反基督教体系”(Ｒosenblatt，p.198)。所以，1842年初，马克思选择研读贡斯当的《论宗教》并非偶然，甚至他不会拒斥贡斯当的一些“伪装了的无神论”观点。

那么，马克思在《波恩笔记》中怎样具体摘录了贡斯当的《论宗教》呢?马克思在《波恩笔记》中分五个册子摘录贡斯当，大多是在复述，少数地方会做出简单的归纳与评论。即使如此，马克思并不是在边读边记地随意摘录，而是聚焦于两个主题：第一，对宗教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分析；第二，对宗教专制的近唯物主义批判。

最先，在《波恩笔记》贡斯当片段的第一册和第二册前半段，马克思大量摘录了贡斯当从人类社会的现实角度对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的分析。贡斯当认为宗教之所以能够形成，源自于人类共有的普遍情感，即“宗教情感”。这是所有人都具备的先天需求，因为人们“需要与不可见的力量进行沟通”(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S.345)。这个理论假设，还算是在基督教认可的范围之内。但人类具备普遍的宗教情感只能说明宗教的诞生，并不能说明宗教在历史上采取的各种形式。对此，马克思注意到，贡斯当给出了超出神创说的唯物主义解释，那就是人类社会本身是宗教形成的根本原因，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决定了宗教采取的表现形式。“只要人们联合了起来，神之间就会联合起来。随着人类社会的形成，一个天上的社会也就形成了。只要崇拜者组成一个民族，崇拜的对象就会构成一个奥林匹斯。”(ibid.，S.350)

马克思饶有兴趣地摘录了不同的社会产生了不同的宗教派别、教义、教规等内容。例如，在古代原始社会中，人们的需求相对简单统一，因而对应的是自然宗教、物神崇拜和一神教。美国佛罗里达州人民崇拜的是太阳、月亮，非洲人民崇拜的是太阳神，还有一些地区迷信的是物理学家发现的、构成世界的物理元素。进入工业社会后，由于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细化，宗教为满足人类的多样需求从一神教发展为了多神教：“在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从事一种限定的职业，他不仅要满足他自己的需求，而且也要满足其他人的需求。同样地，在拜物教中，物神承担了一个人的所有事物，而当新生的多神论取代了拜物教时，每个神只对一件事负责、但服务于所有人。”(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S.350)这都提醒着马克思，原来神话中由神创制的宗教，其形成、发展是由人类社会现实决定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还少量摘录了宗教发展的历史规律部分，这是贡斯当极具原创性的学术洞见。在他看来，宗教归根到底是由宗教情感和宗教形式构成，而宗教的历史正是在宗教情感和宗教形式的辩证运动中形成。具体表现在，宗教形式总是与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相匹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宗教形式会固化为“静止的教条主义”，阻碍宗教情感的自由实现，于是人类就会在宗教情感的现实需求下创造新的宗教形式：“所有的实际形式……都包含着阻碍未来发展的萌芽。如此，宗教情感就会与这种僵化的宗教形式分离，寻求另一种不会阻碍它的新形式。”(ibid.，S.345)这部分内容与马克思后来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在表达形式上很是相似。

随后，在结束了对宗教起源的社会历史分析后，马克思在第二、三笔记中转向了此时他最感兴趣的宗教批判。在这里他有意识地归纳了贡斯当共时性与历时性两条宗教批判线索：依据宗教形成的社会根源和宗教更替发展的历史规律，来批判自称永恒的近代欧洲宗教统治。

第一条批判线索是从第二个册子的第二页开始，此处马克思有意识地用德文归纳“列举十个由拜星教/元素崇拜教和牧师统治的国家”(ibid.，S.351)。不过，马克思关心的不只是罗列事实，而是它们共同反映了贡斯当从宗教形成的社会根源发起的共时性批判：宗教源于人与神沟通的现实需求，却颠倒地成为了统治人的世俗权威。如贡斯当所说，宗教本质上诞生自人与神沟通的需要，不同的人类社会决定着不同的宗教形式。那么，对人们发号施令的宗教神职人员，他们占据的宗教统治权力就颠倒地来自于人：“社会的领导人物并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们根本就不比他们的国民更优越。是人们向他们提供了他们本不可能有的先见能力。”(ibid.，S.352)贡斯当认为这是神对人的赐予，人类先天具有自由与神沟通的能力，宗教形式的变化取决于不同社会中人类自由沟通的现实需求。但如今，宗教神职人员作为人与神沟通的中介，颠倒地成为了钳制人们宗教信仰的权威。“一旦人们需要为了与不可见的存在沟通的特殊中介，那么所有的权力就都归于这些中介身上。”(ibid.，S.353)因此，基于宗教形成的社会根源与人的自由权利，理当批判宗教的世俗专制统治。

第二条批判线索则在第三个册子中。马克思记录了宗教批判的另一条历时性线索，并标记为“自由的和进步的崇拜、统制的和静止的崇拜”(ibid.，S.355)。马克思发现，依据贡斯当归纳的宗教发展规律，宗教是在宗教情感与宗教形式的辩证运动中前进，它必然随着宗教情感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不然，宗教就会沦为某种固化的宗教形式，阻碍宗教情感的自由实现。所以，基于宗教更替发展的历史，便能揭穿欧洲宗教统治的非历史性。比如，基督教标榜自己象征着永恒的统治秩序，这不可能是来自神的旨意。相反，这是基督教垄断统治的托词，它因世俗权力的诱惑，恶意阻断科学进步、社会发展。“所有的阶级，它的权威依赖于只能通过垄断才得来的精神霸权。所有的阶级都是抱持敌意的，因为在阶级之外发生的进步都是对它的威胁，而且这个同质的威胁会导致阶级采取统一的行动。”(ibid.)宗教发展的历史运动必然会推动着人类批判固化的宗教形式，选择更能自由实现宗教信仰的理想形式。

那更理想的宗教该是什么样呢?马克思摘录了贡斯当基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对未来宗教的构想，那是人类能够自由表达、实现宗教情感的“自由的宗教”：“在自由的宗教中……新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呈现，所有的事情都正大光明地进行中。相反，神职把控的宗教……宗教形式、表达方式和仪式都保持不变；在这些宗教走向彻底毁灭之前，一切都将是永恒。”(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S.356)在真正的宗教里，不是人臣服于神职人员规定的固化制度，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能够自由创造完善人类存在的宗教形式。在这个立场下，在第四、第五册中，马克思便继续摘录贡斯当批判当前宗教专制颠倒地统治人、并试图将其统治永恒化的内容。

从《波恩笔记》的摘录中可以发现，马克思视域中的贡斯当是一位靠近无神论立场的自由主义者，他最感兴趣的是贡斯当对宗教的唯物主义阐释与批判，这极可能让习惯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论调的马克思眼前一亮。但值得注意的是，在1842年初马克思摘录《波恩笔记》时，他尚未转向唯物主义。因此，《波恩笔记》中的贡斯当片段，特别是其中接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大量内容的存在就相当令人费解了。总之，如何看待马克思《波恩笔记》的贡斯当摘录，涉及到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边界问题，不可不谨慎细查。

三、《波恩笔记》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转变

如果孤立地看待马克思《波恩笔记》及其贡斯当摘录，我们可能会草率地得出结论:马克思在1842年初就已经开始转向唯物主义。但客观地说，《波恩笔记》是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之前所做，是马克思与鲍威尔终止合作、开始靠近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结果。因此，必须结合同时期马克思的其他作品，回到马克思同青年黑格尔派发生理论纷争、逐渐靠近唯物主义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去，才能准确地审视《波恩笔记》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重要意义，把握青年马克思迈向唯物主义之前的复杂理论视域。

如前所述，关于早期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研究，国内学界基本都认同从1843年开始，马克思在思想上实现了向唯物主义的第一次转变。而转变的理论与现实因素在于，1842年4月到1843年3月马克思为《莱茵报》工作期间，他在面对物质利益的现实难题下，开始在哲学思想上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并与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从合作到分道扬镳。换言之，马克思为《莱茵报》工作而必须对物质利益难题发表意见是促使他开始转向唯物主义的现实因素，而《波恩笔记》潜藏着促成马克思思想转变的重要理论因素。这直接体现在，《波恩笔记》特别是马克思对贡斯当的摘录和研究，紧密关系着马克思与鲍威尔唯心主义的告别、向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靠近。

马克思与鲍威尔合作进行宗教批判，他自然熟识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方法，即从自我意识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捍卫无神论。在鲍威尔看来，整个历史便是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异化、通过批判克服异化、复归自我获得自由的过程，宗教也是自我意识自我异化的结果。因此，鲍威尔宗教批判的要点是，上帝、宗教并不先天具有神圣的意义，宗教归根到底是人的自我意识异化的结果，对宗教的批判也就依赖自我意识自觉克服异化的认知活动，这便呈现出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立场。但绝对主体的自我意识在无限膨胀的过程中，反而成了一种与人类总体、现实世界隔绝的抽象力量：鲍威尔不仅将社会历史进步寄希望于少数人自我意识莫须有的觉醒，而且将现实的宗教政治议题隔绝在自我意识的内在世界之外，宗教批判的完成除了自我意识的自我认识之外别无他法。

但马克思在《波恩笔记》时期遭遇的贡斯当宗教批判，意外地呈现了一条不同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路径，它不仅证明了人类现实本身具有证伪宗教神论的批判力量，也符合马克思同期遭遇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立场。所以在《波恩笔记》中，马克思对贡斯当描述的宗教神性内容“视而不见”，集中摘录了唯物主义的宗教理论与批判。这其中不仅包括了人类现实决定宗教形式的近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不同人类社会的现实活动，如青年黑格尔派很少关注的人类劳作、分工等如何主导了宗教的形成与发展。而且马克思还注意到，随着社会历史变化而变化的人类现实需求，会促使宗教采取不同的形式实现人的自由，这说明人类现实本身具有批判宗教专制、反对宗教统治永恒化的革命力量。这无疑提醒了马克思，贡斯当从人类现实出发的宗教批判，同样能够达成鲍威尔借由自我意识批判宗教的目的。而且，人类现实决定宗教形式的观点，更接近费尔巴哈提出的唯物主义宣言——宗教是感性存在的人按照自己的本质创造出来的，“宗教在其从上帝(例如，从上帝的言语)那里给出的各种规定……只是将属人的言语之真正本质加以定义和对象化而已。”(费尔巴哈，第19页)

因此，这客观上为马克思营造了一种“视差之见”：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并不是批判宗教的唯一方法。相对地，马克思接触的贡斯当和费尔巴哈，特别是贡斯当从人类现实出发的宗教批判，提供了另一条基于人类现实批判宗教的有效路径。这极有可能促成马克思在1842年初背离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吸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加速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事实也是如此。

马克思在写作《波恩笔记》期间，一面中断了与鲍威尔批判宗教的合作计划，并屡次表达对鲍威尔及其带领的“自由人”团体远离现实的不满，“我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另一面马克思打算脱离鲍威尔、独立构思宗教批判时，透露出了与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问题上的一致：“在这篇论文里，我不免要谈到宗教的一般本质；在这个问题上，我同费尔巴哈有些争论，这个争论不涉及原则，而是涉及对它的理解。”(同上，第424页)所以，《波恩笔记》中马克思对贡斯当的研读，虽不至于直接决定他远离鲍威尔、迈向唯物主义，但确实吸引着马克思更加靠近费尔巴哈与唯物主义。

更重要的是，凭借《波恩笔记》，我们得以窥见1842年初马克思第一次思想转变前的复杂理论视域：他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包裹下，无意识地接触了唯物主义与现实研究。

为什么说1842年初马克思仍处在客观唯心主义的支配下，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摘录贡斯当时，面对贡斯当对宗教的社会起源分析、对宗教专制的唯物主义批判等内容，马克思只能跟读与摘录，无法做出分析与评价。原因在于1842年初支配马克思的仍是以理性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这无法支撑他对贡斯当的唯物主义阐释及宗教批判进行分析应用，这一点可以通过同年他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加以佐证。当马克思面对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令”“林木盗窃法”等时，他仍强调人类的普遍理性才是渗透在现实事物、历史变化中的本质，才是国家和法律应该遵从的原则，但他失望地发现，现实是私人利益使国家沦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国家受到的最大屈辱就用不着谈了……完全同理性和法相抵触的手段被用来对付被告……私人利益力图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页)。这种“应该”的理想情怀彰显了马克思此时的客观唯心主义立场。

其次，马克思在《波恩笔记》中特别记载了贡斯当设想的未来自由宗教，这关乎着1842年初马克思的政治立场。要知道，贡斯当是明确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呼吁宗教摆脱官僚体制专制、服务人类的自由实现。对此，马克思并未批判资产阶级有限的革命性，而是模糊地记录了贡斯当在构想未来宗教时流露出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直到马克思转向共产主义之后，他才在《路易·波拿马的雾月十八日》中将贡斯当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由此可见，1842年初的马克思尚未转向共产主义，相反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正在进一步发展，笼统认可了欧洲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在同期《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马克思都是以人民民主、自由权利为切入点，表达反封建、反宗教专制的政治立场，却没有提及无产阶级运动。归根结底是因为，马克思此时还没有能力区分现实生活中的阶级构成，尚未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立场上。

但是，马克思已经开始受到贡斯当的影响，行文中无意识地透露出了零星的唯物主义观点。比如，关于贡斯当提出的“人类社会决定宗教形式”的唯物主义观点，可以在马克思同年发表的文章中看到相似的表述。虽然当时马克思仍是用抽象的理性主义、批判现实国家的趋利性，但他在讨论宗教的消亡时指出，古代宗教是人们崇拜他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产物，因此古代宗教的毁灭是根源自古代国家的消亡：“古代国家的宗教随着古代国家的灭亡而消亡，这用不着特别的说明，因为古代国家的‘真正宗教’就是崇拜它们自己的‘民族’，它们的‘国家’。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4页)这像极了《波恩笔记》中马克思摘录的内容，即宗教既不是永恒的上帝的道成肉身，也不是人类精神的对象化结果，而是人类社会与国家现实发展的产物。

必须说明的是，无论《波恩笔记》的贡斯当研究，还是《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更多地在人类社会现实中体认唯物主义的决定性作用，都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完全类同。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界与人才是存在的根基，宗教是人固有本质的异化，人以对上帝的信、望、爱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爱的类本质。因此，费尔巴哈批判宗教的路径是自然的、固定的，只需将主词与宾词颠倒过来，便能击破宗教的人化本质：“我们的任务，便正在于证明，属神的东西跟属人的东西的对立……不过是人的本质跟人的个体之间的对立”(费尔巴哈，第44页)。相比之下，马克思感兴趣的宗教批判与唯物主义更具历史性、现实性，宗教并不是既成不变、亟待扬弃的异化对象，改变现有宗教形式的革命力量来自于人类社会的现实活动。这也符合当时马克思的自白：他与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问题上观点一致，但存在理解上的差异。

所以，《波恩笔记》特别是马克思对贡斯当的摘录，真实地反映了1842年初马克思哲学运思的理论视域，虽然他站在客观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但他视域中唯物主义、社会现实的因素正在出现。正是在这些理论与现实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青年马克思主动远离鲍威尔的唯心主义论调，靠近费尔巴哈与唯物主义。这些掩藏在《波恩笔记》中的理论因素，与《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难题的现实因素一起，促使马克思走向独立的社会历史研究，迈向唯物主义的第一次思想转变。

参考文献：

费尔巴哈,1984年:《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

《列宁全集》,1988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57年、197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麦克莱伦,2005年:《卡尔·马克思传》,王珍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孙伯鍨、侯惠勤主编,2004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 1976, Abteilung IV, Band1, Dietz Verlag Berlin．

Ｒosenblatt, H. , 2008, Liberal Values, Benjamin Constant and the Politics of Religio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