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历史的考察（节选）

本文选自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生产运动》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 著

李乾坤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弗里德里希·威尔海姆·舒尔茨（Friedrich WilhelmSchulz，1797—1860）是马克思同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德国作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早年曾参加拿破仑战争，1831年末在埃尔朗根大学以《论当代统计学同政治学关系》为题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舒尔茨就已经探讨了经济学事实同政治结构的关系。1832 年发表《由国家代表而来的德国统一》。1833年秋天舒尔茨流亡瑞士，后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教席。他于1840年发表《劳动结构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状况的影响。物质生产劳动的结构》一文，载《德意志季刊》1840年第2期，1843年在苏黎世和温特图尔出版《生产运动，一种为新的国家科学和社会科学奠定基础的历史和统计方面的研究》，产生较大影响。1848年3月革命后，回到德国，由故乡达姆城（Darmstadt）推选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作为左派活跃在政治舞台，并在次年再次流亡瑞士，最终在1860年死于瑞士。舒尔茨一生致力于反对德国的专制制度，在政治观点上有强烈的左派自由主义倾向。

物质的生产运动可以被视作一种扩展(Entfaltung)。从人将双手既作为自己的器官又作为工具的状态——这是一个每一个个体在童年不断重复的状态——到最为精巧的机器的引导，每一个阶段都以这种方式相联系，每一个较低的阶段都会成为更高阶段的基础，而无需被扬弃和消灭。工具极少使得双手变得灵巧，而是更多作为了双手变得灵巧的前提，最为有效的机器也很少能够完全排除掉我们的刀、锤、凿、针和大量其他工具；之所以不能，是因为所有的机器只能够或多或少地以同一形式生产(einförmig produciren)，并且始终致力于将它的产品，和有着不断变化的需要和兴趣的无尽多样的个体性相匹配。至少按照个体、年龄阶段和性别划分的由自然决定的社会划分，在全部机器制度之外也不断决定着不同人手之间不断发展着的分工。即便是在那种最为粗陋的状态中也可以发现一系列典范式的人工工具，在那一阶段里，人们用一些天然得到的棱角锐利的、锯齿状的或者尖的石头，作为割、锯、钻的工具；而最终可以使用这种合乎自然的力量的家长，就可以通过他的意志来决定他孩子的活动，因为他代表了异在力量的操控者，将这些力量用作机器，甚至还可以谈到真正的奴隶制、动物的驯养、对无机自然的力量的人工机械的使用。因而，正如甚至在家庭的最粗陋的形态中，就蕴含了向一个完备的社会展开的萌芽一样，在全部物质生产最显而易见的胚胎中，就可以把握到其划分和发展的全部运动。

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知识的生产从一种由自然决定的一定的定在的核心和萌芽中扩展出来，这一定在正在其规定性中背负着它发展的规律，后来的那些始终会发生的修改，我们都将其视作个体意志或者一种偶然。语言表现为精神的直接成果，然而语言在社会的最低阶段就始终同周遭的感性世界联系在一起。因为人们和威廉·冯·洪堡一样将自由和创造性的游戏活动视作真正的语言塑造者，然而这种自由并不独立于现实的定在和生活的内容。首先更多出现是需要，刚刚能够触及的感性世界的对象，它们与人的相互联系，此后，在人们能够对舒适的和精神的生活的少见、准确的分支给出名称之前，表达出最简单的和往往是颠倒的感觉和思想。在一开始这种口语的匮乏之上，人们常常需要借助于更多的符号；例如接触有关对象，或者通过表情的表达或者其他身体的姿势来表达一个更清楚的意思。言语和符号语言因此更为紧密地相互联系起来，它们之间无法相互割裂开。与此同时，口语语言与歌唱的区别还很小，正如所有原始民族的语言都还像歌唱般的叫喊一样。但是这种不完善的存在甚至还只是一种尚不完善的精神的外在表现：原始民族常常在意愿和渴求上是激烈的和充满激情的，因为谨慎考量的思想过程，因为精神要对其自身的观察，它的表达是平静、克制、并不热情的言说，还没有和以高亢的声音宣布的愉快的兴奋与活跃的情绪相分离。[1]在他们那里，理智和情绪还以这样一种方式共生，一个思想既没有表现在它的区别中，细腻感觉中的感受也没有表现出来。也获得了所有那些已经作为精神的内在事实而与外在世界的现象区别开的东西，然而还要以直接的方式为这个外在世界的无名对象命名，以至于民族精神(Volksgeist)在语言上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达到从自然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人从观察一个对象的感性关系(sinnlichen Verhältnisses)的标记，或者通过听觉的获悉，进而达到精神的洞见和理性这些概念，一定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达到人在这种自由中让这些语言服务自身，人们在使用之中根本从未意识到其感性的起源，接受它并产生它的世俗的身体。然而这种关于自然的精神的自由绝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每个概念和每个词，甚至对于所谓的纯粹精神，始终没有保留自然的历史(Naturgeschichte)，而且通过精神的发展，与感性世界的关联(Zusammenhang mit Sinnenwelt)从未完全被扬弃。但是在语言形成的更低观点上，这种表达方式对于理念的整个王国来说还完全是象征性的，以至于对一种外在的可感受的东西的想象变成了一种感性无法感受的间接图像。人们因此宣布，诗歌在散文之前，但更准确地讲，应该说人类生活的童年时期里诗与散文还是相互混同和渗透的。

随着语言在最广泛意义上的进一步发展，人创造了用于精神生产的新工具，它和在更为迅速的物质生产上由木材、铁或其他材料形成的工具一样好。然而所有的词语不仅仅是精神的产物，而且同时也是精神借以更进一步创造的工具，因为在其中观念和思想被固定、传播。因此被一代代人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积累下来，作为对于更广泛的知识获取而言的富饶资本，在一个非常广泛的意义上就可以被称作一种语言的财宝。只要口语语言和符号语言都还很少被分离开，那么谈话和歌唱，散文和诗，无教化的和文明的表达方式就同样是无区分的；只要自然形成的语言还普遍地触及他们由之发源的物质基础，并且精神的交往只是直接地从口到耳，从眼到眼；只要这种知识生产和中介的状况还需要同物质创造的最粗陋状态相比较，在这里人除了他的双手以外还几乎没有其他工具来将维持自身生命的手段从自然中选取出来；在这里，全部物质交往，作为一种原初的交易，也只是从手到手的传递。因为那精神文化的最初阶段里还缺少其他更加人工化的语言手段或者工具，凭借这些手段和工具，我们可以以略微间接的方式和以精神的方式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时间，而首先缺乏的就是精神交往的更为人工化的传播工具，它在此时仅仅依赖于口头传播。

当在个人的、直接的，在自身中仍未分离的词语和肢体语言之外产生了间接的和特殊的符号语言时，精神形成(Geistesbildung)的第二个阶段就开始了。当人用图形(Bilder)来表示在观念和概念中存在的对象时，这一开端就形成了，在这些图形中产生了图画文字、象形文字，以及缩减的象形文字。一旦一次性地将这些符号同观念，将符号同符号外在地区分开，就可以在此之后通过他们的联系和组合(Association und Combination)来不断地描述不同的思想和思想过程了。在符号语言上发生的，最终也会发生在口语语言上，通过成果丰富的和独特的发明，通过那种拼音文字的发明，先前真正的图画文字和语音符号的混同对于前面提到的发明就只是一个过渡。这一发明如此接近于奇迹，以至于人们一再地要求提出对其可能性条件的追问。我们都听说过关于牛顿的一件有名的逸事，就是他通过一个坠落下的苹果发现了万有引力学说。人们或许也可以编造出这个传说，某一个思想家因为结巴，因为这种对词语的不自觉的分解，从而达到了人工的分解并因此而产生了拼音文字。但是凭借这种想法，无疑就是想要将天才的闪念放入伟大的人类精神中，如果人们同时还想承认，在所有图画象形文字的主要形式的形成和衰竭之前，拼音文字的发明是不可能的。言说也是一种精神生产或者说一种精神劳动的直接活动。人们现在通过将言语分解为单个的声响，并将每个声响标识为独特的，在此之上而实体化和个体化，因此精神劳动也归为了最简单的元素，进而也导向了对他们以文字的方式表达的词、句子和思想过程的重组（联合）（Wiedervereinigung<association>）。正如我们在考察物质生产时看到，的只有通过劳动向其元素的最高程度的分解(die höchste  Zerlegung)，新的更有效的联合才有可能。拼音语言也一样，与之前的象形文字相比，为不断发生的精神创造的有效形式开辟了道路。这种文字和精神的交往产生特殊的联系，正如货币的发明对于物质交往一样，因为从此以后所有依托于字母的精神价值，所有依托于货币的物质价值，也就是一个和另一个借由联合和积累带有专断的形式和印纹的更为简单的符号。历史也承认货币的发明具有和由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同等重要的意义。因而当代一些共产主义者梦想着废除货币以及所谓的货币体系，就与废除文字有一样的意义：这就犹如命令世界历史回到子宫中去。

精神作品的复制在誊写阶段还停留在通过人手来对文字进行抄写直到人最终通过印刷术而达到的人力和机械力的有效结合，而超越了依靠粗糙手工的阶段。最终，快速印刷机、平版印刷术等的发明，与蒸汽车、铁路以及其他类似发明相得益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当感觉与思想可以浇铸为稳定的形式，知识的交往可以得到完善时，在一个成长着的范围内就可以普遍唤醒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只要人能够更为轻易地回到一次性地得到的精神获得，同时在此之上继续建设，那么知识生产的领域一定能够进入到更大的扩展之中，艺术和科学也一定能够日益向其个别的分支分化。

语言的发展，以及语言向音节和符号语言，向图像和拼音语言的分化，其中可以发现和物质生产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规律。只是这一规律的影响要更为广泛。具体讲，语言的更低或更高发展完全不可以和精神的文化阶段相分离，故而一定的语言形成只有在宗教、艺术和科学的一定关系之中(unter bestimmten Verhältnissen)才是可能的。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从用于物质生产的工具和机器推断出物质文化的整个状态，因为这些劳动的工具，作为文化的结果，同时也在为文化提供结果。此外它们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为了完善这一图像，人们因此还要了解运用它们的后果，这些结果自身在一种平等的前提下，这些手段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对规律本质(Wesen der Gesetze)的更进一步研究，按照这一规律，精神的增长可以被衡量，这一增长在其完整的时间和空间的展开上都要被考察。宗教、艺术和科学，而后是文学(Literatur)、教育(Erziehung)和授课(Unterricht)，是精神王国的三个主要分支。更进一步的考察会发现，信仰，是艺术首先服务的对象，并依靠艺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直接创造还在不断服务于信仰，似乎是精神原初生产的基础，科学借鉴了它的成果，与此同时，文学、教育和授课一部分是具体化和保障，一部分促进了知识财富的推广。其中再次体现出了和物质生产三重划分，即原料生产、工业和商业相同的情况。

在人类最初阶段进行着的思想，在有限的关联中还只有如个体在其童年那样的混沌意识，因此和外在自然处于和谐的或者未被意识到的不和谐之中。人，作为造物中的最高等级，还同所有造物紧密地生长在一起。按照我们神圣的文献中的说法，按照众多民族的神话中的说法，这一阶段就是伊甸园，是黄金时代。但自然并不总是对人友好，它征服性的力量与人并不友好，很快还会令人惊恐地与人敌对，人类现在开始担心，在个别现象的物质外壳之后，在他无力的感觉中存在着更高的力量。他这种一再发生的预感最终产生了对神的信仰，他不断重复的惊恐变成了虔敬，这两者变成了向这种宗教情感和观念的发展着的描述祈祷。如今它已关系到关于自身的理念的实现。因此产生了第一种作为自然宗教的宗教，以及第一种作为自然文化的文化这样一系列的精神生产。这种威胁着尚还无助原始人类的恐惧，自身与自然相对而被把握，而在自然中敌对的和友好的发生作用的力量被区分开。因此它带来了认识之树上的第一批果实，并且在完整的意义上，智慧统治的开端到来了。

自然宗教的原初和最粗糙的形式就是拜物教(Fetischismus)，拜物教在个别的令人惊异的自然现象中把握和崇拜那些在其中具象化的神(verkörperten Gott)。我们可以从希罗多德的记述中，看到关于埃塞俄比亚的一个黑人民族，这一“最智慧的人种“，这些贫乏的传说是否提及了真正的黑人民族，不管怎样是难以说清的了，也与这些无论如何都要区别开的贫乏的传说中，是否提及了一个真正的黑人民族，看起来是三个人种里最低级的黑人种族，通过内在的发展在自身中没有一个地方超越了拜物教，这种拜物教被称作神的物质性的特殊化。然而这些黑种人还要感谢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处处足够粗鄙的人种被它们变得有教养的，只有高加索种族的民族。同样的种族在古埃及还从属于至少是作为知识承载者的阶层那里；是否也要同时将今天的科普特人视作这片土地上古老居民的后裔，算作黑色人种呢？在每一个教化的层次，人都会将自身反映到他们的神之上。这一点不仅显露在所有感性上粗鄙的民族上，而且同样在那些个别纯粹的感性人(Sinnenrnenschen)身上，在所有那些还因外在刺激和兴奋的特殊瞬间就崩溃的人那里，它们通过反映的精神连接只是松散地联系在一起。出于同样的原因，物神的侍奉者(Fetischdiener)会轻易地从对他的神的崇拜走向对其的愤怒，走向对其的苛责，因为他只是将神视作个别之物，所以在他力量的一些独特的狂热刺激时，就甚至要变作神的掌控者。然而在其中就已经存在了对人的规定性的洞悉(Ahnung)，即成为自然的主人，因为即便这种人从自然中择取或者塑造出来的物神，也只是物质世界(Körperwelt)的碎片而已。

注释

[1] 即便在最文明的民族那里，儿童的第一种语言也是一种这样的歌唱或叫喊，尽管在这里，倾听与复述是同样产生影响的，并且在从一种表达方式向另一种的进步中，在大众生活中表现得更丰富的、更清楚的同一过渡更多地混杂起来。这种意见现在再次揭示出，研究大众生活从而把握个体生活，正如通过研究个体生活来把握大众生活一样具有更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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