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编者导言①

原文选自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0辑）

作者：[苏]大卫·梁赞诺夫

译者：李乾坤

一

由我们首次出版的手稿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批判了黑格尔以后的哲学代表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也批判了德国社会主义的“各式各样的先知”。

自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下这部巨著已经过去将近80年了,然而这部巨著却始终没有完整地出版。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这部“命运多舛”手稿。

对这一手稿的第一次公开的提及出现在1847年4月8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马克思的一份公开声明(日期标注为4月6日)之中,在这份声明中,他以挑衅的口吻反对在《特利尔日报》发表的一份评论文章,马克思还在其中指出,他将把“我一年以前写的”对卡尔·格律恩的大作《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详细评论”寄给《威斯特伐利亚汽船》,这篇评论“是对弗·恩格斯和我合写的“德意志思想体系”(对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和以各式各样的预言家为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一书的补充”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第一页

在十年之后,这部著作才再次被提及,而且还是在一份自证——它也不大可能出现在别的地方——之中: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之中。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这是我们遭遇的第三份自证——序言中所表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耗子的牙齿去批判了。’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做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③

继续向后读,我们会发现恩格斯表述中的一些模糊性。这份手稿涉及的是什么,恩格斯只是告诉我们,在他将他论费尔巴哈的著作交付印刷之前,“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④

直到十五年后,梅林在其《马克思恩格斯遗著集》⑤中提供了这一手稿的一些补充材料。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总体上是未完成的,它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留下来的手稿之中。在能够出版其整个著作之前,对其它的出版必须被推迟。第一卷包括对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观点的批判性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德国社会主义的各式各样的预言家的。”(梅林,《遗著集》II,第346—347页。)

无疑梅林从未看到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尽管他在他的评注中提出了跟踪马克思和恩格斯观点发展的任务,他却无法在倍倍尔或更准确地讲在伯恩施坦那里争取到权利,即便不能够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份手稿,也至少能够使用它。尽管如此,也有证据表明,梅林曾得到了其中的一份手稿。这就是“莱比锡宗教会议”手稿,关于它梅林同样在《遗著集》中做了报告(第95页至第102页)。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梅林来说这份手稿的“秘密”依然还是未知的。

在两卷本的《遗著集》出版后不久,伯恩施坦就在他的《社会主义文献》(自1903年出版)中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施蒂纳的大量手稿。在伯恩施坦为这一著作所做的导言中,他指出,这一手稿从属于一份更大的著作,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和他们从前的最极端的左派黑格尔主义的战友们“决裂”,[这份手稿]“不仅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在内容上提供了一些具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他还补充道:“这份手稿在顶端标注了一个罗马数字三,通过它可以推断,它是作为一部总的著作的一部分而被考虑的。在手稿开始的一些句子,与论文‘莱比锡宗教会议’联系在一起,这一论文梅林在前文提及的遗著集的第99页进行了介绍……”

因而我们看到,当伯恩施坦着手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论施蒂纳的著作时,对其所属的“总体”的认识相当不足,他将它的一部分于1903年和1904年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出版了,但并未完成。⑥

在《遗著集》第二版的后记(1913年)中,梅林在1902年至1912年间发表的新材料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补充,但认为这些材料并非必要的,只是提及了已经发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稿。

直到1918年,梅林才在马克思传中再次提及“德意志意识形态”。(Mehring, Karl Marx, S. 115bis117.)关于如何再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所做的共同著作的划分,梅林补充道:“老鼠当真完成了这个任务,不过原稿残留的这些残篇也足以说明,为何作者本人对于这一不幸并未感到多伤心。”这一表述如果是建立在对“圣麦克斯”阅读之上的,至少看起来是奇怪的。而如果人们读一下他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觉这句话更加难以理解了。

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梅林无法或不想要在1902年之后公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尽管他肯定知道,他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作者,同时作为他们译著的出版者,不能不了解这份手稿。他的陈旧的表现方式、过度论争的滥用、语词的学究气和辞藻的贩卖的说法,没有一条是可以为他辩护的。在“圣麦克斯”章中指出所谓的绿洲,以及对古代哲学史的补论,以及对世界主义、中世纪等级制以及一般的等级制,对政治自由主义和康德,对法国大革命,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共产主义,对人格性与阶级等等等等的讨论,足够解释在梅林那里无法理解的问题,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事实上是出于不得已——无法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遗著——才如此轻易地搞出了个“理论”,并作出结论认为事实上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实际上并没有多大价值。因此在梅林的最后一部著作中,揭示出了他全部历史著作的根本缺陷:他更多是一位批评家和出版家,而非一个研究者。

不太一样的是史怀哲传记的作者,古斯塔夫·迈耶尔,当他着手恩格斯传记的时候,接触了这一著作。他首先着手于搜集和研究必要的材料,首先是已出版的,其次是手稿。在这一方面他比梅林更加幸运:他成功地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了一部分手稿。这就足够使他那本书中“因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中断”的一章⑦得以完成,从而可以做出结论,梅林太轻易地放弃了通过社会民主党——既然党已经委托他来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遗著——来要求使用所有这些对他来说必要的材料。

在迈耶尔提及的残篇之中,我们可以找到最重要的线索,来研究在黑格尔体系内部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观点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同样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就目前了解的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次最著名的表述。

遗憾的是古斯塔夫·迈耶尔没有获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所有保留下来的部分。在撰写恩格斯传的时候,他还没有全面掌握全部手稿的联系。似乎在当时甚至还没有搞清,“莱比锡宗教会议”——它以某种我们现在只能猜测的神秘的方式,按照这种猜测在保留在伯恩施坦那里的手稿早在1901年就被转移了,存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档案库中——同样也构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部分。⑧直到在他为后来由他完整出版的“莱比锡宗教会议”所做的导言中,迈耶尔才将这一手稿视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章”。⑨然而在这一时机到来时,他还是放弃了重建整个著作的结构。

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搜集这份非常吸引我们的手稿的大概全部的残篇。我说“大概”,因为我只有伯恩施坦提供给我的那些。我们并不拥有恩格斯自己所列出的名单。我们也不确定,经过对恩格斯去世后留下的文献的难以置信的草率处理和处理措施,还是否能够列出它们的确切细目。

在对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的手稿进行了辨认之后,我发现在我手上拥有如下部分:

1.标注了罗马数字I的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的手稿。

2.一份量很大的手稿,标注了罗马数字III,献给“圣麦克斯”的。就是从这份手稿中,伯恩施坦摘选了一章,并做了很大的删节,在《社会主义文献》中出版,但超过一半仍然还没出版。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大部分,实际上它的规模比施蒂纳的书还要厚。

3.标注了罗马数字IV的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为主题的手稿。这一部分1847年已经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中发表,并由伯恩施坦在《新时代》(XVIII)中再次发表。它对作为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的卡尔·格律恩给予了无情的批判。

4.一份标注了罗马数字V,并以“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为标题的手稿。在这些手稿之外,我还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了一份题为“I.费尔巴哈”的巨大手稿。通过对它的认真检阅我发现,伯恩施坦对这份手稿所做的编码(1至116)是有错误的,将两页手稿混在了一起。其中一份的确是关于费尔巴哈的,但是另一份以“新教批判研究”为题的手稿,根本就并非原始著作,而应属于由恩格斯——很有可能还是在1841年——所做的新教批判著作的摘录,这些著作的第一本就是布鲁诺·鲍威尔的《同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一卷,1841)。

在这些手稿之外,我还从伯恩施坦那里得到了一份题为“I.费尔巴哈”的巨大手稿。通过对它的认真检阅我发现,伯恩施坦对这份手稿所做的编码(1至116)是有错误的,将两页手稿混在了一起。其中一份的确是关于费尔巴哈的,但是另一份以“新教批判研究”为题的手稿,根本就并非原始著作,而应属于由恩格斯——很有可能还是在1841年——所做的新教批判著作的摘录,这些著作的第一本就是布鲁诺·鲍威尔的《同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一卷,1841)。

这样的话在第一组中就缺少应该以罗马数字II为标题的手稿。伯恩施坦向我保证,有这样一份手稿的存在,而且是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他将这份手稿交给梅林了,梅林并没有还给他。在我确信在梅林的文件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份手稿之后——我是从爱德华多·福克斯那里确认这一点的,我就对“莱比锡宗教会议”手稿做了仔细的检查。最后发现,在其中最后几页有由恩格斯标注的罗马数字II,而且还有特殊的标题“布鲁诺·鲍威尔”。

很可能梅林把这份手稿和马克思的哲学博士论文的手稿一起归还给档案库了,在他从伯恩施坦那里获得这些手稿之后。

通过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将我们的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一部分是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各式各样的预言家的⑩的话,以如下方式划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卷收集了关于费尔巴哈,关于布鲁诺·鲍威尔(手稿II)的手稿以及手稿III。第二卷则包括手稿I(真正社会主义的哲学)、手稿IV(真正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手稿V(库格曼或真正社会主义的预言)。第二部分还要加上反克利盖手稿(真正社会主义的策略或经济)以及反对格律恩和贝克的文章(真正社会主义的诗学)。最后两篇作品在1846年和1847年于《威斯特伐利亚汽船》和《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了。此外我还有一份恩格斯的手稿,它同样是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

在我们文库目前的卷次中,我们先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部分,关于费尔巴哈的部分。

注释：

①原文出自Marx-Engels-Archiv.Zeitschrift des Marx-Engels-Instituts in Moskau.Band1,1926,S.205–306。原文德文。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11页。

④同上,第412页。

⑤应为《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集》。(译者注。)

⑥在十年后他还出版了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施蒂纳的部分中摘出的一段(“我的自我享乐”),放置在一份以排版稿复印的通讯评论《工人短评》(Arbeiter-Feuilleton)之中,库尔特·艾斯纳主编,慕尼黑,1913年3月第8、9号。

⑦古斯塔夫·迈耶尔:《青年恩格斯1820—1851》,第一卷,斯普林格出版社1920年版,第234—262页,这本书尚未有中译本。

⑧古斯塔夫·迈耶尔:《青年恩格斯1820—1851》,第一卷,第243—244页,403—404页。

⑨《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库》,第47卷,H.3,1921年10月,第773—782页。

⑩梅林、伯恩施坦和迈耶尔都接受这样的划分。最可能的情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曾试图通过魏德迈的中介出版他们的著作,因而第一卷只寄出了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的部分。

二

我们不想对这份由我们发表的手稿的意义进行详细的证明了。正如恩格斯完全正确地指出过的,这份手稿并未完成,尽管在其完成的部分中做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早表述。但是如果恩格斯说,在他通读过的手稿中没有找到对费尔巴哈学说的批判时,他就搞错了。读者们将会看到,这一批判已经被呈现出来,遗憾的是这份手稿既非完整无缺的,也非处理完成、完全结束的。读者们还将看到,当恩格斯在1888年,也就是45年后说,这份手稿显示出“他们当时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是多么的不够”的时候,他是多么谦虚。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联系恩格斯的这句表述——停留一下是必要的,它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具有关键意义:在多大程度上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在一定程度内)和恩格斯的原创性的产物?我们出版的这份手稿首次对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份确切的出发点。我们现在知道,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被表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最迟于1845年秋天前得以形成。

发表费尔巴哈的文章①的那一卷《维干德季刊》,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部手稿立足于在这篇文章之上,出版于1845年春天或者初夏。

费尔巴哈

从这一前提出发事情就清楚了,每一个以追踪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造者产生的影响为目的的研究,能够发现在他们二者之前不同的思想家,在哲学、历史学、文化史和经济史领域的所有著作,如果是在上面提及的日期之后出现的,就必须被排除出他们的研究领域。

格奥尔格·冯·贝罗孚②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探索,想要发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否和经济史领域的德国文献有什么样的联系。③他努力确定——以在方法逻辑上完全正确的手段,哪些书曾进入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范围”。他得出结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他将其与经济因素在历史中占据首要位置的理论混淆在一起了——已经存在于当时的氛围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创性体现在将那些在别的研究者那里已经得到的结果,以非常清晰明了的方式进行了表述。

贝罗孚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它同样在方法逻辑上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承认对经济史的兴趣事实上已经存在于德国文献之中,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可能不了解,是可以被确证的,那么更为重要的就是确定,这些文献已经得出了什么结论,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构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模式时,从德语文献中学习到了什么?

无论如何,贝罗孚认识到,对他来说并没什么好感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一些特定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对他来说,本质性的历史观并不能随便在哪一个历史的瞬间产生出来。他通过对浪漫主义的强调,承认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没有对世界状况的革命性变革的探索,就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仅仅因为这一理由他就始终高于一个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如桑巴特,桑巴特始终代表了“剽窃”的老旧立场,他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这一问题发问,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从哪里“偷来”了他们的观点。

贝罗孚将他的研究仅仅限制在德语文献之中,但即便在这一他非常了解的领域,他还是遗憾地忽略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著作。同样重要的是,要研究相应的法语和英语文献。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就已经嘲讽那些“批判者”对于英语的体系(指的是社会主义的)一无所知,只是因为英语体系对他们唯一的知识源泉——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保持了沉默。

洛伦兹·冯·施泰因（Lorenz von Stein, 1815-1890）

马克思早在巴黎就在研究法国史的同时开始了英国史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恩格斯在《德法年鉴》和《前进》上的文章在这条方向上给了他新的鼓舞。在批判卢格的文章中——同样发表在《前进》中——马克思就已经加工来自英国政治和社会历史的事实了。

关于1843年至1844年间马克思的“阅读范围”,不仅有这一阶段他的文章,还有许多笔记本可以提供指引。

特别有趣的是这一指示,在1843年夏天,当马克思准备前往巴黎,并从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许多法国史著作的摘抄,在其中有:施密特、瓦赫斯穆特、夏多布里昂、拉克雷泰勒,关于英国史(特别是利恩哈德、拉本贝格、卢瑟尔),关于德国史(兰克),关于政治学说体系史,莫泽尔的《爱国主义的幻觉》,马基雅维利、卢梭、孟德斯鸠。在巴黎马克思继续研究了法国史,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计划写修道士的历史,同时还读了许多美国和英国的历史,研究了社会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李嘉图和麦克库洛赫的著作。

我们从卢格那里获知马克思在巴黎时多么聚精会神地研究。当恩格斯在1844年9月和马克思一同为一份争论性文章起草前言时,恩格斯没有想到,马克思把它变成了一部完整的书,并且将他们二人在前言中强调的那个“真正的人道主义”在这本书中甚至远远被放置在次要的位置。马克思在他的研究过程中超越了费尔巴哈多远,可以从《神圣家族的》如下表述中看到:“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去认识(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它就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吗?”④

当恩格斯1845年4月抵达布鲁塞尔时,从巴黎被驱逐出去的马克思移居到了这里,恩格斯很快就察觉到,他的朋友已经坚决地和“真正的人道主义”决裂了。在这段时间形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提纲后来在1888年才由恩格斯在一本旧笔记本(Notizbuch)中无意中找到。

在这一笔记本中——我成功地在存放在拉法格那里的马克思文件中找到的——还可以找到一些马克思计划读或者计划获得的书的内容提要。这些书的绝大部分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历史的。正如预期的是,马克思还努力了解以及通读所有他在布鲁塞尔图书馆中能够找到的涉及他感兴趣的问题的书。他注意力的核心放在政治经济学、经济史和政治理论上。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当时已经着手写一部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的历史的计划,如恩格斯一样,他刚刚将他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交付印刷,也计划写一部英国社会运动史的书。在1845年夏天两人共同前往英国,在那里——主要在曼彻斯特——停留了六个星期,从这段时间里留下的笔记中可以得知,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读了汤普森、科贝特、西尼尔、库柏、安德蒙斯、图克、李嘉图、麦克库洛赫、韦德、艾登。人们可以做出如下的结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4年末就认识到,没有对工业的知识就不可能掌握历史现实之后,他们翻阅了当时他们能够得到的文献。对历史意义的完全欠缺还体现在,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只是从某一个只有他们了解的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那里偷窃来的。

这一类的最新探索是桑巴特做的,他成功地写作了几卷关于经济史和社会主义史的书,但是至今也不明白观念的历史局限性。他因而有能力没有任何顾虑地将一个既存的思想体系从其历史根基中撕裂出来,并转嫁到另外一个时代。而事实上,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假设了一个思想的体系,这一体系如此轻易地从人的头脑中产生,它既不知晓法国大革命,也不知道英国和欧陆的工业革命,也不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没有黑格尔,没有费尔巴哈,没有欧文,没有傅里叶,那么当然不难作出结论,找到那样一个马克思和恩格斯如此精明地剽窃来的神秘的作者,一定最终是可能的。

一个幸运的偶然最终帮助桑巴特在漫长的寻找之后,查到了一位作者,他在1771年就已经揭示出,“在19世纪根本没有发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必然性”(!?)。是的,还有呢!这本桑巴特最终发现的书的内容,按照他的观点是“我们所拥有的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在不同文化领域的最完美运用”。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社会学的开端》⑤中作出了这一发现。这本由桑巴特从遗忘的黑暗之中拯救出来的书,看起来似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专心研究过,书名叫做:“对社会等级差别的观察”(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in society),作者是约翰·米勒,格拉斯哥大学的法律教授,1771年出版于伦敦。

甚至桑巴特引用的唯一引文,就展示出米勒只是18世纪下半叶众多的“文化史学家”中的一位,他们是对孟德斯鸠学派的延续。库诺夫——探讨这一对象时不能忽略的人——就认为米勒的意义低于林谷艾特,他这样写道,米勒“根本不了解社会阶级的概念。他只知道等级和阶层的差别,并且将这些差别按照陈旧的模式,回溯到更强的社会成员对于更弱的社会成员的心理思考之上。阶级构成的经济基础是他看不见的”⑥。

马克思竟然如此粗心,忘记毁掉在其中摘录了米勒一些引文的笔记本。他无疑通读了这本书,但却是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直到许多年后当他开始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时。在一份标注了“伦敦”和“1852年8月”的特殊笔记中,我们发现米勒出现在十多本书之间,这些书是关于女性史(容,塞古尔,麦奈斯,托马斯,亚历山大)和总体文化史(艾希霍恩,瓦赫斯穆特,德鲁曼)的。事实上,米勒书的三分之一是关于过去时代里女性的地位的(第一章)。米勒进而还探讨了家长的司法权和权力,首领或长老对于部落成员的权力,君主的权力和奴隶及农奴的地位。大多数情况下他并没有解释这种或那种机构,而是描述和确认这些机构对“人类自然权利和自由的阻碍”。在18世纪开始的“文化史”,堆积了大量的事实,这些事实说明人类的历史并非单纯存在于君主的征服和英雄事迹之中。在一般的“文化史”之外,这一文化史仅仅提供了一堆事实——作为这种文化要素的经济联系,生产和贸易史的史诗都算作其中,工业和贸易的特殊历史按照计划也将表现出来。只是经济史始终是自为的,其他那些“文化”现象同样也是自为的。无论如何,经济学联系的这些最早的历史书写者,已经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用。而当恩格斯在1888年发觉,他和马克思在1845—1846年间的著作显示出他们当时的历史经济知识是多么欠缺时,这一欠缺也是时代的欠缺。因此贝罗孚说确定那个时代的历史经济知识的发展水平是重要的,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研究1845年之前的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文化史”和经济史的文献。贝罗孚在德国历史经济文献之中追寻马克思主义的根,存在着关键的不足。他忘记了马克思更多引用的黑伦(Heeren)和居利希(Gülich)。偶然获得的摘录居利希的笔记显示,马克思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了他。贝罗孚想起了许尔曼(Hüllmann),他关于德国城市史和希腊商业史的主要著作,马克思实际上很了解。以同样高的热情,马克思还摘录了德国技术和机械史的著名作者波普的著作。到了1845年秋天,马克思已经对法国工业史的主要著作同样很了解了,更不要说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了,如蒂埃里、基佐和米涅。在马克思的笔记(Notizbücher)和恩格斯的书中我们还可以找到英国历史经济学文献的所有代表作:麦克弗森、安德森、艾登、韦德。具有代表性的是,我们在手稿之中已经找到了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做了重复的说明和指示。只有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人们才能带着最大可能的确定性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和他们的先行者有什么样的关系,谁为他们提供了最大量的材料来建构他们的历史经济模式。

我们出版的这份手稿,也为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科学研究确定了重要的事实。我们在《反杜林论》中了解的结论,实际上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手稿之中就已经形成了。哲学作为关于事物和知识的普遍联系的特殊科学,作为全部人类知识财富的总和,变得多余了。全部早期哲学中仅仅留下了这一思维规律的科学:形式逻辑和辩证法。

无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达到这一结论的。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一批判主要是由马克思进行的。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还更多表现为费尔巴哈的追随者和他的学生。这可以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费尔巴哈相关表述的比较分析得到最好的证明。

人们可以说,当马克思终结了《神圣家族》的时候,他也已经不再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了。因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和费尔巴哈决裂是如此轻松,恩格斯则在1845年春天才完成了和费尔巴哈的决裂。因而在《神圣家族》之后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还更多立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之上。是马克思带领着还希望把费尔巴哈作为盟友的恩格斯前进的。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著名提纲,成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的第一部分的最好引言。因为恩格斯并没有将这份提纲完全准确地再现,并且对其做了一些修改,因此我们直接从原始文本、从马克思的一本笔记来呈现这份提纲的文本。在此基础上恩格斯所发表的文本中所做的所有修改都能够得到再现。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更进一步了解,帮助我解决了我从劳拉·拉法格那里获得的马克思手稿的秘密。它其实是一份我当时还不清楚的著作的第一卷的前言的方案。直到现在我才清楚,在其中提及的“出版物”并非别的,正是这份未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后,我将着重再现这份以残篇形式流传下来的方案,带着所有的删除部分再现出来。⑦

注释

①《就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谈基督教的本质》,费尔巴哈对施蒂纳的这一答复出版在他著作集的第七卷。

②格奥尔格·冯·贝罗孚(Georgv.Below,1858—1927),德国历史学家。

③格奥尔格·冯·贝罗孚:《自解放战争至今的德意志历史编纂学》,莱比锡1916年,第124—180页;第二版刊发于:《中世纪与近代手册》,慕尼黑与柏林,欧登堡出版社1924年版,第161—19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91页。

⑤发表在两卷本的文集《社会学的主要问题》中,这本书是纪念马克斯·韦伯的。

⑥库诺夫:《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理论》,第1卷,1920年,第119页。中译本参见亨利希·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⑦文本是在恩斯特·佐拜尔的领导下完成的。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