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动》导言

本文选自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生产运动》

[德] 弗里德里希·威廉·舒尔茨 著

李乾坤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我们生活在一个意见和利益不断加剧的无政府状态之中，教育、财产还有精神和物质产品的违背自然的分配制造和培育了这一状态。通过这样的过程，在文明欧洲的全部国家里的大部分人民注定承受着奴役与贫瘠，甚至那些被自私自利的绝症所蚕食的剩下的人，其自由愉悦的创造的、充满生机的享受也被剥夺了。也许人们总是要以外在的秩序和富足的表象来说谎，也许贫困的深渊将永远由无能的政治造成。压迫的法律僭越着并希望在苍白的国玺之下将深刻的灵魂禁锢起来；也许一种腐朽无能的治国策略——它在当代的精神面前无比渺小——已经变成了死掉的手艺，它的外交网络建立在人民的深重苦难之上：然而这苦难还在变得愈发深重，并已经在无产阶级大众和更高等级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危险的鸿沟。我们可否轻率地认为，这个病重的时代可以在和平的进程中自然痊愈？或者这种分裂会完全演变成一种内部矛盾吗？这种精神状态的相互异化(Entfremdung)，会将这种对自身的不再理解和这种自私的不愿理解自身引向毁灭性的内战吗？

法国早已有一位大胆的无产者蒲鲁东，他不像多数出身于高贵的作家圈子的人一样敏锐而且富有思想，而是和很少数的作家那样，被他自己的社会信仰所激励、充实，他向着昏昏沉沉的群众大声喊出了口号：“私有财产就是盗窃！”[1]他所预言的这句话，使得巡逻监视遍布了世界(Runde um die Welt machen)，并且随着三色徽章被制造出而带来了更多的混乱。所以他这样对所有者们说：“你们今天的角色就是人民的解放者。你们的财富正是在我们保护性的管理之下的我们的财产，你们的儿子正是同我们一样依法分配份额的我们的兄弟。——颤抖吧，当我们的被监护者在时代面前被宣布将被解放了。——首先不是引发我们爆发绝望的情绪；因为我们的士兵和警察或许已经成功地将我们镇压，然而你们无法阻止我们利用最后的拯救手段。它既非弑君，亦非刺杀；既非毒药，亦非烈焰；既非罢工，亦非移民；既非暴动，亦非自杀：它是某种可怕而有效的东西，它是某种在其中聚集了前述一切的东西。”[2]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即便在德国的文章中，这种威胁也在一种预言的方式中找到了它强化了的回应；这些文章被那些受到社会底层流行观点影响的手工劳动者(Handwerker)接受并创作，这些文章以一种克制的激愤，在对上层社会有着显而易见的不信任的大众之中得到了传播和呼应。所以财产(Eigenthum)已经解释了战争！那么在一场更大的经济危机——它在我们这个撕裂了的社会中必然一再重现之下，这种关于行动的学说(Lehrer zur That)能够成熟的可能性也被人们怀疑吗？难道没有看到，在英国和法国，工人联盟、暂时性的停工、个别的罢工和刺杀、掠夺和纵火已经打响了这场战争的前哨战了吗？而人们越来越致力于在科学的名义下，最近又在宗教的名义下来鼓动斗争，并赋予这场斗争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卫权的使命，所有这一切怎样能够避免在更大的规模内重演？

然而如果人类的精神——它值得为拥有它幼年所创造的奇迹而自豪在世界历史的任意一个时刻，都可能对科学解决的可能性，即和平地实现其当代社会使命产生怀疑的话，它就必须认识到它自身绝望的无力。然而尽管如此，这种充满敌意的对立或早或晚都是不可避免的；一种新的学说在它被接受和经历之前，还是要以流血的队伍铭刻在人类的肉体之上：所以，在可靠的研究之中，在真理的左和右的偏见的所有混乱之中开辟出一条道路出来的人，至少免去了一个暂时的责任。最终实际的决定产生了作用，所以他也以愈发勇敢的决心聚集在那一党派的旗帜之下，这一党派支持那种更好的权利，这种权利因为源自对立面的活生生的需求而拥有未来。

受到这样的信念的鼓励，无数次地被活动与利益的一种原子化的(atomatisch)撕裂的劣势所触及、伤害人们要将这种原子化的撕裂状态解释、辩护为所谓自由竞争的体系，它因而也同样是不能被感觉到的，人们再一次去寻找一种社会统一(sociale Vereinigung)的原则，思考一种补救的办法。这一切尤其发生在英国和法国，在那里，大工业（die große Industrie)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强烈地瓦解、打碎了从中世纪流传下来的行业活动组织(Organisation der Gewerbsthätigkeit)[3],然而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更高程度的恶，它同工业的规模，以及目前的教育程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夏尔·傅立叶

在这两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里，现在就有越来越多的文献产生，它们囊括了多种多样的领袖，从在法国受到政府和现有制度追随者更多偏爱而非反对的傅立叶主义，到处于最幼稚形态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它在还向着对生产和消费(Production und Consumtion)本质地改造了的形态的、仍然昏暗地浮现的目标努力。正如这些新的社会学说(Sociallehren)是源自贫富之间、工人与资本家(Capitalisten)之间日益尖锐的对立一般，它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因为它使得底层阶级愈发意识到这种对立，这一对立本身通过夸张的描绘和控诉而被强调到了极致。社会评论在大众中找到了它大部分的听众，在无产阶级中——他们全都知道，他们首先不是靠利息和租金，而是靠他们的双手的劳动，或者独立于政府靠他们的精神劳动(Arbeit ihres Geistes)生活。它还常常奉承社会底层阶级。但是当它以一种特殊的无产阶级自信，一种罗伯斯庇尔式的美德和自豪，同更高等级的荣誉和高贵相抵抗时；当他们以卢梭的话语“劳动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人的首要职责，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无论有无能力，所有无所事事的公民都是无赖”[4]，以贫苦大众的特殊利益来解释并致力于剥削，它也就仅仅服务于报复的权利。而恰恰是卢梭的这句话，被蒲鲁东用他的“私有财产就是盗窃＂这一简练的挖苦所磨平，依照这句话，富有与贫穷之间的区别本身最终也必须完全消失。

至今为止，德国还极少有能够通向这种新社会的学说和错误学说的入口，但是这些学说已经开始传播并不可阻挡地继续流传。只要困难与激动的时刻再次到来，已经寻得的种子和精神的种子越早地播撒在易于接受它的大地上，只要它的撒播将愚蠢的政治更多地认识为同不成熟的阻碍着的暴力相对立，只要它越多地阻碍自由的讨论，并借此将真理以及谬误都以相同的殉道者的表象包裹起来。因为空想与迷信自身都是无力的：它们在同真理的联系中首先生产着易腐的影响。因此只是对所谓的“共产主义怪兽”发脾气——这还是无关紧要的——并将它的拥护者的谬误和矛盾逐一列举出来并证明，如果人们没有同时承认如电一般掠过人民的真理之神的火焰的话，就无济于事。如果它被忽视、不被注意的话，它就会愈发确定地变成毁灭性的火焰。因而在这里更恰当的做法是，像对待所有东西一样，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一事情，考虑它的原因和结果。

这种谨慎地引入的考察现在首先适用于德国。在德国，困扰英国和法国的社会弊病还没有严重到使讨论变得不可能的程度；即人们或因狂热而对所谓的新的拯救学说盲目地无视，或者把他们赶到最外面的点上，在这之上人们已经没有任何扎根的土地了，这一危险在德国也更小。德国科学大概最终能够从思辨的梦幻快乐，或者那些合法概念的毫无结果的诡辩，或者历史的所有细枝末节中的、褊狭的分解中振作起来。德国的科学也许将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由西欧大国从社会状况中得到的问题的考验上，而这些社会状况，正是德国也正在不断接近的，依照最新的大众生活的全部教育进程来讲，德国也必须接近它。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太多，而施泰因[5]所指出的过程则几乎没有发生，关于这一过程当前也许只有一审判决涉及了。还有大量各种类型的国民经济学(Nationalökonomie)专业教师，因此致力于将政治的传统观点，尤其是将国民经济学编织得更为宽广，将旧面团一再地捏出不同的形状来；好像他们只是能够以严肃的意志，来将无偏见和更精确的敬重投入到尤其在西方邻国出现的那些学说之上。而这些学说最多只会用一致的、随意的评论，或者在其个别的弊病与颠倒之中以草率的笑话，或者更好或者更坏地打发掉了。德国最年轻的哲学无疑青睐于这些学说；但是他们也就停留在了第一点上。这些哲学在政治方面，以最快的转变从绝对的专制投向了立宪的专制，在立宪专制中，无须担负责任的君主在大写的“我”[6]之上设定了一点，从这一点走向民主，直到他们自身使民主在众多只手之下消失，而造成除了无神论以外仅剩普遍的无政府状态。除了他们自身的死亡以外，还有什么可以终结这场迅疾而来的瘟疫呢？抑或是，他们能够从空洞的普遍性的第三个或第四个兴趣范围(Lustkreise)再次找到复活的道路？他们已经在最新的时代里宣布了行动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That)[7]。当他们付出更多行动，而非只是将腿稍微抬高了一些，以期再次回到同样的位置之上时，便能够产生一种进步。然而一切都走向了书斋中的运动(eine Motion in der Schulstube)，扬起了书斋里的灰尘，在这尘土之后，新哲学和旧神学一样拥有它布满云雾的天空，这云雾将这种哲学和人民大众相互遮蔽起来。当他们从他们的天空中探出头来嘲笑“糟烂的现实”(schlechte Wirklichkeit)时，他们也在嘲笑哲学的现实；而当他们在他们的争吵中不断地同这一现实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却从未和哲学联系起来，从而从坏的现实引导出或拉出更好的出来。你们(Ihr)想要时髦，并向任何一种方式的压迫挑战，于是你们不仅谈论着你们想要的打击(Hieben)，而且也去践行打击；你们言说行动，于是行动最终被体现为精神的活生生的行动，借此你们救赎般地走进人民中间，走进他们的需要和斗争之中。但是将来，你们正如信仰基督的富人扔掉他那些无用的财宝那样，会将你们那些经院教条的空洞废话扔在你们身后；然而在这样一个撕裂的时代里，一个哲学家能够被人民接受，正如一头骆驼穿过针眼一般困难。

所有最年轻形态中的学说现在对于我们都失效了，于是人们愈发迫切地要摆脱掉学派的每一种束缚和习惯，并最终再次将全部的生活认作老师，从而去探索是否可以通过生活现象的多样性而拷问出发展的简单规律。只有在现实中才有真理；只有在历史的反复摩擦和斗争中，正义才能打磨它的劈开了一切旧的和新的谬误的双刃执法剑。上千次运动的生活(das tausendfach bewegte Leben)自身已经在我们时代的事实和状况中创立了一种符合这个时代需要的国家学说(Staatslehre)。这里不再有任何收益，而只有一种幸运，来将历史和数据的七零八碎的分散字符拼凑成语言，语言自身再次变成肉体和生命，因为这些语言以最简洁明了的表达宣告了这些需要。我们从这样的立场出发来考察，它因而并不会变得更自由，因为它被禁止成为一种更有趣的、社会的新体系，所以我们可以轻松地发觉，对于他们来说，以全部的忠诚——在此之上、它反射了理解的扭曲路线——奠定了一些共同不满的东西。大体上它仅仅这样解释，人在解决社会任务的探索中，因为主要受到物质困难的阻碍，所以首先只看到了生产和消费的物质方面，而没有对精神的创造和社会条件给予足够重视。因而人们像梦想对军队和统治的组织一样，梦想生产的完整管理．而忽略掉自然发生的东西(das Naturwüchsige)，这种自然发生的东西，在一种由内而外合规律发展的行动组织的历史的活生生联系中，除掉全部的任意性，始终是强大的、有影响的。然而人们甚至还是不能把握物质生产(die materialle Production)的全部过程。人们更多只是强调了这一过程的一个环节，它作为劳动产生了将社会交换容纳进自身的商品，为此，特殊的劳动工具得到了证明。但是人们忽视了生产率和消费率是如何相互决定的，以及在此基础上每种特定的生产方式(jede besondere Producionsweise)如何通过特定的消费方式被决定；人们在这上面忽略的恰恰是活生生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完整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也只有从这一点出发，对于这些新的教条的克服才是可能的，这里首先是针对蒲鲁东反对所有制的学说，按照这个学说，人们却要赞成一切反对资本的无节制积累的事情。

这种思考使我现在首先转向了对生产以及组织的当代结构的历史的、统计学的考察。这种方式的文章应该尽可能少地流于空疏的普遍性，而使其通过分散和意义不大的东西而被驱散、肢解。它恰恰涉及对活生生的合规律的联系(lebendig gesetzmäßigen Zusammenhangs)的描述；并且因此，鉴于富饶的物质，不得不将陈旧然而在应用中经常如此困难的规律强加于自身之上，以至于人们同样要竭力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此外我可能疏忽、遗漏和搞错的东西，却愈发将一种当代的直接需要导向了这样的信念，即至少被标明的道路就是那条沿着它就可以到达一个牢固立场的道路；到达这个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可以直接提出实际的建议并轻易地判断，哪些以及在何种环境下至今为止的努力在今天是可行的，更远的未来能够听到什么，不止一次预言的梦想的广阔领域最终会发生什么。

在很久以前，我就和一些先行者一样，尝试着发展可以测量物质生产变化的规律，并在大众生活的最新现象中来证明这规律。[8]有关的论文作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其主要内容，经过不断的补充收录到本部著作中。那种运动的规律，自亚当·斯密以来，已经借由“分工(Theilung der Arbeit)”一词被大众所了解了。然而，人们讨论一种结构是比仅仅讨论一种划分更为正确的，因为生产活动(producierenden Tätigkeiten)的每种新的扩展已经产生了新的联系，从而伴随着对这种关系(Verhältnis)的理解，一种生机勃勃的前进的生产组织的观念进入到意识中。扩展和再次结合的同一进程也在精神创造的广阔领域里被探寻，对其的描述就是本著作的主要内容。因此知识的生产(Intellectuelle Production)提供了相对更巨大的详实性，故而在论及知识生产的第二部分中，历史的和数据的因素是相互隔离的，而这两个因素在第一部分中相应地是被交融在一起的。

国家是监督生产和消费的全部运行的最高机关；国家给予它方向，这个方向符合或有悖于时代的内容和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借此产生了正义和不义。因而为了使国家不断同时被规定和规定着，国家生活或者总的政治的生产必须遵循普遍的生产规律(Productionsgesetzen)。对这句话更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及在此之上自然联系到的对国家和社会新体系的批判，我希望在日后出版的著作中进行阐释，假如我至今所做的工作，没有因为更为可观的效率而将其他工作变得多余的话。

注释

[1] 原文为法语：La propriete c'est le vol!——译者注

[2] 蒲鲁东：《什么是财产？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以及《对财产所有者的警告》(Avertissement aux propriétaires)。

[3] “行业活动组织”，即欧洲中世纪以来的传统手工业行会。——译者注

[4] 原文为法语：Travailler est donc un devoir indispensable à l’homme social. Riche ou pauvre, puissant ou faible, tout citoyen oisif es tun fripon.——译者注

[5] 洛伦茨·冯·施泰因，德国国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曾于基尔大学和耶拿大学学习哲学和法学。1841-1848年间曾先后在柏林和巴黎学习，后任基尔大学编外讲师，1848年大革命期间，以法兰克福宪法会议观察员身份前往巴黎。1855年后担任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他对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研究，对德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842年发表的《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译者注

[6] “我”原文为I。——译者注

[7] 此处舒尔茨在批判莫译斯·赫斯的行动哲学。——译者注

[8] 《劳动组织的变化及其对于社会状况的影响》；作为物质生产目的的劳动组织。《德意志季刊》，1840。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