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之六：对善良行为的思考

文章来自于《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作者：让-雅克·卢梭

译者：袁筱一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

即便是我们不经意的一个动作,只要善于寻根究底，总能在内心找到缘由的。昨天，当我走过新林荫道前往让蒂伊附近的比埃夫河畔采集标本时，在离地狱门不远的地方我便向右拐去，绕道乡间，从枫丹白露大街转上河畔高地。这段行程就它本身而言当然是没有什么，可我想起来，有好几次了，我都是这么下意识地绕个弯儿。于是就在自己身上探寻自己这么做的根由，当我弄清楚时，不禁笑了。

时值夏季，天天都有个女人在林荫道一隅的地狱门出口处摆个小摊，卖卖水果、甘草汁和小面包。这女人有个小男孩，长得很可爱，但腿有些跛。他总是拄着双拐，跟在路人后面说些好话讨钱。我应该算是早就认识这个小精灵了，每每路过那儿，他都会跟上来说点好话。我当然也免不了掏几个子儿给他。

起初，看到他我真是非常高兴，打心眼儿里愿意给他点钱，在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是乐意这么做的，甚至觉得听到他那天真的絮语简直是一种享受。然而，我也不知怎么搞的，这种享受久而久之习惯了，也就转而变成了一种令人窘迫的义务，尤其是他那套开场白。通常他都不忘称我一声“卢梭先生”，以表明他认识我，然而对我来说却恰恰相反，这倒提醒了我，他对我的了解绝不会比教唆他的那些人对我的了解更多一些。从此以后，我就不太愿意打那儿走了，到最后，每每临近，我已不自觉地习惯绕个弯了。

这就是我通过思考才发现的答案。因为在这之前我还未曾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这次观察让我陆续想起好多别的事情，它们都证明了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对于自己所做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很清楚真正的、最初的动机。我知道、也体会到行善是人心所能体会到的最真的幸福。但是很长时间以来，这份幸福早已不是我能品尝到的了，我的命运如此悲惨，哪里还能指望可以有选择地、有效用地做一件真正的善事呢？铸就我命运的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把一切做成虚假、欺人的表象给我看，他们那出于美德的动机不过是耍花腔来引诱我坠入早就布下的陷阱。我明白这一点，我知道日后我能做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什么也不要做，免得又在不知不觉中做下了我不愿做的坏事。

然而，我也有过非常幸福的时刻，我能听从我心的安排，使另一颗心快乐起来。我可以骄傲地为自己作证，每每品尝到此类的愉悦时，我总觉得比任何人都更甜美。这种习好是那么强烈、那么真实、那么纯洁，在我心深处没有一点点与之相违的东西。但是我常常会感觉到，自己这些原来发自内心的善行，却由于随之而来的义务的锁链，变得日益沉重起来。于是快乐消失了，付出的仍然是相同的关怀，只是再也没有初始的那种愉悦，剩下的就只是窘迫。在我短暂的辉煌时期，很多人向我伸出了求援之手，而凡我力所能及的，我从未拒绝过。但这些最初是真情流露的善举，招来的竟是义务的锁链，我始料未及，更无从挣脱这桎梏。我开始时做的这些善举，在受益人的眼里不过是一笔定金，日后还有得付呢。而一旦哪个不幸的人向我抛出了他初次受益的锚钩，一切便已然定局，我开始做的这件心甘情愿的好事，倒成了他无限的权力，只要他需要，我就得给，哪怕是力不能及也不能成为我获得解脱的理由。就这样，甜美的享受逐渐演变成难以忍受的制约。

假如我不为公众所知，默默无闻地活着，这副锁链倒也还不那么沉重。但一旦我这人随着我的书而声名大噪当然这无疑是个严重的错误，为此我可没少受折腾我这里便成了总问询处。所有受苦受难或自谓受苦受难的人，所有寻找猎物的冒险家，所有假借信任之名实际上想以此种或彼种方式控制我的人，统统都来了。由此我明白过来，所有天性里的喜好，亦包括善意本身，一旦在社会上有欠慎重，不加选择地运用，性质就会完全变了，其损人的程度，绝不亚于其当初利人的程度。就是这些残酷的经历渐渐改变了我天生的禀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我的禀性限定在应有的界限内。它们教会我不再盲从自己的喜好，如果那只能是对别人的恶意有所推动的话。

但是我并不悔恨这些经历本身，因为它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启发我通过思考，对于自身、对于在各种我常常不甚明了的境况中自己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有所认识。我发现若是想高高兴兴地做一件好事，首先就得是自由自在、毫无约束的。而只要将这件好事变成一种义务，我便再也体会不到它为我带来的甜美了，因为义务会使得这种甜美的享受变得无比沉重。就像我在《爱弥尔》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倘若我生活在土耳其人中间，听着街上提醒丈夫们依据自己的身份恪守职责的叫喊声，我一定不会是个好丈夫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在美德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因为当我们为天性所驱使，只是听从喜好，为了行善的快意而行善，这算不上是美德。美德应当在于，当责任对我们有所要求时，我们要服从责任的安排，战胜自己的习性，而这恰恰是世人不大做得到的。我天生敏感善良，极富同情心，甚至到了软弱的地步，只要是触动我心的事情，我会为每一份慷慨付出而狂喜不已。极富人情味、仁慈大方、乐善好施，这真是我的喜好，甚至可以说是我的激情。如果我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我一定是最为善良、最为宽容的一个，而只要我具有报复的能力，我心头所有报复的欲火亦将自行熄灭。哪怕是在违背自己利益的情况下，我也还是能维持公正的，但若是有损于我心爱的人的利益，我就做不到了。当我的责任与我的心发生矛盾时，前者很少能战胜后者，除非只需我甩手不做。于是通常情况下我算得上是个强者，但要求我违背自己天性去行事，我办不到。无论是别人请求我，或是责任要求我，甚至是非得这么做，只要我的心没有吭声，我的愿望便不复存在，而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遵从这样的命令。即使我已预感到了不幸的威胁，我也只能任由它降临而无法采取什么措施去阻止。有时，开始我也努力过，但很快就觉得精力耗尽、疲惫不堪，很难坚持下去。任何一件事情，只要想来是无法高高兴兴地完成的，我就绝不会干。

不仅如此，倘若存在着某种强制性，只要这种强制性稍稍过激了点，哪怕这事原本与我心愿还不甚相违，也足以使我的愿望濒于灭绝，产生反感，甚至产生强烈的嫌恶。正是这样，人们要求我做什么好事只会使我不堪重负，而假若他们对我无所要求，我倒是会自觉完成的。一件单纯、毫无动机可言的善事无疑是我乐意做的。然而如果这件善事的受益者以此为条件要求我继续做下去，否则就要恨我，如果他因为我当初以做他的施惠者为乐而对我发号施令要求我永远做下去，那么自那一刻起这份快乐便烟消云散了，我只会觉得很困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我退一步做了，那也只是出于软弱和羞怯，没有丝毫诚意。我非但不能因此为自己喝彩，良心反倒要因为做了有违心愿的事而受到谴责。

我知道在施惠者与受益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契约，甚至这种契约是所有契约中最为神圣的一种。这是在施惠者与受益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比人与人之间那种普遍的关系更为紧密，也就是说受益者只需心照不宣地默默表示感谢，施惠者在受益者不曾做出什么违背契约的事情的条件下，就必须保证履行这份契约。他必须以诚相待，只要能力许可，每有所求则必有所应。这些诚然不是明文规定的条件，但这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必然结果。一个人，如果在别人首次对他有所求时便加以拒绝，那么被拒绝者在此时就没有任何抱怨的权利。然而在相同情况下，假如这个人拒绝了他曾承诺的恩惠，他就是使别人有权怀有的希望遭到了幻灭，就是愚弄和违背了自己挑起的一份等待。我也不晓得是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后一种拒绝较之前一种更为不公正，也更难以接受。但是后一种拒绝也不过是一颗不愿受束缚的心产生的自然反应，不经挣扎，这颗心怎能放弃这份独立呢？偿还债务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而捐赠则完全是给予自己的一份快乐。以履行义务为乐，这只能是美德养成了习惯，来自我们本性里的东西往往不会如此崇高的。

在经历了那么多的不幸以后，我学会早早预见到最初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于是，因为害怕自己轻率地投入以后随之而来的又将是我不得不从的束缚，往往我不再敢去做我愿意做并且能够做的好事。这种害怕当然不是一直就有的，而且在年轻的时候，恰恰相反，我还觉得那类受惠于我的人之所以对我有如此亲昵的表示，并不是出于利害关系，而是出于感激呢。然而一旦我的灾难接踵而至，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别的方面一样，所有的事情就不再是那么一回事了。我现在生活在与前一时代人完全不同的又一代人中间，我对于别人的感情也不得不因为别人对我的感情起了变化而做出改变。而在我接连看到的这迥然不同的两代人中，即便是同一批人，也在这代代交替的过程中得到了同化。比如说夏尔迈特伯爵①，以前我那么尊敬他，他也那么真心地爱着我，可一旦成为舒瓦瑟尔②圈子里的成员，他立即为他的亲戚谋取了主教的位置。善良的巴莱神父③也是这样，他曾受惠于我，又是我的朋友，年轻时可真是个正直诚实的小伙子，现在靠出卖我、欺骗我，已在法国得到了一官半职。还有比尼神父④，我在威尼斯任次长期间他曾替我做事，我的行为自然博得了他的爱戴和尊敬，然而一旦牵扯到自己的利益，便连腔调和态度都变了，不惜昧着良心，出卖真理以获取巨利。连穆尔图⑤也变得黑白颠倒。

① 曾是卢梭的挚友，和卢梭一样爱好音乐。

② 1758年曾任法国外交大臣。

③ 巴莱神父：犹太人，在华伦夫人家开音乐会时曾演奏羽管键琴。

④ 卢梭在驻威尼斯使馆任职期间的助手。

⑤ 日内瓦牧师，卢梭去世后曾替卢梭出版自传作品。

他们和所有的人一样，原本都是那么诚实坦率，现在却都变成了这样；只是因为时代变了，人也就随着时代一道变了。唉！他们的行为方式，与当初我对他们产生感情时已完全相反了，我又如何还能对他们保持原有的那份感情呢？我不恨他们，因为我不知恨为何物；但是我无法不怀有也无法不流露出对他们应有的蔑视。

东郭先生与狼

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自己也有了很大改变，远远要超过应有的变化。在我这样的境况里，什么样的本性才能抗得住不受侵蚀呢？二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我心中那些天性使然的禀赋，原本能给人带来幸福，可现在早已因为命运，早已因为那些支配我命运的人，变得只能是损人损己了。我无法不把一件善事看作诱惑我的陷阱，我知道那下面就有不幸在藏着，在等我。其实我也知道，无论一件事的结果是什么，我的善意都不会折价。是的，这份价值是一直有的，但其内在的魅力已不复存在了，而只要少了这帖兴奋剂，我便只能是心履坚冰般的深深冷漠。我很清楚自己根本不能再做什么真正有效的事情了、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别人的把柄。理智的否定，加之自尊的愤怒，使我厌倦，使我对这好事滋生出一种抗力，而原本从本性而言，我还真是一个炽热虔诚的人呢。

有的厄运当然有可能会使心灵变得崇高坚强起来，然而有的厄运却会使心灵遭受打击，从而扼杀了它，就是这种厄运使我深受折磨。在这样的厄运里，只需一点点邪恶的酵母，厄运便能使之无节制地膨胀起来，使我趋于疯狂。然而我的厄运只使我变成了一个无用的人。反正我既不能为自己也无法为别人做点什么，于是我干脆不做。这种状态，因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因此也是无可指责的。它使得我可以无从愧疚地全心投入到自己的本性喜好中去，从而让我品尝到一种甜美。也许我是做得有些过分了，因为我避开了一切可有所行动的机会，甚至我察觉到某些行动只会带来益处，但是我很清楚人们绝不会让我看到事情的真实面目，于是我一直避免从事物的表象去判断它们，不管用什么诡计去遮掩那些真实意图，我都能识破这些骗人的动机。

似乎自童年时代起，命运已为我布下了第一个陷阱，这使得我在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冋里十分轻易地就落入随之而来的所有圈套。我生来就容易相信别人，并且在整整四十年间，对这份信任从来没有过丝毫怀疑。突然就掉进另一个世界的人和事里，我上了千次万次的当仍未有所觉察，甚至二十年的经历也难以让我看清自己的命运。可一旦明白过来在人们不加吝惜地给予我的这一切伪善的表示中，有的只是谎言和虚伪，我便迅速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人只是不依从自己的天性，就不再有什么可以约束住他的界限了。从此以后，我讨厌人类，而正是在这点上我的愿望与他人的愿望取得了一致，我打心底里要远远避开他们，这种距离已不是仅仅出于他们的阴谋诡计了。

无论他们再怎么做都是徒劳，我对他们的反感永远也不会发展为强烈的嫌恶的。想到他们为了拴住我，自己也不得不处处受到我的牵制，我真是很可怜他们。他们才是真正不幸的人。每当我回到自我之中，我就觉得他们很值得同情，也许我之所以能这么想还包含有骄傲的成分在里面，我觉得自己不屑去恨他们。他们充其量只配得上我的蔑视，根本不可能发展到仇恨这一步：归根结底我实在是太爱自己了，所以不论是谁，我都不会恨他的。恨一个人，那是压制、缩小自己的存在，而我，我还想将自己的存在扩延到无限宇宙里去呢。

我宁愿逃避他们也不愿去恨他们。一看到他们，我的感官便深受刺激，周围那么多残酷的眼神都印在我的心里，让我觉得不堪重负。然而一旦引起这份不快的缘由不存在了，这份不快自然也随之消散。我为他们烦神，只是因为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没法不去烦，但我从来不会去想他们而惹自己心烦。假若不再看见他们，他们对我而言则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

往往只有在事关自身时，我才觉得他们真的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倘若牵涉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倒还能使我为之关注、为之激动，就仿佛是看戏里的人物。除非我这个人所有的道德理念都泯灭了，否则公正对我而言永远不可能无关紧要。邪恶和不公正的场景依然会使我怒火中烧；而美德的行为，如果没有任何炫耀卖弄的成分，总能使我欢喜得直打哆嗦，甚至流下温热的眼泪来。但一切必须是在我亲眼看见之后，因为在经历了自己这些事情后，再叫我凭借他人的判断接受什么，或是根据他人的信仰来相信什么，那除非是我失去理智了。

如果对于我的外形外貌，人们也能像对我的性格本性一般无所知晓的话，我仍然可以毫不痛苦地生活在他们当中。只要我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个陌生人，他们的社会圈子甚至还能取悦于我。我会沉浸在自己的本能喜好当中，假使他们不管我，我还会蛮喜欢他们的呢。我会对他们持有一份普遍的、不偏不倚的仁爱，但是这份仁爱绝不会演变成某种特殊的爱恋，而且我也绝不会给自己套上义务的枷锁，因此他们岀于自私或受限于条条框框不得不绞尽脑汁做下的一切，我都能轻松自如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如果我仍然是自由的、无名的，仍然是孤身一人，就像我以前一直努力想做到的那样，我真的只会做好事。因为在我的心里实在连一点恶念的萌芽都没有。我如果能避开众人目光，能和上帝一样威力无边，我一定是像上帝一样善良的施惠者。正是力量和自由铸就了伟人，而软弱和奴性只会使人堕落。如果我拥有吉瑞斯的指环①，它一定能将我从他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且使别人都归于我的麾下。

①传说中吉瑞斯有一枚隐身指环。

我经常会问自己：在西班牙那座城堡里，我该拿这枚指环来做些什么呢？因为滥施淫威的企图正是这样会应权力而生。我将是自己的主人，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能为所欲为而不会被别人欺骗愚弄，这样我还会希冀些什么呢？只有一样，看到所有的心都很快乐。众人的欢乐是唯一能以不渝挚情触动我心的，而为此献身的强烈愿望亦会是我不变的激情。我会永远公正，不偏不倚，我会永远善良而不软弱，这样我也不会对人产生盲目的犹疑和无比的仇恨。因为倘若能看清人的本来面目，能轻易揣透别人内心的想法的话，我也许很少会觉得别人真就好到值得我全心去爱的地步，也很少会觉得别人真就坏到值得我全心去恨的地步，甚至他们的恶意倒叫我对他们抱有些许怜悯之情了，因为我很清楚他们意欲损人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也许在某些欢愉时刻，我还满怀稚气地成就了什么奇迹呢，然而这奇迹绝不会是出于偏袒私利。我的自然喜好便是我行动的准则，在某些有关严肃正义的行为案件上，我便会秉公决断，宽大处理。那样，作为上帝的使者和其法则的代言人，我会在我的权力范围内，创造出比《圣徒传》中所记载的或有关圣美达坟墓的奇迹更为智慧、更为有用的奇迹。

只有在这点上，遁身术的确对我极富诱惑，并且这种诱惑还真难以抗拒呢，而我一旦误入歧途，又怎会不被这种诱惑牵着鼻子走呢？与其炫耀自己不为利所诱，或者说是理性阻止我在致命的歪道上滑下去，还不如承认我对本性与自我还不够了解。在别的事情上我对自己很有把握。唯独在这一点上我颇感不安。一种超常的能力应当超越人性的软弱，否则还不如一个常人，或是干脆不要具备这种超常能力的好。

思前想后，我想趁我尚未做出傻事前尽早把指环扔掉为妙。如果人们非要歪曲地来看我，如果我的面容总要挑起他们不公正的欲望，那我就逃开他们好了，免得他们眼见心烦，但不应该是我要从他们中间消失掉，而应该是他们藏身不现，是他们该省一省阴谋诡计，该避开曙光，像鼹鼠一般在地下过活。对于我来说，如果他们还能看到我，那就随他们去看好了，只是这根本不可能了。在我身上他们再也看不到那个让他们任意摆弄、任意泄愤的让-雅克了。如果我还被他们看待我的方式影响，那可真是我的错。我根本不该对此有所关注，因为他们看到的根本不是我。

从这番思考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从未真正属于过这个满是障碍、义务、责任的世俗社会，我独立的本性使我永远无法适应作为一个在群体中生活的人所必须接受的制约。在我能无拘无束地行动时，我是善良的，只会做好事。但只要我察觉到了束缚的存在，也无论这束缚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还是来源于他人，我就立即变得反叛起来，甚至还会犟得要命，于是我便成了一个无用的人。如果必须违心地去完成一件事，不管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我也不会去做。甚至我也不会按照自己心愿去做事，因为我太软弱了。我不再有所行动：我的行为往往是出于我的软弱，我所有的能量又是如此消极无用，我所有的罪过由此便都是源于疏漏，而很少是明知故犯。我从来不认为自由就是随心所欲，而应在于可以不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这恰是我一直要求的权利，通常情况下我只能有所保留。而正因为这个要求我在同代人的眼里就成了无耻之徒。他们如此活跃、好动、野心勃勃，他们讨厌在别人身上看到这种自由，自己亦不需要，只要能时不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或凌驾于别人的意愿之上，他们就会终其一生来做他们自己也觉得反感的事，并且为了发号施令不惜一切卑鄙手段。因此他们不是错在将我视作无用之辈从社会里隔离出去，错就错在将我视作害群之马把我从社会里驱逐出去。因为我承认我的确没做过什么好事，然则在我一生之中，我从未有意从恶，我还真怀疑这世上有没有人坏事比我做得要少呢。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