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学研究导论》一书

本章由西格弗里德·J.施密特编写

媒体文化学

前言

“媒体文化学”这一名字让人感觉，似乎已经存在一门叫这个名字的学科，有了可以根据学科手册来确定的主题和方法构思。但其实并非这么回事。也许确实有大量创立媒体文化学的学术理念、研究项目和期待，还有许多针对来自媒体和文化领域的主题的专业名称。

出于这一原因，下文并非是针对媒体文化学状况的报告，而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有关从媒体文化学迄今为止的发展到未来展望的描绘，另一方面是对未来的媒体文化学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唯有如此，人们才有可能从某些新的视角对媒体文化学问题进行观察，这种观察方式才会超越今天的选项，才会看清媒体文化学一贯以来的问题和目标。

媒体概念

“媒体”是一个致密概念，人们需要对其下列建构性元素做出区分：①符号学交际工具，②生产者和接受者方面各自的媒体技术，③从社会系统角度对媒体技术策略的机构化操作，以及④相应的媒体产品，如书籍、杂志或者电视短剧。

（1）交际工具是指所有的物质性事实，它们具有符号能力，能够在系统特定性含义生产的意义层面被用来将不同的系统连接成由社会调控的、持久的、可重复的、对社会至关重要的结构。自然的口语可以被视为交际工具的原型，不仅因为历史性优先权，而且因为自从语言产生以来，系统的意义联合的基本原则特征在于明确的物质性，而非对于所有后续交际工具的意义。

（2）随着文字的发展，交际工具随后开始与书写、印刷、电影、电视等媒体技术日益紧密地关联起来，这些媒体技术持久地影响着媒体产品的每一次生产和接受。只是，不同的接受者类型也只能够根据当时媒体技术的发展水平来使用不同的媒体产品。操作这些媒体技术的方式是必须学会的。原则上来说，这些操作方式会由于不断重复变得熟练，成为社会能力的固定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既无意识能力又非意识责任的自然而然之事。

（3）与一种交际工具的社会性使用以及对其而言必需的媒体技术的形成相关的是承载着上述两者的社会机构，即出版社和电视台等组织，还有学校等机构。这些机构在社会上的姿态又是解决经济、法律、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必需的。这种社会系统组成部分相对于其他两种而言绝非可有可无。实际上，这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结构必须被塑造为具有自我组织的性质。

（4）第四种组成部分，即媒体产品也是如此，其生产、分配、接受和加工在结构和内容方面受到其他三者的决定性影响，比如，这使得文本内部性阐释的实践活动广受质疑，因为媒体产品既不是自主的，其语义解读方式又不能通过具有认知自主性的行为进行体线性调控。

本人将这四种组成部分在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自我组织性系统协作定义为“媒体”。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本人在此推荐的媒体概念，语言被定义为媒体工具而不是媒体，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持语言和媒体的区分。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原则上而言所有的媒体或者媒体系统都可以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运用语言。

在一个社会的不同历史时刻可供支配的媒体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整体媒体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媒体相互分派其可能实现的功能。在此，必须区分结构性和语义性媒体影响。一种媒体完全不依靠具体的行为者，通过其使用的可能性提供或是使用或是拒绝的选项来发挥其结构影响。不过，这是以使用者适应使用条件为前提的，这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尤其明显。语义影响则在一个社会中某种媒体的结构性条件的框架内通过媒体产品的内容使用得以发挥。

媒体文化学

将学术行为塑造为由方法论进行调节的问题解决行为的形式，这一建议包含一个优点，它使得对现实和文化直到学科进行描述的连续统一体成为现实；因为现实模式及其通过文化程序的运作在上文中被描述为社会性问题解决方案的模式。社会只是为被感知为具有重要性的或者被体验过的行为领域发明或者发展出了语义范畴和差异以及重要的文化加工方式，这样的假设也许是有说服力的。这一规则相应地适用于“学术行为”这种特殊形式，它为学术内部以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构思出了解决方案。体验问题、描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自动构建性关联与在历史和话语中采取行动的行为者相关，通过这一关联，一个社会与其环境世界相脱离，从而仅仅对自身进行研究，在其如何对待其环境这一问题上也是如此。这样的研究活动是严格根据其现实模式和文化程序的相互作用的规则进行的，这些规则再次不可分割地与媒体和交流捆绑在一起。因此，将社会从理论上塑造为媒体文化社会是有意义的。

鉴于媒体文化学的主题，在此获得支持的文化作为程序的理念中产生了下列问题：在一个社会中，谁发展了对现实模式的哪些范畴和差异的定义权力或者支配权力？哪些名望、哪些权力以及相应的哪些约束力是与这些支配行为相关的？哪些区别可以被等价地讨论、替换或者改变，谁又有这么做的权力？特定的差异领域展现出了哪些价值判断——比如在性别差异领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改变性？特定的选项具有哪些时间视角，比如在美学价值观领域？什么是潮流，什么是传统？这些能力在性别、等级、阶级或者阶层特定性方向如何分布？谁有权力确定我们/他者或者自我/异者这些差异的内容并对其展开实践活动？

有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同时概述媒体文化学的任务，它与舍纳特的建议完全是一致的，两者都认为媒体文化学研究的是“媒体特定性文化语境的结构和历史”：媒体文化学研究的是我们与我们文化中的现实模式、文化程序和媒体系统的协同作用方面的问题。这种协同作用在上文中被描述为社会机构范围内社会和文化在行为者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框架中协同发展的自我组织过程。

如果人们接受上述思想作为出发点，那么，媒体文化学的布局就可以做如下概述：首先需要顾及，一门一一不管设计得怎样的一一媒体文化学学科必须能够按照自我逻辑和自我参照系进行运作。文化描述活动总是在描述文化的框架内进行的。期待从媒体文化学那里获得有关媒体文化的客观表述，是不现实的；人们顶多可以期待获得在话语中具有衔接能力的表述和分析；这样，人们面临着第二种矛盾，即人们只能在交流中借助媒体产品来谈论媒体文化。鉴于当今最广义的媒体研究的状况，将媒体文化学设计为对于所有研究媒体和文化的学科而言的互动天花板就容易被人们理解了。所有迄今在这些学科中掌握的知识都可以为媒体文化学所用。就媒体文化学这方面而言，它能够为其他研究媒体的学科承担两种重要功能：（1）在认知、交际、媒体和文化理论领域获取基础知识；（2）在普遍化了的媒体文化学视角下观察、融合和发展单项学科的研究成果。这样的视角主要涉及的是广为认可的一般性媒体概念的创立，通过媒体以及媒体产品将认知和交流连接起来的问题，通过单一媒体特定的构造和遴选条件对感知进行调整的历史，媒体发展的常量，不同社会类型和发展形式中复杂体系统的形成和功能，媒体系统和作为社会自我描述程序的各种文化的差异之间的关联，等等。与之相应，在媒体文化学中必须区分四个局部领域。

（1）媒体认识论，系统地研究在从特殊媒体系统直到网络和杂交系统的可利用性条件下从认知以及交际层面对现实进行构建的历时和共时可能性或者说表现形式。

（2）具有不同形式的媒体历史编纂学，比如作为技术史，作为考虑到性别特定性差异的感知、心态或者交际史，同时，这些不同的观察角度必须得到协调和融合，目的是走出并立和对立的局面。

（3）狭义的媒体文化史，通过媒体类型理论、媒体系统中的经典化过程等主题研究以及艺术或者科学等单项文化门类来构建和重建媒体系统、交际类型和话语类型的协同发展。

（4）跨文化研究，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与之相关的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可能性，在单一文化性、多元文化性和跨文化性意义上的文化程序的特殊可能性和表现形式，特定媒体系统条件下的文化殖民和去殖民活动、文化差异化和去差异化活动的形式，在跨国交流的全球化要求下的认同和异者性，等等。

在此，媒体文化学既不固守于某一学科，也不局限于某一个研究主题，人们有理由期待媒体文化学能够根据其特有的系统逻辑选择创建研究主题。因为为了实施这种主题创建活动，它必然或多或少地要求社会和学术发展达到相应的水平，所以真实性或者客观性这些对于媒体文化学研究而言的传统要求就被人们误解了，但必须的强调是，人们依然没有触及上文中对于问题解决方案的学术性要求。

媒体文化学只能以跨学科的方式开展研究活动。除此之外，跨文化导向也是值得期待的，目的是能够弱化自身观察立场的特殊盲点，实现潜在性观察视角。20世纪90年代，以媒体文化学命名的第一个专业方向在哈勒大学（Halle）创立。媒体文化学的教育应该使学生具有分析能力，使其能够创造性地参与媒体文化活动。对于媒体文化学而言，研究主题是不会枯竭的，因为移民、交流的全球化及其商业化，信息技术社会（Cyber-Society），跨文化以及多元文化持续生成着新的问题领域，人们必须用足够抽象的、多层次的媒体文化学的工具才能对这些问题领域进行批判性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哈勒大学、吕内堡大学、明斯特大学或者锡根大学出现的媒体文化学理念是否能够被创设为独立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有下列几点需要思考：创立学科的努力原则上应由研究灵活性承担。学科总是被卷入大学内部的冲突，被卷入学科内部的理论争执。因此，媒体文化学也许可以从将自身发展为不同学科定位框架内的独立研究方向的过程中获益。为了能够获得作为独立研究方向的形象和身份，为了被认可为一门学科，它无论如何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理论基础，不过这一理论基础并不需要与本文中概述的完全一致。另一方面，媒体文化学需要一个足够抽象的描述性文化概念，目的在于不仅能够分析文化现象，也能够分析制造在从亚文化直到企业文化的所有社会领域中被视为文化的现象的生成机制。如果媒体文化学满足了这两个条件，那么，它就获得了一方面针对文化学，另一方面针对媒体语言学以及传播学和交际学的关键性差异。这种构建其身份的差异，媒体文化学研究是通过其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通过跨学科的组织获得并维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