Ⅲ 启示录的意义

作者简介：平田清明（kiyoaki hirata）(1922-1995)，日本经济学家。专业方向为经济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经济学博士。原经济理论学会全国干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市民社会论。

如上文所述，新约圣书《启示录》对马克思货币论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识。围绕《启示录》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反马克思主义者指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只是《启示录》中“千年王国”的幻想。而马克思主义拥护派则反驳称马克思主义与《启示录》根本毫无关联。这两种论调都是相当讽刺与浅薄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文献可以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在谈到《启示录》时，并非从否定层面去讨论，而是肯定了其价值，这在本书第五章中已有说明。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恩格斯在其逝世前一年写下《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一文，可以说是他的思想遗作，与马克思逝世前马、恩合作执笔的《布鲁诺·鲍威尔与早期基督教》一文，都是当今探究基督教尤其是《启示录》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联的重要文献。晚年的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担当起完成其未尽工作的重要任务，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在对历史的把握上，恩格斯在《资本论》的编撰中有部分内容，实际上偏离了马克思对历史的理解或是理论展开的真实意图。我们需要通过不断挖掘掌握文献资料，从而重新思考、重新考察恩格斯。（早年恩格斯通过对其早期手稿进行仔细的重新思考之后重新发表，这与马克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晚年恩格斯将《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发表在《新时代》上，讨论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接合点”问题，与早期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论犹太人问题》，两者都是揭示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

恩格斯研究和阐述基督教问题的代表作。写于1894年6月19日—7月16日之间。编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5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

在进入《启示录》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恩格斯关于基督教的一段论述。

“这个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控制着大部分文明人长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绝不可能简单地视作伪信者集聚在一起的不合逻辑的组织。”（《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编注：载于1882年5月4日和11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9、第20号。编入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5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这段论述，无论是对于仅仅认为宗教是鸦片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而言，还是对于否认宗教即鸦片的反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都应该是一剂自我反省的良药。早期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超越鲍威尔的思想地平提出宗教即鸦片的说法时，同时还提出了怎样的观点，在本书的第五章中已经作了相关说明。1882年，正值布鲁诺·鲍威尔逝世之时，恩格斯对鲍威尔的圣书批判研究的意义作了上述评价。同时，在《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最后一节，恩格斯就《启示录》在基督教文献中的意义作了如下说明：

“这个基督教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最古老的作品，之所以对我们而言意义重大，那是由于它纯粹地反映了犹太教——在强大的亚历山大影响下——对基督教的贡献。而这之后的东西，全都是西欧的、希腊=罗马式的附加物。”

恩格斯眼中的《启示录》，是促成犹太教向基督教转变的理性（语言），其中蕴藏了原始基督教思想的精髓。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急切地向读者列举了原始基督教与后期基督教之间的差异。他指出《启示录》中几处与福音书的不同之处，即，《启示录》中并没有记载三位一体说；圣灵并非一个而是七个；耶稣与摩西的身份几乎对等；没有直接言及原罪；花了大量篇幅描写信徒间的争斗欲和胜利感；描写了宗教改革者之间的严重分歧和内部抗争；认为摆脱宗教礼仪的限制，才是迈向世界宗教目标的前提；从肯定的角度描写了血的复仇；将最后的审判视作神自身的行为而非基督教的使命；没有提及洗礼问题。这与后期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更侧重于内在性，运用权威获得市民权，最终成为统治性思想。恩格斯将两者进行直接对比得出上述结论，我个人认为还没有完全深入到《启示录》的内在。尽管如此，从批判抛弃了《启示录》的后期基督教传统上来看，恩格斯的阐述还是具有其价值的。

在新约圣书的众多文献中，《启示录》多少带有些异质性，圣书之王加尔文也未能对其添加任何注释。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从《启示录》中发现了其货币论展开的关键。马克思所找到的，不仅是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理论层面即货币论的理论支点，而是其宏大历史认识的一个理论基轴。恩格斯没有对此展开积极的论述。接下来，我将围绕马克思在《启示录》中所关注的若干要点作一个解析说明。

中世纪最壮观挂毯（法国昂热城堡珍藏）：圣经启示录2，死亡四骑士，七号吹响七灾

通过描绘幻像的象征性叙述形式，来审判现实和告示未来，这就是《启示录》之所以成为启示录的原因。《启示录》中描绘了当时庞大的都城巴比伦的衰败、未来的新城耶路撒冷的降临，这是贯穿《启示录》始终的一条主线。

那么，都城巴比伦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启示录》中是这样描述的：它是“坐在众水上”、“坐落在七座山上”的淫乱的都城罗马。都城巴比伦的实体，实际上就是产生于共同体，为了实现共同体=国家所有中私人所有的发展，最终形成地中海的世界帝国——罗马帝国。《启示录》中有云：它是一个坐在“七个头十只角的兽”身上的“大淫妇”。这里的“七个头”，指的是罗马历任七任皇帝，即奥古斯都（Augustus）、提比里乌斯（Tiberius）、卡里古拉（Caligula）、克劳狄乌斯（Claudius）、尼禄（Nero）、加尔巴（Galba）、奥索（Otho）。“十只角”指的是罗马帝国领属地的各个共同体=国家的王。这里的“兽”，一般指的是货币、尤其是尼禄币。（《启示录》记载“这只兽的名、名的数为六六六”，布鲁诺·鲍威尔通过解读得到上述结论。）这只兽是从人类敌人——堕落天使撒旦的象征古蛇（龙）那里获得了支配世间的力量与权威。罗马的七任皇帝，正是这个象征货币的兽的人格表现，是它的头脑。十个共同体=国家的王，将自身领有的共同体转让给了这只象征货币的兽，将共同体的人与自然都交付给了货币关系。上述罗马皇帝与共同体=国家的王的人格表现即货币（兽），从本质上来看，是为所有的人构造实质为货币关系的世界关系。这里形成的实质为货币关系的世界关系，正是上文所述的“大淫妇”。显然，这样的货币关系，是人的特殊历史的社会关系，是终将带来人与自然异化的交往关系。《启示录》中将这层意义上的货币关系定义为“奸淫”。（这里的奸淫，指的不仅是后来天主教定义的婚姻之外的性交往、犹太教明文禁止的埃及式近亲结婚以及恩格斯所理解的犹太人与异教徒之间的性交往，更重要的是早期以暴利商业为特征的货币关系。这种早期货币关系制约下的各种性的交往，都被认作是奸淫。）《启示录》中将巴比伦都城罗马定罪为“以奸淫而玷污大地的大淫妇”，并且还写道，“各地之王都与之行淫，极尽奢侈之能事”。

在巴比伦都城中，除了有上文指出的“大淫妇”和“各地之王”之外，还有“通过大淫妇的淫行而致富的各地商人”。最后还出现了“接受兽‘=货币’印记者、膜拜兽像者”。所有的物都呈现出“商品”的形式，金、银、宝石、珍珠等奢侈品当然不用多言，连葡萄酒、小麦、牛、羊、马、车等生活必需品也成为商品。不仅如此，“奴隶（slave）”、“人的灵魂（souls of men）”也成为商品用于买卖。这些“商品”构成了“财富”，拥有这些商品，即代表拥有富裕。（翻阅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人，应该对这一段著名的章节并不陌生，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首篇中批判财富以商品形式存在的一段论述。）

对于这样的巴比伦都城，神灵为之震怒也是理所当然之事。神对这个“大淫妇”即巴比伦都城进行“血的复仇”，最终将其摧毁。

巴比伦城（想象图）

巴比伦都城的毁灭过程以及其后人类史的展开，在《启示录》中都有相应的象征性启示。

（1） 神通过“血的复仇”摧毁了巴比伦都城，这是“大淫妇”所驾驭的兽（货币）与其十只角（王）的反叛所致。“十只角与兽都憎恨大淫妇，使她冷落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将她烧尽”。结果，反叛后的王与货币开始直接控制这个世界。另一方面，在巴比伦都城毁灭之日，此前的殉难者与忠实的信徒都被赐予了复活的荣光，“这些人成为神与基督的祭司，与基督一道统治千年”。注意，这里的统治千年，指的是观念上的统治。但是，这种观念上的统治意义巨大。复活后的人们统治着现实生存着的人的忠信之魂，为扬弃人类过去与现在、“个”与“类”的分歧提供了观念上的保证。从本质上来看，是真正的王即统治者=神，为人类挑选了圣洁的“新娘”——自然，为扬弃自然的人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的分歧提供了观念上的准备。这里要切记一点，当初赐予兽以力量与权威的龙仍然存在。这一点对于理解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尤为重要。这条龙在巴比伦都城毁灭之日被抓获，投入到“无底坑”，关闭其入口并附上了封印。

（2） 成为世界的现实统治者的兽与王，向活着的忠信者挑起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王被处死，兽（货币）与“假先知”（货币的空想家）被抓获之后，被活活投入“硫黄的火湖”。但是，兽与假先知并没有被处死，而是“昼夜忍受痛苦，直到永远”。取得胜利的忠信者，在没有王、没有兽（货币）（龙被关在无底坑之中）的地方，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社会。当然，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人仍然心存困惑，对神也心存敬惧。

（3） 在巴比伦都城毁灭千年之后，那条被投入无底坑的龙即撒旦，“从牢笼中被解放出来”。它号召四方各地的国民，召集了“如海中砂粒般众多”的势力，包围了“圣徒”与他们的都城。注意，在理解《启示录》时，这一过程往往被人遗忘。不用说，最终，神惩罚了这股势力。天降烈火“吞噬了他们”，他们将遭受炼狱之苦。而那条龙也被扔进了先前处罚兽与假先知的“硫黄火湖”。

（4） 与此同时，“圣洁的都城，新都耶路撒冷”出现了。在都城中，不仅有在巴比伦都城毁灭之日复活的人，还有其后与兽和王作战的忠信者，包括他们之中那些心存困惑的人。参加对抗龙的最后战斗的圣徒们自然不用多说，甚至那些曾经包围并攻击圣徒们、最终遭受炼狱之苦的人们，也都可以进入这座圣洁的新都耶路撒冷。

这就是《启示录》所描述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很多研究者认为《启示录》描述的是千年王国，很明显，这种粗俗的千年王国论是一个歧见。关于上文的（2）与（3）两部分，我想再作一个补充。（基督教徒的千年统治，是观念上的统治，其中包括了现实中与“各地之王”和“兽”（=货币）的斗争，以及准备与那条“龙”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一点务必注意。）在充分理解了（2）与（3）部分的涵义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千年之后出现的那条龙。它是圣徒们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敌人。那么，这个人类的敌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最早赋予“兽”（=货币）以力量与权威的物。那么这个物又是什么？——那就是“商品”。这个“商品”由于自身就是商品，因此可以将同类的其他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可以运用自身的力量与权威，赋予其他商品以使用价值即商品的自然价值。这种“商品”，实际上形成了货币拜物教。

通过上文的讨论，我们认识到那条龙即“商品”，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来重读（1）、（2）、（3）部分关于“龙=商品、兽=货币”的表述。毁灭之前的巴比伦都城，是形成早期商业=古代商业的货币控制下的都城=帝国。在都城巴比伦毁灭之后的（1）时期，产生货币的商品，藏到了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地下，而货币则成为统治者站到了众人面前。到了（2）的时期，这个货币被投入火湖。然而藏于地下的商品在（3）的时期唤起了所有的国民，与人类对决。最后，扬弃了商品的（4）时期，货币最终被扬弃，在商品→货币中丧失自我的人类，最终也成为本真的人、“真实（amen）的人”。此时，“神与众人同在，人是神的子民”。旧的天地消失、“新的天地”如“新娘”一般出现在人类面前。人们可以“无代价地”、即“自由地”获得“生命之水”、“生命之树”，并借此生活。此时，自然的人本质与人的自然本质直接完成了统一、融合。同时，由于人与神共在，神与人共存，人是神的子民，生活在有生命的自然之中，即个体直接获得并实现了与“类”的统一。因此，此时没有了“个”与“类”的对立，也没有了“类”无情地战胜个体时所带来的死亡，基督教徒的“统治”也消失。与人性相对立的合理性彻底消亡，只留下能够与人性并存的合理性。人不再通过货币这种价值尺度，而是改用“人性尺度”、即“神之使者的标准”来衡量物的价值。这种物的衡量标准，与龙=商品、兽=货币拥有权威与力量时一样，仍然通过黄金来实现。只不过，此时的“黄金度量尺度”已经不再表现为货币价值尺度。尽管形式上还是等同于货币的“黄金”，但是，其现实存在价值却截然不同。它是本真的黄金，是凭借其自然有用性为人所利用的黄金，与其他所有的物一样，甚至那些曾经象征着奢华（私人所有的支配性）的珍贵品，无一例外都还原为本真的物、区别于人的物、和非有机的财富。

这就是《启示录》中所描绘的新圣都耶路撒冷。

从繁荣的巴比伦都城的毁灭到圣都耶路撒冷的出现，《启示录》中关于这段历史的表述，实际上是对货币的批判性考察，是货币论的历史理论展开，是从世界史角度来考察批判商品与货币的运动过程中的私人所有。不能理解到《启示录》中的真谛，或许是因为它是用一种启示性语言、或是伊索寓言式语言撰写的缘故。1840年初，马克思通过钻研布鲁诺·鲍威尔与D·F·施特劳斯的研究，认识到《启示录》中的兽即货币，同时意识到龙即商品。此时，马克思已经从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认识到，正是商品产生了货币。

上文中所指出的鲍威尔=马克思对《启示录》的理解是否正确，我无从评判。但愿能得到基督教神学研究学者的批评指正。对于我而言，鲍威尔=马克思的理解，正是他们探究《启示录》中内含的深刻意义的尝试，这才是我想通过本文表达给读者的信息。

当然，认为我的这番理解不合适的基督教徒想必大有人在，或许他们会认为从理论角度来解读这种信仰的圣书，是对信仰的一种亵渎。但是，在此我只想告诉大家，如此伟大的信仰之作，在世界史的理论认识与实践发展中具有其重大的价值。过去如此，现在亦是如此。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