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导言

节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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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概述

在20世纪的美国，新中产阶级，也就是白领阶层的崛起，提高了市场生产效率，还稳定住了社会秩序，成为美国成为20世纪的世界强国的重要推手之一。大多数人对白领阶层夸赞不已，认为这代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文明有序的时代。然而米尔斯却认为，白领阶层的一些特质，代表了美国精神的衰落，代表了现代性对于人类天性的压抑。

米尔斯认为，这种压抑的根源就是“科层制”的建立，科层制将会成为社会精英操纵白领的工具。

《白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描述，认为科层制已经碾压了中产阶级工人，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思想，将其变为近乎半自动化的、受压迫的但是又很快乐的人。米尔斯认为在工作场合有三种权力：强制或者说身体暴力、权威和操纵。在这部著作中，米尔斯的思想与韦伯不谋而合，都认为西方社会陷入了科层制理性的“铁笼”之中，这将导致社会更关注理性而不是合理（reason）。米尔斯担心中产阶级正在“政治上被阉割、文化上被愚弄”，这将导致权力从中产阶级转移到强大的社会精英的手中。中产阶级工人获得了足够的薪资，但是已经与世界异化，因为他们无力影响和改变这个世界。

作者简介

查尔斯·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1916年8月28日—1962年3月20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他以《权力精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社会学的想象力》等著作而知名。米尔斯关注二战之后知识分子的责任，倡导公共和政治参与而不是冷漠的观察。米尔斯的传记作家丹尼尔·盖里（Daniel Geary）认为，米尔斯的著作在1960年代新左翼社会运动中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米尔斯1916年8月28日生于德克萨斯州韦科，大学先在德克萨斯州A&M大学就读了一年，随后在德克萨斯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社会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2年米尔斯获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A Sociological Account of Pragmatism: An Essay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在被评审后米尔斯拒绝修改，最后他的论文在没有获得评审的情况下被通过。当他得知自己获得马里兰大学学院市分校社会学教职后，就立即离开了威斯康星。 

米尔斯强烈受到实用主义的影响，尤其是乔治·贺伯特·米德、约翰·杜威、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和威廉·詹姆士。米尔斯著作中社会结构的部分主要受马克斯·韦伯和卡尔·曼海姆的影响。米尔斯自称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影响，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学家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是社会学必须教授的内容。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米尔斯是一个哲学狂人，他激进的思想、平等主义民主是受到托斯丹·范伯伦、乔治·贺伯特·米德和约翰·杜威等人思想的直接结果。在威斯康星大学期间，米尔斯受到一位来自德国的社会学家汉斯·葛斯的巨大影响。通过葛斯，米尔斯了解到欧洲的社会理论。

白领人群正悄然步入现代社会。无论他们有过怎样的历史，这历史没有任何波澜起伏之处；无论他们有怎样的共同利益，这利益都未能将他们结成一个整体；无论他们有怎样的未来，这未来都不是经由他们自己之手缔造的。如果说他们渴求的终究只是一条中间道路，那么在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寻的时代，这最终也只能是一个虚构社会中的虚幻之路。就其内心而言，他们是分裂的和支离破碎的；而从外部来看，他们则依附于更强大的势力。即使他们获得了行动的意愿，由于缺乏组织性，他们的行动与其说是一场运动，不如说是由互不关联的竞争酿就的纠葛。作为群体，他们没有威胁到任何人；作为个人，他们没有创设一种独立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没有对他们形成合适的观念之前，我们只能将他们视为都市大众中为人熟知的表演者。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白领世界，才能够使我们寻觅到现存的20世纪的基本特征。由于他们在数量上突显出的重要性，白领的存在已经推翻了19世纪关于社会应该划分为企业主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部分的预测。由于他们大众化的生活方式，白领已经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气息和人生体验。他们以最公开的方式，负载着表征我们时代的许多心理问题；因此，任何处在主流地位的理论派别，不论以这样或是那样的方式，都在关注着白领群体。因上述原因，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新型的表演者，他们上演的是20世纪我们这个社会的常规剧目：

在白领世界的顶层，那些年老的工业界巨子将日常工作移交给了企业的经理们。在那些系紧领带、伶牙俐齿的政客左右，拎着公文包和计算尺的挣薪水的公务员们已潜入到政治舞台中。这些顶层的管理者现在正对不同层次中的中层管理者发号施令，其中包括商店的接待人员、工薪领班、州或联邦政府雇佣的农业和家政顾问、联邦调查员，以及受过法律训练的警方调查员。

在旧有的职业中，医生、律师、工程师，都曾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以以自己的名字挂牌开业；在新的白领世界中，那些工薪阶层的医务专家、律师事务所的新的入伙人、受控于某一企业的工程师，已经向自由职业者的领导地位发岀挑战。医生和律师这两种旧有职业仍然占据着专业世界的顶层位置，但是今天他们却被有着各种新技能的男男女女包围着。社会工程师和机械技术员的种类有一打以上，另外还有无以计数的女助手（girl Fridays）、实验室助理、注册和未注册的护士、绘图员、统计师，以及社会工作者。

在那些有时似乎还能够和新的社会在整体上协调一致的卖场中，则有坐等顾客的百货商店的女售货员、四处活动的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以及不在销售（absentee salesman）——帮助他人远距离推销的广告人。在顶层世界的是女明星们和副总裁们，尽管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也不过是销售员，虽然可能比别人多一些创造性”；而在底层，则是在五分一角的廉价商店中的店员，她们以固定不变的价格销售着日用品，期待着有朝一日赶紧离开这里去嫁人。

在办公室各式各样的文件堆中，在各种财务室里，会计师和购物代理人代替了过去自己算账的人。在白领世界的较低层面，办公室文员们被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来，来回搬弄着文件；在这里忙碌着的有私人秘书和打字员、簿记员、出纳、文书——成百上千的各种职员；还有轻型机械、自动仪表、录音电话和名片印制机的操作员；以及预约时间的接待秘书。

白领阶层的众生相，已经构成目前各主要工业国家文学形象的一部分：汉斯-法拉达为希特勒执政前的德国创造了宾奈伯格式的形象。约翰内斯·宾奈伯格是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之苦的簿记员，他唯一的支持来自善良而同样贫困的妻子。宾奈伯格和妻子儿女在贫民窟中结束了一生，留下了没有解答的疑问，“小人物，现在到底怎么了？”J.B.普雷斯特利在《天使之路（Angle Pavement）中，创造了一群历尽艰辛而又缺乏保障的伦敦白领形象。在伦敦，他们饱受生活的磨难：其所欲者恰是由其自身境况所限无法达者。乔治·奥维尔在《自由之盼》（Coming Up for Air）中，通过其笔下的推销员波林先生，说出了或许能够代表他们共同心声的话：“四处充斥着工人阶级如何受苦的废话。我不会为自己是一个无产者感到遗憾……虽然普罗阶级受着劳役之苦，但他不劳作的时候是一个自由人。但是在那些用水泥浇筑起的一个个斗室中，却生活着一群永无自由可言的穷鬼。他们只有在酣睡中或做梦时，才能找到那种将老板推到井底，并往他身上掷煤块的自由。当然，我们这些人的基本烦恼在，我们都觉得自己失去了应得之物。”

乔治·奥维尔（George Orwell，1903-1950）

在美国文学中，与上述欧洲小说最接近的大概要数《凯蒂·弗伊尔》（Kitty Foyle）。不过，它的女主角却与前迥然不同！与欧洲不同的是，在美国，白领们的命运谜底至今尚未揭开。凯蒂-弗伊尔像她之前的艾丽丝-亚当斯一样，是一个现代的霍雷肖-阿尔杰式的女英雄，她的志向就是驶入人生的快车道。故事结束于大萧条岁月，此时的凯蒂一年挣3000美金，打算购买其所在公司的股票，并对是否嫁给一个医生犹豫不决（他偏偏是个犹太人）。当德国的海尔·宾纳伯格发现（有些太晚了）他的无产者妻子对他的人生和他的政治机遇具有双重价值时，凯蒂-弗伊尔则在化妆品行业忙于其美国式的职业追求。然而，25年后在美国战后的繁荣中出现了威利·罗门，这个《推销员之死》（The Death of a Salesman）中的英雄。这个白领男子因为在商业上的步步成功，弄得他在生活中一败涂地。弗雷德里克・沃思汉姆曾这样谈论威利·罗门之梦：“他成于此梦，败于此梦，也魂断于此梦。然而他为何会有此梦？难道不是我们的社会造就了他的这个虚幻之梦？”

《推销员之死》书籍封面

19世纪的农场主和商人通常被视为坚韧的一群个体——他们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是一群可以迅速成长为像任何人一样强大的男子汉。20世纪的白领既没有农场主曾有过的那种独立性，也没有早先商人们的那种发财幻想。他们总是从属于他人，或是公司，或是政府，再或是军队；他们被视为缺乏远大前程的人。在美国人的视野中，自主业主的衰落和非自主的雇员阶层的兴起，和美国人心目中特立独行的个体的消失和凡夫俗子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并行不悖的过程。

在这个充斥着邪恶势力的世界上，白领们自然具备能够想象到的小人物的一切德行。他可能生活在世界的底层，同时又令人欣慰地属于中产阶级。对他的麻烦寄予同情既不困难又不会出错，而他自己对这些麻烦总是既无能为力又无欲而为。社会生活中的其他角色威胁要变得更大、更强，他们总是按照自身利益和政治交易行事。在经济萧条、战争和繁荣的惯常节律中，工商巨子们像往常一样做着自己的大买卖；工会大腕们皱着浓眉，对国家竭尽威逼之能事，直至自己的要求获得满足；大农场主与参议院沆溪一气，以确保自己的私利。但是，白领却不在其间。就一个集团而言，与其说这些人十分悲惨，不如说他们令人怜悯。他们拼力抗拒着非个人性的通货膨胀，在强忍着慢性痛苦的同时，期待着快速的美国式的升迁。他们被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推来擦去，拖入一些他们无法理喻的运动之中；他们处在孤立无助的境地。白领们是殉道式的英雄，他们常常是不能为却勉力而为的小人物，他们默不做声地在某个人的办公室或商店卖力，从不大声说话，从不与人顶嘴，也从不袖手旁观。

当我们的注意力从概化的（generalized）小人物转到大众遭遇的那种特定白领时，他们的形象就开始变得众说不一，而且常常不被人同情。其实，同情本身就常带有明显的施舍涵义；比如，“职员”一词的前定词可能就是“不过是个”。有谁愿和保险代理人聊天，或为令人讨厌的收账人开门？“无人不晓那些推销小姐会是怎样的粗俗和令人厌恶。”学校教师是生意人标准的取笑对象。家庭主妇们对私人秘书的看法更不会友善——事实上，许多白领小说都是以家庭主妇们对这些“办公室夫人（the office wife）”的敌意为主题的。

这些是从上层人的目光中投射出的白领形象。但是，在下层人那里，穷人的子女热切盼望着能够成为哪怕是“不过如此”的职员，也有两代人的光景了。父母们节衣缩食供养孩子（哪怕一个也行）上高中，读商学院或是大学，以便他能够成为经理助理，管理文件，起草信函，或在学校教书，再或在政府部门供职，从事某些需要技术专长的工作：一句话，得到一份白领的工作。在严肃的文学作品中，白领的形象常常带有悲剧的味道；而在流行文学中，他们又常常是人们渴求的目标。

各种类型的美国人形象尚未通过生活经验的汇集而精心建构起来。这里，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白领们的形象也是从传统、从教科书、从早年的历史中塑造出来的，它很容易在那些不易改变的脑袋里形成。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白领充斥的时代，它已经通过流行娱乐和大众传媒的编辑机器，获得了强化甚至再创造。

由于阅听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们欲与之交谈或模仿的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同时也由于他们具有信赖某些人的无意识需求，职业化的形象制造者在操纵形象的塑造时常常是得心应手的。由于他们既需要又缺乏经验，这些阅听人急于抓住的是凝固在他们用于观察世界的语言中的类型片断。即使当他们与这类人面对面交往时，与感情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先前的形象，也会使他们对眼前的人视而不见。经验被虚假的形象歪曲了，甚至现实本身有时也似乎在模仿肥皂剧和公开出版物。

或许最令人珍爱的国民形象来自于已不复存在的历史类型中的情感复本，如果这些历史真的存在的话。形成美国人头脑中的诸多标准形象的基础是神话，用著名历史学家老A.M.施莱辛格的话说，是那种“对土地的长期监护，其“作为主要的塑型因素”，孕育了“具有勇敢、创造能力和足智多谋的人……”的神话。根据这种带有鲜明的19世纪烙印的看法，美国人具有奇妙的独立性、心灵手巧、善于工作，而所有这些品质都来源于他们征服美国大陆的斗争。

一百年前，当3/4的人口还是农民时，刻画出上述形象并称之为美国人，可能尚有几分道理。但是，从那以后，农民已经衰落到仅占从业人口十分之一强的地步，而由领薪水的雇员和雇佣劳动者组成的新阶级却迅速崛起。深刻的历史变化所带来的广泛的差异性，早已对那些国粹派历史学家提出了挑战：后者惯于将美国人等同于心灵手巧的农场主一工匠这种单一类型。如果在美国人的生活和性格中能够找出某种共同的东西的话，那么它受任何保护土地的共同行为影响的程度，也要小于都市文明的规整性影响，而在这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影响则来自于大规模的技术和大众传播媒介的标准化。

美国既不是一个由马贩和经济理论大师组成的国家，也不是由边地神话中那些依靠强力侵占土地、盗人牲畜的拓荒者组成的国家。与这些历史类型正确或不正确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征，并没有在当代美国人身上留下什么引人瞩目的痕迹。从任何经济学的意义上说，也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是自由的私营业主；雇佣劳动者和工薪阶级的人数现在是私营业主的四倍之多。维廉·迪恩·豪厄尔斯在19世纪90年代写道：“为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已经从一种自由竞争成为被操纵的力量间的冲突，而那些自由的斗士则已销声匿迹……”

豪威尔斯，W.D．（William Dean Howells, 1837-1920），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

如果说白领雇员是某种老式中产阶级企业家延续的体现，那么也可以说，中产阶级在以往100多年里一直遭受着财产的慢性剥夺，而最近20年中更是饱受失业这个幽灵的困扰。尽管这两种说法都不无事实根据，但这些事实并不是同时作为一种双重危机为中产阶级所体验的。财产问题对现在这一代新中产阶级来说并不是什么难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老式中产阶级为财产奋斗过，旋即又丧失了财产。从我们的曾祖开始，小型财产的集中化就是一种对每一代人都影响至深的发展过程，而在改良主义时代更是达到了顶峰。它是一种长期趋势，其发展速度十分缓慢，以致很难为中产阶级男女感受为一种持续性的危机。他们似乎更为关注消费而不是财产。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总是有意识的；即使财产的被剥夺没有被人们感受成一场危机，在新中产阶级的人生和志向轨道上它仍然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同时，失业的事实则使人感到恐惧，它笼罩着整个白领世界。

通过考察白领的生活，我们有可能发现某种比上述可能一度出现过的边地性格更具有典型“美国味”的东西。必须把握的是这样一幅画面：社会是一个大卖场，一个大文件堆，一个法团化的大脑，一个管理和控制的新世界。通过理解这些光怪陆离的白领世界，我们也就可能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社会的形态和意义，以及支配着无奈地生活于20世纪中叶的所有男女的那些单纯的愿望和复杂的忧虑。

白领人士遭遇的烦恼，是生活在20世纪的所有男男女女的共同体验。如果这些烦恼对新的中产阶层有什么特别的苦涩的话，或许是因为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自以为自己对这些烦恼有天生的免疫能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样的小人物还不多见。他们对高中教育权的短期垄断，使他们事实上能够一次又一次地避让资本主义发展利刃的伤害。他们毫无拘束地对自己的个人能力抱有幻觉，对整个社会制度怀有集体信任感。但是，随着人数的增加，他们一步步沦为雇佣劳动者。尤其是自大萧条之后，白领人士开始反对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老问题。他们不仅在经济萧条和战争时期受尽磨难，即使在繁荣时期也不好过。他们对萧条时期的非个人性失业有了切身感受，对战争中由技术性暴力引发的非个人性死亡也不再陌生。在繁荣时期，由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于工资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自己挣的钱常常不知不觉就用光了。

20世纪白领雇员所遭受的心理创伤与19世纪产业工人经历的物质匮乏十分相似。这些新的小人物似乎没有坚实的基础，也没有支撑生活并赋予其核心价值观的确切忠诚。他不清楚自己的历史，他的过去简单到无任何英雄业绩可言；他的生活中从未有过任何在困难时期值得回忆的黄金岁月。也许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走向何方，他才处在狂乱匆忙之中；也许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在威胁着自己，他才会对恐惧麻木不仁。这是他的政治生活中最明显的特征，正是这种麻木不仁导致了现代社会中的极度冷漠。

我们时代的不安宁和不舒适导源于以下基本事实：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中，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宗教中——事实上在我们社会存在的每一个领域中——18世纪和19世纪里不言自明的东西都在崩溃或受到毁灭，与此同时，就我们生活和必须生活于其间的新的秩序而言，又没有形成任何新的道德约束和正当性。如此，既没有接受什么，也没有拒斥什么；既没有打消希望，也没有消除反抗。生活缺乏计划性。白领人士的不适有着深刻的根源：因为缺乏信仰体系，使得他们作为个体在道义上孤立无助，作为群体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在艰难的创新时代里，除了那个塑造了他又企图将他控制在其异化目标之下的大众社会外，白领人士没有任何文化的基础可以依托。为了安全起见，他必须使自己依附于什么，但是似乎又没有哪个社区或组织是真正属于他的。这种孤立无援的处境为印刷品、电影、广播和电视等流行文化提供了绝好的虚构素材。作为大都市的居民，他们尤其易受各种粗制滥造的忠诚和迷狂的冲击。这种忠诚和迷狂是非自然的，它们急切要给那些生活在完全不是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人打上烙印。

就白领人士而言，雇佣劳动者和其劳动产品的异化，使其向卡夫卡式的结局又迈进了一步。工薪雇员不生产任何东西，虽然他们可能接触过许多自己想要但又不可能有的东西。那种在制造过程中和制造出来后可以带着赏阅心情把玩的手工制品和他们无缘。他们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成年累月地重复着同样的文书工作，这使他们更为疯狂地将自己的闲暇时间用于专门向他们推销的那些替代性消遣之上，沉溺于各种既不舒适也不能释放什么的人为刺激。他们厌恶工作，耽于无休止的玩乐，这种可怕的交替方式使他们精疲力竭。

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同顾客和上司发生冲突，但又总摆脱不了失败的厄运：他们必须面带笑容、风度翩翩，或站在柜台后面，或等在办公室外间。在诸多白领雇员阶层中，诸如彬彬有礼、乐于助人与和蔼可亲等特点曾经只是个人品质，但现在却成了非个人的谋生手段的组成部分。如此，自我的异化是其异化劳动的伴随物。

当白领们获得自己的工作时，他们出卖的不仅是时间和精力，还包括他们的人格。他们以周或月为单位出卖自己的微笑和友好姿态，他们必须对自己的愤恨和侵犯倾向施以即时的控制。因为这些个人的品质已经和商业发生了某种关联，并为更有效和更有利可图的商品与服务的销售所急需。他们现在成了新型的小马基雅维里主义者，为了薪水和其他人的利益，他们按照凌驾于他们之上的那些人制定的规则，玩弄自己的个人技巧。

在18世纪和19世纪，理性和自由被视为等价之物。弗洛伊德的个体观念和马克思的社会学说，都曾因假设自由和理性的相符而得到加强。现在，理性似乎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它的着眼点不再是个体的人，而是社会机构。这些机构运用科层制的计划和精确的预测，不仅剥夺了攥在他们手心中的那些小人物的自由，也剥夺了他们的理性。百货商店、工业公司、合理化的办事机构和政府部门的等级核算体系，展现的是毫无生机的工作方式以及固定化的在一定范围内许可的自主性。而在科层制度对自由和理性的种种巧取豪夺之中，白领们则不过是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巨大的权威链条上的可替换的一环。

白领人士，这些总在人们的视野中晃动但却极少为人了解的人群，在政治上是默默无闻的。在政治角逐场上出没的那些零星的无党派人士，在他们宽泛的政治纲领中，可能会将“白领”与商人、农场主和雇佣劳动者放在一起通盘考虑，但是，两大主要政党在制定其政治纲领时，至今从无直接诉诸过“白领”这一阶层。谁会害怕职员呢？面对“在经济收益上贫瘠的农民，无论是《艾丽丝·亚当斯》（Alice Adams），还是《凯蒂·弗伊尔》都不再会成为一颗《愤怒的葡萄》（Grapes of Wrath）。

然而，当仍然生活在19世纪的意识形态氛围中的那些实用主义政治家们对新中产阶级还关注甚少之时，左翼理论家们已经宣称工薪阶层是潜在的无产者，而右翼理论家和中间人士则将他们视为中产阶级绵延不断的后继象征。这两个阵营中的少数异端分子甚至不时地认为，白领世界的领袖人物能够为开创新的政治纪元建构启动中心。在德意志，“穿黑外套的工人”曾经是希特勒通向权力巅峰时弹拨过的几把竖琴之一。在英格兰，人们则认为工党所以能够赢得选举的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获得了郊区工薪阶层的选票。

就白领人士会釆取何种政治方向的问题而言，有多少理论家就有多少种答案。然而对美国问题的观察者而言，这些白领人士提出的政治问题与其说涉及他们的政治方向是什么，不如说涉及他们根本上是否会选择什么政治方向。

在小人物的意识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论题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层冷漠的隔膜。他的意识似乎是麻木的，而他们的精神则是贫乏的。其他阶层的其他人对政治同样是冷漠的，但是选举的胜利常常会归咎于他们的投票；他们确实有不知疲倦的压力中心和在权力中心或靠近权力中心工作的情绪高昂的领袖。能够想象的是，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已经将自己的热忱视为公共事务的代表。但是，白领人士则分散在权力车轮的四周：没有人会对他们投以热忱；同时，就像那些政治宦官一样，他们自己对那些紧迫的政治争端也没有任何潜能和热情。

在怀疑和操纵的环境中，与社区和社会的疏离；与工作的异化，以及在人格市场上与自我的异化；个体理性的被剥夺，以及政治上的冷漠——这些就是新的小人物，现代社会迫不得已的前卫人士。这也就是小人物们满怀希望地投身于训练之中但现实却常常弄得他们措手不及的若干情景。

人们所感兴趣的不一定总是他们的利益所在；他们意识到的麻烦也不总是真正困扰他们的问题。如果认为人们能够立即觉察自己的利益所在，能够清楚地意识自己周围及整个社会中使他们遭受挫折、使他们的努力付诸东流的境况是什么，那倒确实是对“民主”的一种迷信。因为利益涉及的不仅是感知到的价值观，也包括这些价值观能够得以实现的某种手段。仅仅依靠对自我的审视，一个人既无法弄清自己的价值观所在，也无法为它的实现找到坦途。单有意识地提高是不够的；因为不仅人们对自己的情境可能是无意识的，他们的意识还常常可能是虚假的。要获得更为真实的意识，白领人士必须认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新阶层中的一员，而这个新阶层正实践着现代美国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要想知道如何才能了解自己的问题，他们就必须在运作着的社会构架中，将他们的兴趣与他们的利益联系起来考虑。

如果说仅仅因为它不断增长的数量，新中产阶级就代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政治潜能的话，那么，从农场主、工薪劳动者、黑人甚至罪犯身上能够看到的征兆可能要多于生活在丰富多彩的白领世界中的男男女女。甚至美国的人口统计现在也使要获得这些人的准确数量十分困难。同时，在旧有事实的基础上对中产阶级所作的理论分析也已过时，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然而，中产阶级在人口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却变得越来越重要。

自由主义理想是为确立小财产的主导地位而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则是为了非异化劳动而提出的。现在，当劳动在各种场合下都已异化，而小财产也不再是自由或安全之锚时，这两种哲学对现代社会的评价自然只能是消极的；它们没有一个再能用自己的术语说清楚的发展。我们必须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马克思100年前的工作提出质疑。从那时以来发生的一切不足以解释成19世纪社会的分崩离析；现在，一个新社会的轮廓已经出现在我们周围，这个社会植根于19世纪人们还不了解的那些制度之中。有关新中产阶级的总体设想——不仅包括它的种种含糊不清之处，也包括它的所有细节——就在于立志去把握社会结构和人类特性的这些新的发展。

按照社会哲学的观点，本书的写作基于这样的假设：20世纪前20年由诸如比尔德、杜威、霍尔姆斯等人发展起来的自由主义思想，现在常常是与现实不相干的；而在30年代的美国所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现在也常常不足以说明现实。无论这些理论作为起点是怎样的重要和富有启发意义，它们都无法使我们去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需要凭借更多的心理学术语，去刻画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的问题大多数都与精神病学相关联。今天，描述更大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及其对个人内心生活和外部职业的意义，以及通过这种描述去分析个人为何会产生虚假意识并变得盲从，已经成为社会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在个人日常经验的杂乱无章中，寻找出现代社会的构架；进一步，我们必须在这个构架中提炼出小人物的心理学。

现代社会学的第一课是，如果一个人不将自己置于其时代潮流之中，不将自己置于与其同属同一社会阶层的其他人的生活机遇之中，那他就不能理解自己的经验或测定自己的命运。为了深入细致地理解白领人士，我们起码需要勾勒一幅他们作为其成员生活于其间的社会结构的简略草图。因为任何阶层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都是由其与其上或其下阶层形成的关系（或缺乏这种关系）构成的，因此通过说明一阶层与其他阶层的差异能够获得对其特性的最好界定。新中产阶级反映着在它之上或在它之下的那些新阶级创造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因此其基本境况，或许可以被视为整个现代社会的征兆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