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历史的具体总体与认识论

周满 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哲学史上传统的认识论范式是直观的“反映论”,这是一种把客体向度摆在首位,弱化主体向度的理解范式。科西克在1941年出版的《具体的辩证法》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具体总体”概念的基础上，拉入“实践”这一维度对认识论问题作了非常重要的探讨。在科西克这里,认识只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占有方式,社会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决定着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本文试图从认识的本质、认识的客体、认识的主体及认识的方式几个方面来回顾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认识论的具体探讨。

哲学史上传统的认识论范式是直观的“反映论”，认识主体和客体普遍地被认为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是一种把客体向度摆在首位并弱化主体向度的理解范式。这一范式没有解释认识何以可能的问题,没有为认识的合法性提供合理的¸有效的现实基础,在休谟“怀疑论”的冲击下溃不成军。在康德开启“哥白尼式”的认识论革命后,认识论在主体向度的维度上有了十分重要的转向与发展。捷克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科西克在1941年出版的《具体的辩证法》中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在“具体总体”概念的基础上，拉入“实践”这一维度，对认识论问题作了非常重要的探讨。尽管该著作在苏联东欧学界遭到了尖锐的批评，科西克本人也因此被指斥为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但我们依然可以肯定科西克将实践拉入认识论问题讨论所作出的努力,这为认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本文试图就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对认识论所作的有益尝试做一些简单的回顾。

一、认识不是直观的反映,也不是纯粹理性的沉思

在传统的直观“反映论”范式下，对外部客观世界反映的“逼真性”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法则。但是,这一范式悬置了一个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直观“反映论”对这一前提是不加思索地予以默认的,直到休谟以“怀疑论”打破了这种直观反映的独断性,认识主体的边界才进入认识论的视野。而后康德试图用“先天综合判断”来为认识的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但非常遗憾的是,康德并没有解释“先天综合判断”从何而来,其“先天综合判断”依旧是缺乏现实根基的。在正式讨论科西克对认识论的探讨之前,笔者先简单梳理一下康德以后的认识论线索,并给出科西克对认识本质的判断。

(一)认识主体向度的显现:从康德到马克思

如前所说,传统的直观“反映论”讲的是认识主体对外部客观世界反映的“逼真性”，而当认识从外部客观世界转入社会生活历史领域时,认识中会有“评价”这一维度，而“评价”并不属于纯粹的“反映”,而是属于社会关系性维度的,是非常具体地发生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哪怕是在面对客观的自然时，我们也无法保证所有主体在面对客体时所得到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因为主体在面对客体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因而,认识是非常具体地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活生生的遭遇。那么，知识的必然性和经验世界必然会发生割裂,我们如何为认识的合法性找到依据?

康德

康德做了尝试,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认为先验的自我意识是一切认识的主体,本身就具备了认识的能力,先验意识通过先天综合判断,将理论理性和经验具体统一了起来”。在康德这里,“先天综合判断”是认识主体本身就具备的认识能力,而只有通过理性思维的综合判断从感性认识阶段跃迁至知性和理性阶段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认识。认识论在康德这里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主体向度转向,认识不再像过去直观“反映论”那样是主体的认识符合认识的对象,而是颠倒过来,变成了认识的对象符合主体的认识。也就是说,康德“把主体与客体的观念作了一个颠倒,不是主体符合客体,而是主体建立起客体,客体符合主体,这就为科学知识找到了新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在于客观物质世界,也不在于上帝赋予人的天赋观念,也不是所谓的彼岸世界的理念,而在于人的主体能动地建立起来的一种普遍必然性”。张一兵教授认为:“康德实际上是在解释经验的可靠性当中来提出一种理性构架对人的个体经验形成的建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先验’范畴是成立的,只是康德没有认识到这种‘先验’的基础是什么”,其哲学认识论“第一次解构了欧洲理性主义主体立场,形成了现代认识论革命的奠基性和创新性”。笔者认为张一兵教授对康德认识论贡献的判断是非常深刻的,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康德这里,存在着认识主体永远不可能认识到的“物自体”的本体世界,我们只能认识到“物自体”的现象,真正的“物自体”永远不会向我们敞开。康德虽然尝试着弥合理性认识和经验世界的割裂,却使主体滑向了对“物自体”的不可知。对此,张一兵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康德的认识论反思,为我们留下了一种无解的矛盾,即我们作用于外部世界,却在认知活动中只获得了现象界,而在现象界背后会有一个不断离我们而去的‘自在之物’。”

张一兵教授指出:“康德的认识论在黑格尔那里有一个重要的转变,只有通过这个转变,之后再经过费尔巴哈才能最终过渡到马克思。”那么,这个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黑格尔不满于康德先验主体的空洞性,为了保证认识的有效性和一致性,黑格尔把康德主观的先验主体转变为客观的绝对精神,他指出:“一切问题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实体性自身既包含着共相(或普遍性)或知识自身的直接性,也包含着存在或作为知识之对象的那种直接性。”因此,在黑格尔这里,认识的过程实际上是绝对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认识的主体是精神,认识的客体实际上也是精神,是精神的自我外化。绝对精神通过对客体的自我扬弃复归于自身,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就在绝对精神的运动中实现了统一。就这样,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视为认识至高的主体,把现实的客观世界¸现实的人¸现实的社会及其历史过程都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外化和发展的环节,抽象地把认识中的主体向度发展到了极致,忽视了客体向度,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的世界,他的认识论只是绝对精神自我演绎的独秀,剧场里只有绝对精神这一位演员在孤独地起舞。

黑格尔认识论中的辩证法内核被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尽管马克思没有哪一部著作系统地讨论过认识论,但“马克思在批判地吸收了康德和黑格尔的认识论成果后,从生产的角度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唯物史观认识论方法”。马克思在不同思想时期对认识论的表述是不一样的,由于篇幅原因,笔者在此对这一点不再进行阐述,而只从主体向度的维度上讲述马克思对黑格尔认识论主体的批判性改造。经过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洗礼,马克思自然是不同意黑格尔用绝对精神囊括现实世界的做法的,在马克思这里,认识的主体只能是扎根现实大地上活生生的个人,他指出:“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要理解这句话,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一是认识的主体是现实历史中的人,二是要从主体的实践活动出发来解释观念。那么,在马克思这里,认识就是社会历史中现实的人通过实践活动这一中介实现对客体的把握。在这一认识过程中,主体向度得以凸显,是从主体向度出发形成的认识论,当然,这个“主体”不是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而是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认识论中的主体向度实际上被马克思合理地唯物主义化了。因此,张一兵教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实现了一种历史认识论的革命。”在历史认识论的视野中,认识的主体是历史过程中的人,认识的中介是历史过程中的实践活动,认识的客体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变化发展的,如此,当然不能脱离现实的历史发展去抽象地讨论认识论。“认识的本质和历史过程绝不能抽象地描述主体与客体的认识关系,或者抽象地强调客观反映,或者历史地突出主观创造,认识的本质只能历史地确认。”

(二)科西克的认识论本质

科西克对认识论的正面探讨主要集中在《具体的辩证法》的第一章,他的探讨从一开始便带着明显的海德格尔的痕迹。《具体的辩证法》的副标题为“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科西克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理解,他在批判唯社会学主义时明确地指出人不是“环境的记录仪”,他进一步说,“人以自己的‘全部官能’来感知并占有实在,但再现人类实在的官能本身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科西克在这里提到了他对实在的两种划分,即外部自然的实在和社会—人类实在,这两种实在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人类的活动产生的,而在科西克看来,实践就是人类特有的活动,是人类特有的存在方式。

科西克

科西克认为,“物自体”并不能直接地呈现在人面前,要把握“物自体”必然要经历一番曲折。“物的结构(即物自身)既不能直接把握,也不能通过沉思或单纯反映来把握,只能通过特定的活动来把握。”这一项“特定的活动”便是人类实践活动。换言之,人是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实现认识的,因此,在科西克这里,“认识不是沉思。对世界的沉思要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人构造着人类实在,从根本上说,他是作为实践性存在行动着,只有在这一限度内,人才能对实在有所认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科西克对认识本质的判断是不同于传统的直观“反映论”的,在他这里,直观的反映和纯粹思维上的沉思都不能让人类把握“物自体”。实践活动“为人打开了通向‘物自体’的门径。这些活动是人以不同方式对世界的占有(appropriation)”。在科西克看来,认识只是人类占有世界的其中一种方式,而“人类认识的任何水平(感性的和理性的)以及占有实在的任何方式,都是以人类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活动”。

那么,从科西克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简单地认为全部的认识内容都是人类实践活动构造出来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科西克这里,实践“还表现为客观转化为主观、主观转化为客观的舞台”,“在实践的基础上,人的意识实现着两种不可分离的基本功能:记录功能和投射功能,发现事实的功能和作出规划的功能。意识既是反映又是投射”。张一兵教授指出科西克是使用了海德格尔的用语来表现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被抛性与规划是海德格尔的用语,被抛性意味着人只能面对和反映特定的事实,规划则是主体的能动投射。科西克对此运用得很好”。因此,在科西克这里,认识既不是单纯直观的反映也不是纯粹的构造,而是意识反映和投射的统一,同时意识的反映和投射又必须建基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上。笔者认为,科西克实际上继承了马克思从主体向度出发来理解认识的理论逻辑。张一兵教授在其文章中是这样表述科西克对马克思认识论的继承的:“科西克的认识论本质上被规定为人的能动性对外在自然性的扬弃与克服。这是用形而上的方式表述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

二、“总体”及科西克的“具体总体”

科西克对认识论问题的探讨是从“总体”切入的,按照科西克的逻辑,讨论认识论问题首先要理解“总体”的概念。他对“总体”的讨论是非常具体的,十分强调总体规定的具体性,可以说,对“具体总体”的理解构成了科西克认识论的关键所在。

科西克对哲学史上出现过的总体观作了简要的概括:“在哲学思维的历史中,曾出现过三个关于整体或总体的基本概念。每一个概念都以一种特殊的实在概念为基础,并以一些相应的认识论原则为出发点。”科西克的这句话不仅表明了他接下来将要对哲学史上出现过的三种总体性思想进行概括,也体现着他对总体性思想最基本的理解,即总体性思想必须首先建立在对实在的理解基础之上。其次,对实在的理解要以相应的认识论原则为出发点,“在唯物主义哲学中,具体总体的范畴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实在的问题”。

(一)“总体”范畴:黑格尔—马克思—卢卡奇

科西克在《具体的辩证法》第一章第三节“具体总体”的开篇就对总体性思想的起源作了历史性的分析,他指出:“近代思维,特别是在斯宾诺莎的‘能动的自然’和‘被动的自然’中,就已包含了总体范畴。德国古典哲学对它作了详细的阐述,并把它当作在论辩中区别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采用了这个辩证法概念,清除了它的意识形态的神秘化,赋予它新的形式,将它纳入唯物辩证法,成为中心概念之一。”张一兵教授在其著作(文本的深度耕犁)中肯定了科西克的这一概括,并补充了总体性思想在肇始于青年卢卡奇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发展:“其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对总体观作了详细的阐述,并将其看作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原则;戈德曼则在(隐蔽的上帝)一书中进一步发挥了卢卡奇的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写道:“我们重说一遍: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这就告诉我们,总体绝不等于一般的集合,青年卢卡奇对“总体”的界定十分接近黑格尔的“绝对”。在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总体是具有本体规定的绝对,即作为世界真实存在的主体———“绝对观念”,“相对于绝对观念总体,现实世界中一切具体存在的运动都不过是这一绝对主体的有限定在而已。在黑格尔眼中,总体不是一般的部分之和,而主要是一种走向绝对的能动的创化力量”。黑格尔以此对抗古典经济学语境中资产阶级原子化的市民社会和自发的市场经济总体,但是,黑格尔强调的是概念以及绝对精神的神秘运动,张一兵教授指出:“黑格尔哲学的本质主要是唯心主义抽象了的人类总体认知结构及其历史辩证演进。”而在青年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的总体性观点强调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是“认识的总体性和被认识的总体性”的统一。也就意味着,马克思在把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统合进总体性时,认识的主体本身也是一个总体,“只有当进行设定的主体本身是一个总体时,对象的总体才能加以设定。这是主体与客体在总体关系中的地位:主体与对象。主体是总体时,我们才可能总体性地设定对象”。只有在这种主体性和历史真正的统一中,历史的总体性才能实现。

卢卡奇

张一兵教授指出,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性具有“双重限定”:第一种限定是“共时性视角中相对于部分的结构性整体”,在这一点上,总体不是碎片化的总和,而是结构化的整体,而真正的现实也不是直观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生活碎片,而是经过总体建构的“具体的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张一兵教授说青年卢卡奇的逻辑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逻辑,而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因为这个对“现实”的规定显然是黑格尔而非马克思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青年卢卡奇强调了总体的统治地位,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是普遍联系的,整体与局部也是有联系的,那么,这实际上也就是普遍联系的观点。第二种限定是“历时性视角中相对于有限历史存在的全程总体,这使得社会生活的具体发展显示其特殊的定在性”。在肯定了总体性的原则,把世界当成一个整体来把握之后,青年卢卡奇进一步强调了过程,特别是社会历史的过程。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历史过程强调的是历史性原则上的总体。

(二)“实在”———理解科西克“具体总体”的关键

可以肯定的是,科西克是自觉地把“具体总体”放在唯物主义哲学的框架中理解的,这一点从他首先提及在斯宾诺莎那里便已包含总体范畴可以体现,关键是,在科西克这里,理解“具体总体”必须结合实在概念,可以说,对“实在”的理解构成了科西克“具体总体”理解的前见。“实在是一个具体的总体,是一个结构性的¸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整体。”在本体论层面,“实在”和“具体总体”在科西克这里具有同等的地位,他进一步指出,“实际上,总体并不意味着一切事实。总体意味着实在是一个有结构的辩证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并通过这个整体,任何特殊的事实(或事实的组合¸系列)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理解。全部事实的堆积并不等于对实在的认识,堆砌起来的全部事实也不等于总体。事实只有被当作一个辩证整体中的事实和结构性部分来理解,才构成关于实在的认识”。

科西克对“实在”的理解延续了德国古典哲学对“物自体”探讨的思路,但同时又吸收了马克思将“物自体”纳入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化进程的思想,他在《具体的辩证法》开篇就明确指出:“辩证法探求物自体”。“物自体”的问题自康德提出以来,历经费希特¸黑格尔的发展,到了马克思这里已不再使用“物自体”这一明显有着德国古典哲学抽象色彩的概念,而是将之具体化为“社会历史存在”。

在康德这里,物自体是认识的界限,是“超验的”。人是无法直接认识“物自体”的,康德用“物自体”的概念将人类所处的现象界和“物自体”所处的本体界区分开来。费希特和黑格尔并不认同康德的观点,他们认为“物自体”的概念是一个虚构物,实际上根本不存在。黑格尔虽然赞同康德在事物现象之外还存在本质的观点,但他认为事物的现象和本质实际上是一体的,本质并不独立于现象而存在,在黑格尔看来,“物自体”不过是一种“抽象的对象”。黑格尔把康德客观上的“物自体”换成了自己的“实体”概念,他宣称“实体即主体”,进而构建起庞大的绝对精神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而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叔本华,则重新回到康德的立场对“物自体”作了新的解读。在叔本华这里,主体自身内部存在一条通往“物自体”的途径,这条途径就是“意志”,“意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物自体”。世界既是意志也是表象,整个世界就是意志自身进行不同等级的客体化的结果。如此,站在唯意志主义的立场上,叔本华将康德的“物自体”拉回现象界,将之与人类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可以说,叔本华的“意志”实际上开辟了理解“物自体”的新方向。马克思沿着这一新方向对“物自体”继续探索,当然,在马克思这里并不存在“物自体”的概念,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的立场,打开的是通往理解“物自体”的现实道路。人的意志在马克思这里不是被抽象地¸孤立地讨论的,而是体现在实践过程中的,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在马克思这里,人的意志外化借助现实的对象表现出来,生产活动的背后是人的意志,即人对生存生活的需要。但是,人的生存生活意志的具体展开并不是无条件的,它的实现受一定的生产关系制约,要符合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因此,到了马克思这里,“物自体”不过就是从事现实的¸感性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人类总体所创造的社会历史现实。

(三)科西克“具体总体”的内涵

科西克将总体性思想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从笛卡尔到维特根斯坦的唯理主义原子论意义上的“总体”,这种总体观认为“实在是最简单的要素和事实的总体”。第二种是有机论和有机动力学规定中的“总体”,在这一规定中,整体是形式化的,强调的是“整体对它的部分的支配作用和优先地位”。第三种是从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的辩证的“总体”,这种总体观“把实在当作有结构的¸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整体来把握”。科西克并不同意前两种总体性思想对“总体”的规定,他对“总体”的理解属于第三种,认为总体意味着实在是一种结构,具有辩证性。

科西克是把“总体”放在本体论意义上进行规定的,强调的是“总体”规定的具体性。“具体总体首先是一个本体的质性概念”,是对“实在”的内在规定。具体说来,科西克的“具体总体”有三重内涵:第一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规定的“具体总体”,它本身就构成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但这种实体性的存在并不是经验常识意义上所说的事实的总和,科西克的“具体总体”描述的是现实的本质。这一现实指的是社会历史的具体现实,所以科西克的“具体总体”对“实在”的规定内蕴着对社会实在的理解。第二重是科西克所说的总体是一个整体性的背景,也是“总体的创生———动力性质”,它表现为一种“意义结构”。“在精神—实践地占有世界的过程中(它是理论¸艺术等其他占有方式的基础),实在作为实存和意义的无差别整体被知觉”,在科西克这里,总体不是各部分¸各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一个整体的背景之下,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这个整体背景下的东西。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无法被人直接感知到的整体,而这个整体决定着各要素的属性和本质。科西克认为,马克思所指认的“普照的光”就是这样的整体性的背景¸意义结构。“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成了一种意义结构,它决定它的要素具有与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同的本质内容和客观意义。”第三重是科西克的“具体总体”是处在社会历史现实的发展过程中的,并在过程中具体化。前面我们提到,科西克的“具体总体”对“实在”的规定内蕴着对社会实在的理解,“以他之见,面对世界的主体总是社会主体,即使是面对自然实在,也不存在纯客观的神目观主体。‘社会—人类实在’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在人之外存在的客体,而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因此,“社会实在就不是一种客观的现成对象,它本身是被具体地历史地现实地建构成的!”正是因为社会实在本身是在社会历史现实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着的,所以对社会实在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科西克指出:“对实在的具体认识⋯⋯即从整体到它的部分¸从部分再到整体,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到现象,从总体到矛盾¸从矛盾到总体的演进过程。认识就在这个总体化的螺旋式过程中达到具体。”

三、认识“具体总体”的主体———社会历史现实中的“人”

前面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具体的总体”构成的是科西克哲学体系中的认识论基础。张一兵教授认为,科西克的认识论已经不是传统解释框架中那种反映式的“关于认识活动本质与规律的学说”,实际上是“人的存在意义的质性认识论”。在科西克这里,认识既要放在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又要强调人作为主体在认识活动中的特殊能动性,“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对社会的精神再现,抓住了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未看到的意识两重性。人类意识既是一种‘反映’又是一种‘投射’。它记录着,同时也建构着和谋划着。它既是反映着又是预期,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既要让‘物自体’表现自身,又不附加任何东西,让事物保持自己的本原面目,这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动性。”

“在以总体作为理解社会现象的概念手段时,我们必须强调总体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是它们的内部关系¸彼此的运动和发展的总体,其中基础起着决定作用,否则,总体就是抽象的。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人是真正的历史主体(实践的主体),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他既建造基础又建造上层建筑。他把社会实在构造成社会关系¸制度和观念的总体。在构造客观社会实在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塑造成具有人类本性和潜能的历史社会存在,从而实现着‘人的人化’的无限过程。”沿着科西克的这一思路,我们继续分析科西克认识论中由谁来认识“具体总体”的问题。

科西克是从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理解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他批评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的抽象性和思辨性,他认为“在对实在作最初的直接探究时,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认识主体,不是一个思辨地对待实在的沉思着的头脑,而是一个客观地实际行动着的存在,一个历史性个体,亦即在与自然和他人的关系中进行着实践活动,并在一个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目的和利益的个人”。

康德“先验认识论”所探讨的认识主体,是一个具有理性能力的认识结构,他在(纯粹理性批判)探讨的“先验的自我”是一切认识的主体,本身就具备了认识的能力。在康德这里,作为认识主体的“先验自我”拥有先天统觉之能,而这种先天统觉便是认识形成的关键,它以自身的先天性保证了认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是,康德认为主体的认识能力是有界限的。感性认识所接触的是物自体的现象,而不是真正的本体世界,物自体本身是不可认知的。总之,在康德哲学中,认识的主体是普遍理性的结构,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体,并不具有历史性和经验特殊性。

黑格尔力图克服康德的主体的空洞性,他把康德主观的先验主体变为客观的绝对主体(即绝对精神),在他这里,认识的主体是精神,认识的客体也是精神,认识不是静止的¸固定不变的,而是主体和客体互动的认识过程。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实际上是主体对自身的“自我认识”,认识要回到自身。

黑格尔

黑格尔用绝对精神作为认识的主体和起点,抽象地把认识中的主体向度发展到了极致,忽视了客体向度,从根本上脱离了现实的世界。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在马克思这里,认识的主体一定是现实的个人,他强调,真正的认识是以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劳动的人为主体,是从实践中来又在实践中得以检验的,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在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完成的。科西克实际上沿袭了马克思的这一思路,将认识的主体定义为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体,“认识世界的主体总是社会的主体⋯⋯按照唯物主义的看法,社会实在是在其具体性(总体性)中被认识的。只有把社会实在的本性揭示出来,只有把伪具体清除掉,只有把社会实在当作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把人看作它的客观社会———历史主体时,社会实在才能被认识”。

四、科学把握“具体总体”的方式———社会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

认识论的问题在科西克这里不是表现为意识对“实在”的直观反映,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对现实的“具体总体”的科学把握必须通过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人类认识的任何水平(感性的和理性的)以及占有实在的任何方式,都是以人类客观实践为基础的活动。”科西克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处在社会历史中的人得以科学把握“具体总体”的可能性就在于人作为社会历史主体具有辩证的思维,且从事着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

社会历史的主体拥有辩证的思维方法。马克思认为,现实的、具体从事感性活动的有限人类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科西克继承了这一基本思路,认为历史的主体是具有积极能动性的从事生产劳动的主体。生产活动的主体,必须是具有辩证思维的主体,生产活动必须是革命的批判的实践活动。只有这样,“具体总体”的生成以及对世界的正确认识才得以可能。

同时,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人对“具体总体”的认识需要以实践活动作为中介，那么，实践活动的不同就影响着人对具体对象的认识,因此科西克区分了两种实践,即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和功利主义的或拜物教的实践。在他看来,社会历史主体从事的实践活动必须是批判的¸革命的实践。他认为功利主义的或拜物教的实践是人之自在的¸自发的活动或片面的¸残缺不全的¸异化的活动,这种低层次的实践活动只能带来“伪具体”或“虚假的总体”。而只有在批判的、革命的实践中形成辩证思维，才能打破伪具体，最终实现对社会历史现实的科学把握,揭示作为现实本质结构的“具体总体”。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科西克对“实践”的这样的区分,但科西克通过对现代性社会的微观体察,发现了实践是有不同层次的。

对科西克来说,“伪具体”的世界和“具体总体”的世界都是人对现实进行建构的结果,只有后者才在科学的基础上把握了现实的本质。但是,同为认识发展的环节,“伪具体”是通往“具体总体”必要的中间环节,二者并非毫无关联，实际上，打破“伪具体”的过程亦是实现“具体总体”的过程。科西克对“具体总体”的实现过程的描述一定程度上有着黑格尔主义的色彩。

总之,社会历史主体从事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是科西克具体辩证法把握“具体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但是,当前社会历史实践的资本主义性质,限制了社会历史主体的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活动的展开,他们正在丧失辩证思维,并且不断地在资本主义的功利主义实践中形成“日常思维”。他们由此得到的对现实的认识是“伪具体”的,而非对现实的本质的科学认识。如果要科学地把握社会历史现实的本质,达到对具体总体的认识,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以批判的、革命的实践打破由功利主义实践和日常思维所造就的伪具体世界。

科西克在其“具体总体”概念的理解上讨论了认识论问题,尽管在其讨论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科西克在嫁接各种不同理论时的生硬之处，用语常常是混淆的，逻辑也不甚清晰，但他确实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论视角。在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异化的历史现状时，科西克试图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状，从主体向度的实践出发，揭示了我们认识的不是单纯的外部客观之物而同时也是我们实践的结果，这一点是非常具有理论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