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可追溯至1889年7月14日，当时各国马克思主义者召集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隆重开幕。在这次大会上，法国代表拉文提议：把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定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节日。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通过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从此，“五一”国际劳动节便诞生了。百余年后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日益发展与深入的时代背景之下，劳动与劳动者的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让劳动者重新获得支配劳动的自主、自在与自由，如何设想一种新的社会联合方式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这些都是生活于当下的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的问题。为此，实践与文本公众号将持续推出“劳动特辑”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本文节选自许纪霖主编的系列丛书第4辑《帝国、都市与现代性》中“莫里兹奥·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一章，原文刊载于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in Paolo Virno & Michael Hardt ed.,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133-147. 

已经有相当多的经验性研究集中探讨工作组织的新形式。结合了相应的大量理论思考，这些研究使我们得以理解今天的工作及其所暗含的新权力关系的新概念。 

这些思想成果的一个最初的综合来自一种界定工人阶级的技术和主体—政治构成的尝试，它可以表现在“非物质劳动”的概念中，这一概念被定义为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内容的劳动。非物质劳动概念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商品的“信息内容”,它直接指向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里工人劳动过程所发生的变化，在那里，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渐变成神经机械学（cybernetics）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另一方面，关于生产商品“文化内容”的行为，非物质劳动包括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换句话说，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这类活动曾是资产阶级及其后代的特权领域，而从1970年代末开始转变成我们界定为“大众智能”的领域。在这些战略层面上的深刻变革已经不只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力一一生产组织——的组成、管理与调控，而且也更深入地改造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功能以及他们在社会中的活动。

于1970年代之初的“大变革”改变了问题所由提出的各项术语。体力劳动日益加入了被称为“智力”的工作程序，而新的沟通技术越来越要求富于知识的主体性。这一转变不单纯是智力劳动逐渐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则的过程。已经发生的事情乃是一种新的“大众智能”逐渐化身成形的历史转变过程，它从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的需求和跟工作做斗争所产生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self-valorization）的形式两者间所形成的联合中生发出来。“智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之间陈旧的二分法将把握不到生产性活动的新特性，而这一新特性会把这种划分摆到台面上来并改变它。概念与现实、劳动与创造、创造者与受众之间的割裂同时在“劳动过程”中被超越，并作为在“价值稳定过程”中的政治性指令而被再次提出。

一、被改组的劳动者

大工业二十年来的改组引出了一个有趣的矛盾状况。形形色色后福特主义的模式既建基于福特式工人的失败，亦建基于对在生产中（某种不断增加的智能化的）活劳动的核心价值的认识之上。在当今大规模被重组的公司企业中，工人的工作在不同程度上日益牵涉到一种在不同选项中抉择的能力，因而也牵涉到某种程度的关于决策制定的责任。沟通社会学家所使用的“界面”概念对工人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界定——亦即在各种功能、各种工作队伍、各种等级之间的界面。现代管理技术所追求的是“把工人的灵魂转化成工厂的一部分”这样的理想。工人的个性和主体性必须易于受到组织和指令驱使。围绕着非物质性，劳动的质量和数量被组织起来。这种把工人阶级的劳动转变为控管和操纵信息的劳动、转变为牵涉到主体性投入的决策能力的过程，以各种方式在工厂等级内部按照工人的地位对他们产生影响，但它却始终被展现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过程。在这个时期里，工人会被当成各种生产功能的协同操作中的“能动主体”而不是服从简单指令的奴隶。我们已到达了这样一个境地：集体性学习过程成为生产的核心，因为重要的不再只是寻找建构和组织既定工作功能的不同方法，而是要寻找新的东西。

但是，主体性以及它的集体形式、它的构造和它的发展的问题直接将自身表现为工作组织中各社会阶级之间的冲突。我得指出的是，我正在描述的根本不是什么被重新构作的乌托邦图景，而是社会阶级矛盾非常真实的形势与条件。 

资本主义需要找到一种直接的方式借此建立干涉主体性自身的命令；分派任务的指令与界定变成了一种主体性的指令。西方社会的新口号是我们都要“成为主体”。参与式管理是一种权力技术，一种创造和控制“主观过程”的技术。既然已经不再可能将主体性仅仅限制在执行任务的范围里，就必须将在管理、沟通和创造领域中的主体能力与“为生产而生产”的条件协调一致。因此，“成为主体”的口号根本不是去除等级与协作、自主与命令之间的对抗状态，实际上是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提出这种对抗性，因为它既激活了工人个体真正的个性，又与之相抵触。首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一种独裁主义话语：一个人必须表现他自己，必须交谈、沟通、合作等等。这种“论调”跟在泰罗制之下的行政命令中人们所听到的论调一样；改变了的只是内容而已。其次，如果不再可能（像往昔那样，以对工作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去严格拟定和指明工作和责任，如果相反，现今的工作要求合作与集体协作，那么这种生产的主体便必须具有沟通的能力——他们必须是工作团队的积极参与者。于是，（无论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沟通关系均完全在形式和内容上被事先决定好了；除了服从“信息流通”，别无选择。主体变成了编码和译码的单纯的传送者，他所传达的信息必须是“清晰不含混的”，在沟通语境中完全被管理所规范化。施加命令的必要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暴力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规范化的沟通形式。

要求“成为沟通主体”的管理预示着要比早前的精神与体力劳动之间（意念与执行之间）的严格分工更具有极权主义的特点，因为资本主义甚至要在价值的生产中寻求控制劳动者的个性与主体性。资本需要有一个环境，在那里命令能够寄居在他或她本身的主体中，寄居在沟通过程里。工人在工作团体中对他或她自身的控制和动机负有责任，而不需要工头来发号施令，工头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为促进者的角色。实际上，雇主对这种新变化所产生的两个问题极为担忧：一方面，他们被迫认可劳动的自由和自主性，这是生产协作惟一可能的形式，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这一点对于资本主义来说生死攸关）“重新分配”新的劳动质量与其组织所要求的权力。当今的管理考虑到工人的主体性只是为了把它编配成跟生产的要求相一致的状态。于是变革的这一层面的内容便再次成功地掩盖了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工人与公司的个体和集体利益从来都不是一致的。

我已把工人阶级的劳动定义为一种抽象活动，这种活动如今已牵涉到对主体性的运用。但为了避免误解，我要补充的是这种生产活动形式并不仅仅局限在高度技能化的工人中；它在今天指向劳动力的一种使用价值，并且更普遍地，指向后工业社会中每一个生产主体的活动模式。有人可以说在高度技能化的、有资格认证的工人中，“沟通模型”已经具备，已经成形，而它的可能性亦已被确定下来。但是，在年轻工人、“不稳定的”工人和失业的年轻人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纯粹的潜在性/拟真性(virtuality)，一种至今仍无法确定、但却又分享了后工业生产主体性所有特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潜在性/拟真性既不是空洞的也不是非历史性的；他们具有诸如在福特主义下“与工作做斗争”的工人作为其历史起源和先辈，而在较晚近的时期里，他们则有社会化过程、教育形构和文化的自我价值稳定过程作为其历史起源和前因。

当我们研究生产的社会循环时会更容易发现工作世界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是“分散的工厂”与生产的去中心化，一方面是第三产业多种多样的形式。这里我们可以估量出，在何种程度上，非物质劳动的循环在全球性生产组织中已被设定为一个具战略意义的角色。人力资源的研究、概念化与管理等种种活动，跟各式各样的第三产业的活动聚合起来，并在计算机和多媒体网络中被组织起来。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生产周期和劳动组织。被结合进工业和第三产业劳动中的科学性劳动已成了生产力的首要源泉，而在组织它的生产周期中，这种劳动日益成为增长的因素。

二、“非物质劳动”的经典定义

所有后工业经济的特点（既包括工业也包括社会整体）都在“非物质”生产的经典形式中得到明显的体现：音像制品、广告、时装、软件生产、摄影、文化活动等等。这类非物质劳动的活动迫使我们对工作与劳动力的经典定义产生疑问，因为它们结合了不同种类的工作技能的成果：关乎文化信息内容的智力技能；集中了创造性、想像以及技术和体力劳动的手工技能（manual skill）；还有在管理社会关系和建构工人作为其整体一分子的社会协作方面体现出的企业经营技能。非物质劳动把自身建构在直接的集体形式之中，而我们或可以把它说成是只以网络和流动的形式存在的劳动模式。非物质劳动生产周期的组织（一旦我们抛弃办厂主义者的偏见就会发现这的确是一种生产周期）并不明显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因为它不是由工厂的四道墙来限定的。它赖以维持运作的场所在外部，亦即在作为整体的社会里，处于我们称之为“非物质劳动流域”的区域层面上。小的，有时是非常小的“生产单位”（经常只由单个个体所组成），根据特殊的计划被组织起来，而且可能只存在于那些特殊工作时段以内。只有在资本家需要的时候生产周期才运转起来；一旦工作完成，整个周期就会分解，再次融入网络和流域里，而这些网络和流域则使生产能力的再生产和强化得到保证。不稳定性、过度剥削、机动性和层级结构是大都会的非物质劳动显而易见的特点。在独立自主的“自雇”工人标签背后，我们实际上可以发现一种智识型无产阶级，但只有在剥削他或她的雇主那里这种智识型无产阶级才能被辨识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工作状态中，我们越来越难以把休闲时间跟工作时间分辨开来。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变得难以从工作中区分开来。

这种劳动形式的特点由真正的管理功能所决定，这些功能包括（1）某种管理其社会关系的特殊能力和（2）在非物质劳动流域的结构中诱发出来的社会合作。这种劳动力的质量因此不仅由其专业能力（这种能力使得商品的文化—信息内容的建构成为可能）所界定，也由作为其他非物质劳动（亦即周期的生产和管理）的协作者“管理”其自身的行为和活动的能力所左右。这种非物质劳动显现为一种“活劳动”性质的真正转变。而这与生产组织的泰罗制模式相去甚远。 

非物质劳动发现自己身处于一种生产和消费的新关系的歧途里（或者毋宁说这正是它所存在的界面）。对生产合作以及跟消费者的社会关系的激活既依赖亦在沟通的过程中落实成形。非物质劳动的角色是要在沟通的条件和形式里（因而也就是在工作和消费中）不断促成创新和变革。它实现并赋予需要、想像和消费者品味等元素一种形式，而这些产品反过来又变成了需要、形象和品味的有力的生产者。通过非物质劳动（其根本的使用价值已被设定为它作为信息和文化内容的价值）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独特性既在于它并不在任何消费行为中被消耗掉这一事实，亦在于它扩大、转变和创造了消费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这种商品并不生产出劳动力的物理能力；它反而在改造着使用它的人。非物质劳动最首要的是生产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创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惟有在这种生产中获得成功，它的活动才会具备经济价值。这种活动使得某些在物质生产中“隐而不彰”的东西变得显而易见，也就是说，劳动并不仅仅生产商品，相反，首要的是它生产出了资本关系。

三、非物质劳动生产性协同效应的自主性

如此一来，我可以提出我的操作性假设：非物质劳动的周期开始于某种社会性的劳动力，它独立自主，并能组织它自身的工作以及它跟各商业实体之间的关系。工业并不能够形成或创造出这种新的劳动力，而只是简单地采纳并重新编排它。工业对这种新劳动力的管控预设了劳动力的独立组织和“自由的企业经营活动”。在这一领域里的进一步发展把我们带进了在劳动组织的后福特制阶段中关于工作性质的争论。在经济学家当中，对这一难题的主流看法可以用一个句子来表达：非物质劳动在以工业为中心的组织形式所容许的范围内运作。从这个共同的基础出发，产生了两个不同的思想学派：一是新古典主义分析的延伸，一是系统理论的扩展。

前者试图通过重新定义市场的问题架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为了解释沟通现象和组织的新维度，我们不仅要引入劳动合作和劳动强度的概念，还要有其他的分析变量（人类学的变量？非物质性的变量？），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引入其他乐观的目标等等。实际上，新古典主义的模型要把自身从由普遍均衡理论所带来的一致性束缚中解放出来，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只要我们依旧抱持一种普遍理论，这种理论相信物质劳动和工业经济乃必不可少的核心因素，我们便始终预见不到甚或无法预见新的劳动现象、新的组织和沟通维度、自发式协同效应（synergy）的可能性、主体涉身其中的自主性以及网络的独立性等新现象。今天，伴随着新的数据处理，我们发现微观经济学正在反抗宏观经济学，而古典模型已经为一种新的和不可化约的人类学现实所侵蚀。 

透过取消市场的束缚和给组织以首要地位，系统理论对于新的劳动现象，尤其是对于非物质劳动的出现保持着更大的开放性。在发展得较为成熟的系统理论里，组织被理解为各种因素的总和，既有物质性又有非物质性，既有个人又有集体，总之，组织是让某个既定的团体达至某些目标的形构。这种组织过程的成功要求规章制度作为工具，无论自愿制定的还是依据习惯形成的规章制度。通过社会协同效应的观点可以让我们看到某些东西，而非物质劳动也可以借着其全球性的效能而被接纳。但是，这些观点仍然与某种工作组织的形象及其相应的社会领域息息相关，在这一领域中，被一种经济观点视为具有效益的活动（换句话说，与特定目的相一致的活动）必不可免地被认为是一种与某些集体认知机制相关的盈余。作为系统性学科的社会学和劳动经济学都不能摆脱这一立场。

我相信，一种对于非物质劳动的分析和一种对其组织形式的描述能够引导我们超越商业理论的预设——无论这种商业理论是属于新古典主义学派还是属于系统理论。它能引导我们在区域的层面上，界定一个对应于非物质劳动生产协同效应的激进自主性空间。如此一来，我们可以远离思想上过时的学派，决然地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人类学一社会学”观点。 

一旦这种观点在社会生产中具有支配地位，我们会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在生产关系连续性中的一个断裂。我的意思是，与很多后福特主义理论家所持的立场不同，我并不相信这种新的劳动力仅仅在资本主义及其积累和再生产过程的新历史阶段里才具备操作性能。这种劳动力是一场“沉默的革命”的产物，这一革命发生在工作的人类学现实及其意义的重新配置里。雇佣劳动和（对组织的）直接服从不再构成资本家与工人契约关系的首要形式。一种多形态的自雇式自主工作已经显现为主导的形式，一种他或她本人就是企业家的“知识型工人”被嵌入到了一个变动不居的市场之中，被嵌入到了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可变的网络里。

四、非物质性生产的周期

推论至此，我已从可被界定为——这样说吧——“微观经济”的观点出发，分析和建构了非物质劳动的观点。如果我们现在在作为战略舞台的生产周期的全球性中思考非物质劳动，我们就能看到一系列一直没有被考虑过的后泰罗制生产的特征。

我尤其想要阐明的是，价值稳定过程是如何趋向于跟社会沟通的生产过程相认同的，还有，这两个层面（价值稳定过程与沟通）怎样直接地具备了社会性和区域性的维度。非物质劳动的概念预设了和归结于生产合作的扩大，这种扩大甚至包括了沟通及其最重要的内容一一主体性——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说福特主义使得消费整合进资本再生产的周期，后福特主义则连沟通也整合进来。从一种严格的经济观点看来，非物质劳动再生产的周期搞乱了如“正直的凯恩斯学派”和《资本论》第二卷里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图式所描述的那种生产-消费关系。现在，与其说推翻“供求关系”的说法，我们倒不如讨论生产-消费关系的重新定义。正如我们较早前看到的，从产品的构思开始，消费者已被铭刻在产品的制造过程里。消费者不再局限于消费商品（这种过去的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消耗掉商品）。相反，他或她的消费在跟必要的条件和新产品相一致的情况下都会具备生产性。消费因而首先是一种信息的消费。消费不再仅仅是产品的“实现”，而是一种真实和特有的社会过程，这一社会过程借助于沟通这个术语，获得了明确的界定。

五、大规模工业与服务业

为了理解非物质劳动生产周期的新特征，我们应该拿大规模工业和服务业的生产来跟它比较一下。如果非物质性生产的周期直接向我们展示了后泰罗制生产的秘密（也就是说，组成这种生产的社会沟通和社会关系逐渐变得具生产性），那么，无论是检验这些新社会关系如何激活工业和服务业，还是调查它们如何促使我们重构和重组“生产”的古典形式，这些探讨都是有趣的。

六、大规模工业

后工业企业和经济都建立在对信息的操纵之上。相比那些19世纪企业所进行的运作，诸如确保对生产过程的内部作业进行监视以及对原材料市场（包括劳动）的监管，后工业商贸的注意力集中在生产过程之外的领域：销售以及跟消费者的关系。后工业商贸总是更倾向于商业和金融方面而不是生产方面。在被制造之前，一件产品必须先被购买，甚至在那些“重”工业中也是如此，比如汽车制造业：一辆汽车只有在销售网络中被订购了之后才会被投入生产。这种策略是建基于信息的生产与消费之上的。企业是为了搜集信息（认清市场趋向）和流通信息（建立市场）才激活重要的沟通和行销策略。在泰罗制和福特制的生产体系中，透过引入标准化商品的大众消费，福特仍然可以说消费者可以在一款黑色的T5型车和另一款黑色的TS型车之间进行选择。“如今，标准化商品不再是成功的秘诀，而一向是大规模‘低价’系列商品冠军的汽车工业自身，也会自吹自擂说自己已变成一门讲究度身定造（还有品质）的新工业。”。对于大部分企业来说，生存的条件牵涉到对新的商贸契机的持续追寻，这些商贸契机倾向于跟不断扩张和分化的生产线相认同。创新再也不单单依附于劳动合理化的模式之上，而是由商业指令所决定。因此，后工业商品似乎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创造过程的产物。

七、服务业

如果我们从严格意义上的工业转向“服务业”的层面（大银行服务、保险业等等），我所描述的这种转变过程的特点就体现得更为清楚了。今天，我们正在目睹的并不真正是一种服务业的增长，而毋宁说是一种“服务关系”的发展。这一转变超出了泰罗制的服务业组织，其特点由生产与消费关系的综合所决定，在那里实际上消费者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介入到产品的合成过程中。“服务”产品成了一种“构思”和创新的社会性建构和社会性进程。在服务工业里，“后勤”工作（经典意义上的服务工作）已被削减，而“前台”工作（与客户的关系）则已发展起来。这里存在着一种朝向业务外展领域的人力资源的转移。正如晚近的社会学分析告诉我们的，由服务部门所处理的产品其性质越是非物质性的，它就距离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工业组织模式越远。这种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关系的改变对于服务业生产的泰罗制劳动组织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一转变使劳动内容和劳动分工变得疑点重重（于是，构思与执行的关系丧失了它的单一面向的特征）。如果产品只有透过消费者的干预才能被界定，并因而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中，那么，要界定服务业生产的规范以及建立衡量生产力的“客观”标准，便愈益困难了。

八、非物质劳动

后工业经济的所有这些特征（已在大规模工业和第三产业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在某种严格意义上的“非物质性”生产的形式中被强调。音像制品、广告、时装、软件、区域管理等统统在产品及其市场或消费者的特殊关系中得以界定。在这里我们与泰罗制模式相去甚远。非物质劳动持续不断地创造和修改着沟通的条件和形式，而沟通则成了生产与消费相互联系的中介。正如我在前文指出的，非物质劳动首先要生产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一一它不单是在生产商品，而更是在生产一种资本关系。

如果在今天，生产直接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生产，那么非物质劳动的“原材料”就是主体性以及主体性在其中寄寓并进行再生产的“意识形态”环境。主体性的生产已不再仅仅是那种（维护商业关系再生产的）社会控制工具，并且变得具有了直接的生产性，这是因为我们的后工业社会的目的在于建构消费/沟通者一一并且还要使他们变得“积极”。非物质性生产的工人（那些从事广告业、时装界、市场营销、广电行业、人工智能等工作的工人）既要去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同时还要建立这些需求。非物质劳动同时生产出主体性和经济价值这一事实，向我们展示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是如何侵入我们的生活的，并如何摧毁了一切在经济、权力和知识中的反对因素。社会沟通的过程（以及它的首要内容——主体性的生产）在此直接变得具有了生产性，因为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在“生产”着产品。“社会”（以及那些更加具有社会性的领域诸如语言、沟通等）成为“经济”的过程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实际上从一方面来说，我们对于那种对主体性生产的分析是比较熟悉的，（正如后结构主义法国哲学的某些流派所指出的）这种主体性生产被界定为特别指向某种“与自我的关系”的建构“过程”，这一过程尤其关乎知识与权力的生产形式；但这种分析却从来没有联系到资本主义价值稳定过程的形式这个面向。另一方面，1980年代一个由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组成的网络（在它们之前是意大利的后工人主义传统）发展了一种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的广泛的分析，但是那种分析也没有充分综合作为价值稳定过程内容的主体性生产。如今，生产的后泰罗制模式可被定义为在生产性合作的起动和商品文化内容的生产中把主体性投入到工作的过程。

九、审美模式

但是，社会沟通的生产过程是如何形成的？主体性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是如何发生的？主体性的生产如何变成了消费者/沟通者以及其消费和沟通能力的生产？在这一过程中，非物质劳动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正如我已说过的，我的前提是：沟通生产的过程倾向于直接变成价值稳定的过程。如果在以前，沟通是通过语言方法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生产的机制从根本上被组织起来的话，那么今天，因为它已被工业生产所包围，沟通则以特殊的技术方案（知识、思想、形象、声音和语言的再生产技术）以及以作为新生产模式载体的“管理”和组织形式等方式被再生产出来。

若我们打算掌握在“经济”中社会沟通及其吸纳的形构过程的话，那么，运用包含有作者、再生产和接受等环节的“美学”模式来进行研究，便比生产的“物质”模式更为有效。[1]生产的“审美/意识形态”模式将被转换成一种小规模的社会学模型，这种社会学的转换亦带来了各种相关的局限和困难。作者、再生产和接受的模式要求一种双重的转换：首先，这一创造过程的三个环节的特征必须为它们的社会形式所直接决定；其次，这三个环节必须被理解为一个真实的生产周期的三个关节处。[2] 

“作者”必须取消掉其所包含的个人面向而被转换成一种工业组织的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包括劳动分工、投资、订购等），“再生产”变成了一种按照盈利指令被组织的大规模再生产，而受众(“接受”)则倾向于成为消费者/沟通者。在这种知识活动型经济的社会化和吸纳过程里，“意识形态”产品倾向于被设定为商品的形式。但应该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逻辑之下对这一过程的吸纳以及将其产品转换成商品的过程中，审美生产（亦即作者和受众之间的创造性关系）的特殊性是不会被取消掉的。 

注释：

[1] 这种生产的创造性和社会性因素使我敢于使用“美学模式”的概念。其中有意思的是看到如何从艺术活动（跟随着境遇主义者的足迹）或传统的工厂活动（跟随着意大利的工人主义理论）出发接近劳动的新概念，两者均倚重于“活劳动”这个马克思主义概念。

[2] 瓦尔特·本雅明已经分析了自19世纪末以来艺术的生产与再生产，怎样伴随着它的感知模式，预设了集体的形式。我不能在这里岔开一笔考察他的作品，但对于非物质性劳动及其再生产的形式的任何系谱学工作来说，这些作品都肯定是奠基之作。

十、非物质劳动周期的特殊差别

请容许我简要地强调一下，在与“资本”再生产的古典形式的比照中，构成非物质劳动生产周期各个“环节”的特殊差别（非物质劳动自身、它的“意识形态的/商品的产品”以及“公众/消费者”)。 

当非物质劳动作为一个“作者”而被关注时，必须强调的是其生产性协调效应的激进自主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非物质劳动迫使我们去质疑工作和劳动力的古典定义，因为它来自一种不同的知识技能类型的综合：知识技能、手工技能和企业管理技能。非物质劳动在以网络和流动的方式存在的直接的集体形式中构造其自身。对这种合作形式的征服以及这些技能对于资本主义逻辑来说的“使用价值”并不取消非物质劳动的机制和意义的独立性。相反，它开启了各种对抗性和矛盾，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来说，这些对抗性和矛盾至少要求一种“新的阐述形式”。

“意识形态产品”在各个层面上都变成了商品。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并不表示产品是现实的“反映”，亦不表示产品是对于现实的错误或正确的意识。相反，意识形态产品生产出新的现实分层；这些现实分层是人类权力、知识和行动的交会点。观看和认知的新模式要求新技术，而新技术则要求观看和认知的新模式。这些意识形态产品完全内在于社会沟通形构的过程里；也就是说，它们是这些过程的结果和先决条件。意识形态产品的总和构成了人类的意识形态环境。意识形态产品被转换成始终不会失去其特殊性的商品；也就是说，它们始终向着某人发话，它们“理论上指涉着某事某物”，于是它们提出了关于“意义”的问题。 

一般的公众会逐渐转换成消费者（受众/顾客）的模型。公众作为作者的受众（在用户意义上的公众即读者、音乐听众、电视观众）具有一种双重的生产性功能。首先，作为意识形态产品的受众，公众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构造性因素。其次，公众通过其接受的方式而具备了生产性，这种接受方式赋予产品“在生活中的位置”（换言之，将之结合进社会的沟通里），它容许产品拥有可延展的生命。于是，从这个观点看来，接受是一种创造性行为和产品的组成部分。把产品转换成商品的过程不可能取消这一“创造性”的双重过程；商品化的过程终究要把创造性设想成它所是的那样，这样才能控制它，并使它服从于商品的价值。 

因此，把产品转换成商品的过程不可能去除的因素便是事件的特性，在非物质劳动和公众之间建立起来的以及通过沟通被组织起来的创造的开放性过程。如果非物质性生产中的创新是被这个创造的开放性过程所引入的，那么企业为了扩展消费及其持续的更新，将被迫承认公众/消费者生产出的“价值”。这些价值预设了支撑他们的存在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模式。从这些思考出发，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首先，价值被“投入到工作里”。把意识形态产品转换成商品的过程歪曲和偏离了在生活模式中被生产出来的社会想像，但同时，商品生产却又必须认识到它自己在关于它自身的生产中是软弱无力的。第二个结论则是（在它们的集体和合作形式中）生活模式如今已成了创新的源泉。

对非物质劳动周期不同“环节”的分析让我能进一步推演我的假设，即依据直接把“意义”投入到操作中的诸种形态，具有“生产性”的乃是社会关系的整体（在此是通过作者—作品一受众三者的关系而被表现出来的）。这种生产类型的特殊性不仅在于通过建立一种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新关系而在生产过程的“形式”上留下印记，而更在于它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对这个过程的占有的合法性问题。这种合作决不能够被经济学预先决定，因为它所对应的是真正的社会生活。“经济学”只能占有这种合作的形式和产品，并规范化和标准化这些合作。创造和革新的因素只会紧紧地与生活方式所生产出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后工业社会的创造性和生产性一方面寄寓于它们所生产出来的生活模式和价值之间的辩证法之内，而另方面则寄寓于建构它们的主体活动里。（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在他或她的创新能力中所找到的合法性已经丧失了它的基础。因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并没有生产出非物质劳动的形式和内容，他或她甚至不能产生革新。对于经济学家来说，剩下的只有管理和规限非物质劳动的活动的可能性，又或创制一些装置，试图通过控制沟通、信息技术及其组织过程等方法来控制和创造公众/消费者。

十一、创造与智力劳动

这些简要的思考让我们得以开始追问尤其是智力劳动的创造与扩散的模式，从而让我们得以超越把创造性视为“个性”表达或“上层”阶级的遗产的概念。齐美尔和巴赫金的作品孕育于非物质劳动刚刚开始具有“生产性”的时代，他们的作品向我们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展示了非物质劳动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齐美尔的思考依旧建立在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分工之上，向我们提供了一套关于智力劳动创造性的理论。[3]巴赫金则拒绝接受既定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建立了一套关于社会创造性的理论。实际上，齐美尔借助由阶级关系规定和支配的模仿或区分的现象，解释了“时尚”的功能。于是，中产阶级的高层便成了时尚的创造者，而低下阶层则试图模仿他们。于此，时尚发挥着一道栅栏的作用，这道栅栏为了不断地被打破而不断地出现。对于这种讨论来说有趣的是，依据这种构想，创造的非物质劳动仅限于某个特殊的社会群体，除非通过模仿否则它便无法被扩散开去。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种模型认可了建立在脑体劳动对立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并以对创造和革新的社会过程的规限与“神秘化”作为其目的。如果这一模型具有某些与在大众消费诞生之初非物质劳动市场动力学相关的可能性（齐美尔极具智能地预示了大众消费所带来的效应），那么它却不能被用来去说明在后工业社会里非物质劳动与消费者—公众之间的关系。相反，巴赫金把非物质劳动看做是取代“物质性劳动与智力劳动”分工的新现象，并说明了创造性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过程[4]。事实上，巴赫金和列宁格勒小组[5]其他思想家讨论“审美生产”的作品便有着同样的社会焦点。这条研究线索似乎最能确保发展出一套非物质性生产的社会周期理论。 

注释：

[3] 参见齐美尔《货币哲学》第六章《生活风格》中“劳动分工是主观文化与客观文化彼此分歧的原因”一段。齐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等译，第367-376页，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译注

[4] 参见巴赫金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的讨论：“每一个意识形态产品都是人周围的物质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是物化了的意识形态视野的因素。”《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李辉凡、张捷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第118-15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译注

[5] 1924-1929年活跃于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团体，巴赫金为其重要成员。——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