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伯龙的宝藏》尾声

[韩]郑文吉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传承与流转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理论家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在其晚年回忆稿——《恩格斯的遗稿》（Engels' Nachlaß）中，曾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比喻成“尼伯龙的宝藏（Hort der Nibelungen）”。考茨基自30多岁起，就随恩格斯学习辨认马克思的“象形文字”，后根据马克思的遗稿，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反社会党人法废止后，考茨基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的主编。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见证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租赁与出售的交涉经过，并预言道：“已逝去的瓦格纳，把围绕‘尼伯龙的宝藏’那些事件，编成一系列的剧作；也许第二个瓦格纳，目睹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所经历的命运，会写出新的戏剧来。”[1]换言之，在考茨基的眼里，正如“尼伯龙的宝藏”所演绎出的曲折故事，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同样是悲剧的征兆，或让其拥有者变得不幸，或在其拥有者间挑起不和。

《剩余价值理论》

当然，考茨基因其个人体验并非全是愉快经历，从而在他的预言中凸显了消极的层面。但当我们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遗产戏剧化的传承与出版历程，就不会把考茨基的预言仅仅当做一种个人偏见。

1867年，马克思出版了其毕生巨制《资本论》的第1卷。之后，他尽余生之力，力图完成第2和第3卷的出版，但因晚年的健康恶化，以及追求完美的学术态度，《资本论》终成未竟之作。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作为其思想同路人，遵照马克思的遗愿，根据马克思留下的“遗稿”，倾力而为，欲完成《资本论》的出版。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书房的过程中，从纷繁庞大的遗稿堆中，发现了《资本论》第2、第3卷的准备稿，以此为基础，将自己生命的最后10年，贡献给了《资本论》。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准备稿在内的遗稿的重要性；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们两人的通信，这些书信体现出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及领袖关于运动的思考，因此很早就成为关注到这一领域者的收集对象。这样，在恩格斯晚年，为了抢先一步拥有——或者说是独占——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稿、书信以及两人藏书在内的文献遗产，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出现了紧张与矛盾。自诩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理念继承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倍倍尔，与马克思的法定继承人——小女儿爱琳娜之间，便围绕遗稿展开暗斗，最终表面化为代表社会民主党利益的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和爱琳娜之间的争斗。

爱琳娜·马克思

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遵照恩格斯的遗言进行了分配，马克思的遗稿和私人信件归其法定继承人爱琳娜所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两人的藏书以及恩格斯的遗稿则经倍倍尔和伯恩施坦，归属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2]这样，虽然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归总至恩格斯，但恩格斯逝世后，又重新分散至爱琳娜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两处。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随着梁赞诺夫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编纂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俄文版全集，并计划出版德文版“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EGA1），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价值才得到凸显。换言之，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为了出版MEGA1，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藏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遗稿与藏书进行复制和编目，认识到两人全部文献遗产所具有的重要性。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因疲于应对当时所面临的政治斗争哲学，无暇顾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革命成功的苏联，他们以自己的革命热忱，计划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因而在文献遗产的利用上抢占了先机。

MEGA1

然而，1933年纳粹当权，这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遭遇到一个最基本的难题——该怎样安全稳妥地保存来之不易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为躲避纳粹暴力，他们在海外成立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SOPADE）。在这之前，他们先将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从党档案馆转移出去，然后是其余的遗稿和藏书。前者运至丹麦哥本哈根，后者则在法国巴黎找到临时的保管处。而不少的遗稿和藏书未来得及离开柏林，成为纳粹的查封对象。

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为躲避纳粹暴政，将捷克的布拉格作为栖身之地，艰难地组织指挥德国国内的地下运动，并帮助流亡海外的难民。在流亡的路途上，在战时窘迫的环境中，他们从柏林带来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尤其是转移至巴黎的档案——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当海外机构及研究院表示要保管或租赁的意愿时，对于流亡执委会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安慰和诱惑。其中，自1934年起，荷兰研究所（1935年成立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IISG的前身）便执著地进行交涉，要求租赁，从而支撑起SOPADE的自豪感。

到了1935年8月，苏联特使到达巴黎，表示“无论以多高代价”，都要购买马克思恩格斯档案，这使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档案的出售或租赁交涉出现了新的局面。面对着未曾料到的买方所提出的出乎意料的购买价格，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很是吃惊，同时深刻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所具有的巨大价值。而若将这一巨大的“珍宝”出售或租赁给意识形态相对立的国家．势必带来道德上的责任问题，为了淡化稀释这一责任，他们甚至将交涉主体变更为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SAI）。然而，苏联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想要将租赁交涉本身用于政治目的的意图，使得历经两年的交涉最终破灭，并成为SAI和SOPADE无法抹去的羞耻。

1937年10月，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和苏联就马克思恩格斯档案租赁的交涉彻底决裂时，SOPADE也遭遇到政治上和财政上最为困难的时期。纳粹对捷克政府施压，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禁售，SOPADE也不得不向巴黎转移。在没有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支撑了4年多流亡生涯的SOPADE，到了1937年底，面临财政上最为艰难的时期。

SOPADE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设法寻找苏联之外的第2、第3买方，但情况并不理想。自1936年8月起．他们与先前曾租借过社会民主党档案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就出售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档案进行交涉，并于1938年5月将之出售。与之前任何的出售及租赁交涉相比，此时的出售条件当然是十分不利，但他们自我安慰说，这是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为转移巴黎所必须作出的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的重要一点．便是协议条款中规定。即便停战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作为合法政党重新开展活动．也无法再有权买回（Rückkaufsrecht）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档案了。[3]

二、莫斯科研究院收集资料的努力

另一方面，1935年8月后，曾与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就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出售或租赁事宜展开交涉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于1936年4月召回了包括布哈林在内的苏联谈判代表，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中最为庞大、最为核心的部分宣告放弃。但他们的这一政治决策并不能阻碍他们收集遗稿的强烈欲望。

布哈林

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上，莫斯科的研究院是后来者，但却是在列宁的全面支持下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后，研究院积极收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初版、书信、遗稿、相关文件。他们前往和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德国各地，发掘相关文献，购得著名的私人藏书，如毛特纳－巴本海姆藏书以及格林伯格藏书。他们作为当时的最大客户，也是唯一客户，投入金卢布，从古董商处购得流散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和书信。1924年起，他们复制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藏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等各类文献。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当时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两人的书信方面，包括原本和照相复制本在内，已经确保了其中的90%。[4]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就社会民主党档案的租赁问题，与流亡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进行交涉。在交涉过程中，苏联以重金购得1861-1863年的经济学笔记，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些资料明确出自社会民主党档案馆。这些事实说明，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执著没有丝毫减少。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宗主国，从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那里接受捐赠，得到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的许多珍稀本。停战后，他们作为管辖东德地区的占领军，对散落各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以及工人运动史藏书和资料展开大范围、有体系的收集和征用，并将成果运往苏联，这些都体现出他们对收集资料的强烈热忱和执著信念。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找到新落脚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

马克思的文献遗产——遗稿和藏书，在马克思逝世后原由恩格斯继承。恩格斯逝世后，马克思的遗稿和个人信件遗赠给其女爱琳娜，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通信、合著以及包括藏书在内的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则遗赠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1898年爱琳娜去世后，她所保管的马克思遗稿委托给了居住在法国的姐姐劳拉·拉法特。考茨基和梅林利用这些遗稿编纂成《剩余价值理论》和《遗稿集》，于1900年和20世纪10年代初出版。1911年，劳拉·拉法特夫妇死亡后，其所拥有的遗物交给了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龙格的子女。而考茨基和梅林把从劳拉处借来的马克思遗稿以及伯恩施坦保管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归还给了社会民主党档案馆，因此实际上在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文献遗产便集中到了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从这一意义上讲，1924-1928年间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柏林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遗稿所进行的复制，可以说是在最为理想的时期中两人文献遗产几乎归集在一处——完成的一项系统的学术事业。

劳拉·拉法格

然而在1933年，为躲避纳粹的查封与毁坏，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向海外转移，在10年的流亡生涯中，或被出售，或被佚失，最终在停战后未能重回柏林。社会民主党流亡执委会于1938年将之出售给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为躲避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39年转移至英国，残留在巴黎的其余文件和藏书则藏匿于法国图尔地区的昂布瓦斯。另一方面，当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莫斯科的研究院最先将研究院所藏的庞大资料转移至乌拉尔山脉以南的乌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资料虽然都完好无损，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档案文献未能回归柏林，而是移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苏联方所收集的资料，则回归战前的所在地——莫斯科。

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常常被人视为圣物，并赋予拥有本身以意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恩格斯那里继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和藏书后，起先便将这些遗稿单独保管，只允许其核心党员或有限的研究者阅览。而通过复制社会民主党档案而确保了其照相复制本的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欲从SOPADE处购买或租赁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这也说明了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宗主国．有意要表明自己已拥有“圣物”。

然而，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却只有在得以系统出版后，才能发挥出其真正的价值。如果说，尼伯龙神话中的宝藏在龙的庇护下而得以藏匿，不为人所接近，那么这些宝藏只不过是被封存和埋葬的宝贝。而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却并非如此。恩格斯逝世后，即19世纪90年代末，马克思之女爱琳娜曾将其中的一些文章用英文翻译出版。20世纪的头20年中，出版了梅林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集》（1902）、考茨基的《剩余价值理论》（1905-1910）、倍倍儿和伯恩施坦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13）、梁赞诺夫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1852-1862》（1917）。但20世纪前期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遗稿出版的这些著作在编纂上并不完整，也不具体系，在当时已经引起诸多的争论与批评，包括编者在内的相关人士也遭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局面。[5]

大卫·梁赞诺夫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的系统出版，滥觞于梁赞诺夫创立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的“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EGA1。梁赞诺夫曾参与191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维也纳编辑计划”，创立研究院后，将出版俄文版著作集作为当前课题。但在准备过程中，他们面对浩如烟海的新资料，决定在出版俄文版著作集的同时，出版原文的“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EGA1（1927-1935）。然而1930年后，斯大林当政，包括梁赞诺夫在内的众多编辑，都因政治原因遭到肃反，这一最早的全集于1935年以未竟状态而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在内的两人的文献遗产身处东西方冷战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将两人的理论作为教条而集中出版。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整合过程中．苏联作为共产主义宗主国和共产国际的领袖国，为正式树立并拓展其意识形态，先是出版了新著作集（Sočinenija2，1954—1974）以取代俄文第1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并让其影响范围内的东德执政党据此出版德文著作集（MEW，1956—1967）。

但是，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编纂者和研究者们，不满足于俄文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及据此出版的MEW的歪曲和不完整性，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计划遵循未竟的“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EGA的传统，编辑出版新的MEGA。他们尽量摆脱共产党领导人的偏见，避开政治现实，不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集或全集看做意识形态上的宣传煽动手段，而是在客观情况所允许的范围内，自1975年起出版MEGA2。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他们根据20世纪20年代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及继承其传统的莫斯科研究院不遗余力搜集而来的两人的遗稿、著作、文件等文献遗产，追求全面涵盖的完整性（Vollständigkeit）的同时，努力以原文的语言来加以再现（Originaltreu）。他们所采用的全集编纂法与MEGA1不可同日而语。根据的是最近德国学（Germanistik）所获得的文献学和编纂学知识，MEGA2的文本，借助说明性文字中的异文明细，使我们可以看到从体现著作发展过程的最早文本草稿开始一直到定本（Fassung letzter Hand）整体样式．并附有相关著作的所有信息和全面的注释。

Marx-Engels-Werke（MEW）

另一方面，因政治局势和财政能力而无法主导或参与如此庞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出版工作的西方学者们，只能作为免费搭车者（fre rider），旁观苏联和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MEGA2出版工作。就连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尽管拥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核心遗稿在内的两人文献遗产2/3，最多也只能在需要的情况下，在允许阅览原本的范围内，坐视苏联和东德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MEGA2出版工作。

正如前文所述，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和东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主持的MEGA2的出版事业也如MEGA1一样，陷入有始无终的危险。就在此时，原先作为旁观者，或免费搭车者而使用MEGA2，并关注着其出版经过的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面对这一工作的终止，无法再坐视不管。1990年，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原东德及苏联的IML以及西德埃伯特基金会的卡尔·马克思故居（KMH-Trier）成为四个组成机构，决定从去政治化，在学术化、国际化的新层次上开始MEGA2的编纂工作，这就是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的起步过程。

IMES接管了MEGA2的发行权后，自1992年始，为具体体现去政治化，以学术化、国际化为目标，制定了MEGA2的编辑标准和遵循这一新标准的MEGA2出版计划，并基于这一标准和计划于1998年开始出版了最早的MEGA2续卷。IMES成立后，在阿姆斯特丹设立秘书处，为了利用1989年苏联和东德IML所属MEGA2编纂者的经验和技术，把对其的财政支援作为重要任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IMES的直接财政支援集中到了莫斯科编者那里，而随着MEGA2编纂工作被纳入统一德国的科学院项目，原东德地区的编者也获得了组织上的稳定性。[6]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注意到的是，1993年，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BBAW）在柏林地区成立，BBAW取代原东德科学院（AdW der DDR），成为IMES的四个组成机构之一。尤其是从2009年9月始，BBAW的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取代IISG的克罗斯特曼（Jaap Kloosterman）成为IMES的理事长，纽豪斯（Manfred Neuhaus）取代IISG的罗延成为秘书长，秘书处也从之前的阿姆斯特丹转移到柏林。[7]这意味着2000年前一直作为IMES中心的阿姆斯特丹IISG，渐渐脱离MEGA2出版工作的中心。而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故居将其所负责的3卷MEGA2（I/4，5，6）的编纂交还给IMES后，其作为IMES组成机构的功能本身，也变更为KMH的机构之一——艾伯特基金会。因此，目前MEGA2的编纂工作若除去日本为首的小规模工作组，都集中在柏林和莫斯科，尤其是其秘书处所在地柏林，BBAW的MEGA2编辑委员会主导着MEGA2的编纂工作。[8]

BBAW的MEGA项目原是由7名成员参与数卷MEGA2的编辑，但2000年9月后，BBAW的MEGA编辑委员会不仅要执行IMES秘书处的指示，随着国际性小规模编辑组的扩大，其作为德语母语者，还要承担起对德国之外的海外MEGA工作组完成的文稿进行润色和最终校订的任务，这些工作对其是巨大的负担。因此柏林的编辑委员会不管以何种形式，都必须扩大其成员阵容，但为保持与BBAW内其他项目的平衡，扩大成员阵容似并非易事。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可以说，柏林MEGA项目组的工作对今天MEGA2编纂的完成起着最重要的支撑作用。

即便是在纳粹当权之前，柏林也是拥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所在之地，因此柏林最有可能成为国际性的马克思恩格斯乃至德国及国际工人运动研究的中心。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上，德国社会民主党被计划出版两人“历史性、批判性”全集MEGA1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抢占了先机。到了30年代末，包括马克思恩格斯遗稿在内的社会民主党档案出售给了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特别是在柏林，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国际工人运动研究的原始资料和人力资源几乎丧失殆尽。因此莫斯科和阿姆斯特丹取代柏林进行这一主题的研究是当然之事。 

MEGA2编辑者的工作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柏林通过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IML），参与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MEW）的编辑和出版。他们在编辑出版MEW过程中取得的经验和很少的资料的基础上，与莫斯科的IML同着手进行MEGA2的编纂与出版。柏林的IML起初是作为低人一头的伙伴，但随着社会主义统一党（SED）将MEGA2工作与东德的身份认同（DDR-Identität）相联系，通过SED执委会的积极后援，以及研究员资质的提高，柏林的IML成长为旗鼓相当的合作者。20世纪80年代末，在MEGA2的编纂上，柏林IML表现的业绩超乎莫斯科。

当然，以柏林IML为中心进行的MEGA2的编辑工作，虽因柏林墙的“倒塌”而归于停滞，但1993年后，德国的MEGA编辑委员会在BBAW到了立足之地。2000年后，IMES秘书处迁至柏林，柏林重新成为MEGA2编辑出版中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资料和人力上一穷二白的局面出发，经过东德时期受政党保护的成长期，到统一后的21世纪，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研究和编纂工作该如何展开？这让我们心怀期待。

至2007年，MEGA2出版了计划卷数的一半。总15卷24册的第II部，也有望在二至三年内出版。因此我们希望，MEGA2能够在IMES出版计划2020年全部完成，使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不再是埋葬在雾之国的洞穴中，或莱茵河的河床里的宝藏，而是成为铸就的锋利宝剑，成为解除魔咒的戒指。柏林的MEGA编辑委员会正处于这一铸造场的中心位置，他们所追求的MEGA2编纂的完成，将成为解开咒语的钥匙，使马克思恩格斯的遗稿不再是不幸与纷争的渊源。

注释

[1]Karl Kautsky, Engels' Nachlaß Friedrich Engels' Briefwechsel mit Karl Kautsky, Hrsg. von Benedikt Kautsky, Danubia-Verlag, Wien 1955, S. 457.

[2]考茨基出席了恩格斯遗书的执行仪式，似对恩格斯文献遗产的继承人只署倍倍尔和伯恩施坦两人姓名而深感失望。因他曾与伯恩施坦一起，从恩格斯处学习怎样辨认马克思的笔迹；恩格斯生前，他整理过《剩余价值理论》的一部分，故而坚信自己也是继承人之一。见前文，S.447，450页（Entwurf）。

[3]Bungert，见前书，S.79~81页。Mayer，见前文，S.140页。本书第5部分第356~378页，重点见第358页。

[4]D. Rjasanoff, Neueste Mitterlungen über den literanischen Nachlaß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Archiv füb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XI, 1925, S. 397.

[5]Kautsky, 见前文，S.454~457页。

[6]但作为德国科学院项目（Akademiecorhaben）的MEGA项目，期限到2015年为止。

[7]1990年起，设在阿姆斯特丹IISG的IMES秘书处在东欧剧变后，为继续出版MEGA2，起到了轴心的作用。IMES启动后任何阿姆斯特丹IMES秘书处处长长达10年之久的罗延多次提及，自己的职务把他的研究时间消耗殆尽。但笔者却认为，继续刊行MEGA2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原先的研究工作，并以此相慰之。

[8]大谷禎之介，「日本におけMEGA編集の現状と課題」，『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マルクス主義研究』，35号，2001.4，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