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是一次对我颇具挑战的采访，采访者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教授，现在在南京大学教授美国文学与理论。他以旁观者视角，既带有怀疑也谙知内情，提出了一些涉猎广泛的问题：西方多元文化思潮如今的地位；新批评形式主义与文化研究的相关性；理论的当下发展态势；《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2001，2010）第二版的变化；如今讲授理论的理由。

问 朱刚：中国学术界探讨的所谓“当代西方批评理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虽然对文学进行“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比如之前的形式主义、心理分析、神话批评等。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和西方知识发展史上是一个转折点，您认为60年代的知识氛围与其后出现的批评理论之间有什么明显的联系？

答 里奇：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文化的一个转折点，有多种原因。顺便说一下，这里说的“60年代”指的是1964年至1975年，即《民权法案》通过的1964年至美国从越南完全撤出作战部队的1975年，在这12年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件，对文学和文化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事情很复杂，但有一些主要的标志性事件。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

我首先想到的是新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批判的兴起，比如女性权利、非裔力量、少数裔权利、大学生权利、同性恋权利、第三世界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运动等。这些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内部常常派系纷争，有些主张融入主流，有些则主张另立门户保持独立，但对外都争取别人承认自己的权利。典型的一点是，他们都主张经济的重新分配居于第二位，可以暂时放一放。争取政治权利和实现经济再分配孰轻孰重，批评界和政治界至今对此仍然争论不休。

女权运动产生出女性主义理论、女性历史、女性文学选集，对诸如日记和书信这样的女性文学体裁进行重新评价，以及对小说创新史进行重新梳理。20世纪60年代之后挖掘出数百部遭到“遗忘”的女性小说。有人很快提出新的方式来重新理解女性：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写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7）把英国女性小说家描绘为一种亚文化，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合写的《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1979）认为父权社会对女性诗人和小说家造成心理伤害（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外界恐惧症”），而朱迪思·菲特利（Judith Fetterley）写的《抗拒性读者》（The Resisting Reader，1979）主张对以从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至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为代表的美国文学经典中的厌女倾向进行文化批判。

接下来的几十年其他领域也发生着相似的变化，非洲裔美国文学、美洲原住民文学、西班牙裔美国文学、亚裔美国文学，加上同性恋文学和酷儿文学，都进一步得到彰显。新的课程、教材、研究方向、刊物、学术出版社出版的系列著作以及专业学术团体纷纷涌现，这些都是60年代留下的精神财富。我想，中国学者对此都不陌生，但今天仍然值得去回忆一下。文化批判起着越来越核心的作用。经典在扩容，单数的文学也随之成为复数。我在一篇会议论文中对“文学”的重新界定和重新组合做过描述，这篇论文的题目是“文学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Literatures”），在北京会议上首次宣读，后来收录在《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The Construction，Deconstruction，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Canon，陶东风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76--191页。这篇论文成为《与理论同行》的最后一章。

换句更笼统的话说，启蒙人文主义的普适性--西方白人男性人文主义--已经在很大范围里为差异观所取代，如种族与族裔差异，性别与性存在（sexuality）差异，少数族裔与多民族差异等。这标志了后现代多元文化思潮的到来，时至今日，其仍然是各方争斗的场所。

我在20世纪60年代学习的文学与学到的批评方法，主要是现代主义文艺美学和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这些在15年之内被完全颠覆了。但是，形式主义严谨的文本细读方法显示出了不起的生命力，文学经典也同样还在发挥着影响力。试图恢复旧日传统的主张在新世纪仍然不绝于耳。

20世纪60年代还产生出其他一些新的文学和文化理论。我之前没有提到的还有60年代和70年代出现的美国帝国与后殖民理论，以及随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普及而出现的文化研究。我也没有提及70年代出现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理论，具有政治组织形式的基督教基要主义，以及很多的反动回潮现象。我对这些现象的看法是：60年代的影响，从广义上看，一直持续到眼下的21世纪。

问 朱刚：为什么诸如种族、族裔、性别等文化议题在近几十年成为文学研究的主要论题？难道没有比后殖民和同性恋更紧迫的议题需要我们去研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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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里奇：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对女性和“有色”族群敞开了大门，男女同性恋也在立法、政治以及社会文化等领域成功获得一些公平待遇和平等权利，但美国人的称霸欲望和冒险行径依然在不断消耗着我们的资源，也持续引起知识界的愤慨，尤其是出身于其他民族及具有全球视野的知识分子。于是学术研究和教学反映了这些群体和激进思潮的主张。美国主流白人人口数量在持续下降，无论本土人士如何幻想，无法否认的事实是，美国已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英国、法国、德国也都面临相似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发表就滚蛋”的科研奖惩制度不仅在主要的研究型大学实施，而且其他本科院校和硕士院校也跟着实施。博士生们越来越急于找到用于学位论文和会议论文的“热门题目”，以便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因此，种族、阶级、性别等研究，加上后殖民和酷儿理论，都十分吻合这个职业潮流，有利于成果发表和职称晋升。此外，消费资本主义离不开更大、更好、更新，社会上和学术界都对“新”趋之若鹜。在美国大学中，包括在文学院系中，市场时尚依旧引领潮流。多元文化理论满足了这种需求。

问 朱刚：您一直在鼓励现今的文学批评往文化研究方向发展，但文化研究其实已经遇到了麻烦，如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经被校方关闭，中国大学中也有人对文学研究的文化性倾向比较抵触，一些批评家提倡回到文学本身。

答 里奇：文化研究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发展历史，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美国的文化研究有别于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的文化研究（见Groden；Turner）。21世纪初美国文化研究呈现出至少五种不同的形态：一种方法或手段，一个学科分支，一个新的学科（有时单独成系），一种主导研究范式，或者是一种学术思潮。美国的这种情形与英国很不一样。

伴随着过去30年美国开展的各种文化战争，有人开始呼吁恢复教授文学经典，研读文学巨著，放弃“政治正确”（种族--阶级--性别分析）以及重新回到文学。持续的论战导致对“文学本身”的诉求。这个特定的短语使得20世纪中叶冷战初期的新批评在美国得以重新复活，后者反对三种谬误而因此声名狼藉，这三种谬误就是意图谬误（反对生平研究）、情感谬误（反对读者反应研究）和解释谬误（反对研究世俗主题）。信奉了新批评，你就被告知或被要求专注于作品而非其作者的生平（作者的意图），也不要理会读者的反应（阅读情感），同样不要去引申文本的意义。最后一点指的是，文学作品是自足的“文学客体”，不应当归结到哲学、神学、法律、科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中，也不应当与它们展开竞争。文学的“文学性”是它特有的审美特征，对形式主义者来说，这使其有别于其他学科，值得拥有自己的学术建制，在大学中应该确保自己的立身之地。此外，形式主义者吁求的文学自足主张源自康德的反实用主义这个启蒙传统，20世纪30年代曾有人为之辩护，批评当时对艺术进行拙劣的政治化。时至今日，形式主义批评仍然维护保守的政治主张，反对降低艺术的审美性。尽管如此，“文学本身”携带的含义很丰富，我的建议是谨慎一些。

因此，与其把当下文学研究中的文化倾向视为威胁，我倒认为它是一种解救，不仅有助于摆脱教条的形式主义，而且有助于挽救文学免遭大众文化的侵蚀，后者的兴起使文学黯然失色。文化研究冲破形式主义的束缚，推动各种后形式主义批评方法的产生和蓬勃发展。如分析一部作品或一种现象时，文化批评家的做法是考察其文化发展轨迹（生产，分配，消费），使研究纳人生平与历史维面，以及读者反应与体制分析。这种方法既赫然打破了新批评的谬误，又可以包含其细读方法。文学形式主义之外还有多种其他的细读方式。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式主义细读法已经变得一味重复，方法老套，活力匮乏。这一点基于我本人的亲身经历。形式主义之后，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开辟出新的前沿课题，对教学当然也是如此，更贴近生活，令人兴奋。

当然，美国也有十多个招人眼球的反理论流派，还有一些为此喋喋不休的孤家寡人。也许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问 朱刚：批评理论使文学研究发生了什么变化？只读文学作品，不去阅读批评理论或进行理论思考，难道不行吗？我们能回到过去的时光，批评家只管批评，不受理论思考的影响吗？批评理论是否只是类似象牙塔的一种装饰，对普通读者来说可望而不可即？抑或批评理论主要是为了展示深度，只是硕博士论文的必备之物？

答 里奇：这涉及如何界定“理论”和它的方方面面。“理论”反映了当代流派与思潮的广阔领域，也代表了原则、步骤、方法，加上与此相关的自我反思。除此之外，它为现在与过去读者和批评家使用的一些有用的手法、术语、概念赋予了名称，更重要的是，它还代表了专业常识，即每一位专业人士都知晓的东西，不需要再费口舌去说明。从这个重要的意义上说，我们大家都知晓理论。理论有时指的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常常被别称为“盛期理论”或“法国理论”。更加复杂的是，从历史意义上说，理论代表了一个新的话语或领域——一种后现代现象——汇聚融合了各种现代学科和学科分支，构成一个庞杂的复合体，包含有文学批评、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如它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大多数当代批评理论与立场认识论、社会建构论、文化相对论以及大众文化有关联，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后现代组合。

现在来直接回答你刚刚提出的问题：文学批评在多种意义上与批评理论相互纠缠在一起。我的看法是，没有理论就无法想象批评。即使一个非学术读者也得依赖理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相信自己知道文学是什么，人物做出决定的理由，男人、女人、孩子所属何处，如何理解人、社会、世界，优劣文学作品和优秀表现风格的构成要素，文类的规则，等等。对读者而言，无法回避文学理论。要回到前理论，或结束理论，埋葬理论，都是一厢情愿，只是发发怨气，并不现实。这种想法把理论看作20世纪60年代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延续，或看作法国（后）结构主义，或看作这样的跨学科领域，野心勃勃，难以驾驭，这样的理解都过于狭隘。这些都是通常人们对理论的疑虑，是美国文化战争中人们熟悉的敌人。但是，理论远远不止这些。

在今日的美国大学里，理论在大多数文学分支与断代研究中，都起到促进的作用，代表的是创新与前沿。理论是发表、就业、晋升的敲门砖。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成了文学研究赖以生存的空气，研究型大学据此维系其职业，延续其使命。反理论这个与理论相对立的产业现在应运而生，就毫不奇怪了。易言之，学者们和研究项目都要依据与理论的关系来界定自己。我必须要说明，的确也有不少理论很糟糕（理解错误，固执已见，论证薄弱，教条武断，眼光狭隘，机械呆板，晦涩难懂，玩弄术语，敏感性差，装腔作势，欺世盗名，自我陶醉，等等）。

问 朱刚：德里达是解构之父，其他后结构文学观都使用他的学说。但我们知道，德里达在去世前十来年变化很大。您对德里达非常了解，我们说的这种变化您是如何看待的？抑或是，德里达并没有变，而是我们对他有不同的解读？

答 里奇：德里达自20世纪60年代中叶起，在40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过大量著述。所有这些著述都与康德和黑格尔不一样，都不是系统的哲学著作。大多数著述是对特定境况的反应，常常具有偶然性，话题也有些随意，内容散漫且庞杂。

雅克·德里达

从80年代后期开始，德里达第一次转向伦理和政治话题，以前他从未讨论得如此充分，说得如此直白。可以猜测一下他这么做的动机。如自70年代初开始，他便饱受压力，要他讨论政治。1987年保罗德·曼（Paul de Man）被人揭露在二战时期与德国法西斯有牵连，解构主义也因此备受质疑。提醒一下：德·曼是当时美国解构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德里达在耶鲁大学的同事和好友。德里达常常正面引用的马丁·海德格尔也和纳粹有明显的牵连。当时还有什么历史背景？1989年开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很快垮台，导致20世纪90年代激进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思潮泛滥。德里达思想左倾，觉察到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对法国和欧盟构成了威胁，所以开始在著述中论及这些及其他相关事件，直到去世。与当时的其他理论家一样，他成了一位有政治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

德里达曾在20年的时间里，每年春季都要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几周课。我的一位朋友史蒂文·梅劳克斯（Steven Mailloux）当时也在那里任教，他在2004年3月告诉我德里达病了，那年春天不能来上课，而且预后不好。我很难过，不由自主地开始写一篇回顾文章，并打算开设一门论晚年德里达的研究生讨论课。5月，我在巴黎待了几个星期，搜集晚年德里达的有关资料。到了10月初，经过八个月的工作，我把那篇回顾文章寄给《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仅仅过了几天，德里达就去世了。该刊物的编辑采纳了我的标题“晚年德里达”，并以此为主题组织了一期特刊（后来又以此出了专集），均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在这篇论文中，我总结了德里达晚年的政治思想，并对其做了批评。

十年之后回头看，我认为德里达晚年论及政治的著述《马克思的幽灵》（Specters of Marx，1993）尤其有新意，还有《论无赖》（Rogues，2003），以及信息量丰富的访谈录《明天会怎样？》（For What Tomorrow，2001）和在《恐怖时代的哲学》（Philosophy in a Time of Terror，2003）中收录的颇具争议的访谈。

说到社会对德里达的接受和他丰富的批评遗产，它们从一开始便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他的著述对美国解构理论中的温和派和左派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对希利斯·米勒和斯皮瓦克等的学术生涯也产生过这样的影响。他影响过非裔美国文学理论和美国原住民文学理论【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和杰拉德·维兹诺（Gerald Vizenor）】，还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心理分析、酷儿理论主要表现在芭芭拉·约翰逊、霍米·巴巴、伊芙·塞吉维克以及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的著作中。他的解构主义为诸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提供了支撑，还对肖莎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的话语行为理论提供过帮助。除了文学研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还影响过美国的哲学研究、神学研究、法学研究、文化研究等诸领域，且卓有成效。我还必须加一句：“晚年德里达”还对文学人物极感兴趣，在生命的最后15年间发表了六部文学批评论著，尽管他的文学阐释中我最喜爱的还是早期的那部《论播撒》（Dissemination），尤其是他在那里对柏拉图对话所做的深入广泛的批评。

问 朱刚：您1988年出版专著《美国文学批评：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2010年该书出了新版。您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对之前的章节做了哪些改变或修正？根据近年来出现的批评理论，您又增补了哪些内容？

答 里奇：1988年第一版中，我写了13章，涵盖了主要的流派和思潮（马克思主义，新批评，芝加哥学派，纽约知识群，神话批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阐释学，读者反应批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黑人美学，以及文化研究）。顺便说一下，我没有把心理分析看作上述那样的流派或思潮：它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便影响广泛，经久不衰。所以我把心理分析写入其他流派和思潮中，实际上写它的篇幅加起来要大于所有其他流派。无论如何，我在第二版中增加了一章，在其中讨论了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族裔批评（尤其是墨西哥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亚裔美国人），以及文化研究。之前的章节也进行了更新，变化最大的是重新梳理了冷战时代，把它的结束时间定在苏联垮台时的1989-1991年。

《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

我在第二版中提出的一个新论点是，21世纪已经无法再用流派和思潮来划分批评理论了；其实之前的几个世纪也不能这么来划分。20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批评和理论一直在分化，分解成一个个“研究”领域（数量达几十个），如跨大西洋研究、白色研究、身体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叙事研究、动物研究、行为研究等。大多数此类研究分支都可以归在文化研究这个非常宽泛的标签之下。所以我的第二个论点是，这一研究领域已经变得十分庞杂，难以梳理。我认为应该从整体上加以梳理和表述，才能够恰当地得出最近几十年的文学理论微观史。这会是一种撰写批评理论历史的新模式。

在讲述1988年至2010年期间的美国文学批评史时，我发现正如世纪之交出现的新的批评流派和理论思潮，以及涌现出的诸多新的研究领域一样，一系列相关的事件也同样意义深远。我想到保罗·德·曼光环的破灭，围绕后现代主义与全球化展开的论战，文化战争以及公共知识分子的重新出现，加上企业化的“一流大学”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教授岗位实施聘用制和学生举债现象蔓延。

问 朱刚：您是《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的主编，在编写这部著作时您采取的原则是什么？有什么想法？

答 里奇：第二版修订的过程耗时两年，我和其他五位编委经历了六个有重合的阶段或来回。没人谈起过这个过程，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以便说明编写的原则和想法等。首先是数字。书中录的学者比第一版的148人减少了20人，对收录的12位学者的选文做了少许改动，还对另外的15篇选文做了替换或加强。举几个例子。我们从德里达《论柏拉图的药房》冗长的选文中删去了10页，另从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中选了10页加入；我们加强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选文，从他论各种文学体裁社会地位的《艺术的规则》（Rules of Art）中节选了一部分，作为对《区分》（Distinction）的补充。除了介绍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外，我们还节选了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中的一段，选文从大英帝国关系的视角对简·奥斯汀（Jane Austen）的小说做出典型的后殖民主义解读。接下来第四轮修订时，我们挑选了一批新的学者和选文——共15位，包括弗兰克·莫莱蒂、朱迪斯·哈伯斯塔姆、保罗·吉尔罗伊、丽莎·洛、安德鲁·罗斯、凯瑟琳·海尔斯，以及斯拉沃热·齐泽克。第五轮修订涉及“重新审视”，即做一些临时的删减和恢复，是终审。例如，我们发现理论与批评选集中不应该排除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批评在当下的作用》（”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之前我们觉得是可以舍弃的。

顺便说一下，《诺顿》是唯一由编委会集体编辑的理论选集。大多数这种选集由一个人编辑完成。我们的集体成员包含两代人，没有党争之见，力争能够广泛代表在美国和英国任教的文学教授的兴趣。出版商——W.W.诺顿（公司为雇员所拥有，受到保护，不可被收购）——详细调査了2001版选集的200位使用者，提供了大量修改建议，也代表了理论教师的广泛关注。第二版关注新的主题，如伦理学与文学批评、全球化、新历史主义、反理论。对柏拉图、奥古斯丁（Augustine）、杜·贝莱（du Bellay）、西德尼（Sidney）、维柯（Vico）、康德、本雅明（Benjamin）等人，我们替换了新的译文或经典文选新的版本。最后一轮第六轮修订中辑选了四位有代表性的当代非西方批评文本，即阿拉伯文（阿多尼斯）、中文（李泽厚）印地文（那拉斯姆亥阿）以及日文（柄谷行人）。

回到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用批评术语而非叙事回顾的语言来说，我们对选文的挑选标准包括下面几点：重要性，影响力，独特性，敏锐性，针对性，可读性，可教性，长度，共鸣度。这些原则是我编辑的准则，从早期计划阶段就确定好了。在对批评经典和理论前沿文本进行取舍时，我们立下了这些标准。另一个原则是，我们倾向于选择内容完整或意义明确的文本（论文，章节，诗歌，序言，信函），而非意义不连贯的文字。此外，六位编委中至少需要有半数同意，选文才能入选。当然，我们直接的读者——文学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决定了我们对可读性和可教性的理解。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把“共鸣性”作为一个标准，意思是我们力图创造出一幅幅拼接图案，而非一串串互不相关的珠子。我们旨在按主题进行归类，例如伦理、文学批评、全球化理论、新历史主义等。关键是关注观点，使之相互联系，不论是在卷首注释中，还是在备选内容目录中。

问 朱刚：西方批评界的一些关注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关注，例如后殖民或环境议题。在您看来，另外一种情况也在发生吗？发展中国家遇到的议题也成为西方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吗？

答 里奇：这个问题的表述方式有点问题。西方--非西方这对概念引出些麻烦。这个西方世界——如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居住有大量非西方“第三世界”人口，二战以后发达国家内部越来越如此，这些人口所关心的议题已经渗透进西方发达社会的主流文化与政治日程中。当代西方社会中的非西方群体最明显的关注包括：第二语言的地位，宗教信仰，服饰穿戴，少数裔文学，以及主张分离/融合的各种思想。其他的议题还包括：移民族群的代沟，非歧视性公共教育，种族主义，公民身份，平权。还包括什么？最明显的有经济机会与经济正义，即资源的公平分配（食品、住房、衣物、水、收入、能源、信用等）。

只要原住民群体（例如美洲原住民有550个部落）仍然生活在西方内部，属于其非西方保留地，他们就构成发展中民族栖息在发达民族内部这种特殊的情况。

还不止这些。在文学层面，近年来由全球化语言构成的诗学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普及，但同时这种普及也携带有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世界，把这些世界带进西方大学的文学课程设置中。我指的是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中，出现非洲、亚洲、拉美、中东的语境和关注，成为教学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些内容看似外部侵入的病毒，却同时受到主导力量的制衡。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文化的相互融合，其结果喜忧参半。今日很多英语系教授英语文学，同时也教授国别文学（美国文学、爱尔兰文学、英国文学等）。法语系和西班牙语系也出现相似的情况。

问 朱刚：您在最近的著述中谈到自己的生活经历，使您个人之所以投身批评理论看上去十分自然，甚至不可避免。和您年龄相仿的许多知名批评理论家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个人生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与批评理论十分契合。但是，现在年青一代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与你们这一代很不一样，批评理论的必然性今日似乎并不存在。这一点涉及批评理论的正当性。因此，您相信“理论依然重要”的理由是什么？

答 里奇：我把理论写作与生活写作融合到一起，这一点源自好几个因素：女性主义，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学术回忆录热潮，以及文化研究对日常生活所给予的重视。贝尔·胡克斯把文本细读和意识形态批判、文化批判、理论个人化糅合在一起，构成现在声称的亲近式批判。她的榜样大家都知道，我就属于她那一代人。

出生在什么时代很重要，文学艺术中这一点尤其如此。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期间的人被称为婴儿潮早期的一代人，成年于20世纪60年代。我们体验到从形式主义批评到后结构主义直至20世纪最后数十年流行的文化研究，这段时期的标志是通俗文化大行其道，文学经典扩容，文学批评流派层出不穷。接着出现了反攻倒算，攻击社会新思潮、世俗思想及福利社会，其巅峰就是“世界新秩序”粉墨登场，表明激进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回归以及美利坚军事帝国的复活，尤其是“9·11”之后。媒体铺天盖地，每天24小时每周7天喋喋不休，不断放大着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2008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毫无疑问，这形成了一代人的独特体验。

当然，我虽然认为每一代人、每一个知识群体的经历都与众不同，但同时也有共通的东西在延续着。传统在继续，不仅表现在留存里，也表现在主流中。教育是主因。我前辈的一代教授们，以及比我年轻两代的教授们，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之间的差异尽管感觉相当明显，却并不那么严重。我们有相同的文化遗产，还有相似的职业和文化无意识。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思考。美国大学中的大多数文学系开设三门标准的理论课程，一百年来一直如此：“批评理论史”，“现代批评理论”，“批评理论入门”。理论史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讲到马克思和尼采；“现代”通常指20世纪和当下的21世纪（从弗洛伊德、索绪尔、艾略特、巴赫金到法农、福柯、萨义德、詹明信直至胡克斯、巴特勒、齐泽克）；而理论入门常常讲授关键概念和术语，如文类、作者、阐释、经典、话语、表征、现代性、主体性、叙事性等。我在读本科时上过“批评理论史”和“现代批评理论”课程，但我的学校当时不开理论入门课，学生们通过必修的文学概况课、文类课和文学断代史课、名家名著课来了解批评理论的基本术语和概念。总之，我要说的是，批评理论贯穿在文学课程的教学中，不管有没有正式开设理论课程。无法逃避理论，这一点至今都没有改变。

未来也许会有变化，但变化的也只是理论课程和对理论问题的讨论是必修还是选修，当然还有学生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要使批评理论加深大学生和大学教授对生活的体验，激发他们的思想，使他们喜欢，必须让批评理论讨论的话题、谈及的人物、阅读的文本、牵涉的思潮与师生个人产生关联性。关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即使批评理论的热度下降，囿于职业小圈子中，它也不无益处。

批评理论在今日有自己的市场，你的问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投资者关注的是资源投向何处”，这就是我们今天说话和思维的方式，强调的是短期投资和丰厚回报。所以我可以继续这么说：批评理论市场行情看好，不论是今天还是未来。批评理论提供的是文化和职业发展的资本，也提供了个人发展的资本。

问 朱刚：您教授批评理论和文学课程多年，学习理论与阅读文学有什么关联，尤其对本科文学课而言？世界已今非昔比，您如何让学生们相信，批评理论仍然具有价值？

答 里奇：近来我开了一门课，研讨20世纪最后数十年的文化理论。选修人数很多，学生们显然对此非常感兴趣。我的做法是集中探讨我认为对学生的生活会产生影响的那些重大思想——复杂、影响大的著作（当下著名经典）。这是使批评理论对学生产生价值的一种做法，可以拓宽他们的眼界，打破他们的定势思维，让他们直面紧迫的批评议题和问题，和经典著述产生互动。

此课程主要针对大学本科文学专业中上水平的学生，除了15位本科生，还有5位研究生也修读此课。讨论的内容包括贝尔·胡克斯的《反抗的文化》（Outlaw Culture），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米歇尔·福柯的《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和《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第一卷），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弗雷德里克·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以及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国》（Empire）。我要求学生们撰写评论性文章，轮流主持对这些著作的讨论。由于今日美国大学文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是集中讨论文化理论的核心文本，我的这门课得以让学生熟悉当下教师和学者们最为关注的具体话题、概念和问题。课程还让学生享受到阅读体验，值得他们回味。学生们对此课写了很高的课程评价。

近期我第二轮教授这门课，放弃了福柯的第二本书（《性史》）和巴特勒的书，加入了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和哈伯斯塔姆的《女性的男性气质》（Female Masculinity）。纯粹是为了试验。此外，我总是让学生提出建议，并从中收获很多。

除了教授文学文本和文学史之外——这些是我的日常工作——我们文学教师、批评家、理论家对学生，既包括本科生也包括研究生，还负有其他的责任。我们必须告诉他们所学学科的概念、分类、关注对象以及这些东西的发展历史和结构，加上不同时期的主导方法和理论思想我们还需要教会学生不仅能够辨识和应用这些相互论争的批评方法，还要能对这些方法做出评价和批评，无论这些方法是形式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还是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此外，我们还有责任让学生意识到过去几十年中学科分支和新的研究领域发生的重要拓展。学生们尤其是研究生们会不停提出“发生了什么？”和“最新的进展是什么？”的问题，老师有责任培养学生的批评家职业素养，既满足他们对所学领域的好奇，也激发他们做进一步思考。

文章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当代文学理论系列：《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