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危机的评论

摘要

本文结合三组破坏因素对此次经济危机的异常严重性加以解释。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不仅被众多看似“独特的”偶然的破坏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凸显，而且还明显伴有种种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使人们对市场机制和危机机制的运作产生质疑。然而，此次危机已然达到一定程度，采取远见卓识的经济政策或可克服危机。但与此同时我们无法确定，新的繁荣期能够持续多久，以及那些为克服危机而采取的措施是否又会引发新的更严重的危机。为了厘清该问题，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系统在不触动其基础的前提下，可采用何种适宜的方法应对危机。该研究的结果提供了一些事实，或许有助于人们对世界大战所标示的资本主义新阶段的经济系统和社会状况有所认识。

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1894—197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创始人之一。

译者简介

王筱，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发表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此次经济危机呈现出众多混乱、危险的经济社会现象形式，迄今为止为克服危机所采取的种种努力令人失望，这不禁引人思考：这些过程历史性地(geschichtlich)意味着什么?对此人们给出大量自相矛盾的解释，学界亟需权威理论来阐释此事，然而这些权威理论又由于无法提出摆脱危机的切实之策而遭到反驳。

本文复述了一些在科学讨论、事实研究以及一部分连专家代表都感到毫无头绪的理论文献研究中已经给出的观点，这些观点或许适宜将某些神秘现象归置于一种可理解的关联之下。本文主要基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对此次危机的基本结构进行解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体现在无限的经济技术可能性与有限的、越来越难以实现的资本增殖目标之间的矛盾中。此外我们要知悉，实现可严格测定的经济平衡具有必要性，但经济平衡的实现又有着偶然性和不稳定性，以此指导我们在事实与观点的迷宫中穿行。

鉴于经济状况与社会状况的联系愈发紧密，将研究仅仅局限于纯经济事实的做法根本行不通。倘若我们并不满足于那些极其抽象且脱离生活的词句，那就必须跨越专业界限。同理，要对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做出预测亦需如此。我们迫切需要知晓危机的走向，如此一来，即使这些预测仅具有或然性，也远不及那种听天由命的“无知者”(ignoramus)的态度糟糕。

首先，我们试图厘清：这场危机在何种程度上与前几次危机相似，以及哪些因素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差异。通过考察这些问题，我们可以针对危机克服的前景得出一些结论。此外，要对资本主义较为久远的未来进行评判，就必须从根本上思考，我们可采取哪些手段克服那些持存于系统(System)内部的对立冲突，而无须触动其根基。

01

倘若有人在美国繁荣时期宣称，这种上升运动必将终结，那他便会被告知，他这是在教条地执守着一种过时的危机理论。人们认为，危机并非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产物，以往的经济崩溃只不过是系统外部的灾祸聚积的结果。即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认为，无论是美国经济灾难还是世界危机都是由“外部”因素所致。事实上，在每次危机与每次高涨发生时，都有许多独特因素同时起作用，人们可以基于“偶然的”破坏因素或缓和因素对各个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但是这类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未能指明其中典型的规律性，尽管危机总是不断地呈现出异质性，但经济周期研究(Konjunkturforschung)一再揭示出其具有规律性。我们认为以下情况已被证实，即经济周期循环是由“内因”所致，并且从本质上看危机使得在前一次高涨中必然遭到破坏的平衡被粗暴地(不过只是暂时地)重新恢复起来。

如果人们依据国际联盟(Völkerbund)或德国的经济周期研究所(Institut fir Konjunkturforschung)近几年发布的详细研究客观地看待危机现象并将其与典型的经济周期模型进行比较，那么许多基本特征的外在一致性便一目了然。在此次危机中，前一次投资热潮的终结也是由外部事件所致，即纽约证券交易所崩盘(1873年维也纳也发生过类似的崩盘)。

此次崩溃无法被解释为由直接动因所致，而只能被归因于先前已然出现的整体经济的不稳定性。此次崩溃触发了典型的危机机制：生产受限、裁员、销售停滞、价格下跌、信贷体系萎缩、支付停止、信心危机、破产“清理”(Reinigung)过程启动，即在价值方面或实物方面消灭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产品，从而消除“比例失调”(Disproportionalitǎten)。由此新平衡逐渐产生出来，它表现为成本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朝着新的营利性方向转变。这种新平衡与流动资本的积累共同构成经济复苏的先决条件。危机的这些“自然威力”(Naturgewalten)此前对于“健康的”企业也毫不留情!今天被人们称为“自我通缩”(Selbstdeflation)并且构成危机理论的主要争议对象的现象，也可以在以往危机中被观察到(尽管不如今天这般激烈)：“清理过程”导致价格急剧下跌，从而引发破产，继而导致大量抛售和新的崩盘，由此陷人恶性循环。流动资本往往无法被重新投资，因为现有的生产设备和库存已明显过多。许多商品的价格已经低于一定水平，以至于就连最合理化的企业都很难从生产中获利。许多既不缺乏信用也不生产过剩的企业也被这种极其粗暴的危机机制所威胁。

人们已经屡次注意到，当代对以往危机的阐述读起来就像是当前危机的特定阶段的变体一般；在某些方面这种一致性深入到了最细微之处。然而，所有这些都只能证明当前状况与以往状况有着巨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证实了以下假设的合理性，即存在着众多从19世纪的危机中被人们知晓的、由系统本身所决定的原因。

自1929年年末以来肆虐美国的经济危机已逐渐波及几乎所有国家目前很显然，此次危机就其严重性、持续时间及其在地域和部门的扩散程度而言，已经远超以往历次危机。此次危机与1873年爆发的危机在很多方面最为相似，1873年那场危机，直到1879年才被克服，而一些作者甚至认为.它在80年代末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被克服。1873年那场危机波及了所有欧洲国家和大多数经济部门。个别商品价格暴跌，其中铁价跌幅最大，铁价在1873年最高达到116先令11便士，1879年便跌至47先令。但这里有个特殊情况，滞销与生产成本大幅降低共同导致了铁价的下跌。铁价自然显著地影响着工业原材料的价格指数。1873年德国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为123.8，1878年便跌至69.7(1913=100)。其他数据也远远低于当前水平。1873-1879年，英国出口产品的价值下降了约25%，而在1929-1932年，大不列颠出口产品的价值下降了约40%，1928-1932年美国出口产品的价值下降了约60%。1879年工会成员的失业率为11.4%，达到最高值。1932年12月，在美国劳工联合会成员中，完全失业者占比35%，短工占比20%，尽管某些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显著下降，但1879年英国的工资指数仅从1873年的108下降至102，1879-1887年工资指数保持相对稳定(1867-1877年=100)，而北美和德国的工业工资指数则从1930年到1933年年底下降了20%以上。与此同时由于计算方法不充分，名义工资的实际下降仅部分地被计算在内。因此我们需要对当前危机的严重程度做出特别说明。有人试图用“长波理论”加以解释。根据该理论，那些8-10年的经济周期循环在一个更大的、“更长期的”系统中会以特定的力度上下浮动，当经济崩溃在长波系统中遇上低谷，便会引发极为严重的危机。19世纪70年代和当前都发生了这种情况。在此极力给出的这些证据是基于对个别事实的一般性概括，这还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必须尝试对此次危机的异乎寻常的性质作出更佳解释。

02

虽然人们坚信经济周期循环是由“内在因素”所致，但并不能排除“外在”因素对其进行显著影响。即便人们拒绝将“外部”干扰源作为此次危机的唯一解释，但仍然可以据此解释此次危机的特殊性。显然有两个此类“偶然”因素对于危机的加剧起着关键作用：世界大战及其所有经济、政治后果，还有农业技术的革命化。

世界大战引发的那些破坏已被人们详尽地阐述过了，在此仅需简要地列举其中最重要的干扰。战争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世界的生产力，但同时破坏了国际分工(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新的政治边界的划定等)并造成国际信贷关系混乱(由战争债务和战争赔偿所致)，使得新平衡很难被建立起来。当人们日渐积聚的对机器和商品的革新需求在战后时期得到满足时，并且1931年欧洲危机爆发后人们没有更多的私人贷款可用于政治支付时，这些困难便首次极其清晰地凸显出来。由此引发的严重震荡产生出一种充斥着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及经济不确定性的氛围。这种围对被战争扰乱的国家信贷机制和国际信贷机制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各国纷纷采取有利于本国货币利益和销售利益的措施，这就损害了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终产生了无可救药的混乱和危险的政治紧张。“常规的”经济崩溃发生于异常的条件下，在这些条件下，以往的弹性因素(Elastizitätsfaktoren)大都不再奏效。由于所有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愈发不稳定，在危机过程中变得流动起来的资本无法再被投资出去，而是流向了那些短期项目或者被完全不合时宜地转换成黄金积存起来。怪诞情况由此产生，那些大国很清楚它们根本无法抵御那些游移的短期资本的撤出对整个经济生活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事实证明，“常规的”市场机制和危机机制无法再正确运行，因为战争的直接或间接后果似乎破坏了其正常运行的条件。国家必须在许多地方进行干涉，以防产生最坏结果，由此便产生出一种无计划的干预主义。这种无计划的干预主义本身加剧了普遍的不确定性，并且作为“政治性的”干扰因素起作用。

在这个被粗略勾勒的图景中，由第二个“偶然的”危机源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也必须被阐述，即农业危机，它似乎独立于第一个危机源。这场农业危机直接由海外农业技术的革命化所引发，它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了所有国家的经济过程。农产品生产过多，在维持高价销售的尝试崩溃后，就算按照毁灭性的价格出售，这些农产品也只能售出一部分。前所未有的生产过剩威胁着农村人口的经济生计，农业信贷遭受严重震荡，农业债务国的外贸关系及其国际收支平衡遭受了灾难性的恶化。对于原先的受益者，即农业原料的订购者而言，此前的低价优势会被其他劣势所抵消，尤其是被必要的亏本销售所抵消。

在进一步研究这两个导致危机加剧的“偶然的”干扰源时，我们很快便会遇到另一个问题，即它们是否确实应被判定为“偶然的”和“独特的”首先，很显然这根本就不是两个不同种类的干扰因素，因为农业技术的极速革命化只不过是世界大战导致的特殊情况。谷物的战时高价和农业工人的战时高工资为农业技术革命化创造了经济基础，发动机制造的发展则为农业技术革命化提供了技术基础。很快又出现新的问题：农业机械化是否和通常被视作战争后果的许多其他过程(例如欧洲以外国家的工业化)一样，早在战前就已开始?战争本身真的只是一个“系统外部的纯粹政治性因素吗?可以看出，所谓的政治性因素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系统越来越僵化，随着其内部紧张关系日益加剧，这些因素越来越作为看似独立的力量出现。人们可以认定，这些因素展开的速度和出现的时间点、导致危机加剧的众多因素的独特结合方式，以及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某些失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独特的和偶然的，但是将其描述为“系统外部的”因素则并不正确，因为从资本主义系统的内部紧张关系中必定不断地产生出各种形式的新的准偶然性干扰源。

世界大战与和平条约的签订催生出众多“独特的”干扰因素，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释危机的深度以及危机的难以克服性。此外，世界大战与和平条约的签订还引发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系统的结构的持续变化，这些变化不断破坏着市场机制和危机机制的“正常”运行。

03

“在人类活动和人类需求的整个范围内，需求和供给能够自行找到平衡，无需任何人对其进行评估或计划。个体生产者努力挤占新市场或拓宽现有市场……他所依据的不是对世界需求和产量的估计，而是依据价格变动的动态指数。如果他和他的竞争对手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多于消费者将会购买的数量，那么价格便会下降。由此那些效率较低、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便遭受损失并被挤出市场。因此供给很快便会低于需求，价格又会上涨，不久之后对于更高利润的期许将会再次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企业投入生产。因而供给和需求将会围绕一个变动的中心平衡点上下波动--虽然有弹性，但变化幅度有限。那些在各个领域规划企业之人，与其说看到了，不如说感知到了其通往市场的道路……他们不需要也不可能扩大视线范围。生产和分配被一个自动的、有弹性的并且反应灵敏的过程调节着。”

这首歌颂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赞歌载于一位极其重要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所写的讣告之中。在为死者致悼词时，人们通常会夸大死者的功绩，撇开这一点，我们会意识到，索特(Salter)的言论更强调市场机制的运行方式，而不是其产生的“摩擦损失”(Reibungsverluste)。这些言论可以使我们很好地洞悉市场机制运行的一部分外部条件。在所有部门中相对较小的企业都具有典型性。无论如何，它们极其顺从地听命于价格下跌或上涨的指令，资本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一个经济部门撤出并投入一个利润更高的经济部门如果我们还要补充说(正如索特在别处所做的那样)，货币和信贷在一般情况下可以极为有效地运转，大型海外市场呈开放状态，外贸政策甚少出现意外，那么我们便可大致了解到经济(但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未将“摩擦损失”归于其中)一再自动实现其平衡的那些条件。

这还只是一些零散条件，当我们谈及“结构性转变”时，应该指出，“数据”变动在大部分情况下不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危机现象，而是一些不可逆的事实。在此我们只列举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事实，它们仅仅在加剧危机和导致危机难以克服方面发挥显著作用。

首先是经济重心向大企业、大公司和企业联合体转移。虽然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在所有重大决策中(不包括特殊的政治考量)，大型单位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这些单位力争垄断性的市场统治地位，它们拥有意愿和权力，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抵制价格的匿名强制。他们要循这种强制的话，便不可能不遭受重大损失，因为其庞大的组织规模和技术规模使其缺乏灵活性。我们知道，“固定成本”在大企业中发挥着生死攸关的作用，这就迫使大企业尽其所能在本国范围内或者如果可能的话超出本国范围，排除掉竞争机制。对自由主义而言，“再贴现率”是唯一可用的经济政策手段。但是这种手段无力应付大型单位孤注一掷的盈亏这种抵抗只会显著加剧原本业已存在的比例失衡状况。托拉斯和卡特尔在其权力运作时亦有此风险，它们可以支配大量自有资本和他人资本，但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不良投资或者至少是过度的产能扩张。大型单位不仅可以决定经济政策，而且可以确保在任何紧急情况下国家都能为其提供财政援助，由此便使得竞争机制更加失序。这种方式会妨碍受损的衡重新恢复起来，也就阻碍了经济危机发挥其主要功能，从而导致经济低潮持续时间更长，其破坏程度成倍增加。企业必要的固定资本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这就使得必要的资本转移，即资本从一个行业移至另一个行业或者新资本的移人愈发困难。经济平衡的自动调节建立在资本转移的基础之上，资本转移则是由各个经济部门的相对盈利能力调节。

至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我们除了将其与原先的集中化趋势联系起来，也应当将其归人最令人不安的那些结构性变化之中。自工业革命以来，每一代人都对技术的成就惊羡不已。然而自战争以来，鉴于生产方法的科学化以及“大型单位”为实现系统性的充分合理化而采取了大量手段。现代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已经远远超脱出总体市场机制。人力稀少、资本密集的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持续生产过剩和“结构性”失业的风险也随之而来。生产资料的生产在总生产中的份额有所提高，这反过来又使得整个系统对危机更加敏感。最后，机器侵袭了农业部门并引发动荡，其冲击性之强，只有手动织机被机器织机取代这样的事件能与之相提并论。但是这也意味着，以往对危机不太敏感的经济部门，虽然在萧条期间受到轻微影响，但在未来将不得不承相危机的全部重压。

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显然是欧洲和美国为世界提供工业产品的垄断地位最终被彻底打破。在50年前被描述如下的那个过程，现在在更大规模上再现：

“自由贸易论是建立在英国应当成为农业世界唯一的伟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而事实表明，这种假设纯粹是谎言。现代工业存在的条件--蒸汽力和机器，凡是有燃料、特别是有煤的地方都能制造出来，而煤不仅英国有，其他国家，如法国、比利时、德国、美国，甚至俄国也都有。这些国家的人并不认为，仅仅为了让英国资本家获得更多的财富和光荣而使自己沦为饥饿的爱尔兰佃农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们就动手来进行制造，不仅是为了自己，而且也是为了世界的其他部分。结果，英国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垄断，现在无可挽回地被打破了。”

如果我们把蒸汽机和煤替换成电力，把欧洲国家替换成亚洲国家，那么就可以很好地了解世界市场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亚洲市场和南美市场上，日本的纺织品、钟表和其他物件，以及印度的织物击败了欧洲马来西亚的橡胶鞋、日本的白炽灯泡和鞋子甚至侵入了欧洲市场，尽管欧洲有着极高的关税壁垒。虽然欧美国家批量生产产品的能力大幅提高但是与此同时，其以前的买主正虎视眈眈，有望成为其危险的竞争对手在以往危机时期，资本出口和开拓新市场尚且可以提供出路，但这种方式现在越来越行不通了。国际分工受到扰乱，这既是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的结果，又是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持续获得新的推动力，因为大型单位需要确保其自身尽可能持久地占据着庞大的销售市场。

前文仅仅概述了一部分不可逆的变化。一项专业研究显示，许多其他领域也发生了深远的转变，如信贷系统、商品销售方式、大众需求的组成情况及可变更性、人口流动(仅举几例)。将这些变化同前文的解释结合起来，人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基于其他条件产生的并且运作相对良好的自由主义经济系统在今天已不再能胜任其任务。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试图恢复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技术条件、经济条件和社会心理条件的努力将会是徒劳无功的。此处简要列举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导致整个系统对危机更加敏感。我们可以预计，危机在未来将会愈发严重，而且其更新迭代的速度会更快，因为对经济周期过程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过程在不断加速(Beschleunigung)。

04

为了克服危机，人们已经提出无数建议，给出了五花八门的解决方案。虔诚的自由主义者告诫人们，在经济活动所有领域，自由放任是唯一的救赎，人们应该信赖系统久经考验的自我修复能力。此外还有人主张改建或新建出一种彻底的计划经济。在此我们简要探讨几个有可能实现的或者至少在没有过度干预的情况下立即可行的经济政策措施。然后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考察从根本上适用于克服当前危机的方法。

在经历了4年不堪设想的破坏之后，系统“自我修复”(Selbstheilung)能力有了长足进展，以至于通过一系列干预措施至少结束“清洁过程”并由此为经济恢复创造必要条件。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彻底修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尤其涉及农业债务和政治债务，此举已经在那些最重要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实行了一段时间。恢复货币系统的秩序，以及相应地兼顾各国预算平衡也是绝对必要的。此举只有毫无顾忌地放弃次要利益的强大政府才能实现。这样的政府是必不可少的，它需要对税收进行分配并将工资维持在一定水平，从而使经济活动的盈利能力至少不会被这个方面威胁到。此外还需要促成一些国际协定，以消除一部分阻碍经济复兴的障碍。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失败并不能证明此类协定无法达成。在那次会议上，人们把目标设定得过高并且忘记了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终结，也忘记了由于生产条件的多样性，限制生产的协议(某些原材料除外)必然会使强国做出难以忍受的牺牲。那次会议的时机也极其不利，因为与会国只要无法掌控自己国家的极端威胁的局势，便不该指望美国积极合作。在此后某个时间，当“内部清洁”在最重要的那些国家完成时，而且货币倾销的优势由于其普遍应用而逆转为劣势时，这种有关稳定汇率的国际协议才能完全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其他关于简化对外贸易的国际协定也可以考虑，但是由于某些尚待讨论的原因，这种协议只可能在特定国家团体之间缔结。在上述条件实现后，信心重新回归，货币稳定也得以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将数十亿流动资本转换成黄金或短期信贷闲置起来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货币资本“过剩”(Plethora)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危机逐渐转为萧条的最明显的标志。随着资本家恢复重新投资的意愿，货币资本过剩最终也会通过长期信贷及各种投资的利率下降体现出来。鉴于所有重要经济部门的生产能力过剩情况并未被危机消除，在主要工业国家安置那些寻求投资的资本将会遇到困难。但是整个世界还有广阔领域可供深入开发。非洲和亚洲仍有能力吸收大量资本，“在殖民地维持高价政策可充当绝佳的市场扩张的基础。如果国家为债券和货物交付提供担保，那么该过程会变得更加容易。人们通常低估了这些国家吸收新资本的能力。众所周知，中国在少数几个商业中心之外仍缺少一切。在非洲(如果能成功战胜昏睡病，仍有广阔领域可以通达)，道路、铁路和电力的系统性建设可以使整个非洲大陆焕然一新。即使是像印度那样已经被殖民了很长时间的国家，也能为新投资提供巨大空间，从而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提供额外市场。在通过开放新市场使消费适应于先进生产机制发展的过程中，将农业生产完全纳人资本主义系统之中或许会发挥显著作用。首先，农业领域的技术变革极大地加剧了危机的严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由此产生的成本下降可能会表现为购买力的提升，尤其涉及农业精加工产品和工业品。另一方面，虽然许多国家为避免一些农场经济在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过程中遭受“摩擦损失”，而采取国家干预措施使其保存下来，但这些农场经济最终将会被迫采用一种将所有可用的技术手段调动起来的、理性的、可计算的生产方式。这个旨在消除城乡生活条件差异的过程现在才刚刚开始。该过程的贯彻实现意味着生产资料和(之后的)消费资料行业的市场将会显著拓展。

虽然这些清洁措施得以实施并且这些措施还创造了许多开辟新市场的可能性，但是克服一场严重危机所必需的条件并未全部具备。根据以往的经验，还需要一次“引燃”(Initialzündung)，正如1848年新的金矿场的发现或者19世纪末电力大获全胜那样。至于今天什么可以发挥“引燃”功能，人们观点迴异：授权启动大型公共工程(德国、法国)，利用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将市场从压价的库存中解放出来，提高工资(工会的传统要求)或者综合不同措施(罗斯福计划)。人们认为，不应像以前那样等待一场“偶然性的”引燃，而应采取“人为的”干预措施来克服萧条。这表明了危险的严峻性和系统条件的改变。在市场机制运行的大部分前提条件不复存在之后，人们需要采取特殊的干预措施以克服危急情况，同时也是为了使整个系统对危机的敏感性降低。这涵盖了国家在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实施的众多干预，特别是推动经济联合(罗斯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以及实施以经济周期政策为导向的、不回避投资管控的信贷政策(凯恩斯和索特)。在这种情况下，外贸政策尤其起着决定性和关键性作用鉴于外贸关系给各国带来的威胁，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质疑，使遭受破坏的世界市场重新恢复起来是否值得追求。最自给自足的党派最近赢得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盟友，如凯恩斯。“让产品在国内制造，”他指出，“只要有意义且切实可行，最重要的是，要让金融业首先归属于本国。”当前经济孤立更有利于和平，而不是其反面。国家坚持自给自足虽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但它有充足的理由担负这种奢侈。此外技术广泛发展，现代大众产品几乎在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同等成功地生产出来。①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人们应该在英格兰种植棉花以及生产葡萄酒，也不意味着人们应该从“国外”获取这些东西。这种看法的逻辑结论不过是一种帝国主义的自给自足主义(Autarkismus)，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尽可能不依赖于外国的帝国。这些思路早已离开了学术思考的舞台。与此同时，随着世界贸易的衰退，超国家的经济集团的前景变得清晰可见，这样既可以为其股东保留一个巨大的市场又能保证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

至于这样一种“被刺激起来的”繁荣期能持续多久，这是成问题的。归根结底，所有这些措施丝毫没有改变干扰源，相反，这些干预措施会使某些干扰源变得更加危险。例如任何人为的价格上涨都会在较短时间内引发严重的生产过剩，那些预先计划好的措施无法确保必要的均衡得以维持，在殖民地推动工业化会在不久的将来制造出新的、危险的竞争对手，将世界划分为经济集团会引发武装防御的必要性，防御那些在分配中吃亏的国家。

但是，上述措施远远不会耗尽资本主义系统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的可能性。毕竟这只不过是一些摆脱当前危机的方式。要想进一步作出预测，就有必要从根本上对资本主义系统可用以解决内部冲突的手段进行思考。

05

当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这是当今社会形势的一个显著特征。可用于满足人类需求的各种生产力在以往从未如此迅猛地趋近于那个界限，即由因分工而联系起来的人们的关系的性质所设定的界限。这个过程在质上没什么新意：经济危机的漫长演进过程表明：当前的经济形势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无法利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生产力为所有社会成员谋福利。今天的情况同以往“正常的”调整过程相比存在着量的差异。这表明，当前所有领域的生产力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撼动着生产关系的束缚，尤其是通过特定所有权关系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

这种形势催生出一系列可能性。人们最先想到的合乎逻辑的可能性是日趋强大的压力会冲破障碍。但所有迹象表明，我们目前不能期待这种发展。此外我们还能明确地想到一种调整过程，并且有两种方法：粗暴地缩减生产力或者扩展容纳生产力的界限。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参照希腊传说，把第一种方法称作“普罗克汝斯忒斯方法”(Prokrustesmethode)。这种方式涉及许多极其粗暴的程序，会造成异常严重的损失我们只能将其解释为现存的经济系统要义无反顾地同已变得异常强大的生产力作斗争。另一种方法是放松束缚，也就是调整所有权关系使其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这两种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系统的基础。不过这两种方法只能在人们头脑中被严格区分开，因为许多措施直接来看或从其后果来看，既有第一种方法的特征，又有第二种方法的特征。针对世界经济危机，许多专家反复指出，如果现有生产力能够在适当条件下自由发展的话，那么人们的需求就能被更好地满足。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组成的大合唱团中，我们选出了三种极其有力的声音：“如果说我们能够同命运搏斗，那么可以说我们是人类历史上最幸运的一代。在我们这一代，科学提供给我们更多的支配自然的力量并且更加深入地拓宽了我们心灵的视野，远超以往所有有记录的历史。现在，也只有现在，我们的物质资源、技术知识和工业技能才足以令世界众多人口中的每一个人享受到身体上的舒适，获得充足的闲暇，使每一个人能够获致我们丰富的文明遗产中他凭借其个人素质所能享受到的一切。”

“今天我们的经济形势具有悲剧性的讽刺意味。我们现在的处境并非由任何自然灾害造成……我们拥有丰富的原材料，拥有充裕的设备，可以将这些原材料加工成我们所需的商品，我们还拥有充足的运输设施和商业设施，可以把这些商品提供给所有需要它们的人。”

“只有现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可以说，使整个社会从苦役中解脱出来并使人们过上富裕生活的构想是可能实现的。实现这种可能性的手段是清晰可见的而且可以立即为我们所用并受我们控制。这种可能性已在视线之内，因为科学已经一个接一个地打开了自然的隐秘宝库，使我们能够获取有关新的能源、材料和发明的知识，使我们得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资源为人类的需要服务。”

技术治国论者的巨大功劳在于引起人们对当今时代的技术潜力的普遍关注。对于技术引发的惊人的副作用，对于最先进的或者说尚处于“蓝图阶段”（蔡斯）的生产方法的难以普遍化，对于个别计算失误，人们有理由进行批判。只要他们揭示出了当今技术的潜力与其为人类谋福祉情况之间的鸿沟，他们便言之有理。作为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以他们的方式抗议“价格系统”的束缚。技术治国论者列举的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获得极大提高的那些例子已经为众人熟知，在此无须赘述。这些事例与日常经验的结果和生产统计数据相吻合。人们在较短的劳动时间内可以获得更好的供给，这仅仅是一系列进步的开端：通过使社会成员得到更加深入的培训和组织以及由此实现的整个经济过程的彻底合理化，产品供应增加，所有社会活力得到提升，这些进展在几十年前还被视为乌托邦。

尽管存在着潜在的、规模空前的财富，但人类面临着日益贫困的威胁，这是一个悖结。近年来无数外行人士和专家学者对此发表过许多慨激昂的言论并撰写了大量文献。在专门科学领域以及在负责任的政治家中最常见的观点是：

“当前令商界烦恼的经济危机是历史上最愚蠢和最无端的危机。除了金融智慧，所有基本情况都有利于一个繁荣和福祉的时代……但由于人们无法调整手段以应对负重，无法调整支付方式以适应需求，危机由此产生，许多人在丰裕世界忍饥挨饿，所有人被一种绝望感压迫着，并且感到无力应付这种局面。对这种反常现象的解释是：买卖和分配劳动力产品的机制被证明是非常不合时宜的。”

而问题恰恰在于，分配系统落后于生产能力的发展既不是偶然，也不是疏忽，而是由一个更高的利益所决定：要将所有经济事件和社会事件限制在确保当前社会秩序的基础得以维持的界限之内。因为一边是技术力量和组织力量的增长，另一边是资本统治和增殖的需要，这两者之间不仅不存在前定和谐，反而总是相互冲突，所以说这里涉及的问题并非只是使分配工具达到与生产同等水平的技术任务，也不是“更合目的地分配”收人的问题，而是使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从社会形势出发从整体上加以把握。

普罗克汝斯忒斯方法，即消灭或抑制生产力的方法，在以往历次危机中都被使用过。鉴于当前需要被压制的生产力的力量之大，我们必须动用前所未有的暴力手段。在经济史上没有任何时期像现在这般，人们要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有计划地销毁各种原材料，而且把部分现存生产能力弃之不用还被人们视为最大的经济美德，国家甚至还给予一定的现金嘉奖。读者从大型日报上读到的关于这些举措的规模的介绍并不充分。更引人注目的是，世界很大一部分最有资质的工人的劳动力被长时间闲置。由此造成的对生产力的破坏比关闭工厂或报废机器大得多。人们已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计算“调整方法”给人类造成的损失。

无论如何这都是极其巨大的价值数额。当今经济组织的批评者如果想阐明系统的高昂代价，便会援引该数据，而不会引述“资本家”所用的那个小得多的数值。

“大多数麻烦并非由逐利者实际获得的利润所致；而是由逐利者在谋取利润的过程中造成的浪费和失调所致。每一次成功都伴随着许多失败，其中大多数失败造成的混乱至少和成功造成的混乱一样多。在一个组织有序的充裕经济体中，我们或许可以忍受由投机商和缺位所有者导致的现金购买力的耗散。但是没有任何制度会无限容忍那些想要发财致富的人对它生命要害的持续损害……按照鲍利(Bowley)教授的说法，如果我们把富人的收人全部夺走并将其分给其他人，人类生活水准只能提高大约10%。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消除那些逐利者的反复无常，那我们就能一夜之间消除贫困并且使人类生活水准提升一倍。”

有反对意见称，这只是危机现象而已，但这恰好证实了其所反对的内容：资本主义经济为了维持其存在需要消灭大部分可用的物质财富。有关1929年1月以来各月世界贸易额的图表显示，随着价格不断下跌，价值消灭的情况令人担忧。1933年上半年世界贸易总值下降到1929年同比数据的34.5%。即便数量销售额(该数据作为指数具有非常成问题的含义)“仅”缩水了27%(1932年)，但价值销售额的萎缩足以表明世界上由劳动力分工联系起来的国家近几年所受重创的程度。

上述内容已经表明哪些力量正在推动人们进人愈发毫无顾忌的保护主义的恶性循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强调，这是为了某些团体的利益而有意识地放弃最优生产方法的举措。很显然，如果人们处在一个无阶级、无国界的世界国家(Weltstaat)中，那么采取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设想的国际分工的方式在技术上会是可行的并且符合期望。要想维持现有所有权关系并对已经投资出去的资本进行经济保护和军事保护，就不得不采取普罗克汝斯忒斯方法，由此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就被迫降低到一定程度，鉴于自然之贫乏，就连马尔萨斯都不会为之辩护。其结果是，把人类从对日常面包的担忧中解放出来的想法都会被谴责为“物质主义的”目标，并且人们会被布道、劝诫去过贫苦生活。这种对贫困的赞颂总是出现在一些地方，在那里最佳生产方法被刻意放弃，只是为了消除技术变革对已经投资出去的资本所造成的危险。

这些考量与基于其他原因而采取的措施相契合，后者反对“最大生产力”的发展，即工人阶级的发展。技术的发展要求并且促进了工人文化程度提升至一定程度，由此工人阶级的可组织性和组织能力同时得到了提升。再加上技术的发展极大地缩短了劳动时间，这就为社会重组创造了某种先决条件。工人在经济管理的众多领域拥有很高的技术能力，具备纪律和责任意识，由此，在最先进的国家中逐渐形成一种趋势，即普通工人要具备这些素质，这就像小学知识一样理所当然。当前许多强大的力量正在遏制这一发展。他们向群众传播清贫生活的福音，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群众受教育的机会并且削弱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权利。如此一来，群众在有意识地管理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活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便遭到抑制，甚至遭到摧毁。

压制生产力的斗争并非在所有领域都采取戏剧性的形式，即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那种消灭过程，而是零零散散地隐藏在那些似乎与这些目标无关的举措背后：维持过时的、按现有技术标准来看并不合理的生产方法，例如借助特殊的保护措施在不适宜的土壤上进行农业生产或者在生产和贸易的许多领域进行小规模经营。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行政手段阻碍或压制技术效率更高的公司的发展。这些措施也是为了维护为现存秩序提供最佳支撑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有意识地放弃了最优生产力的做法。

在某种程度上，垄断的或类似垄断的经济协会为了维持高价而限制生产的措施也必须被归于普罗克汝斯忒斯方法。这些措施不仅会扰乱价格机制(例如我们所知的，在危机期间保持“受控的”高价)从而造成巨大损失，还会在质量上和数量上阻碍技术上可行的惠及团体利益的商品供给。由于生产的各个阶段紧密依存，这些措施造成的损害可能会比最初所显示的大得多，而且远远大于其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好处。垄断经济政策的破坏性的长远影响包括不当投资，如将垄断利润投入某些新的、错误的项目中，还包括某些灾难性的经济、政治破坏，垄断组织为争取国内消费者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以托拉斯和卡特尔的形式联合起来的、由国家支持的经济力量之间的摩擦碰撞，在世界市场上引发了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破坏。最后，在这种情况下，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冲突使得军事冲突的必要性日益增加，这也会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为了压制内部敌人并对抗外部敌人，必须建立一种战争机制，该机制需要占据越来越多的社会产品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属于人民的产品供应。该机制不仅需要武器制造，还需要准备大量的生产储备，以及维持大量“本国”生产(例如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但是这种措施在“理性的”经济规划中应当被舍弃掉)。由经济对立和与此相关的不确定因素导致的军备竞赛更加激化了这些矛盾并且加剧了普遍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劳动和资本的合理分配变得不可能。人们试图构造出封闭的、相对自给自足的区域，至于这些措施是否会使这个混乱的周期发生很大变化，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这些过程暂时结束时，新战争的前景便呈现出来，当前从经济政策角度来看，这无非是继续实施在以往危机中屡试不爽的暴力“清理”方法，只不过采取了另一些手段罢了。

人们对上述观点反驳称：普罗克汝斯忒斯方法涉及众多系统之外的过程；虽然在竞争系统中会出现令人痛苦的摩擦损失，但这只不过是具有自然必然性的增长现象。相对于将这些事实看作系统之外的或者不可避免的弊病的那些做法，我们要说，自资本主义系统产生以来，对生产力进行暴力压制一直是资本主义系统所固有的特征，其影响体现在它总是对商品、经常也是对人类生命进行野蛮摧毁。但是在早期阶段，为了在更高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这种措施是必不可少的。而在今天，它在两方面有着不同性质：人们必须用前几代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力度实施该措施，这种情况只能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对立的激烈程度方面得到解释。此外，该措施的使用在今天不再具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性，相反该措施的使用意味着：要在维持现存的、过时的生产关系还是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之间作出选择时，决策者还是会做出有利于现存秩序的决策。

06

近年来人们为了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而对生产关系进行了众多干预，其力度是以往在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这表明当今资本主义系统内部张力日益增大。在其他领域亦如此，资本主义表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抵抗力和适应性。这些调整过程，无论多么五花八门，基本上都可以被归结为一点：它们意味着单个生产资料所有者自行决定经济活动的方式和方向的权力或多或少受到限制。为了大型单位的利益或者国家本身的利益，自由主义经济宪法的基本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弃置。与这些限制相对应的是，国家要在企业陷人困难时提供援助，至少要向大型经济主体提供援助，此举虽没有法律支撑却在实际发生。

在战争之前，资本占有和具有决定性的(企业主)活动之间的分离，就已经在股份公司和较高级别的证券资本主义组织中相对广泛地发展起来。这种“控制”的完全集中化已颇具规模，而分散的占有者没有实际抗议的可能性。很显然，最初由私有财产制度造成的束缚在此有了重大松动。大型单位易于融资(有时候是不公平的)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无论是通过自筹资金还是基于公司规模而获得特殊信誉。

托拉斯和卡特尔还对私人所有者的特权和“公司制度”进行干涉。在整个经济部门实现生产政策和价格政策的统一化，以及在对现有生产能力精准了解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淘汰落后企业并且防止不良投资，能够使现有生产力得到相对合理的应用并且使其不易受到资本占有者错误投机的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这还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大多数垄断组织在制定价格政策时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在投资中缺乏必要的、有远见的计划性。

国家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干预快速增加，这带来了许多更加深刻的变化。在资本主义初期，国家已经从事过助产服务，之后国家被推到一边。如今随着资本主义面临的困难日益增加，国家再次出来提供帮助。

我们不是要阐述国家干预的不同类型和不同领域，而是要说明国家通过干预措施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那些最重要的案例。国家对自由主义所认定的契约自由的干预越来越多。

这些干预可以被视为众多调整尝试中最薄弱的形式。当以往出于自愿的经济联合如今却被国家措施推动实现，甚至越来越频繁地被强制执行(意大利、德国、罗斯福政策)时，这些干预明显在加剧。更进一步的措施是推动个别企业或整个经济部门的国有化，在这些部门中，竞争的非经济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交通运输业。尽管营利公司(Erwerbsgesellschaft)的形式被保留下来(例如德意志帝国银行、德累斯顿银行、英国广播公司)，但此类企业的活动不再仅仅取决于盈利能力。虽然上述国家干预措施在以往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如今有意识的经济政策措施构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干预的新阶段，其多样性和强度是有目共睹的。这些干预表明：以往的“自动主义”(Automatismus)可以被新的方法取代，不过只是部分被取代而且其成功也只是成问题的成功，这个取代过程并未触及现存秩序的基本结构。

通过实施各种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措施或者通过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来进行经济政策干预的许多计划被应用于罗斯福的《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中。这是我们迄今所知的，这些政策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得到最为激进的应用。企业主主动权和私人逐利性的原则依然奏效，但受到极大限制。法律法规和公共舆论压力共同发挥作用，迫使各个经济主体按照民选的独裁者所指定的方式行事，采取后者认为对于“恢复”经济必不可少的措施。所使用的那些手段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此只列举其中一部分，如推动企业家和工人的组织化，设定最低价格和最低工资，尝试对债权人一债务人的关系以及整个银行业进行重组，采取措施规范部分原材料的生产，推动公共工程项目等。所有这些措施对所有权关系的干预要远远大于美国以往的情况。至于这些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局部成功，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从理论上讲，这些政策基于一种歪曲的购买力理论，其干预措施基本上只能治标。我们可以预计，这些措施会加剧现有的失衡情况并产生新的失衡。所有这些都使人怀疑该试验能否使美国走出危机。但这并不是说所有新采用的方法无关紧要，恰恰相反，许多证据表明这些措施以及更加强力的干预措施在未来是必不可少的。

此类干预措施的最大程度的实施在对外贸易政策中随处可见。一种较为完备的贸易管控从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发展起来，国家对外贸进行领导日渐成为趋势。劳特曼(Lautman)在其有关贸易政策的那本卓越的著作中正确指出，国家对外贸进行领导的趋势不但不会停止，反而会促使国家对整个经济进行统一领导，这有其内在必然性。

如果这种领导是由中央政府实施，那么我们便可以看出，生产关系可以最大极限地被调整到什么程度，而不会触及资本主义系统的基础。但是至于这样的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究竟是否可能，仍存在很大疑问。首先这种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仅仅意味着，控制着国家的那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团体会将其经济活动的条件强加给所有其他参与者。这样一种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各个独立自主的企业家活动停止，取而代之的是国家下达指令。从均衡的增长调节意义上看，这种计划经济需要设法消除经济波动，人们会逐渐意识到，依靠一种纯粹量化的信贷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本无法实现经济稳定。这就要求必须对整个经济过程有全面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细致入微地加以监管，至少要对投资和大部分生产进行细致管制。借助于当今可用的手段，在大范围内这样一种完全管制在技术上可能实现。但这种完全管制在质上完全异于以往实施过的那些局部干预措施。这种全面管制的前提是，那些最有权势的团体要为资本主义整体利益考虑，必须就计划经济政策达成共识，但这种政策势必极大地影响其中某些团体的营利性利益。这样一个威力无比的计划中央(在某种程度上有所调整的“总管卡特尔”)，将独自决定所有其余经济主体(资本所有者和工人)的福祸，只要这些经济主体没有在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至于这是否会导致这种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对生产关系进行的调整仅仅依照国家标准进行，还有待观察；在这方面的某些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并且得到了一部分国家官僚机构和新行政职位的待业人员的大力支持。但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众多大的阻力。最重要的阻碍因素是最强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新技术任务究竟能否得到完成的不确定性。但倘若资本主义系统的困难进一步加剧，为了挽救这个系统，这些障碍很可能会被克服，即便要进行许多艰难的斗争。对经济方法进行这样改造也必然伴随着社会政治组织的全面变革。最近几年的事件已经表明了与垄断资本主义相适应的政治形式所具有的特征。

这种资本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成功地长时间保障资本主义系统的基础，即私有财产及其增殖，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首先其管制活动能够对一部分生产力进行更加合理的管理，并且能够有条不紊地消灭系统中那部分无法被利用的生产力。但是倘若仍然出现新的重大经济困难和社会困难(这种情况比其相反情况更有可能)，那么情况很可能发展到那种地步，即再次成为束缚并且无法被继续调整的生产关系将不再能够承受生产力的压力。

07

我们分析了危机的原因，指明了可用于克服当前世界危机的特殊手段，并且对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危险对立的可能的方法作了基本考察，由此我们得出结论③：预测资本主义在不久的将来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可持续性并不仅仅取决于其应对经济任务的“技术”手段，还取决于承担现有秩序重负的那些阶层的抵抗力。经验表明，这些抵抗力在过去被大大高估了。由于工人阶级在经济过程中的权重变化，武器技术的变革以及对大众进行精神控制的能力日臻完善，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抵抗仅有可能发生在最严重的灾难之后。

走向终结的不是资本主义，而只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阶段。未来大多数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享有的自由将越来越少。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测，经济领域渐增的联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消除危机。到目前为止尚未能证明，资本的增殖欲望会因其聚合成大的单位而减弱。就算掌控了国内销售市场也无法保障这种增殖。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通过卡特尔政策排除竞争和在所管控的地区采取毫无顾忌的对外贸易管制从而对毁灭性的力量进行规避的做法，反而会使这些毁灭性的力量发生更加激烈的碰撞。即使这些碰撞使得由其他原因产生的战争危险持续存在，我们也不能设想，在未来短时间内必然发生大规模的战争纠纷，这种设想是错误的。世界还远远没有实现彻底工业化，国际协定仍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实现利益均衡，并且在越来越高的水平上恢复必要的均衡仍有可能，通过普罗克汝斯忒斯方法将反叛的生产力塞进既定的框架内依然可行，并且余下的弹性因素还没有达到极限。对现存系统而言，似乎只有在非常遥远的未来，它在经济上才会没有出路。但是很多迹象表明，在不久的将来，经济波动将非常猛烈，繁荣期将变短，萧条期会变长而且深入。但是，采取目标明确、不回避干预的经济政策仍有可能极大地缓解个别国家的情况。

在社会各阶层中，经济领主及其最高级官员组成的圈子将日益缩小，这些人将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真正受益者。“美国三分之二的工业集中于几百家公司，实际上由不超过5000人管理……30多家私人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的股票销售附属机构主导着国内外的资本流动。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我们很大一部分劳动人口没有谋生机会，除非这个集中的经济机器能发发慈悲。”

自主的中等阶层不得不和无产阶级一同承受危机和经济政策的主要重负。尽管统治力量基于最基本的自我保护考量而采取了援助措施，但只有越来越少的一部分人能够维持其经济独立性。其他人要么被吸纳到日渐臃肿的国家机构之中，要么沦为无产阶级。所谓的中等阶层“复兴”，其看似独立的外表和对国家权力的决定性参与可能只是一种过渡现象，这种现象只能持续到国家权力机器在独裁的基础上完成重组为止如今中等阶层的大部分诉求只能在想象中，而非在现实经济中得到满足众多强大力量正在努力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从其以往的经济关键地位中排挤出去，并令其在政治上无能为力。所有技术辅助手段被系统性地用于车间和办公室，愈发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被推动实施，劳动场所不再需要人力或者仅需要少量人力成为明显趋势。这些情况导致大量“手”和“头”的“结构性”失业，同时导致从业人员的急剧差异化。这些从业者被划分为两大团体，一边是由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急剧缩小的团体，这些人负责生产资料的建造和监管以及实施那些相对罕见的、需要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方法。另一边是大量半熟练劳动者或不熟练劳动者组成的群体，这些人类似于特定商品，他们是“可替换的”，也就是说可以随意被失业大军中的成员替换掉。由于技术和政治原因，新“工人贵族”的工资将会相当高，但是任何工会政策都无法将不熟练的工人的工资提高到可变的最低生存标准之上。可以设想，由于资本增殖的难度越来越大，仅仅对一部分资本直接有利的高工资政策不会被容许。工人群众无力对抗这种重压，因为罢工武器已经变得钝化，而且他们不被允许有自己的政治利益代表。鉴于武器技术的发展状况，工人暴力抵抗几乎毫无胜算。此外鉴于现代化的统治群众的方法以及当前显见的公务员制度，广大群众的抗争意志也将遭到挫败。相对固定的就业机会将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权，就像公务员的身份一样，要想获得这种特权，既要有无可挑剔的工作表现，还要一直保持“可靠的”思想态度。任何被证明是“不可靠”的人或者说试图积极抵抗现存秩序的人，不仅面临丢掉职位的风险，而且还有可能丧失所有支持，也就是说他和他的家庭必将走向毁灭。通过将失业人员划分为有望再就业者和“不可靠分子”的方式，工人阶级的抵抗力将被完全摧毁。某人如果被判定为“不可靠分子”，就会暂时性地或永久性地被剥夺就业特权。

整个过程发生于特定类型的政府治下，这种政府的特征包括它对最强大的社会团体的完全依赖以及对所有其他群体保持独立。因此必要的国家措施可以被相对顺利地决定和实施。议会制不太契合这个目的，它适应于较不先进的经济权力集中。由于从议会制的条件中解放出来并且掌握了对大众进行精神统治的整个机制，与这一时期相适应的政府看似独立于各阶级并且对社会保持公正。对新型国家形式进行社会学分析是亟待解决的任务；前文讨论的经济问题是理解该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