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解释和传播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不同，在历史考证版的马克思文献版本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识到在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历史哲学的思想建构。马克思对史前史和真正的人类历史阶段的划分正体现了他的历史哲学。这一历史哲学的建构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又最终通过与黑格尔哲学的继承者之一布鲁诺·鲍威尔的争论完成，这主要体现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之中。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建构表现出了反规范主义和反唯意志论的方向。

本文刊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作者简介

米夏埃尔·宽特（Michael Quante），德国明斯特大学哲学院教授。曾任德国哲学学会主席（2012—2014），现任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MEGA）主席，德国研究奖管理委员会委员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成员，北威州科学与艺术研究院和欧洲科学院成员，德国匈牙利协会副主席等。担任剑桥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劳特里奇出版社和斯普林格出版社等的审稿人。担任《哲学研究杂志》、《欧洲哲学杂志》、《医学伦理学杂志》等德语刊物审稿人。自2012年起为《黑格尔研究》主编之一。研究领域包含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人的哲学、行动理论、生物医学伦理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等。

译者简介

吴婷，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校者简介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曾经似乎过时的哲学却使自己活了下来,因为它实现的瞬间被错过了。

——特奥多·W·阿多诺

对马克思哲学作品的每一次系统性研究，包括19世纪40年代的著作和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工程，都是有关其历史哲学，即通常被称为“历史唯物主义”地位的问题，这些研究意义重大。至少看起来，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哲学基础似乎与他自己以及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所要求的告别哲学，是不一致的。但即使如本文所述，马克思的理论纲领应被理解为哲学的(与经验的、独立科学的相反)，我们仍需要问的是，根据今天的系统化要求标准，马克思是否提出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进程构想。具体来看，这涉及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自我实现的阶段，这些阶段是在异化和物化的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如果下面提到历史(或者历史进程)在马克思主义中它总是意味着“史前史”的阶段，在此阶段人们还未有意识地占有他们的类本质，因此也没有掌握自己的历史。

米夏埃尔·宽特

若有人问到历史的可塑性(Gestaltbarkeit)，有必要弄清楚，是否存在(如果有，是在什么意义上)一个这样的历史进程的可塑性。如果这个问题得到了有意义且肯定的回答，那么还必须澄清这个塑造(Gestaltung)的主体是什么。着眼于史前史之后的历史，马克思的回答是明确的：那些经历并克服了异化阶段的人类是他们历史的主体，且制定了理性的准则，以至于不再出现异化和物化。接下来与之相反，关于历史可塑性的核心问题涉及马克思称作为史前史，并以此来描述如异化、物化或阶级斗争等特征的阶段。如果人类发展的目的是让人类进入一个理性形成的历史，那么问题是：谁是史前史的主体，且这一史前史是在什么意义上被塑造的?在本文中我将试图澄清，可以从马克思关于这两个具体问题的哲学理论构建的相关文本中推断出那些答案。严格地说，我思考的目标更为温和通过分析马克思在1844年和1845年与鲍威尔的争论，我想证明，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可以识别出一种形而上学历史哲学要求。对黑格尔哲学独特的黑格尔左派的解释，以及黑格尔左派阵营内部的辩论情况都标志着这一点。如果没有这种双重语境化，就像本文的解释性假设一样，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基本轮廓将难以被认识。一方面，从这里概述的背景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的思想深受历史哲学的影响。它归结为一种概念，其中确实存在史前史的主体，但是人类却不是从这个主体中产生出来的。另一方面传统理解和接受的历史唯物主义形象，应该被视为在20世纪中马克思著作管理者的出版决定的人工制品，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代表的政治实践需要。尽管马克思在马克斯·施蒂纳批判的影响下，努力为被历史哲学隐蔽的哲学人类学提供经验支持和合理性，即马克思在通常所说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展了的这种人类学。然而，其类本质概念的历史哲学本质主义关键性地影响了马克思的(早期)思想，直到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历史进程目的的开放性意义而言，历史的可塑性没有任何立足之地。它仅限于选择实现它的手段和方法；对马克思来说，实现它的动机完全来自哲学上对类本质的这种自我实现的必要性的哲学洞察力，而这种自我实现是通过经验主体的相互作用发生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探讨了黑格尔哲学的情况，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反思和当时在黑格尔左派阵营中的讨论是不可或缺的。随后，在第二部分中，我将介绍马克思和鲍威尔之间关于其历史哲学相关方面的争论最后，我短暂地展望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并简要地总结了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可塑造性问题。

黑格尔

马克思的思想，尽管是复杂和断裂的，但被他所接受的黑格尔哲学深刻地影响了。这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哲学层面也不例外。马克思在历史哲学方面提到了黑格尔的三部核心著作，其中甘斯出版的《黑格尔哲学讲演录》作为第四本文本被加入进来，后者尽管在理解和接受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但从出版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它不被认为是一个可靠的版本。由于我想在本文中表明马克思与鲍威尔的争论对其历史哲学思想的重要性，所以我只中肯地从我的问题角度理解黑格尔这三部具有重要历史哲学意义的著作。

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这本于1807年出版的书，严格地说不能算作一本历史哲学类书籍，尽管它在“精神”篇中分析了历史进程。黑格尔通过引人逻辑的发展阶段序列呈现出主体性的自我发展。在此过程中他遵循一种一元认识论程序，其中哲学怀疑主义以绝对知识的形态通过对其怀疑的反对面的批判地扬弃，从而形成最终的基础。因此，根据黑格尔的主张，主观性被确证为一种基本原则，它可以在唯一内在标准的要求下以内部批判的形态作为一个自我建立的整体被哲学地阐释出来。

对于整个黑格尔左派来说，他们的特点就是从现象学的角度理解黑格尔体系，这是克服不足的模型和状态的一系列发展阶段序列。此外，他们把此序列阐释为一种历史哲学解释的发展，并且这个发展是由人类通过自己的行为来驱动的。这两方面在马克思理论构成的核心文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有典型的表达：

“这样，因为黑格尔理解到——尽管又是通过异化的方式——有关自身的否定具有的积极意义，所以同时也把人的自我异化、人的本质的外化、人的非对象化和非现实化理解为自我获得、本质的表现、对象化、现实化。简单地说，他--在抽象的范围内--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人对自身的关系理解为对异己存在物的关系，把作为异己存在物的自身的实现理解为生成着的类意识和类生活。

黑格尔

但是，撇开上述的颠倒说法不谈，或者更正确地说，作为上述颠倒说法的结果，在黑格尔那里，这种行动，第一，仅仅是形式的，因为它是抽象的，因为人的本质本身仅仅被看作抽象的、思维着的本质，即自我意识。

第二，因为这种观点是形式的和抽象的，所以外化的扬弃成为外化的确证，或者说，在黑格尔看来，自我产生、自我对象化的运动，作为自我外化和自我异化的运动，是绝对的因而也是最后的、以自身为目的的、安于自身的、达到自己本质的人的生命表现。因此，这个运动在其抽象形式上，作为辩证法，被看成真正人的生命。而因为它毕竟是人的生命的抽象、异化，所以它被看成神性的过程，然而是人的神性的过程——人的与自身有区别的、抽象的、纯粹的、绝对的本质本身所经历的过程。

第三，这个过程必须有一个承担者、主体，但主体只作为结果出现，因此，这个结果，即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圆圈。

关于第一：对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或自我对象化的行动的形式的和抽象的理解。”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在马克思当时接触的文本中，黑格尔在1820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的最后段落，对历史哲学作出了明确的贡献。尔后他继续深人思考，这些思考可以从1817年出版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找到。黑格尔在“C.世界精神”篇里解释说，历史进程有一个理性的结构，它可以在哲学上被解释为一般理性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

“世界历史不是单纯权力的判断，就是说，它不是盲目命运的抽象的和无理性的必然性。相反地，由于精神是自在自为的理性，而在精神中理性的自为存在是知识，所以世界历史是理性各个环节光从精神的自由的概念中引出的必然发展，从而也是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必然发展--是对普遍精神的解释和实现。”

对于所有黑格尔左派的信徒来说，有一个核心的历史哲学论点极为重要，黑格尔在下面的段落中阐述了这一点。

“精神的历史就是它自己的行为，因此精神仅仅是它所做的事，而它的行为就在于把自己，这里是作为精神，变成它自己意识的对象，并在对自己解释自己中把握自己。”

如果一个人想要把握其理性结构，就必须把历史看作是一个“行为”而不是仅仅一系列事件或颠倒的序列。这种“行为”的目的是精神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正如黑格尔的另一个核心前提--在黑格尔提出他的哲学体系时，这种认识已经实现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黑格尔给他的左派解释者留下了(至少)两个系统性问题：第一，如何与黑格尔一起向反黑格尔的人证明，黑格尔所确定的目的不是没有实现，而只是尚未达到?是否还存在一些突出的、对历史哲学意义重大的发展步骤有待执行?或者这是当时讨论的替代方案之---确切地来说，是否有必要通过政治活动实际地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方面提供的见解付诸实践?第二，黑格尔的观念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在哲学上合理地将结构可描述的宏观层面与经验主体的目的和行为的微观层面相互联系起来，这个宏观层面是一般理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很明显，这种转移问题不仅对马克思的理论纲领而言是决定性的，而且也是对任何历史形成问题进行哲学回答的关键挑战。不管怎样，黑格尔左派以及直至今天的许多解释者们都遵循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根据个体行为者的模式，把世界精神形态中黑格尔关于“理念”的概念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来理解。

在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的概论中：这本著作，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使用过其1830年出版的版本(即第三版)，它遵循了基本原则的系统结构，并在“世界历史”篇以大量篇幅来结束客观精神的系统部分，其中包括第548到552节。在那里，不仅可以发现“理性完全在历史之中”的观点，而且还能找到把世界历史视为“精神本体”的“行为”的思维形象，在其中：

“只有第一本身存在的精神才能带来意识和自我意识，从而带来它和为它存在的本质的预言和现实。”

马克思将这种思维形象转化为他类本质构想的历史哲学的发展逻辑，即可以被解读为哲学人类学。

在《哲学科学全书纲要》中黑格尔还提到了一个问题，这种精神本体的自我实现是如何在哲学上可解释的宏观层面中发生的，又如何与个体行为者的活动以及微观层面的经验过程相关联的：

“由于这些现实的事务表现为个体的活动和劳动，因此鉴于这些劳动的实质内容，他们只是工具，并且他们的主观性(即他们的特性)也只是活动的空洞形式。”

马克思以双重方式在他自己的理论纲领中继承了这种转移问题，而没有展开具体的转移机制。在类的形而上学中，个体生活方式与类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关系在概念上是不确定的。即使他后来对政治经济的批判中，他或他的结构分析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宏观层面的发展规律是怎样在行为中以及通过个别行为者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马克思与黑格尔非常类似地--把市场参与者不协调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意外结果视为这种转换机制的范式样本，作为他经常使用的隐喻，其目的论发生在所涉及的参与者的背后。这种与黑格尔的差异，不在于结构上的理论设计，而在于对全局内容的相反评价，这种区别在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哲学层面上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看到了劳动中普遍存在的理性的狡诈，人们可以且必须通过哲学的指导来调和这种狡诈--但诚然，这只适用于人类的史前史--反常的目的论；马克思称之为“自动的主体”(automatisches Subjekt)，这个主体以资本的形式取代了人类，并导致了人类的异化。消除异化是马克思为转移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当人们合理地从宏观层面规划结构时，同时也放弃了史前史，在史前史里人们的发展和市场活动是“自然地”发生的，也就是说，作为实际困难和偶然事件异化了的且无法控制的力量发生的。

爱德华·甘斯的两个《法哲学原理》版本：在黑格尔逝世后，通常所说的友人版(Freundesvereinsausgabe)以一个显著(甚至可疑)的数量较快地出现了，黑格尔的学生们借助这些卷本试图呈现一个黑格尔曾在他《哲学科学全书纲要》的“概论”中解释过的整体系统，并且试图整合那些以演讲稿特别是以讲座和笔记的形式提供给他们的极为丰富的材料。

1833年出版的《法哲学原理》和1837年出版的《哲学史讲演录》一样，对于本文的问题都具有启发性。但两者都不再适用于今天的出版语用学标准，因此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本身的系统解释来说没有用处。另一方面，就我的目的而言，马克思在抵达柏林后所研究的甘斯两个版本的前言是相关的，因为它们提供了黑格尔论述关于上述世界历史的两个问题的回答。在黑格尔去世两年后发表《法哲学原理》的序言中，甘斯含蓄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黑格尔之后的哲学是否还能有一个继续的发展。他写道：“当把这本书交给公众并忠实地陈述它是如何产生的时候，对我来说剩下的就是谈论其未来的命运。作为黑格尔体系的一部分，它将不得不支持和涉及黑格尔的体系：也可能在其内部存在着相同的大量的阐释，或更细微差别的修改以及更明确的清晰性。也许，就像整个黑格尔体系一样，经过多年的发展，它会转移到想象力和一般意识中：他独特的艺术语言将会遗失，其深度将成为一种共同的精神财富。然而它的时间是哲学的，它属于历史。一个源于相同基本原则的新的哲学进步发展了，随之也产生了另一种改变现实的观念。我们希望以敬畏的心情来迎接这个未来，但不能被这个分离的幽灵所吓倒，它可以尴尬地触碰但不能阻碍我们。”

除了黑格尔哲学不再作为哲学存在的假设外，如果专业层面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差异，或者--换句话说--理论与其实现之间的差异被消除，那么甘斯的论文对黑格尔左派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并且人们还必须在哲学上对变化着的现实做出哲学上的反应。虽然全部的黑格尔左派主义者一致认为通过实践实现黑格尔哲学的内容是首要的任务，但精神在后一点上有所分歧。例如，鲍威尔或卢格的见解与1839年去世的甘斯-样，可以且必须有一个黑格尔甚至超越黑格尔的哲学发展，其他黑格尔左派主义者，以施蒂纳和马克思为例，完全把黑格尔视为全部哲学的绝对的终句。由于19世纪40年代政治和社会仍在急剧变化，制定理论回答的任务成为不再争议的事实，这些在他们的自我理解中已不再是一种哲学了。

爱德华·甘斯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前言中，也谈到了当时辩论的要点。他热衷于强调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具体特点。他写道：

“黑格尔关于历史哲学的演讲与前人的作品相比有着巨大的领先优势而我们却不敢谈论它们的内容。它们把所有的事物与一个逻辑的并且在其中每一个最单独的环节都是现实的思想体系联系起来：它们声称代表了历史的逻各斯，就像有自然、精神、法律、艺术等的逻各斯一样。所以，在这里不是关于一些突发奇想和推理，有见地或者没有见地的观点的演讲，而相反的是关于在人类作品的实质中内在地寻找逻辑哲学的演讲。”

这些陈述与本文的问题相关，因为甘斯没有把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突出点和具体特征放在物质研究中。甘斯看到了黑格尔在概念-范畴的发展模式中的哲学成就，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根据这些发展模式展开了他的范畴机制，甘斯在其评论中含蓄地提及这些作为哲学上可解释的理性所塑造出来的范畴机制(参见罗耶克，2017年)。同时，他不仅指点读者参阅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键性特征，即作为目的论的结构分析，这些分析在宏观层面上运作并通过主观理论上的构想来被组织。他还强调黑格尔对“人类劳动的物质内部的逻辑哲学”的追求，从而强调其超越个体行为的历史哲学阐释水平。如何将这与个人行为和具体的经验过程联系起来的问题仍然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核心理论任务，因为他赞同黑格尔的基本理论设计。

这给出了马克思的构想发展的框架：马克思将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结构中预定规定的基础之上，追随甘斯，切什考夫斯基，鲍威尔和卢格，在黑格尔的哲学上超越黑格尔。后来，受到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和施蒂纳对哲学批判的决定性影响，他用黑格尔的手段进行反哲学转向。在对鲍威尔具体的澄清中，马克思的观念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反规范主义和反唯意志论的特征。

鲍威尔

在黑格尔左派阵营内部那场辩论的背景下，马克思和鲍威尔于1844年和1845年发生了冲突。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想根据马克思的三篇文章来阐述这个时间段，马克思对他导师鲍威尔的疏离是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历史哲学发展。该过程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中第二个阶段又包括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论犹太人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的前期，鲍威尔发展了政治解放的概念，其内容是公民将自身理解为一个自治的主体，并隐藏任何宗教倾向。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完全意义上属于一个与世界观相对立的中立国家，并将自己理解为完全自主的。根据鲍威尔的观点，作为一个宗教主体的评价性自我理解是与作为一个自治主体的自我理解——因此也与民主国家的规范基础——在后一个结果上是不相容的。

马克思以人类解放的观念反对鲍威尔的论点。他将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作为前提，并将宗教的存在视作异化的证据。由于民主国家对所有宗教都表现出中立的态度，同时承认所有宗教且不排斥它们的存在(马克思时代的例子是美国)，民主国家不可能成为人类本质的实现，否则的话宗教将完全消失。因此，鲍威尔的政治解放概念无论多么重要都不能成为人类解放的最后阶段，尽管作为反对在宗教神学前提之上建立的君主制的解放步骤对马克思而言同样重要。更何况，人二重化为一面是真正的个体，另一面是一种抽象的政治主体，这本身是对宗教异化的变体的描述，它必须在人类解放中被扬弃②。这一历史哲学构想发展的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确定适当的评价基础，以及关于国家和法律作为人的类本质实现形式的适当性的争议；对此马克思认为，对宗教的安置或需求的消失是决定性的充分条件。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阅读莫泽斯·赫斯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马克思因作为《莱茵报》的编辑和《德法年鉴》的共同编辑而注意到这些著作，马克思坚信，必须把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作为基本参照在经济学中使用，因为人的类本质主要是在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实现的。此外，异化的真正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社会形式的类本质的病态实现，因此也在于作为人类异化形式的宗教的起源和来源。

马克思在这些手稿中发展了他自己的哲学人类学，这些手稿仍然是零碎的，直到1932年才出版。在这一点上，他结合了黑格尔的行动概念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和哲学人类学，以及赫斯的行动哲学和经济批评的各个方面。这个时候，马克思批判除了费尔巴哈的所有黑格尔左派主义者都停留在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框架内。在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批判之后，黑格尔哲学现在被认为是神学的最后形式。因此，类本质的历史哲学构想的第二个发展时期达到了它的第一阶段：即类的自我实现是一个经过异化阶段的形而上学的对象化过程。

布鲁诺·鲍威尔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部合著的且于1845年出版的作品，每个章节都标明了作者的身份，恩格斯和马克思通过提出自己的理论概念来介人当时黑格尔左派的讨论在马克思撰写的包含对鲍威尔批判的章节里，他在1844年里探讨了鲍威尔的观点，尤其是那些鲍威尔在自己发行的《文学报总汇报》中所发展的观点对于马克思理论构想的进一步发展而言，鲍威尔的以下两个论点是核心：

（论点1）政治解放只能由异化意识的启蒙，并且必须通过自由的自治概念来实现，这种自治概念是鲍威尔根据费希特的自我意识哲学来展开的。

（论点2）这种解放的目标和终点在于政治解放的共和主义观。

随着他的启蒙概念逐渐消失，而且没有得出任何政治实现的手段，鲍威尔在1844年发展了一个日益激进的社会批判观念。根据这一点，通常民众(鲍威尔谈及群众)由于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智力性，无法掌握甚至实现其批判理念的解放潜力，据鲍威尔的说法这还包括了宗教观念的根源。鲍威尔正日益扮演着一个理论家的立场，他本人不再卷人政治冲突其批判本身仍然具有制定政治解放的真正概念的功能，以便用这种方式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

马克思——反对鲍威尔的第二个中心假设(论点2)——继续坚持他的人类解放观；政治行动的可能性和现实要求，也由于自己的政治承诺，正日益凸显出来。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推行他从费尔巴哈和赫斯那里借来的计划，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转变理想主义的自我意识和行动理论，从而反对鲍威尔的第一个中心假设(论点1)。作为鲍威尔对群众批判的对立点马克思依靠无产阶级作为政治行动者，依靠社会生产及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是鲍威尔批判的批判观所进行那种只是意识改变的启蒙工作。鲍威尔的这种启蒙思想被马克思视为一种真正的社会异化关系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无能的异化、准宗教的标志特征。他认为鲍威尔的构想最终只是(黑格尔式)理想主义的延续，当他在《神圣家族》中批判性地注意到：

“思想永远不会超越旧世界的秩序，只能超越旧世界的思想范围。而思想从来无法实现什么行动。”

马克思进行的批判，其第一个创造性的牵引力，存在于这种反唯心主义的方向之中。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里面也批判了蒲鲁东，这是他批判退却的第二前线。借此马克思想控制他在正义者同盟和新兴工人运动中的巨大影响，恩格斯和马克思当时实际上具体地把赢得这种政治组织作为他们自己构想的政治基础。在这种政治和制度的背景下，马克思一再强调并要求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以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规律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批判了唯意志论，在他看来唯意志论是以蒲鲁东和魏特林的政治观念为基础的：

“这不是一个关于这个或那个无产阶级，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自己作为暂时目的来设想的问题。这是关于它是什么，以及它将根据这种情况被迫历史地做什么。”

卡尔·马克思所做的批判，其第二个创造性影响，存在于反唯意志论之中。

在《神圣家族》文本形成的时间线中可以发现，马克思也已经开始了第一次对费尔巴哈批判的评价。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不承认社会变革是克服人类异化的必要条件，而且忽视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实际经济层面。根据马克思在他著名论著《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分析后者可以在他感性主义认识论中看到。马克思将此与唯心主义主体论的实用主义方面进行了对比，他在费希特，尤其是黑格尔的概念中确定了这种理论，并将其重新表述为类本质自我生成的劳动本质。因此，历史哲学观发展的第二时期的第二阶段发展结束了。它以确定经验候选人作为类属性形而上学自我实现的载体为内容。

展望和结论

马克思在1845至1847年的手稿中继续深化了对鲍威尔的讨论，这些手稿于1932年用一种与语文学版本不相符的方式被汇编成一本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著作。然而，它与对施蒂纳的批评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者构成了这些手稿的大部分内容。除了非常复杂的文本和版本史外，这是由于两种情况：一方面，施蒂纳在1844年末出版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成熟的构想与鲍威尔的理论立场之间的关系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从1845年起，鲍威尔不再是马克思理论兴趣的强劲对手，这与马克思的哲学将对施蒂纳的批判置于中心地位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对施蒂纳的系统价值批判及其展开的简短篇幅需要进行独立分析，这在本文中是无法做到的。因此，我在对施蒂纳的讨论中只简要介绍马克思历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施蒂纳批判的作用：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展开的激进的批判，迫使马克思为他的哲学人类学和类本质的自我发展历史提供经验主义的基础。与此同时，施蒂纳对伦理依据的否认加强了马克思存在的趋势，即反对唯心主义和单纯的异化现象等论点。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哲学”的批判中也很明显。此外，施蒂纳推向极端的唯意志论加强了马克思为批判鲍威尔所制定的反唯意志论的基本倾向。总而言之，这强化了马克思思想中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特征。因此，可以将第二时期的第三阶段称为类本质的历史哲学观的经验主义奠基和自然主义一实证主义构建。

另外，我还想指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大纲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历史哲学观的后果。它们代表了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形成的第三时期。然而，这大多仍隐藏在马克思《资本论》中展开的争论发展的表面之下。它们出现在前言或者所属文本非核心的理论观念中，并且只是粗略地或纲领性地存在着。

《资本论》中尚未解决的对立：反规范主义和反唯意志论两者的特征对马克思而言非常重要，他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中明确提到了这两个特征：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此外，这种自我表征揭示了马克思关注的是一种批判的社会本体论，它根据透视行为者的方法论遮蔽，有利于对功能(人物面具，人格化)的阐述。这种批判社会哲学的总体观是建立在类本质没有变化的历史哲学形而上学基础之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否定是它自己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而造成的。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自由劳动者的协作的基础上和他们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上来重新建立。”

在这一点上，正如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样，马克思用黑格尔“否定之否定”的形象来模拟类的自我实现过程。同样，他将这种自然过程描述为“必然的”，并同时使用一种没有哲学手段就无法加以解释的模拟算符。这确定了马克思历史哲学观的又一步发展，可以将其称为第三时期：作为共时和历时整体的资本主义系统发展，作为类本质完全异化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哲学建立的确定，都覆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结论：这些发现对于马克思思想中的(史前史)历史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形成这个问题意味着什么?关于在马克思那里是否究竟存在历史哲学的问题，在马克思赋予灵感的讨论内部是没有达成共识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即使是马克思本人也认为，这一理论纲领根本不再是一种哲学形式。对马克思是否具有历史哲学，目前也没有任何共识。许多人把马克思理论纲领整体地评价为一种非唯心主义或后唯心主义的形式，因为“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名字已经司空见惯了，他们在马克思历史观中看到了一种经验建立的、功能分析的以及如同预测任务一般用因果解释且没有借用形而上学的观念。

本文给出的结论——不管这种无形而上学观是否可行——是截然相反的。如果人们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历史观，这意味着一个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展起来的类形而上学的断裂，这个发现就是：马克思自己撰写的文本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观念。如果人承认考证的文献编辑的重要意义在科学上是无可替代的，就无法得出这样的认识，即1843-1846年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思想的形成时期。根据20世纪初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描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此书1932年编辑的形式在编辑语文学的意义上并不存在——有一个唯物主义的转折，它应作为马克思思想断裂的完成，这是无法得到证明的。相反，与考证版的文本发现最相符的解释是，我们与一个由黑格尔左派的辩论所驱动的进程有关，其中马克思受黑格尔启发的类形而上学存在一种经验主义的合理性(反对施蒂纳)，并与无产阶级一起书写了一个政治上的收信人(反对鲍威尔或施蒂纳)。在有关他对史前史的哲学阐释的段落中，总有从黑格尔哲学那里获取的叙述方式和哲学原理，这些哲学原理可以连续不断地融人马克思作为哲学人类学发展起来的人的类本质形而上学中。那些在马克思思想中经常被宣称为断裂的东西，显示了马克思试图在历史哲学中证明，历史哲学可解释性本质关系的经验主义的可识别实例以及因果执行机制，通过这些打断了人的类本质的经验主义轨迹。

甚至马克思所呈现的理论特征，不是在个体代表的层面(他们的目的或行为)，而是在社会本体论更高级的结构中定位对历史观意义重大的描述和分析，这种历史观一直贯穿到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晚期著作中。显然，这些结构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黑格尔在法哲学中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法律，道德或者国家的社会制度。这些已经在马克思1843年撰写的对黑格尔法哲学残缺不全的评论中清楚地辨认出来。虽然它保留了社会制度(比如，市场或者生产方式及其关系)，通过这种制度，人们可以哲学地认识到历史进程的“运动规律”，并能提出这个概念。

同样，在马克思历史哲学中保留了两个特征，这些特征在他抨击鲍威尔和施蒂纳时已被证明是有用的：反规范主义和反唯意志论。最晚从1843年他与鲍威尔的争论以来，马克思希望用其他合理资源取代道德和政治规范。首先，这是从费尔巴哈继承的哲学人类学；后来——在赫斯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是人的类属性在其内部自我实现的生产关系作为黑格尔继承者和这种退却的结果就是，马克思产生了一种突出的反唯意志论，也就是说，是一种在历史进程的概念化中不以个体为目的而是针对结构条件的历史哲学观。在这点上，马克思与黑格尔一致，即让自己引人一个在哲学上可解释的规则，然而这种规则和研究的适当对象两者间存在很大的分歧。这些可形而上学论证的发展进程如何通过具体个体的目的和行为来实现，这不是历史哲学的首要问题。在这方面，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也有相似之处，但也不应掩盖决定性的差异黑格尔假设，目的论的发展必须在历史哲学中被解释，并在它自己的理论形成时结束。这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这种发展是否会由于偶然原因而遭遇失败，当然仅是假设。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明确地允许失败的可能性。

那么这对于马克思的历史的可塑性问题意味着什么?当然，如果把承认失败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激进极端的外部选择，那在故意确定目标的意义上，在马克思那里就不会有历史的塑造。其形而上学的确定性特征是结构的层面，以至于个人行为者可以在微观层面上自由地追求他们个体的目标和目的。相反，在结构层面上，阶段和目标状态是固定的。它们在马克思那里是在类本质的形而上学中以及在它们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动力中产生的。这种为了经验主体而把类主体的史前史作为工具的活动只有在一种意义上才是可塑造的：因为他们具有理论所赋予的对必然性的洞察力，他们才能减轻和缩短“分娩的痛苦”。在马克思思想中，可塑造性由此获得了工具优化的技术特征，但不包含任何政治决策或目标理性定义的层面。所以，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同意恩格斯在他的《反杜林论》中提出的陈述：

黑格尔是第一个正确表达自由与必然之间关系的人。对他而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盲目只有在这件事没被理解的范围内才是必然的。”自由不在于自然法所梦想的独立性中，而在于对这些法的理解，以及它们对特定目的按计划行事给定的可能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