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总体何以扬弃伪具体——以认识论为前提

陈敬芝 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在《具体的辩证法》中,具体总体扬弃伪具体这一论断似乎是自明的。但是,通过对概念内涵的解读¸剥离,可以发现伪具体是多维的,是在认识论的前提下¸在认识过程中生成的,以本体论的形式表现出来。科西克将扬弃伪具体的方式聚焦至总体概念。面对20世纪总体概念被窄化的境地,他认为总体概念不应该仅仅是方法论原则,并力图恢复具体总体的丰富内涵。但是,以扬弃伪具体面貌出现的总体概念却无法在实践中扬弃伪具体,否则便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否定。尽管如此,科西克仍基于认识论的前提视角,指明本体论与认识论相统一,在方法论原则的讨论中赋予总体概念多重意义。在《具体的辩证法》中,认识论前提式的研究方式是科西克研究的切入点,这种视角也将给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益理解。

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科西克批判了充斥日常生活的“伪具体”现象,并追问社会现实是如何形成的,确立了具体的辩证法。在他的逻辑体系中,具体总体是扬弃伪具体的路径。那么,具体总体如何成为扬弃伪具体的路径?该论断何以成立?基于上述问题的追问,笔者将从庞杂的概念体系中梳理出具体的辩证法的生成过程,并试图以该视角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这一方式是研读《具体的辩证法》，激发其理论生命力的有益方式。

具体总体得以扬弃伪具体的前提是两者处于同一个概念体系之中,否则根本无法产生“扬弃”这一联系。天然地认为伪具体和具体总体同属一个理论体系,由此出发继而阐释具体总体扬弃伪具体的方式是无法立足的。实际上,无论是伪具体还是具体总体,两者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阐明两者的多重内涵便成为追问“具体总体何以扬弃伪具体”的起点。

一、构建双重视角中的伪具体概念

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科西克从双重维度上探究¸揭发了伪具体概念。基于“物自体”这一哲学命题,追问现实与本质之间的关系是科西克进入伪具体概念的切入点。

卡莱尔·科西克

科西克就以下三种情况分别讨论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伪具体概念逐渐浮出水面:其一,本质不在现象中呈现。此时,现实世界之于现象世界是彼岸世界,现象与现实之间存在无法跨越的鸿沟,本质永远无法被把握。其二,本质在现象中呈现。现实便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其三,本质在现象中呈现,现象也揭示本质。被揭示出来的部分本质却被当作全部的本质并构成现象世界,现象与本质的差别消失了,现象即本质。该现象世界绝非现实的世界,现象世界遮蔽现实,并被认定为真,由此所形成的世界便是伪具体世界。此外,科西克指出伪具体世界并非从概念范畴中揭示出来的。相反,伪具体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其虚伪性体现在这个世界掩盖了真实的本质,并将暴露出来的现象世界当作真实。在该逻辑中,若缺少作为应然状态的真实本质,那么伪具体概念将始终无法出场。也就是说,伪具体概念建立在“何者为真”的价值悬设之上。

随后,科西克从认识论视角出发再次使伪具体概念出场,探究其生成过程。当然,在科西克以认识论视角分离伪具体的概念之前,他必须承认并进入认识之中——介入世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距离,现实无法一下子被把握,在这之中存在可讨论的余地。面对这个不直接呈现的世界,神秘主义一劳永逸地直接宣告世界是不可知的,拒绝介入其中。在哲学史上,中世纪哲学便采用拒绝介入的方式,现实在他们的视野之外。当然,除了宣告世界是不可知的¸坦然接受彼岸世界,还有另一种方式——试图介入现实¸探寻本质。面对这样一个不直接呈现的物自体,人“既不能直接把握,也不能通过沉思或单凭反映来把握,而只能通过某些活动来把握”。于是,人便通过某些活动介入物自体。要知道人所把握的不仅是当下的¸直接的形式,还包括以往从社会中所获得的知识¸文化等。基于此,把握世界的方式便被要求具有双重内涵,即“精神地—实践地占有世界”。“在以这种方式占有世界的过程中,现实被理解为存在和意义无差别的整体,并在事实与价值陈述的统一中得到间接的把握。”那么,无论哪种占有世界的活动都包含着两种要素:主观观念和客观意义。因为人们把握世界的观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能够发展出恰当的观念本身便意味着把握了事物的客观意义,在主观观念与客观意义的统一之中,世界成为人们所认识的世界。

作为诸多占有世界的方式,认识在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中迂回地把握世界,在“前论断性的整体直觉”和“理论—论断”的形式中,体现主观观念和客观意义。理论作为客观意义的主要呈现形式虽然不一定包含着真理,也不必然具备效果,仅仅作为对事物再生产性的理解,但是该形式恰恰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缺乏理论思维,将会导致各种各样的非理性主义和“植物性思维”。

面对主观观念和客观意义相统一的认识活动,科西克沿袭伪具体概念价值悬设式的出场逻辑,先验预设了“认识应该如何”。唯物主义的认识方式便是他的先验预设。这种认识抓住人类意识的二重性,认为“人类意识既是一种‘反映’,也是一种‘投射’,它既进行登记与注册,也进行建构与计划,它既进行反映也进行预期,既是受动的也是能动的”。要知道,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认识绝不是某种还原主义,世界的丰富性绝不会被还原为某些实体,也无法成为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因为决定论在本质上还是一种还原主义。这样看来,科西克所认定的认识物自体的过程似乎是一个线性循环的过程,遵循着“因为A所以B,因为B所以A”的形式。在具体分析该认识过程时,科西克指出看似循环式的认识实际上是迂回的,“在物质的自身中发现否定性的物质概念”,“在对其运动的各个阶段和方面的呈现和阐释中让它自己解释自己”。但是,“实证主义者的物理主义用某一现实图景代替现实本身,把某种占有世界的方式提升为唯一正确的方式”。现象世界以人的历史实践为中介,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日常思维。当人们带着实用—功利主义的认识方式去认识现实时,世界对他们来说便是自明的,现象世界被当作是客观的。此时,现象世界对人来说便是客观的、本质的。人在重复的，同一的认识中强化了既有的认识。在该精神氛围之下,伪具体世界诞生。

这样看来,本体论意义上的伪具体和认识论意义上的伪具体有着不同的内涵。前者揭示的是伪具体的性质,而后者揭示的则是伪具体的生成过程。说到底,本体论的维度和认识论的维度还是研究视角的差异,恰恰是研究视角的差异赋予了伪具体概念双重所指。科西克从两个维度解释了伪具体的内涵,而这两个维度并非毫无干系。现象与本质的差别正是建立在人的认识前提之上,也就是说,任何对现象与本质的把握都是在范畴形式的意义上加以把握的。在分析¸揭示物自体问题中所包含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时,对现象与本质的认识已经包含在内。如果说从本体论上揭示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呈现了伪具体的内涵,那么,认识论则揭开了伪具体的神秘面纱。正是在认识中,伪具体世界才得以呈现,这也是本体论中的伪具体概念的前提。

二、反对被窄化的总体概念

在将扬弃伪具体的手段聚焦至具体总体时,科西克也注意到总体概念在20世纪存在被窄化的命运,成为诸如“每个事物都与任何其他事物相联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此类的老生常谈。于是,驳斥被窄化为方法论原则的总体概念便成为科西克扬弃伪具体的第一步——恢复内涵丰富的总体概念。

卢卡奇

原初作为唯物主义辩证法核心范畴的总体概念仅被卢卡奇当作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原则,这是总体概念在20世纪遭遇的第一轮窄化。卢卡奇使用总体概念有着双重目的,既是为了驳斥第二国际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力图回答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又试图探究西欧工人运动失败的原因,找寻摆脱资本主义物化境地的路径。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而仅仅是指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便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而在这之中,总体性的范畴又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卢卡奇的总体概念历经德国古典哲学的洗礼,抓住了黑格尔哲学的精髓——实体即主体的内在辩证法。在此过程中,所生成的总体概念力图消除主客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康德哲学中,人们只能认识现象世界而无法把握自在之物,人始终外在地把握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横亘着物自体。黑格尔则不同意康德的这种认识方式,他将康德哲学中外在于事物的先验的综合规定看作是事物逻辑的自我规定,认为逻辑不是外在于事物的规定,而是事物内在的自我规定。这种反思式的自我否定,不断地对暂时假定的环节作出扬弃¸作出否定,然后又走向新的规定。这个规定就是自我否定,不断地¸无情地否定之前假定的那个环节并无限扬弃自身的过程,是通过自我否定达到一个更加充实的规定,改变了康德那种将外部世界纳入到自我意识之中,作为自我意识所有物的哲学。这里的主体便不是康德、笛卡尔那种恒定的主体,即自然人的自我意识,而是一种永无休止地自我虚无化、自我否定化、自我异化的绝对观念,这就是黑格尔的辩证逻辑,而不是康德的先验知性逻辑。黑格尔逻辑学的开端是纯粹的有,该纯有又是纯无。作为出发点的纯有什么都包括,但绝非某个具体物,是无固定的“有”,这种“有”存在无限可能,是没有任何依托的¸无处不在的¸大全的有,是没有前提的有。在这个意义上,纯有即是纯无,因为它没有任何的规定,是彻底的无。那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成不变的形式的僵硬对立溶化了”。令人不解的是,在走过漫长的主客体同一的哲学之后,卢卡奇却又返回到主客二元的囚笼之中。他认为绝对精神作为形而上学发展的最高阶段,黑格尔在某种意义上终结了形而上学,但这并未面对社会现实问题,无法突破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基础。卢卡奇受到黑格尔哲学的启发并致力于在现实中寻找主客同一体。“这个阶级有能力从自己的生活基础出发,在自己身上找到同一的主体—客体,行为的主体。”其中,真正具有这个能力的阶级也就只有无产阶级,“自我认识和对总体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无产阶级同时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是自己认识的客体”。无产阶级包含着全部的革命的力量,无产阶级发现革命也就是发现其自身的秘密。因此,在卢卡奇这里,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在无产阶级的实践中实现了统一,无产阶级成为构成总体性的核心概念,以无产阶级为现实载体的总体性概念再次堕入主客对立的矛盾之中。

戈德曼深化了卢卡奇的总体概念,形成结构主义的总体概念。这是总体概念在20世纪遭遇的第二轮窄化,至此,总体概念全然成为方法论原则。戈德曼认为“有关人类的事实总是形成重要的总体结构,这些结构同时具有实践性¸理论性和情感性,这些结构可以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它们既可以被解释,也可以被理解”。在戈德曼这里,总体概念中蕴含着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味道已完全消逝。虽然马克思的辩证法¸德国古典哲学¸卢卡奇的总体性的原则受其推崇,但是戈德曼究竟是否把握到辩证法的精髓¸运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总体概念是值得商榷的。相比之下,在戈德曼的理论中,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权重更大,这是其总体方法的另一个思想资源。戈德曼借助皮亚杰对同化与适应循环的描述——“有机体对周围物体的作用,取决于先前的行为对同一物或类似物的影响”,突出了结构在个人与社会环境、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作用。受此影响,戈德曼认为同化过程便是个体适应环境的过程。只有人类在其所属的环境之中,主体寻求与其环境的一致平衡时,也就是说人被置于更为广泛的总体中时,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人及人类对其所处环境的反应。任何人类行为,当插入到一个更广泛的总体中时,其功能的必要性才得到阐明。在这些过程性活动中,人与其所属环境达到了相对平衡。由此,戈德曼强调结构化的总体,而非固定、僵化的结构性总体。在他的理解中,结构具有实现某种功能的倾向,同时,“功能只能由结构来完成,而结构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能够完成一个功能”。后来,该生成的结构理论便成为他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结构和心理范畴之间存在重要的结构。而且这两者在共同的意义基础之上是可以理解的,能够说明不同层次结构之间的同源关系。戈德曼致力于打造一个可以用于文学、社会学分析的方法论,本意不在深究总体的深层内涵,尚未进入总体概念本身的反思之中。

可以看到,在20世纪,总体概念在得到广泛关注和接受的同时,其丰富内涵也招致窄化,它被简化为一个方法论问题,变成了一个公式化¸知识性的理论:“每个事物都有任何其他事物相联系,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科西克看来,总体概念丧失了其辩证性质,总体概念不应该仅仅是方法论维度上的概念,还有着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意义,后者恰恰是方法论维度上的具体总体概念成立的前提。不过,在为20世纪总体概念惋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科西克也或多或少地带上了那个时代总体概念的烙印。

三、无法扬弃伪具体的总体

20世纪总体概念被窄化至方法论的境地,科西克的总体概念也未能免俗。具体总体概念带有强烈的方法论指向,是扬弃伪具体的手段。吊诡的是,科西克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具体总体无法作为扬弃伪具体的方式,否则便是对人存在本身的否定。即使这样,科西克依旧试图完善其总体概念,构建一个以认识论为前提的、在本体论与认识论统一中的总体概念,并打造出基于人类实践的总体的历史观。

在科西克看来,伪具体是以实用—功利主义方式介入对象世界时所呈现的掩盖真实世界的形式。同时,在此形式上所建构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这时,真实存在的现象世界在人的认识过程中,也即在人的头脑中,被直接再生产为一系列的理念¸范畴,形成日常思维。在这个伪具体世界中,主体感到无比自由,“社会环境的主体在他们的内在联系相疏离的现象形式的世界感到自由自在,如鱼得水,而他们在这种隔离状态中时完全无意识的。”面对实用—功利的实践构造的伪具体世界,只有通过批判—革命的实践才能突破。在这个意义上,伪具体是无法被扬弃的,因为这两种实践所构成的“实践一般”是人本身的生存状态。人若要以革命的方式改变社会—人类现实,这便意味着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否定。因为只有“在实践中并且以实践为基础”,人才能“超越动物界与无机自然的封闭性,构建自己同世界总体的关系”。这种实践一般有着海德格尔式的“去存在”的意蕴,也就是说,实践一般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否定实践便是否定人自身。尽管科西克承认基于日常思维建构的伪具体世界是忘记本真的状态,是需要被扬弃的,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否定人本身的实践是无法实现的,伪具体是无法被扬弃的。于是,他从实践领域退回至思维领域,提出了一种辩证的批判性思维,“消解了实物世界与理念世界的拜物教化的人造物,摧毁了伪具体”。如此,科西克指出扬弃伪具体的方式仅是思维中的方式。

从思维领域中的总体概念出发,科西克丰富了总体概念,阐明其认识论的前提,促成认识论与本体论的统一,并发掘出其中的发生—动力维度。值得一提的是,尽管科西克对20世纪总体概念窄化为方法论原则的遭遇表示不满,但他的总体性概念中却留下了卢卡奇主客体同一的总体概念和戈德曼结构主义的总体的身影。

戈德曼

科西克着重强调,在成为方法论之前,具体总体首先立足于本体论维度和认识论维度。或者说,正是在认识论视角的前提下,探究现象与本质维度下的具体总体概念才是合法的。正是在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双重基础上,具体总体才能够作为一个方法。与伪具体概念的叙事逻辑一样,总体概念中也包含先验预设,该先验预设是对“现实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这涉及最根本的问题:对现实的认识问题。科西克在回答具体时包含了海德格尔式的逻辑转换,将其转化为“现实是如何生成的?”这一问题。首先,现实不是事实的总和,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人无法获得关于现实的认识,永远无法把握现实的结构。其次,现实是具体的总体,“是结构化的,进化着的,自我形成的整体”,将现实理解为具体的总体,那么现实“是一个结构化的辩证的整体”。在这之中,每一个事实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事实并非还原的,也不是不变的,拒绝以还原主义的方式认识现实,否则将会把无限丰富的现实还原为单个的实体,也拒绝以绝对不变的方式认识现实。现实是可以认识的,现实是无限丰富的有意义结构的具体的总体。而科学研究也发现现实¸自然本身的结构也是辩证的。当人在认识事实时,事实本身也是生成的,因此,认识现实必然是一个螺旋式的过程。事实本身是编码的,当人在解释事实时,事实本身也在生成。科学方法并不是试图认识一个客观的¸不变的事实,不是在应然状态下的实证,而是本着开放的方式去认识、研究。为了将丰富的、差异巨大的社会现实吸收、容纳,揭示本体论与认识论辩证关系下的总体概念是一个可行路径。因为“只有关于结构和系统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方面的辩证概念才能产生富有成效的结论”。

以具体总体辩证法把握现实既是一个认识论问题又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如果孤立认识论与本体论问题将会导致相对主义。于是,辩证地研究现实,就要带有具体总体的观念。在这个观念之下,一个社会现象“既规定自身又规定总体”,在构成总体之时又成就了其自己,绝非简单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处于总体之中的现象。也就是说辩证法与现实是同一的,与具体总体是同一的。那么,在系统—加法的认识模式下,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追问将会被消解,因为这是具有主客二元对立取向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才会产生的追问而辩证的认识方式从根本上消解了该问题。辩证地研究客观现实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具体,“总体是在形成其整体与内容的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具体化的”,具体总体才能够充当一个方法论原则,“这意味着每个现象都可以被看成整体的一个环节。一个社会现象在什么程度上作为特定总体的一个环节来研究⋯⋯作为总体的社会现实发挥着双重作用,它既规定自身又规定总体,既是生产者又是产品,既是决定性的又是被决定的”。

以上,总体概念已具有多重维度,它以认识论为前提,是认识论问题也是本体论问题,同时也作为方法论原则。科西克仍不满足于在思维领域对总体概念的范畴式解读。他回到《具体的辩证法》最初的问题上来,认为“哲学研究的‘物自体’是人及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或者,换句话说,它是人在历史中发现的世界总体以及存在与这个世界总体中的人”。

或许,科西克在伪具体与具体总体概念之间兜兜转转远非他本意,他并不意在寻找一条扬弃伪具体道路的方式,而在于试探出一条认识世界的道路——以总体的方式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

四、认识论前提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

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中,包含着多种理论支援,蕴藏着复杂的逻辑线索。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绝非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抑或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有其独特的理论关涉——在认识论的前提下思考人与世界的问题。就像这本书的一条书评所说的那样:“评价科西克的哲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其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概念和语言上,而更像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重新构想。”科西克提出认识论前提式的理解模式无疑将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从根本上抛弃自康德认识论革命奠定的基础,同时使之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地基——历史唯物主义。

面对唯理论和经验论分庭抗礼的状况,康德指出“尽管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以经验开始的,它们却并不因此就都是从经验中发源的”。通过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探讨,追问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康德结束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对峙关系,使得主体与外部世界能够产生联系。康德通过知性范畴把感性的经验世界作为一个对象来把握,而之所以能够把世界当作一个客观对象来把握,是因为意识将杂多的感觉统一为思维逻辑,世界作为对象与我们发生关系。他承认了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先验的主观逻辑、认识范畴、知性能力是将外部世界作为一个统一的客观对象来把握的前提。于是,作为构成客观世界的先决条件的知性范畴也是把握外部杂多的方式。

康德

此后,众多的哲学家虽然或多或少地对康德有所超越,但是都没有否定康德的认识论的前提。以黑格尔为例,黑格尔对康德的责难主要在于康德的知性范畴始终没有超出形式逻辑的水平,始终将知性范畴认识事物的能力看作是形式逻辑中的判断形式。也就是说,黑格尔认同了康德通过知性范畴统一人的认识能力,但是认为其以形式逻辑作为判断依据不太合理。康德虽然发现了人类有一种超越一切经验的知性统一的综合能力,但是他只是满足于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几千年来的推理判断的形式。所以,黑格尔批判的是康德仍然将事物的认识看作外在于事物的主观规定,是一种形式逻辑化的外在判断,而非认识论前提。马克思也是在康德认识论革命的基础上去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生活在一个颠倒的世界当中,在其中,每个人都通过个人的微观认知,领会和理解这种颠倒的处境,通过微观的努力而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通达自由的境界。这就是一种批判的社会历史认识论。在这个意义上,这种颠倒状况并不是消灭了私有制就能够克服,它是无处不在的,深入人的骨髓之中的,与人相伴而生的。

当然,马克思的认识论并非全然的主体向度,其中也包含着客体向度。后者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的解释原则之中:历史不仅仅是一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结果,即在历史行动中的人所创造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体现着人类世界的现实关系,而且对人类的未来起着规范作用。从存在论上来看,这种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新世界观反映着人类历史的现实关系。从认识论上来看,这一原则解决了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马克思认为历史决定逻辑,而非逻辑决定历史,这是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式的逻辑学的扬弃。同时,马克思并不否认以逻辑的方式来把握历史,他认为这是对历史的理论把握。历史与逻辑的关系问题说到底解决的是现实活动与历史规律之间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认识中,规律是对现实事物的把握,但这并不意味着从现存事物中把握到的规律是必然的、永恒的。借助对现存事物的理解去把握未来的世界,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式,包含着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方式的实质。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来看,实践本身要趋向于理论,这意味着对理论本身存在着思想性的指引和规范性的矫正的维度。从价值论上来看,这种历史的解释原则以实现人类解放为价值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