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救赎的新路径

刘冰菁

摘要：20世纪以来，为了寻找抵抗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推进无产阶级解放的进程，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向探讨艺术、美学等审美救赎方式。其中，以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者提出通过与现实疏离的自律艺术来实现人类解放。而同时代以列斐伏尔和德波为代表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与此相悖的审美救赎新路径，要求打破艺术的自律性，将其引入改变现实生活的实际过程中。在法国生命哲学潮流的宏大背景下，他们的理论视域逐渐向生命本自具足的创造性敞开，艺术被视为打破艺术自律性、解放生命力量、抵抗资本宰制的自主创造活动。然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美救赎都无法真正完成人类解放的根本目标。

关键词：列斐伏尔 德波 审美救赎 资本主义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刘冰菁: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世纪以来，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统治向微观生活领域的延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转向探讨艺术、美学等审美救赎方式，希望通过政治与美学的联合，找到抵抗资本统治、解放无产阶级的道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以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审美救赎理论，指出为艺术而艺术的自律美学不仅具有欣赏娱乐功能，更具有否定现实统治的救赎功能。然而较少有人关注到，几乎在同时代，以列斐伏尔和德波为代表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与此相反的审美救赎新路径，认为不是要依靠自律的美学活动，而是要打破艺术的自律性，将其引入改变现实生活的实际过程中。本文旨在呈现列斐伏尔和德波构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救赎新路径，并探究其形成背后的生命哲学思想渊源。

1.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救赎的不同路径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统治扩展到消费娱乐等领域，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日益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愈来愈重视艺术、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活动，并将其视为重塑阶级主体、实现人类解放的新方法。安德森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之一，便是转向文化和美学政治，“最常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密切关注的……是远离经济基础、位于等级制度最顶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层建筑层次”，“焦点是文化。在文化本身的领域内，耗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智力和才华的，首先是艺术”。【1】由此诞生的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阿多诺的《美学理论》、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等作品，都可视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建构审美救赎话语的尝试。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由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马尔库塞提出的审美救赎理论。他们希望通过内蕴审美逻辑的自律艺术(比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提供否定现实的乌托邦图景，并以此抵抗资本主义统治、推进人类解放。

20世纪50年代，以列斐伏尔和德波为代表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相同的判断，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在消费、意识形态等领域隐秘地扩张统治，将人扁平化为消费商品的虚假个体，从而消解了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但意外的是，他们提出了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相反的审美救赎路径，指出要想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不是要诉诸艺术的自律性，而是要打破艺术的自律性。

列斐伏尔和德波认为，自律艺术无法真正改变资本主义现实，反而可能沦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实，当时最先提出打破艺术自律性、将其融入日常生活的，是主张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先锋艺术家。但他们很快回到了画室、博物馆的自律艺术里，回到了远离生活的无意识的自动创作中。对此，德波批评道，自律艺术只能塑造哗众取宠的先锋姿态而无法撼动资本主义现实，固守自律艺术的先锋艺术家也只是空喊口号而怯于行动，“超现实主义的梦，对应的是资产阶级的无能，是艺术的忧伤病，是拒绝尝试我们这个时代更高层级的追寻自由的技术手段”【2】。先锋艺术在形式上激进、在行动上退缩，实则无助于无产阶级的真正解放。“非理性，曾经一度用来对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逻辑，现在却服务于腐败统治体系的非理性。”【3】列斐伏尔也认为，虽然先锋艺术家提出了艺术日常生活化的口号，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和行动太过理想化，“多种抗议力量，或者没有共同基础和论争目标，或者没有一致的追逐路线”【4】。

为了真正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列斐伏尔和德波坚持主张打破艺术的自律性，并将艺术付诸日常生活变革。这里所说的艺术不是特指艺术作品创作，而是喻指生命的自主创造。它将生活作为创造对象，旨在通过日常生活艺术化，使生活成为人们自我解放的时空。只有凭借这种生命的创造力量，才可能激活无产阶级主体，使其突破资本主义统治和实现自身解放。这便是列斐伏尔和德波提出的审美救赎新路径。

具体来说，列斐伏尔和德波期望个体发挥本自具足的生命力量，根据自己的欲望创造日常生活，比如建构脱离商品关系的诗意情境，恢复狄奥尼索斯式的狂欢节日等，从而打破资本主义物化秩序。“把日常生活变成节日———让我们的身体、时间、意识和某些事物一起组成一个艺术作品，组成某种事物，不满足于把形式赋予活生生的经验，而是转变活生生的经验。”【5】在此过程中，学生、工人、女性等具体个体都成为反抗资本的新生主体，他们不分阶层、平等参与、真实交流、自由联合，在生命自主的诗意实践中克服物化统治，随时随地推进无产阶级解放进程。列斐伏尔和德波希望个体通过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方式释放生命创造力量，不仅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而且从总体上超越资本主义的生活样态，以此更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主题。“这种贯彻整个日常生活的革命理论仍然在寻求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题……社会转变不能局限于政治形式和经济关系;如果社会转变没有创造出一个不同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么，这种社会转变就会面临严重退步的风险。”【6】列斐伏尔和德波之所以强调打破艺术的自律性，正是要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全新的行动主体与行动方式:过去伴随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既定阶级主体可发展为直接行动的具体主体，传统劳资二元对立的无产阶级解放活动可走向多元个体横向联合的日常生活审美救赎活动。

最终，列斐伏尔和德波将艺术融入日常生活的变革活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掀起一股将艺术美学与无产阶级解放相结合的审美救赎潮流。它表现出打破艺术自律性、凸显现实介入性、日常生活艺术化等特征，并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达到顶峰。这股审美救赎潮流的核心观点不仅被其他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肯定，而且成为他们重塑马克思主义实践主体和无产阶级解放行动方式的新参照。比如，德勒兹指出，德波主导、列斐伏尔认可的情境主义国际、“五月风暴”等实践，“将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主体性的生产联系了起来”【7】。巴迪欧也认为，“德波帮助我们宣布:不，我们并没有走错……因为我们并没有放弃对真理的主体的永久追求……我能够想起德波所唤起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主体的美学”【8】。不仅如此，朗西埃还基于60年代的审美救赎实践提出了“美学政治”概念，认为日常生活艺术化是社会成员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实践，“艺术总是在规定与现实脱节的经验的各种形式中发挥作用，因而体现出政治主体化能力的并不是具体的作品创作，而是对感性的新经验、时间、空间、我和我们的创造……在20世纪60年代，艺术表现的实践和政治行动的实践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正是政治运动本身赋予了艺术以能见度和阐释准则”【9】。

列斐伏尔和德波倡导的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审美救赎潮流，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围绕自律艺术建构的审美救赎话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并由此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审美救赎的新路径。对这条审美救赎新路径来说，不仅是其具体内容值得关注，其形成的原因更值得思考。其实，同时代的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审美救赎路径，是因为其对艺术的理解与众不同。在他们看来，促进无产阶级解放的艺术不应是内蕴审美逻辑的自律艺术，而应是一种象征生命自主创造力量的行动方式。这种理解与20世纪法国生命哲学潮流密切相关。

居伊·德波（Guy Debord）法国思想家、导演，情境主义代表人物，20世纪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之一，城市批评家与电影导演、杰出的冒险家和活动家（尤其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

2.生命哲学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

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审美救赎路径的形成，深受20世纪法国生命哲学潮流的影响。二者的理论关联与其说是某些学者对相关理论观点的主观继承和发展，不如说是在社会历史客观遴选过程中形成的思想史意义上的内在联结。现代法国生命哲学潮流不仅催生了一种理论观点，而且形成了蝴蝶效应———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其主题和原则重新在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中得到呈现，并影响了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对艺术的理解和对审美救赎话语的建构。

自笛卡儿开始，西方确认了以认知主体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肯定人作为主体通过自身理性认识外部客观世界的能力。理性主义也由此成为近现代西方社会组织运作和文化体系的基本原则。但在20世纪初，法国兴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生命哲学潮流，要求摆脱理性主义，让哲学贴近真实生命。这集中体现在当时声名大噪的柏格森哲学思想中。

在1907年发表的《创造进化论》中，柏格森指出，传统认识论哲学以主体把握外部真理为目的，但这并不能把握生命的真实过程。在他看来，生命是由生命冲力本能地推动的，这是“一种不可分割的连续性”【10】和自发涌动的创造性的过程，以不可预测的现象向我们涌现。但在传统认识论哲学框架中，人们总是假定现象背后存在本质，并像几何学家一样用机械论、目的论的方法从外部分析生命活动。比如，人们不仅将生命活动塞入僵硬的因果性结构中进行机械的切割与认识，而且试图找出其中与过往现象相似的因素，以便进一步预测、指导生命活动。“智力从既定情势中本能地选择出来的东西，都与已知的东西相近;它寻找出这些东西，为的是运用其‘同类相生’的原则。”【11】柏格森认为，这导致传统哲学成为一种操作相似性的技术，而不是向真正绵延、自然流淌的生命敞开。

既然生命是理性不可预测的绵延，是依据本能创造的任意性，那么贴近生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前往理性之外的异域，返回到生命本能的创造活动中去。所谓生命本能，便是生命本有力量的自然流淌与任意表达，不需要理智的中介或价值的前置。日常生活中身体的自发行为、感性活动、冒险的僭越活动等，都可成为抵制理性主义、体验真实生命的方式。其中，艺术被视为使人逾越理性、贴近生命本能的典型活动。当然，这种艺术不是审美自律的专业活动，而是打破艺术自律性的生命创造活动，它有以下三方面特征。第一，在性质上，艺术不特指在画室、音乐厅中的专业活动，而喻指一种无功利的生命表达。艺术本不崇尚对现实进行模拟与复刻，它是创作者无目的的生命自我创造，创作源泉来自不可化约的、强烈异质的生命力量。“那些不可预见的东西，诚然，我们的确也会接受它们，因为我们也是艺匠，因为艺术的生命就是创造，因为艺术意味着一种潜在信念，即天性的自发。”【12】第二，在方式上，艺术被视为生命自由表达、抵抗理性规范的行动方式。当人像艺术家那样通过生命本能的感性直觉进行创造时，预先设定的真理、知识与评价将被悬搁，人得以体验自我创造的生命自由。“当我们的行为从我们整体的个性中而来，当我们的行为表达着我们整体的个性，当我们的行为具备在作品和艺术家间有时看到的那种无法界定的相似性时，我们是自由的。”【13】第三，在与现实的关系上，艺术象征一种能够重塑现实的有效行为。将生活本身作为艺术创造对象，可使人跃入自我创造的真实时空，进行直接的、无功利的认知与沟通，由此提供独立于理性主义原则之外塑造现实的可能。“这是艺术从命运中有特权的人手中获得的满足:命运由此向我们揭示出我们感官中的固定性和单调性……我们要更强大，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创造者，感觉到了自己参与到了创造的伟大作品中。”【14】

在回顾了现代法国生命哲学潮流后，需要进一步探究的便是它对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现代社会虽然依据理性原则建立与运转，却在20世纪孕育出残酷的世界大战，这极大地撼动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地位，促使现代法国哲学迈入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对16世纪以来的现代性和理性主义发起总体反思。此时，生命哲学潮流中的逾越理性、激发生命力量以及特殊的艺术观念等思想观点被继承下来，并融入现代法国思想发展历程之中。而作为现代法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新马克思主义也在客观上吸收借鉴了生命哲学的有益成分。

当时，面对资本主义统治向消费娱乐等领域扩展，无产阶级主体意识与解放运动式微，以及与生命哲学相近的尼采、弗洛伊德学说的引入，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发生了总体变化，即逐渐向远离理性主义的生命哲学敞开，以解决无产阶级的行动主体与解放议程问题。对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命哲学的历史遗产在于，哲学不应局限在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框架内而压抑人本自具足的生命创造力量。这意味着，在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可不局限于以单一既定的理性本质来规范无产阶级的表达话语和行动原则，也可不停留在主客二元的认识论框架内等待历史理性规律发生作用;相反，马克思主义可向生命本自具足的创造性敞开，将无产阶级行动主体与解放议程下沉到多元异质的个体生命及其实践中。

对此，德勒兹指出，在20世纪下半叶重新回到柏格森，并不是单纯回顾一位哲学家，而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展其生命哲学规划。哲学不再是超拔于具体生命之上的抽象哲学，而是与不断生成变化的差异相遇的生命哲学;哲学不再是寻求理性同一性规律的反思哲学，而是拥抱生命、即时创造的介入哲学。借助生命冲力与本能直觉，我们可以回到主客体尚未分化的原初世界，真实地遭遇生命不可预知的差异与力量。这本身便是人类自主创造的历史过程，不应将解放问题留给理性、历史规律等既定原则。“从理论、实践的角度来看，人之历史就是构建问题的历史。人类是在这里创造他自己的历史，而意识到这一活动像是对自由的征服。”【15】

于是，在生命哲学潮流的影响下，法国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行动主体与解放议程的理论主题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生产力发展本质规律保障的既定阶级主体被打破，主体只在个体的生命自由实践中形成。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并不依赖于形而上的理性规定，个体只有在自我决定、直接创造的生命活动中才成为自由解放的主体。另一方面，理性之外的创造活动，特别是注重直觉体验的艺术创造活动，成为探索人类解放路径的重要尝试。与理性、本质规律等相比，彰显直觉与欲望的艺术创造活动极具自主性，且具有改变日常生活、使人体验自由的实际力量，它应更多地进入哲学视域而不应被隔绝在哲学之外。显然，这里所谈的艺术并不特指学派规范中的自律艺术，而是在生命哲学潮流的影响下，喻指一种使人超越理性、直接遭遇生命的自主创造活动。人们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方式，使生命的原初自由不再被拘禁，使情感与欲望直接而强烈地迸发，使生命不再受制于理性主义的统治。这样独特的艺术观念将在列斐伏尔和德波等法国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得到呈现，并影响其审美救赎路径的形成。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法国哲学家，1927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3.向生命敞开的审美救赎之路

通过考察现代法国的思想历史语境可以发现，在生命哲学潮流与无产阶级现实困境的宏大背景下，法国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逐渐向多元异质的生命哲学敞开。正如巴迪欧所说，柏格森提供了“一种关于生命内在性的哲学，强调存在与生成的同一性;这是生命与变化的哲学。这一取向在整个20世纪延续了下来，一直到德勒兹在内”【16】。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法国新马克思主义来说，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艺术不是内蕴审美逻辑的自律艺术，而是打破艺术自律性的生命自主活动，艺术成为对抗资本宰制、实践别样可能的独特行动范畴。这就为法国新马克思主义重塑无产阶级行动主体与解放议程提供了助力，从而形成了与阿多诺等人不同的审美救赎路径。

首先，在性质上，列斐伏尔和德波一致将艺术视为无功利的生命表达，而不是遵循古典主义、现代主义等特定规范的自律活动，它敞开的是不被拘禁的生命创造与解放力量。生命采取艺术创造的表达方式，只要是生命力量的自由流淌，即使是不符合艺术专业规范的越界、差异和畸形，也都是真实且珍贵的。而一旦这种艺术创造被局限在某种专业的自律形式中，其原本旨在达到的目标也将丧失。因此，列斐伏尔和德波认可的艺术不是局限于特定专业的艺术作品，而是一种生活艺术，其手段与目标都是恢复个体的自主创造能力，使生活成为人们自我解放的时空。“生活艺术假定，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活，日常生活，应该成为一种艺术作品，一种能让他自己快乐起来的艺术作品。”【17】艺术创作的主体不再是画室、咖啡馆里的艺术家，而是消弭了艺术和生活界限的鲜活个体;艺术创作的客体也不再是永恒流传的作品，而是当下自我创造的生命体验。

其次，在方式上，列斐伏尔和德波同样将艺术视为发挥感性直觉、逾越理性统治的行动方式，只是这不仅要悬搁理性主义的同一性强制，更要对抗资本主义的同一性统治。因此，艺术代表一种抵抗资本理性规制、实践别样未来的自主行动方式。它通过以感性直觉为主导的日常生活艺术化活动，在现实中生产出个体自主活动、自由解放的前提条件(空间、建筑等)，恢复个体对生活的主动创造权。比如，德波依据个体的感性直觉开展漂移、心理地理学等活动，要求个体在城市中不断移动时，捕捉不同环境、建筑传递给他的心理影响，并为环境、建筑标上自己独特的情感基调。这样，在心理地理学的地图上，城市中的各个区域通过红色箭头重新连接在一起，箭头代表个体穿越时的主体意识，红色象征行动个体的情感状态。与地理学用数理方式测量时空不同，心理地理学想要生产出以主体的自主感性为坐标轴的时空，“建筑群是可调整的，可以随着居民的意愿进行部分或整体的调整”【18】，不是资本主义划定的城市布局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人们的自主感性决定地点的联结与时空的意义。可以说，通过漂移、心理地理学等非功利的主体探索，个体得以在生活里建构出脱离资本逻辑的乌托邦时空，并以此为条件影响居于其中的人，引导他们从资本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体验不被压抑的生命自由。

最后，在与现实的关系上，列斐伏尔和德波也认为，象征人类自主活动的艺术具有介入现实、改变社会的功能，日常生活艺术化为超越资本主义统治、实现人类解放提供可能。这其实就是列斐伏尔和德波提倡的审美救赎新路径，即通过艺术与日常生活的融合，释放生命本有的力量，重塑无产阶级行动主体与解放议程。艺术象征的那股生命力量不专属于任何先定阶级主体，而是在每个个体身上本自具足，它不靠对抽象规律的理性认知，而求此时此地的自主实践。这股生命力量既可能化解主体阶级意识麻痹的问题，也可能继续推进被延迟的无产阶级解放议程。列斐伏尔和德波诉求一个作为艺术作品的节日或游戏，其中所有个体都能真实交流、自由联合，真正占有自己的意识、经验与时空，有效反抗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统治。“通过对自由的生命的体验和实践的形式，组织起反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斗争……大众突然介入、创造历史，同时发现他们的行动是直接的经验，像节日一样。”【19】这在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更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主题，即不仅试图打破传统的以阶级为轴心的无产阶级历史主体，将其转化为多元个体横向联合的微观行动主体，也试图将蕴含在资本主义客观矛盾运动中的解放力量，转化为一种直接在场的、即刻僭越的日常生活审美救赎力量。

总之，正是在生命哲学潮流与无产阶级现实困境的宏大背景下，列斐伏尔和德波形成了对艺术的独特理解，并构建起打破艺术的自律性、将其引入改变现实生活的实际过程的审美救赎新路径，从而为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其特征在于，艺术并不是与现实疏离的自律创作，而是直接介入生活、对抗资本宰制的生命创造活动;它旨在恢复行动主体的自主活动，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国家机制变革转变为彰显人类自主生命的日常生活变革，以此应对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微观渗透和全面统治。这与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自律美学方案迥然相异。但归根结底，无论是艺术的自律审美模式，还是日常生活的艺术化，都无法完成人类解放的根本目标。这是因为它们都将资本主义视为稳定均质的统治结构，认为仅凭内部的客观矛盾运动无法带来解放，而只有凭借体系外部的“异域”———与现实疏离的艺术或生命自主创造的艺术———才能反抗这个体系。然而，经由艺术制造的现实疏离或非理性只是昙花一现，表面或可一度唤起个体的反抗，但实际上爆破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并不来自某个个体，而来自个体无法直接察觉的社会客观矛盾运动。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运动中，才蕴育着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力量。也只有在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现实社会冲突中，作为整体的人类才会要求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和对社会生产的合理组织，才会平等地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真正超越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剥削关系。否则，无论是借助自律艺术，还是生命的自主创造，“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20】。

注释

1.［英］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97页。

2. Guy Debord，“Le Surréalisme Est－il Mort ou Vivant?，”in Gérard Berréby ed．，Textes et Documents Situationnistes (1957－1960)，Allia，2004，p．86．

3. Ibid．

4.［法］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叶齐茂、倪晓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64页。

5.  同上书，第571页。

6.  同上书，第568页。

7. Gilles Deleuze， Foucault， Les dition de Minuit， 1986， p． 123．

8. Alain Badiou， “Guy Debord， in Girum Imus Nocte et Consuminur Igni: Un Homme Qui Ne Cède Pas，”Le Perroquet， No． 0， 1981．

9. Jacques Ｒancière， “Politique et Esthétique． Entretien Ｒéalisé par Jean － Marc le 30 Novembre 2005，”Actuel Marx， No． 39， 2006．

10.［法］ 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肖聿译，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32 页。

11.  同上书，第 31 页。

12.［法］ 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第 43 页。

13. Henri Bergson， Essai sur les Donné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7， p． 129．

14.［法］ 柏格森: 《思想和运动》， 杨文敏译，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 年版第 122—123 页。

15. Gilles Deleuze， Bergonism， Zone Books， 1991， p． 16

16. Alain Badiou， The Adventure of French Philosophy， Verso， 2012，p． 53．

17.［法］ 列斐伏尔: 《日常生活批判》第 1 卷，叶齐茂、倪晓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4 页。

18. Gilles Ivain， “Formulaire Pour Un Urbanisme Nouveau，” in Gérard Berréby ed． ， Documents Ｒelatifs à la Fondation de l'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Allia， 1985， p． 260．

19. Guy Debord and Daniel Blanchard， “Préliminaires Pour Une Définition de l'Unité du Programme Ｒévolutionnaire，”in Gérard Berréby ed． ， Textes et documents situationnistes ( 1957 － 1960 ) ，p． 228．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756 页。

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最新文献的居伊·德波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9ZXC002］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后财富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当代西方激进社会理论研究”［项目编号:0124/143701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