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平台中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王利利

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文章摘要

网络平台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财富在数字化时代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这种数据产品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连同数字技术、网络平台被转化为数字资本。与一般资本的本质属性相同，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特殊性存在样态，它仍然呈现出资本积累的属性，并具有过程维度和关系维度。但与一般资本相比，数字资本在网络平台中以无偿占有网络用户的劳动产品为前提扩大了资本剥削的范围，延长了剥削时间，拓宽了剥削场域，建构了一种新型的剥削机制。面对这一新的资本形式需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数字资本的演变逻辑及其剥削机制，并反思数字资本的本质。对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助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层次的危机与矛盾，对把握未来中国数字时代的平台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王利利（1996—），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20世纪末，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将大众的注意力从原有的媒体轨道（例如纸媒）中脱离出来引向信息轨道，信息爆炸从一开始单纯的“量”的累积逐渐发展为“质”的变革。在信息处理中，最初作为信息量过多的“大数据”已经演变为有价值的“大数据”。数据从“一般数据”的预测功能延伸为“数据商品”，成为创造价值的源泉，它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矿产和石油，表现为“庞大的数据堆积”。在数字化时代的生产方式中，以网络平台为生产场域，通过有偿或无偿占有用户数据，利用云计算对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和整合，使之成为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的源泉，这已经成为数字化时代资本生产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面对逐渐被网络平台形塑的新的生产空间，资本剥削的方式发生了变革，针对数字资本这一新的资本形态及其造成的社会后果，我们需要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进行深入探究：数据是如何从数据产品发展为数字商品甚至数字资本的？处在数字资本逻辑下的数字劳工和平台用户又是如何被纳入资本的剥削范围之中的？

一、数据的演变：从数据产品到数字商品

作为《资本论》开篇的“商品”，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的表现，而且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描述和概括。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研究了作为劳动者劳动结果的劳动产品如何成为商品，以及拓展而来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商品的量（价值）的关系是如何取代并且支配了质（使用价值）的关系的探讨，由此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量的积累而非质的满足。对劳动产品成为商品的分析是马克思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钥匙。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对商品问题的分析实际上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核心的、结构的问题”[1]。在数字化时代，分析数据何以从“数据产品”成为“数字商品”是分析数字资本的前提。

当下由互联网所建构的全球化正在将一切事物裹挟到资本主义商品化的进程中，其中就包括数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述了商品的两种构成：劳动产品和劳动力。劳动产品和商品的关系在于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我们通常认为商品之为商品就在于它是凝结了人类劳动的用以满足他人需要的劳动产品。而劳动产品只是代表了商品的物的方面即使用价值，具有满足自身或他人的需要的潜能，当劳动产品进入流通过程进行交换时就成为商品。网络平台中的数据的生成是由用户在浏览、搜索、发布内容时所留下的个人记录，它是用户的劳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耗费，属于劳动产品的范围。单个的或独立的数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数据意义和数据价值的建构是依赖于对数据的收集、分析和预测，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的技术手段收集有效数据，建构数据之间的联系，寻求数据相关性，从而挖掘数据的隐藏价值。因此单个的或独立的数据对于他人而言是没有价值的，但挖掘数据的隐藏价值所形成的由数据建构的信息是具有价值的。当信息进入交换关系中来满足他人的需要时，数据从数字产品转化为数字商品，数字商品是指商品的数字化形态，数据“以流动的数据流或是动态的数据群的非物质形态进入市场，并遵循相应的市场原则，在市场深层发展、机制不断健全中商品关系得以加强，这个过程就是数据商品化的过程”[2]。

作为商品，数据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数据的价值在于数据本身所蕴含的凝结在数据上的无差别的劳动，一方面是指生成数据时的劳动即源数据本身所凝结的劳动，另一方面是指加工数据时的劳动即对数据提取、整合和分析所凝结的劳动。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论述经历了从“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事情”到“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的转变。从一般意义上而言，处于一切社会中的“具有有用性”的使用价值的属性是一切社会形态中共有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这并不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马克思随后指出：“使用价值一旦由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3]例如机器，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出的使用价值，本身它是作为劳动者和劳动对象之间的媒介即劳动工具而存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的应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方式、生产过程以及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等，这对于塑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变革意义。当机器的应用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导致其发生形态变化时，这就不再仅仅表现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方面，而是完全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了。同机器相同，数据的使用价值是指数据能满足他人的需要。与个体用户相比，网络平台能够最大程度地挖掘数据的使用价值，平台通过对数据的提取、整合和分析能够预测趋势、预测生产中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等，从而实现精准定位和精准匹配等。同机器、劳动力本质一样，当数据被用于生产过程中，它为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的生产带来了一系列的变革，正是数据本身包含的这一使用价值，使之被纳入商品的行列中，成为在市场上所流通的对象，同时又被资本裹挟，从数字商品演变为数字资本。

二、从数字商品到数字资本的逻辑进程

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数据平台、数字技术等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伴随着数据商品市场各要素的不断完善，数据商品，连同数据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空间场域——数字平台和数字技术一道成为数字化时代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数字资本。数字资本同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相同，它是资本发展到数字化时代的新的存在形态，数字资本不仅包含数据要素，同时包含着数字化平台即互联网平台和数字技术等，所有这些都被裹挟在资本的范围之中，成为为资本服务的“工具”。数字资本积累的前提是平台用户与平台和数字技术的分离，这一分离造成了后者对前者的劳动产品的占有，而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特殊存在形态，具有资本的一般性质即作为过程的资本和作为关系的资本。

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是数字资本形成的前提。这里主要表现在平台用户和掌握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以及对用户数据的所有权的平台资本家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存在的，它是历史地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发展而来的，圈地运动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第一个立足点。资产阶级对农民土地的使用价值的占有，将农民与生产资料分离开来，导致农民向城镇的迁移，进而带来制造业的兴起，农民成为无产者。数字资本，如同货币和商品，它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资本，而是被转化为资本。这种转化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4]。这既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同时塑造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过程。同生产资本一样，数字资本的积累依赖于网络用户与平台的分离。在数字化时代，尽管技术的发展形塑了一个逐渐自由和自主的空间，用户群体可以在社交平台上创造内容、发布信息以及与他人互动等，可以在搜索引擎中查询资料，可以在购物软件下单购物，但从本质而言，网络平台以及平台技术如同机器大工业时期的生产资料，其所有权是归资本家所有，对于用户而言仅仅是使用权，用户借助于平台所创造的数据是属于平台背后的资本家，而非属于用户。这就为资本家无偿占有数据提供了前提条件。资本家运用数字技术对用户在平台上创造的数据提取、整合、分析，进行数据的二次使用以带来更多的商业价值。以谷歌浏览器为例，作为最大的搜索引擎，它是免费面向互联网用户的，但谷歌自身的技术使其能够收集用户数据从而产生新的价值，例如它将收集到的用户数据，用以完善自身的搜索时的拼音检查、相关推荐服务、创建谷歌地图等，同时将数据授权给第三方，带来附加价值。当个人信息从纸媒的记载和传播，进入到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记载和传播，平台的排他性和资本性的特征使用户数据异于用户自身而存在，进而成为市场化的资本。

数字资本是作为过程的资本。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不同的流通形式，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W-G-W）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G-W-G）。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一般性和根本性的流通形式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在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过程中，前后的货币存在量的差距，这本身反映了资本主义流通形式立足于一种不平等，因为资本家的生产动机要求“在流通的终点所得到的货币要多于在起点所拥有的货币”[5]。除此，这一流通过程反映了资本的过程维度。“资本绝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要素上始终是资本。”[6]只有当价值从商品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时，货币形式的价值才得以实现，马克思将这一过程称之为“价值实现”。只有当价值实现过程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并作为新的生产资本进入新的生产过程。但价值从商品形态到货币形态的转变即从价值生产到价值实现的过程并不会顺利进行，这一过程受到市场因素、消费者需求的影响，换言之，生产存在盲目性的缺陷。数字资本凭借着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以及数据信息等，弥补了这一缺陷，通过对网络平台用户浏览、搜索、发布及交易的相关数据的分析，能够对消费者的消费需求、消费趋势以及消费偏向进行精准定位，形成个性化的广告投放，一方面实现了生产的精准化，避免了生产的盲目性，另一方面缩短了从作为商品形态的资本到作为货币形态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加快了资本的流通速度。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并且通过对个人数据的分析，为资本流通提供了新的路径，即在生产和消费、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构更为精确的路径。

数字资本是作为关系的资本。“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性质。”[7]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他基于自身的分析逻辑，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从最简单的商品入手，然后进入到货币、资本，最后在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之下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资本的关系维度即资本以物的形态存在但本身承载着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这种劳资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出现在劳动市场上，并被资本家所购买，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资本主义社会使农民从封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解放出来成为独立且自由的工人，但陷入到了资本家的剥削之中。正如前面所述的这一场景，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使工人从被监督的工厂中解放出来，成为时间、空间自由的劳动者，但陷入福柯所讲的“全景敞开监狱”中。因此，数字资本本身仍然是遵从资本逻辑的控制，延续着资本的剥削关系，并将这一关系在数字技术、互联网平台下转化为一种全景式、隐匿化的形式存在。

数字资本作为“资本一般”，它本身仍然具有资本的过程维度和关系维度的本质属性，但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数字化的特殊存在形态，在资本逻辑的控制下，必然具有其内在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并没有超脱出资本的本质属性，而是在其本质属性之内的特殊。数字资本在资本逻辑之下仍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但在数字时代的今天，这种剥削关系摆脱了传统剥削的强制性和在场性，相反是建立在网络平台之上而形成的一种隐匿化、制造同意的剥削形式。

三、数字资本的剥削机制

上述的分析表明，数据从数据商品发展到数字资本，处在资本逻辑统摄下的数字资本建立了新型的资本生产模式，同时产生了新型的剥削机制。布若威揭示了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当中，通过制造同意形成了对工人的剥削机制，与此相对应，那么网络平台下资本家又是如何依托数字技术建构新的剥削机制的呢？通过对网络平台下的用户和数字劳工的观察，显然会发现这种新的剥削机制与马克思的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强制奴役”不同，数字资本借助于数字技术、数字平台以一种更加隐匿的方式扩展剥削范围、延长剥削时间、延展剥削场所，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全社会”生产、“全天化”生产和“全场域”生产。

第一，扩大了剥削范围，资本正在被“全社会”生产。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资本将剥削范围从雇佣劳动的“有酬劳动”延伸到非雇佣劳动的“无酬劳动”领域。马克思明确注意到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中，受益于机器对人的体力劳动的代替，生产过程不再依赖于人的体力，由此资本将剥削范围扩大到女性劳动者和童工之中，但此时女性劳动者与童工仍然与资本家存在劳资关系的合同，资本家需要支付前者群体的劳动力价值即可变资本。但在数字时代网络平台下，数字资本将全社会吸纳到平台之中，其中包括从事数字劳动的数字劳工即“有酬劳动者”和使用平台的平台用户即“无酬劳动者”。数字化目前已经发展并融入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维度之中，我们平时的娱乐、阅读、购物、出行等方面已经完全依赖于网络平台的使用，人类生活开始转向技术媒介化，网络平台等数字产品的应用使用户成为中心，获得了表达和交流的主体性自由，但同时用户的信息、行为经由云计算、算法等数据技术转化为供资本家牟利的数据流和信息网。因此人们虽然获得了主体性的自由，但陷入了时时刻刻遭遇数字监控的剥削的困境中。数字技术为资本剥削平台使用者提供了网络空间场域，网络平台的发展目标在于将更多的无酬劳动者引诱进网络空间中，让用户能够更加充分地利用平台、生成数据，从而促进资本家进行更大范围的剥削。

第二，延长了剥削时间，资本正在被“全天化”生产。数字化时代，网络平台中资本的剥削从资本的生产过程剥削转变为资本的时刻占有。工业经济时代，受制于生产过程中机器和生产资料的影响，必须要求工人以时刻在场的方式处于“生产车间”中，剩余价值的剥削依赖于延长工人处于劳动场所中的时间和提升工人的劳动强度，剥削以一种更加强制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数字经济时代，网络平台中劳资关系以一种绵软的、隐秘化的剥削和被剥削形式表现出来。在数字技术下，资本依赖于数字化的劳动资料模糊了人们的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的模糊在于人们的生产时间和生活时间、劳动和生命的界限的模糊。依赖于数字技术所形塑的劳动时间的自由化并没有实现劳动者的时间自由，反而实现了资本家压榨劳动者的时间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建构、宣扬的“闲暇是精英人士的苛求”逐渐深入劳动者的工作意识中，他们为自己的经营身份而时刻劳动，而这也正是资本家所渴望看到的工作现象，在数字劳动统治之下，无论是处于时间自由的幻象，还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宣扬的工作意识形态，人们都沦为数字资本所统治的对象。除此之外，正如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正在极力地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展自由时间，并将自由时间转变为可供资本家支配的时间，从而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目前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必要劳动时间不断被压缩，空闲时间越来越多，这无疑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但创造空闲时间更重要的在于挖掘人们日常生活的剩余价值。无处不在的购物、出行、社交软件等网络平台填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空闲时间，人们处于网络平台、第三方数据机构等的全面监控中，用户的闲暇时间的互联网行为转变为资本积累的工具。

第三，拓展了剥削空间，资本正在被“全场域”生产。依赖于劳动资料特别是生产工具从简单工具到机器体系的变革，资本的剥削空间实现了从“工场”到“工厂”的转移，机器大工厂的形成意味着资本剥削的强度的提升和范围的扩大。同样依赖于生产工具的变革即数字化时代的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资本的剥削空间延展到“平台”场域中。平台本身所具有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优势，满足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积累的内在要求。尤其是受新冠疫情的影响，“居家办公”成为一种新的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不再依赖于厂房中沉重、笨拙的机器，只需要一台笔记本和网络信号就能够操作生产过程。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场所跳脱出传统工厂的空间限制，从传统工厂进入到家庭空间甚至进入到社会的公共空间之中。除此之外，资本统治所实现的空间扩张既包括物理空间，也包括虚拟空间。依赖于数字化的劳动资料所形塑的空间自由在实现工人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工作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统治的空间范围。数字化技术的扩展，不断将资本统治和剥削的空间由物理空间推向虚拟空间，处于社交平台上的数字化技术的使用者都成为被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无偿数字工人。另一方面，劳动场所侵入个人空间中，使得资本家不变资本的耗费在不断减少，例如电、网络等费用的支出逐渐由劳动者自身承担，这无疑是资本家所希望的局面，即在不耗费不变资本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价值。

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一般的特性，作为资本的特殊形态的数字资本，仍然具有资本积累的本质属性，数字资本借助于网络平台正在重新建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构建资本主义新型剥削机制。由此，不仅人们的生产行为，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都处在资本的行列之中，成为资本积累的新的要素。资本利用数字化的劳动资料，通过时间和空间的更大范围的扩展，实现了资本增殖的最大化，不再受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建立了一种基于“自由自主”的劳动模式的资本时刻占有和全面侵袭的资本统治模式。网络平台在资本逻辑控制下成为“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阶级形成和对抗的场域”。

四、对数字资本的本质性反思

至此，网络平台下数字资本的生产逻辑以及剥削机制已经厘清。那么数字资本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另一种资本？它的出现是否会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站在一个新的基点上并摆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更为重要的是，数字资本是不是专属于资本主义社会，面对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站在这一发展潮流之上，既顺应数字时代的发展，同时规避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资本应用带来的弊端？这都需要我们从本质上对数字资本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反思，才能够揭开掩盖在数字资本之上的层层迷雾。

首先，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类来看，数字资本仍然是属于不变资本。与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从资本中区分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揭示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资本家总是以利润来说明盈利，并以总资本掩盖了资本的剥削，而马克思揭示出可变资本即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才真正揭开了被利润所掩盖的剩余价值。那么数字资本是否会带来剩余价值？数字资本是属于可变资本还是不变资本？数字资本本身是数字技术、数据、数字产品等的结合，我们仔细分析这些要素就会发现，它们要么作为劳动工具而存在，要么作为劳动对象或劳动产品而存在。数字技术作为劳动工具，如同机器，仅仅是劳动过程中的媒介，在生产过程中仅仅是转移价值，它的出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加快了资本的周转，但并不创造新的价值；数据本身是用户或者称之为数据生成者的劳动成果，它本身作为劳动产品而存在，然后进入下一个生产环节中作为劳动资料而存在，即它本身是价值的凝结。数字技术、搭载数字技术的设备和平台以及数据都是属于不变资本，仅仅是在生产过程中转移价值，剩余价值仍然是来自数据生成者（这一部分大多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以及从事数字劳动的劳动者。因此不包含劳动力的数字资本仍然是属于不变资本，从根本上并没有动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其次，数字资本仅仅是资本的形态变化，它仍然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本矛盾。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的根本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总是以周期性的方式不断出现。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使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正在向系统性危机蔓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表现为周期性危机与结构性危机相互交织，从而导致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绝对过剩和相对过剩、消费泡沫、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消极影响，进而导致劳资矛盾加剧，社会不稳定日渐突出，等等。因此当代资本主义试图转换劳动范式，创造一种新的劳动模式，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来改变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数字资本并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根本矛盾。一方面，数字资本仍然是以攫取剩余价值为手段来维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追逐利润最大化是它的本性。当代资本主义试图建立一种“自由乌托邦”的劳动环境来鼓吹劳动自由、机会平等，来掩盖资本剥削、缓解劳资矛盾，但数字资本的实质是通过技术与资本的“联姻”以不断强化资本权力，增强对工人剥削的强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新机器的发明和使用更多地构成了经济危机演变的逻辑起点。”[8]根据上文的分析，数字资本的前提仍然是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分离，它仍然遵从资本逻辑，因此从本质而言它作为资本，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剥削以及劳资矛盾持续性恶化的危机。另一方面，数字资本尽管利用个性化数据来实现生产的精准化，加快资本的流通速度，但仍然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利用数据信息对生产、对生产一消费环节的调控仅仅是从表面上对资本的生产和资本的实现的调节，但未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危机，即资本的竞争逐利性必将持续性地带来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生产关系内部仅仅靠调节市场供需关系是无法解决的，其有效路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顺应全球的发展，因此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但要规避数字的资本主义应用。在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产业论坛中，习近平指出，世界正进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深刻影响全球科技创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毫无疑问，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全球化的趋势。“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8]从资本的生产功能而言，我们需要认清数字资本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属，目前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借助于资本发展经济是我国目前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在利用数字资本发展数字经济时应规避数字资本的资本主义应用，即一方面应将数字经济限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规避数字经济的私人垄断，另一方面应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规范新兴经济业态的发展，避免带来社会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

数字技术驱动下的数字资本只是资本的形态变化，由此带来的劳动范式的转变并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剥削关系。网络平台下的数字资本仍然是“资本一般”的特殊形态，它没有为劳动者创造一个更自由、更平等的劳动场所，相反网络平台在强大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强化了资本权力，创造了一个更加不平等的、利于资本积累的生产关系。因此，无论资本发展到什么形态，在没有触动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它既无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关系的现状，也无法使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危机。面对数字资本逻辑下平台经济、平台劳动发展的浪潮，我们更需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立场和方法中，厘清数字资本的发展逻辑，揭示出数字资本主义下数字资本的剥削机制，方能对数字资本有更加清晰的认知。

注释

[1]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5页。

[2]刘璐璐：《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劳动与数据资本化——以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为线索》，《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21页。

[5]大卫·哈维：《资本的限度》，张寅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60页。

[6]付文军：《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江汉论坛》2021年第8期。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22页。

[8]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