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代性的神话
后现代性只是在近年来才达到充分而圆满的状态。在此条件下，人们似乎一致认为，现代性的一些基本要素已经变得不可取了，这种观点似乎代表了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比方说，现代精神内在的禁欲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它是否同时也是逻格斯中心主义我还没有把握）；权威主义；甚至偶尔的性压抑如今都已经不再受人欢迎。现代派审美从新风格到更新风格的目的论式的胜利进军已不再被视为神圣，现代派风格的最小主义也已不是创作的圭臬。此外，诸如现代主义对天才和观照者的顶礼膜拜，对读者和公众的种种令人不快的要求，如今都早已为人诟病。所有这些都是经评论家系统地、一再地指出过的现代主义特征，这些方方面面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简直就是彼此的不同版本。
推新出陈：当前时代的反动
在这种厌恶和作呕的表示里自然有某种健康的东西。然而，就在我们侧耳聆听窗玻璃破碎，旧家具被扔到大街上的喧嚣声的同时，我们自己早已成为另一场静悄悄的转变的见证。我们看到了一种极为不同的现象，它们的共同点是挑明了形形色色的旧事物的回归和再确立，而不是它们的灰飞烟灭。后现代性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动摇了传统学科意义上的哲学的中心地位，激发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抽象写作方式的繁衍。这一成就的代表一方面是理论或理论话语，另一方面是罗蒂(Richard Rorty)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布尔迪约对传统学科的批判则为这两种取向提供了有力的策应。可是，我们现在却亲眼目睹着传统哲学在世界各地的回潮。在这次回潮中，伦理学这个传统哲学最为苍白的分支一马当先，那么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离我们还会远吗？因此政治哲学之类的东西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紧随其后的是所有那些古老问题，诸如宪政与公民权，比如市民社会和代议制，比如责任和公民美德，这些都是十八世纪后半期的热门话题，但早已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要害所在。 这些议题又一次泛起，好像是在说，我们从那个刚刚结束的革命世纪的挑战中一无所获，空手而归；而实际上，过去的那个世纪针对传统布尔乔亚思想，提出了阶级和集体性社会存在这样尖锐的反题。那些更为古老的概念本身包含了对不同于我们当下的历史境况的反思，即对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然而，如果暗示从共产主义向民主化的转变可以同从旧制度到资本主义的过渡作类比，那就是对历史和概念的不负责任的滥用。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指出，那种过渡论本身并不立足于什么过渡，而是出自一种概念的游移，即经济学思想和政治学思想之间的混淆。 在这片混乱之中，一种更为古老的政治经济学像一个阴影般冒了出来，它许诺给我们一种异乎寻常的新发展，以便把市场再一次发明出来，就好像人真可以重新发明车轮子一样。当然，各人的口味不同，但谁也别想说服我，让我相信，在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eedman）、哈耶克、或波普尔之流的思想有任何闪光之处。
当然还有美学的复兴。美学这个学科是被现代主义同时建构并消解了的，因为现代主义为崇高（the sublime）赋予了种种形式，这些形式总是在审美问题刚刚开始浮现的时候就把它们迅速铲除了。不过，在今天，人们还是又一次提出什么是美这个问题。在这里，美学的核心问题及其布尔乔亚的历史动机在以下两个方面表现出它的终极目的：一方面是把装饰性的和提供感官享乐的东西琐碎化；另一方面则是用感伤的理想主义为资本主义现实作意识形态的辩护。
反大叙事的大叙事
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史或观念史并不足以应付诸如此类的思想倒退，因为这种思想倒退只能通过对政治形势和制度演化的分析来认识。如果马克思主义真的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被击败了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本身就要求我们从根子上重新审视当代理论的流变，而这种流变的根源正是马克思主义问题性本身，尽管它有时会经历萨特式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迂回曲折的道路。与此同时，大学愈演愈烈的专业化和私有化倾向也可以视为一种系统地遏制理论能量的努力，其效果的不伦不类与其目的的杂论无章适成正比。但这也就告诉我们，种种的再体制化和倒退现象决不能列为后现代性的后果，它们和后现代性的众所周知的修辞，比如去中心化和非线性思维、比如根须状结构，异质性、多元化等等可谓毫无关系。当年利奥塔高举反大叙事大旗的时候，心里想的恐怕不是硬生生地重新祭出学院派的陈糠烂谷子；相反，他无疑是在暗示新的语言游戏的出现。
但如果我们以为利奥塔或任何人的后现代性是对过去的否定和全盘抹杀就错了。利奥塔的后现代性是一种反体系的事实性，同时又夹杂着尼采式的时间的当下性，虽然两者本来难以调和，仅仅是偶然地并存着。其实，连同大叙事一起被反掉的，还有更小的哲学、文学、和其它形式的历史叙事。在此，历史书写就像后现代时代的历史小说一样，是要被作为临时的、一次性消费的文学经典而重新发明的东西，它们的文本关系的特殊构成是随时会被消解和替换掉的。 利奥塔和德勒兹一样，在他们眼里，过去的哲学家总是要按照时下的风尚和术语被重写和再次发明出来。德勒兹本人对尼采、康德、休谟、和莱布尼茨的重写就是光彩照人的实例。这种实践的行动口号就是长着大胡子的黑格尔和脸刮得干干净净的马克思。
事实上，利奥塔和德勒兹一样，自己就在很多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派，总是满怀激情地期待着真正的、激进的、原汁原味的新事物的出现。无论两人的观点如何不同，这种对新事物的信念给他们的政治打上了审美的标记。利奥塔的反大叙事是针对共产主义和法国共和主义传统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同他所支持的海湾战争一样虚幻不定。为了在表面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旗号下对现代主义美学继续效忠（就像本雅明在行动主义的机器人里面保留了满脸皱纹的神学）， 利奥塔不得不重新发明出一种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为古老的时间观，即时间的循环论。根据这种循环论人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种离经叛道的看法：后现代主义不是在现代主义之前，而是在它之后出现；它为现代主义的回归做好了准备。 利奥塔恐怕做梦也没想到会出现我刚才所列举的那些回潮。
利奥塔的尴尬提示了两个有用的结论。首先，后现代依赖于种种在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范畴，比如风格创新。无论后现代用什么样的修辞，也无法把现代主义彻底铲除。这个大矛盾对于后现代性来说是意味深长的，因为它表明，尽管后现代性讲风格的终结和主体的死亡，它却无法把自己同创新的绝对价值分割开来。也许博物馆和画廊离开创新这个概念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因此，有关差异性的种种拜物教将继续同更老的新事物概念交叠在一起，尽管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
我们可以得出的第二个结论是：声讨种种大叙事（及其萎缩的小矮人，即神学）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但完全抛开大叙事去思考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已在别的地方论述过我的这一观点，即利奥塔的反大叙事本身就是一种大叙事。 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新批评理论家们曾极力拔高诗歌语言，他们大概以为诗歌语言在本质上是反叙事性的，可以用来压倒其他话语的种种一般来说带有叙事性的形式。然而这种反叙事手法，到头来不过表明了它本身是从另一种历史大叙事那里获得合法性，这种历史大叙事可以是保守主义历史哲学之类的东西，可以是感官世界同英国自耕农社会秩序的统一（艾略特、里维斯等），尽管那种小农社会秩序早已被认同启蒙、由雪莱这样的诗人为代表的激进浪漫主义打得粉碎。不过，这种二次性的叙事并不是被反掉的大叙事的次要的意识形态补足。相反，我想推出一种更强硬的正式的结论：对现有叙事模式的拒绝和排斥总是在呼唤一种被压抑的历史内容的叙事性复归。尽管它摆出反叙事的姿态，但其反叙事立场本身却产生了另一种叙事，虽然它总是在争论中把这个新的叙事小心翼翼地遮掩起来。 我并不想就这一原则作本体论的表述，而是想重新给予这个问题一个方法论的形式，从而鼓励人们去在所有似乎是非叙事性的概念中找出种种活跃的意识形态叙事，而如果那些概念本身带有反叙事的指向，就更需要这样做了。如果这一建议还太泛、太抽象的话，我下面就想在我们当今的语境里作一些更具体的说明。
现代性的幽灵
我在这里提出我对现代性问题思考的四点提纲：
1. 我们必须把现代性概念历史化、阶段化。
2. 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叙事范畴。
3. 一种拒绝叙事的手段就是坚持从主体性的角度看问题（它的题旨是主体性是不能够被再现出来的）。只有现代性的历史境遇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
4. 任何有说服力的现代性理论都必须认真对待后现代性和现代性的断裂这个假设。
在我们当前的语境里，在充分后现代性条件下，当我们面对种种过时的东西的回归或重新发明，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现象无疑是最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因为重新回到我们眼前的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天真地以为早已被超越了的现代性本身。现代性不但没有被超越，而且正在世界各地大举登场，在拉丁美洲，在中国，在前第二世界（按：前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政治讨论中，现代性问题更是无处不在。与此同时，西方却在以一种明显的后现代的方式庆祝自己所谓的胜利，它认为自己最终克服和超越了老式的现代主义乌托邦和强调生产的价值观；它宣扬意识形态和历史的终结；它以一种唯名论的教条鼓吹特殊性和差异性。在所有这些议论中，人们似乎不再关心这些看法是左派的表述还是右派的表述。事实上，抹杀任何左与右的区别正是后现代修辞术的核心所在。如今，一切现代或摩登的东西都好像被人从货架和橱窗里剔除干净，现代性不但从大众媒体中功成身退，甚至在知识界，除了个别吵吵嚷嚷、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人们都在忙于自身的去现代化（demodernification）。那么，重新亮出现代性的招牌目的何在呢？只要我们觉得它不仅仅是整理刚刚消逝的过去的老老实实的文献学和编史学兴趣，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可以说，这是一场对现代性的重新铸造和重新包装，以供它在知识思想市场的大量生产和重新销售。这里有社会学这样的大品牌，也有五花八门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讨论。有很多种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事情会是这样，但没有哪个理由可以充分说明这一发展的根据。在那些已经站稳了脚跟的学术专业里，后现代性变成了一个名声不好的观念，因为后现代性一些较为棘手的后果，比如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新一轮理论化工作，女性主义、对价值相对主义和社会现实之构建性等观念的接受，现在都已经有目共睹。所以即使人们不信任历史阶段化的思维方式，也会觉得现代性概念显得很学术，很体面，因为现代性概念不可避免地会把它自身的谱系追溯到社会学的奠基人那里去。事实上，社会学研究领域本身就是和现代性概念一同出现、相伴为邻的。
但这下面还有更深的动机，更大的好处，直截了当地说，它们来自全球市场，包括全球性的观念的市场。现代性概念无法逾越的一个方面就是现代化的概念，而现代化概念本身的出现要晚得多，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产物。至少在摩登时代，现代性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同技术发生关系，因此它也就和进步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给予进步的意识形态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在同技术相关的进步概念方面。更不用说自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们自己就对进步概念有过严肃的、自我批评式的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现代化理论使资产阶级的进步概念起死回生，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同时，在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性和现代化则被赋予一个新的、不同的含义，那就是赶超西方，特别是西方的工业。对斯大林式的现代化的谴责一直此起彼伏，但它们都策略性地与这样一种一般性看法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不好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意识形态（按：Promethean, 意为敢于为人类盗火，富于创新的理想和能量）。但这种谴责声不应掩盖与它相平行的对种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质疑。环境保护主义运动，某些的女性主义者，和不同类型的西方左翼运动都对进步和工业化持批判态度。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历史业已终结，如果我们把关于未来的想象和激进的社会变革从我们的政治思维中剔除出去，我们就无法形成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张旭东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