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世界缩影：乌托邦叙事的出现

原文选自《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陈煜译

包裹着皮毛的人们瑟瑟发抖，积雪被压得结结实实，脸上却流着汗水，大白天点着火把，一把仪式上用的铲子挥动起来，奠基石晃晃悠悠安放到位……我们进入的是《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中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像所有的虚拟世界一样，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回想起真实的世界——这里不太像爱森斯坦的古俄罗斯人(Muscovy)，也许更像是遥远的中世纪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场景。然而这种表面的异国情调(exoticism)掩盖着一系列所谓的“基因不连贯”^[1]的东西，这部小说可以被看作是由一组异质叙述模式巧妙地叠加交织而成，于是不同种类的叙述如一股股绳索拧在一起，形成一部真正的叙述模式大全。由此我们发现这里各种叙述方法交错：游记叙事(带有考古数据)、神话的混合、政治小说(狭义上的宫廷矛盾戏)、直白的科幻小说[海尼人(Hainish)的殖民化，环绕葛森星(Gethen)的太阳转的宇宙飞船]、奥威尔式的反面乌托邦(在志愿农庄和移民代办处的禁闭生活)、历险小说(穿越冰川的飞行)，以及最后甚至还有些类似于多种族间的恋爱故事(两种不同的文化和种族之间交流的戏剧)。

跟只使用一两种叙述方法的作品比较起来，这种结构上的不连贯虽然使《黑暗的左手》效果更好，但是也立刻提出了小说的基本问题，即根本统一的问题。接下来，我想作一个主题一致性的个案分析，这种一致性与其情节没有足够的联系，但是似乎对一般小说叙事中的世界建构过程有一定的揭示作用。小说的主题可以分为四种，其中最令人称奇、最明显的是葛森星居民雌雄同体的主题。然而，这本书“正式”要传达的似乎根本不是这个信息，而是要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研究卡海德国(Karhide)的国家机构，研究该社会或者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达到全民皆兵。在此之后，毫无疑问，我们要提到该星球上奇怪的生态环境，这种环境及其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使《黑暗的左手》有点像是反《沙丘》似的。最后我们还要提到这个星球上的神话和宗教仪式，这本书正是因之而得名。^[2]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找出所有这些主题中共性的东西，要是能够把它们当中某种基本结构上的同源(homology)分离出来就更好了。首先来看一下葛森星[被艾库曼人(Ekumen)称为冬星]的气候，第一个调查员对此提出的解释是这种冰期环境不利于人类生存：

冬天的气候太冷酷无情，几乎难以忍受，尽管他们适应寒冷，也只有靠他们的战斗精神与寒冷搏斗。边缘的人们，刚到的种族，并不是什么勇士。最终，在葛森星人的生活里，决定的因素不是性，也不是其他的人类，而是他们的环境，他们的寒冷的世界。在这里，人有一个比自身更残酷的敌人。 

然而，也许严寒的内涵还不仅如此；这个母题也许还有其他更加深刻的、隐含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兴许最好用最近的科幻小说中相关的热带雨林的象征意义来解释，特别是J.G.巴拉德(J.G.Ballard)的科幻小说。炎热在这里传递的意思是一种消融，身体融入外部世界，失去那种与衣服和外在客体的明显分离感，从而使你获得自治，可以自由活动，同时，在你的身体有机体与周围接触的时候，例如沐浴在潮湿的空气里，或者碰到蕨类植物的叶子时，增加了污染和不自然的感觉。这是因为，丛林本身虽然不是或反对华兹华斯描述的那种自然，但却被人觉得是某种庞大的、异域的有机体，我们的身体冒着被吸收进去的危险。在科幻小说里，对这种焦虑最惊人的表达也许是西尔弗伯格的《降落在地》(第八章)里那种可怕的景象，在那个场景中，主人公发现一对人类夫妇变成了某些不知名的寄生虫的寄生体，它们在他们仍然活着的躯体内像古怪的胎儿一样蠕动。

这种人体自治的丧失——通过整个丛林环境被戏剧化了，而欧洲人消融到丛林之中——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心理自治丧失的修辞比喻，其中道德沦丧、殖民地的饮酒，以及热带英雄的消解，则是文学中的经典象征。(与当前的研究更相关的是极端炎热和性焦虑之间的关系——这个主题在非科幻小说对类似素材的描写中更加明显，例如天主教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对他们来说，炎热与青春期性折磨的等同，为后来主要人物经历的性无能提供了足够的心理原因。)

巴拉德的作品具有暗示性，他把心理和道德的消融转变成了意识形态的熵的神话，在这种神话里，大英帝国的历史性衰落被投射到外部某种庞大的宇宙的衰落，以及它的分子建筑群的衰落。^[3]这种意识形态的信息使它很难摆脱这样的感觉：前面所说的热的象征在这里是一种奇怪的西方的、种族中心论的象征。如果需要证据，不妨看看冯尼格特的《猫的摇篮》,在这部作品里，系统的行动置换——从纽约州北部到加勒比，从非人化的美国科学家到欢乐而多疑的勃克侬主义的宗教实践——暗示着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思考：思考美国霸权和第三世界的关系，思考在资本主义世界压迫和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思考在更古老朴素的文化中以怀旧和原始的方式召唤更真实的人类的种种可能。对炎热的偏见，对流汗作为我们存在的某种消解的恐惧，相当于对热带田野劳动的某种无意识的焦虑。(一种类似的文化上的象征，在我们自己的富裕社会里也有历史性的反响，这就是北部工厂蓝领工人的工作。)因此，关于热带的梦魇表达了一种掩饰起来的对不可名状的威胁的恐惧，害怕第三世界的大众会威胁到我们自己的繁荣和特权，同时它也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勒奎恩小说里葛森的冰雪天气的框架。

在这种解读中，冬星上的寒冷天气绝不可首先理解为一种恶劣的不适合人类生活的环境，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对有机体的自治的象征性的肯定，它是对身体完全脱离其环境或生态体系的某种幻想的实现。寒冷的孤立，以及葛森的寒冷气候，使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意识到他们作为分离的个体的心理独立以及他们自由的地位，他们的鸡皮疙瘩使皮肤本身变成了某种外壳，星球低于零摄氏度的气温迫使他们的有机体转而依靠自己内在的资源，使每个人都成为自足的火炉。这样，葛森就代表着想像某种实验场景的努力，在这种场景里，我们在世界的存在被极端简化，其中我们在感觉上与周围多重的、变化的视界的联系被彻底抽象化，就像要对人类现实的最终性质作出某种新的观察。

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坚持叙事的这种认知作用和实验功能，以便把它与其他更可怕的表征分开，因为这种表征把意识与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例如，在菲立普·狄克的小说《尤比克》中死者的“半死半活”的情况)。作为一种形式，科幻小说最有意义的潜能之一，就是以我们经验的世界为基础提供某种类似实验的变化的能力；而勒奎恩自己说她虚构的葛森人的性活动，恰恰沿用了伟大的物理家的“思想实验”的方法：“爱因斯坦把一条光的射线射过运动的电梯；斯克洛丁格把一只猫放进盒子。没有电梯，没有猫，也没有盒子。但实验仍被进行，于是在思想里提出了问题。”^[4]只有一个人会想到“高雅文学”也曾肯定过这种目的。很久以前，左拉关于遗传的概念，以及他对克劳德·伯纳德解释的实验研究的天真的迷恋，其情况可能就是如此。在现代主义出现的前夕，那种实验小说的自然主义的概念，等于是再次肯定了文学的认知功能。他的断言似乎再不可能被人相信，这一事实表明，我们自己的特殊的环境——晚期垄断资本和消费社会的整个体制——令人觉得规模如此巨大，无处不在，它的物化现象压倒一切，难以抵制；严肃的艺术家再不能自由地对它修补或提出实验性的改革。^[5]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科幻小说的历史机遇与所谓的高雅文学的这种瘫痪密切相关。一般认为科幻小说的“非严肃的”或通俗的特征，恰恰是它放松那种专制的“现实原则”的能力的固有特点，而对高雅艺术来说，那种原则却是致其残缺的一种审查。科幻小说还使“副文学的”形式可以继承文学的使命，为我们提供可以选择的不同的世界，而在其他地方这个世界甚至可能抵制任何想像的变化。(这种把文学最重要的传统功能转换到科幻小说方面的变化，似乎得到了当前“艺术文学”日益努力的确认——例如托马斯·品钦——以便把那些形式的能力重新纳入到文学的小说之中。)

这种叙事的主要技巧——通过科幻小说我们周围的经验和历史世界的系统变化的技巧——最方便的是编到类推和推断这对孪生的标题之下。^[6]但是，我们建议的那种对勒奎恩的实验生态学的阅读表明，还有第三种颇为不同的变化的技巧，而它正是有待这一分析加以说明的问题。当然，人们可以把葛森的环境看作是对我们地球四季之一的推测，这种推测根据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展开，并推向它的极端的结论——例如，当波尔和考恩布勒斯在《空间商人》里把他们的想像投射到外星球时，那里的商业趋势在20世纪50年代新出现的消费社会里已经可以看到；又如布鲁纳，当他在《仰望的绵羊》里描写灾变性的环境污染加速时，我们地球上的污染正在扩展。然而我觉得这些对勒奎恩的实验是最少意义的东西，勒奎恩的基础是一种排斥体制的原则，一种对实际经验现实的外科手术切除，有些像本体论衰减的一个过程，其中实际存在或我们所说的现实的多样性的涌现，通过基本的抽象和简化活动被有意淡化或消除，而这种抽象和简化的结果我们此后将称为世界缩影。一旦我们抓住了这种技巧的本质，它在小说其他主题领域就变得不可回避，例如在葛森上面明显没有其他动物种类的存在。当然，删去整个生物进化的亲缘关系可以通过前提加以说明，即葛森的殖民化以及它的居民的反常性行为乃是原来的海尼文明所作的某种已被忘却的生物实验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消除那种缺失带来的不安：“冬星上没有任何共同的昆虫。葛森人不会分享他们的土地，就像特兰人对旧社会那样，那些数不清的城市由小小的无性别的工人组成，他们不具备任何本能，只知道屈从于群体，屈从于整体。”(第13节)

但是，在勒奎恩后来的小说《被剥夺的人》里，这种情境被推到了它最终的后果，它提供了一个行星(阿纳里斯)上的景象，在那个星球上，人类生活中没有任何生物学意义上的伴侣。

从生物学上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情境。我们阿纳里斯人被非自然地隔离开来。在旧的世界上，有十八类地面动物；像昆虫一样，有纲有目，有数不清的品种，有些品种有几百万之众。想想看：到处可以看见动物、其他生命与你共享大地和空气。你会觉得更像是一个部分。(第6节)

于是就有了谢维克的惊恐。当他到达尤拉斯时，他被一个面孔仔细观察，这面孔“不像人的面孔……像他的胳膊那么长，死人一样苍白。呼吸时从那个一定是鼻孔的地方喷出雾气，非常可怕，然而又肯定无疑，而且只有一个眼睛”(第1章)。然而，在《被剥夺的人》里的阿纳里斯上，没有像毛驴那样的大动物，这也使谢维克惊讶。这种缺失是一个更肯定的删除的否定的对应面，也就是达尔文的生命循环本身及其弱肉强食的对应面：它所表示的意思是，人类已经超越历史决定论，自己单独相处，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因此，在《被剥夺的人》里，世界缩影的原则变成了一种有意识地阐述乌托邦的工具。但在葛森上面，它的结果仍然更具悲剧性，海尼人的实验导致了试管主体的无意的进化，而不是某种伟大的、自觉的、社会进化的实验，以及集体的自我决定。

你们的种族在自己的世界上令人可怕地孤独。没有其他任何哺乳动物。没有其他任何两性的物种。没有任何动物有足够的智慧，甚至不能像宠物那样驯养。这必然改变你的思想，这种独特性……它是如此团结一致，处于一个如此充满敌意的世界：它一定会影响你的整个世界观。(第16节)

然而，这种细节更深刻的含义，以及在它们当中发生作用的构成原则的含义，只有在我们仔细考察小说的其他主题领域的类似模式之后，才会变得清晰起来，例如葛森人宗教信仰的主题。在保持作品的对立构成当中，与两个主要的民族群体——卡海德和奥戈瑞——相对应的是两个恰相对立的宗教派别：麦什的奥格塔有些像是原初卡海德的汉达拉教派的异端或分支，与基督教源出犹太教的情况颇为相似；麦什的知识教派反映出一种神秘的经验，它产生于这种经验，而在这种经验中，一切时间和历史都变成了盲目的共存。不过，对知识的强调暗示着一种实证主义偏见，人们会认为，这种偏见正好适合奥戈瑞的商业社会，就像新教适合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那样。不过，正是另一种宗教，即卡海德教派，才直接关系到我们当前的论点：汉达拉与后来的派别相对，完全是一种神秘的黑暗，不相信知识，与对葛森气候的极端简化相同。它的精神实践的目的是使思想脱离其非实质的东西，把它归纳为典型的简化了的功能。

汉达拉的神的戒律……是一种出神入定——汉达拉人尽管否认，却把它称作一种非出神入定——它包含着通过极端的肉体感觉的接受和意识而引起的自我消失(自我膨胀?)。虽然这种方法与大部分神秘主义的方法完全对立，但却可能是一种神秘的方法，倾向于那种内在性的经验。(第5节)

因此，有关预言的仪式习惯的根本目的——在小说最突出的一章里被戏剧化了——就是通过回答不可能回答的关于未来的问题，“表明对错误的问题即使知道答案也毫无意义”(第5章)，最终，实际上提出问题的整个活动也就毫无意义。关于这些错误的或无法回答的问题的真正意义，我们将在后面再谈；但这种对天真的神秘限定无疑与活跃的商业好奇心明显不同，由于商业好奇心，昂弗伊到达奥戈瑞时才高兴地惊讶不已。(参见第10节)

詹姆逊

现在，我们应该检验一下关于《被剥夺的人》的基本构成原则的前提，而背景是那种两性人的画面——实际上，是一种两性社会——它是那种人的最突出的、最原始的特征。这种描绘用显而易见的陌生化对一般的感官的读者(lecter moyen sensual)进行挑战，男性科幻小说中的性放纵和反文化传统也使用陌生化方法(defamiliarization)，如在法默(Farmer)或者斯特金(Sturgeon)的作品中，但是，这两种写作的陌生化方法并非完全一致。坚持勒奎恩小说的女性主义，坚持她的小说中的性角色本身的非神秘化(demystification)，比对各种各样的性行为采取更加宽容的立场更适合(像勒奎恩本人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坚持的那样)。关于葛森星人的性别的出发点在于，跟我们的社会不同，性别角色不再给一切都打上烙印，而是被仅仅包含、缓和以及减少到每月的短短几天当中，在这几天里，像我们的动物种群一样，葛森星人处在“酷暑”或者“发情期”(kemmer)中。于是 艾库曼人派出的第一个调查员强调了葛森星对于“按照一般的”性别划分的人类的“陌生化效果”(estrangementeffect)。

如果选派人去冬星的话，第一个被选中的人(the First Mobile[活动的个体]——译者)，必须得到如下警告：除非他是极有自信或者是上了年纪，否则他的自尊心肯定会受到伤害。男人都希望刚强有力能得到承认，女人也希望她的娇柔能被欣赏，无论这种承认和欣赏有多么间接和隐晦。在寒冬星上却不存在这种承认和欣赏。一个人受到尊重、受到评判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人。这种经历真可怕。(第7节)

作者在一篇文章中坦率地承认，把这些表现出来很困难(例如，英语的代词指代性别不可避免)。还有，令读者读不懂并非全是她的错，而且学生们总是要把葛森星人说成“无性”的，这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他们的想像力受到有关性别的刻板观念的限制。的确，葛森星上的生态环境远远没有达到取消性别的一步，只有消除性别压迫(repression)的效果。 

葛森星人的性冲动受到本性的严格规定和限制，实际上受社会的影响不大：对性的编码、引导和压抑比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个双性社会中都少。禁欲完全出于自愿；沉湎于性也完全可以接受。性恐惧和性沮丧都极其罕见。(第13节)

事实上，作者用心良苦，她不仅仅指出这些人不是太监，而且在一个特别恐惧的场景中，就是描写配有反发情药品(antikemmer)的劳役农场的那一幕——通过对照太监们在这个社会中将如何生活，来表明他们不是太监(第13节)。

诚然，公共发情所(public kemmer-houses)的场景(还有《被剥夺的人》中乌托邦的性执照)应该赢得最坚定的傅立叶空想社会主义者或者性解放主义者的欢呼。^[7]如果不能，那是因为有另外一种迥异的意义，按照这种意义，我的学生们作出那种反应并无不当之处。同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再次碰到了我们称为世界缩影的现象。因为如果说勒奎恩的葛森星没有排除性别的话，也许就暗示着它排除了跟性别有关的重重困难。基本来说，葛森星人的生理机制解决了性别难题，毫无疑问这一点我们这种人中没有哪一位能够做到(主要原因在于人的欲望本质上是非生物性，而不是“自然的”或者本能的动物需要)。欲望之所以永远都是丑恶的，原因恰恰在于没有任何可以解决欲望问题的“办法”——性乱、性压抑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都同样让人不可忍受。只有虚构出葛森星上的这种人，并且把他们的欲望局限在每个月的几天之中，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难题。这种虚构暗示：性欲能够从人的其他活动中完全去掉，使我们能够看到那些活动的本来的、没有搀任何杂质的原貌。于是，在建构这种欲望的具体投射即葛森星人的双性同体过程中，我们再次找到了一种起作用的过程，这种过程在结构上类似于我们前面描述过的世界缩影或者本体论的减弱的作用：通过对真实世界进行删减、通过极端抑制人的难免带有强大的幻想投入的性活动，尝试着制造某种想像的情境。那种难以想像的摆脱性的自由的梦想，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人类的幻想，而且非常有力，几乎与性欲满足的愿望同样有力。对于《黑暗的左手》所包含的更普遍的象征意义，只有抓住它与小说其他重要主题之间的关系才能发现，而这个主题就是葛森星人各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尤其是它们各自发动战争的能力。

乍一看似乎这里的平行关系(parallelism)很明显，而且，在这种特定的层面上，我们一直称为世界缩影的东西只能是机构战争本身，而它在卡海德国的封建系统中尚未形成。毫无疑问，勒奎恩的作品整体上来讲具有强烈的和平主义色彩，而她的中篇小说《世界的名字是森林》(The Word for World is Forest)[连同奥尔迪斯(Aldiss)的《黑暗的光年》(Dark Light-Years)]是一部重要的谴责美国在越南实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科幻小说作品。然而它仍然是从种族方面而不是从社会经济上描写帝国主义，而且这篇小说最后的一句话把暴力的罪恶甚至延伸到国家解放战争中，在这次战争中暴力刚刚取得胜利：“也许在我死后，人们会像在我出生之前、在你来到之前那样生活。但是我觉得不会这样。”(第8节)然而要是没有正义的暴力的话，那么地球上漫长的下午和黄昏结果就真的会成为科幻小说作家期待之中的沉重的反乌托邦。

在勒奎恩小说中，这种适当的自由主义的而非激进的立场，通过她对淡泊无为的主人公的偏好，以及她对反政治、反行动主义态度的限定，似乎得到了强调；不论是在卡海德国的宗教或“克里奇人”(creechies)的和平传统里，还是在谢维克自己的反思性的性格当中，无不如此。但是，使她的立场更加暧昧、更加有趣的是，勒奎恩的作品拒绝的是暴力的制度化而不是暴力本身：在《被剥夺的人》中，没有什么比谢维克被一个人打昏的那一幕更令人震惊，那个人被他们名字的相似之处惹恼了。

“你是靠上学保持双手干净的小投机分子中的一员,那个人说，“我一直都想要把你们中间的某个人打得屁滚尿流。”“别叫我投机分子!”谢维克说。但是这并不仅仅是一场舌战。谢维克踢了那人两脚。他被回敬了几脚，出乎那人意料的是，他胳膊很长，很有力，但是他还是没打赢。有几个人停下来观阵，看见打得不相上下，但却没有什么意思，就又都走了。单单暴力既不会惹恼他们，也不能吸引他们。他醒来时发现自己仰面躺在两个帐篷之间漆黑的地上。(第2节)

换句话说，在乌托邦之中，人类不是摆脱了暴力，而是逃脱了历史本身的多种决定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在乌托邦之中人类与古老的集体宿命论划清了界限，目的恰恰是想要随心所欲地处理各种人际关系——无论是为了暴力、爱情、怨恨、性还是别的。所有这些都是原始的、有力的(all of that is raw and strong)，跟《被剥夺的人》中所提供的对经济和社会机构的任何解释比起来都更进一步地证实了勒奎恩的幻景——是对基本原则的回归而不是对现实的粉饰。

在勒奎恩作品中看起来像传统的自由主义的东西(当然从意识形态上讲，它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继续“看起来像”自由主义还不明朗)，实际上本身是使用杰弗逊和梭罗的传统来与当今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化的自由主义——的各种重要的政治特征抗衡，一如她在最近的小说《天堂的车床》(The Lathe of Heaven)中坦率地指出的那样。显然，奥尔(Orr)的性格是道教般的被动顺从，而哈伯则痴迷于各种明显具有改良性、改革性的工程，毫无疑问，两种性格形成鲜明的对照意义就在于此。

明确地说，权力意志的特点在于增长。达到目标方能罢休。为了存在，权力意志在每一次得到满足后都必然会增加。得到的权力越大，就越想得到更多的权力。哈伯通过奥尔的梦行使的权力似乎永无止境，因此他改善世界的决心也没有尽头。(第9节)

因此，《黑暗的左手》的和平主义倾向，是对当今美国自由主义以发展为导向的权力驱动的普遍否定的组成部分，甚至它所暗示的那种在机构化的战争、集权化和心理侵略之间的关联，也使我们觉得像是某种典型的自由主义的偏见。

但是，我认为在这种正式(official)的战争的主题下，整部小说中零散地分布着的一些细节使人想到存在着对历史进行重新构想的某种更加根本的尝试。对于下面这些描述，哪个读者会不受到震撼呢?也许连为什么被打动都还不知道，如对奠基开幕仪式的描述：“下面的石匠们启动了一个电绞车，随着国王上到更高的地方，吊索捆着拱顶石越过他的头顶继续升高，几乎在无声无息之中，达吨重的巨型拱顶石被抬高然后放下来，安放在两个桥墩间，把它们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拱桥。”(第1节)或者是描述第一个春天的商队开赴北方要塞的情景：“二十辆满载货物的货车安静地行驶，都装有履带，看上去像船一样，一辆接一辆地沿着尔恒壤城(Erhenrang)深处的大街穿过早晨的浓荫向南行驶。”(第5节)当然，如果它指定的不是诸如此类的细节的话，在科幻小说中推断(extrapolation)的概念就没有任何意义，在细节中，经验(empirical)的真实世界中的各种不同的或者矛盾的因素并置在一起，重新合并成为有趣的蒙太奇。显然，这里的前提是封建文化或者中世纪文化，却拥有电和机器技术；但是，机器所起的作用跟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不同：“卡海德国的机械工业发明的时代至少已经有三千年的历史，而在这三千年中它们造出了使用蒸汽、电力和其他基本原理的非常完善的、经济的中央取暖设备，但是他们却不在自己的房屋里安装。”(第3节)在我看来，造成这一切比通常的推测设想更加复杂的东西，乃是它所包含的巨大的时间跨度，以及卡海德国伟大的古代的科学技术，但它不是要强调把我们自己实际经历的地球历史的不同历史阶段结合起来时发生什么,而是特别强调没有发生什么。事实上，那也是卡海德这个实例最有意义的地方，就是说，什么都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秩序保持着原状，电力引进失败了——对我们来说难以理解，令人吃惊——未能给一个基本上是静止的、非历史的社会的稳定性造成任何冲击。

科技对所谓的西方(即西欧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起什么作用?现在显然有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的空间。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科学的发展既是技术需要的结果，又是新兴的市场体系中固有的量化思维模式的结果；然而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则强调在如今被策略性地认为是工业革命(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技术和发明所起的重要作用。要不是技术和资本主义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如此互相交织密不可分的话，这种分歧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置信的。勒奎恩在她对卡海德国的投射(projection)中所作的是把二者有些霸道地、戏剧性地分开。

在那四百年里电动机造出来了，收音机、绝缘电线束、电力机车和农用机械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开始投入使用，一个机器时代渐渐形成，没有任何工业革命，根本就没有任何革命。(第2节)

卡海德国是设想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却对资本主义闻所未闻的社会的一种尝试，除此之外，对此我们还能作出什么解释呢?社会秩序基本上是封建秩序，其中却存在着现代技术，这标志着想像的作用，也是衡量其成功的标准：在所有那些身穿皮毛和封建统治轮换的条件下，奇迹般地存在着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安静、祥和地发出嗡嗡声的技术，证明我们在卡海德面对的不是又一种描写封建制度的科幻小说，确切地说，它是对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选择性的替代，在这个世界里——不知道是什么奇怪的命运所致——资本主义根本就不曾发生。

得出下面这个结论越来越不可避免：这种重新设想一种没有资本主义的西方历史的尝试，从结构上和在其普遍精神上与我们在前面描述过的设想没有欲望的人类生态是一致的，因为基本上来说它是市场体系的内在动力，这种市场体系把我们过去常常称为进步的发热和躁动带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编年史的、季节性的、循环的节奏之中。性别作为存在难题，叫人无法忍受，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资本主义是变化和毫无意义的进化过程之病；二者潜在的一致性于是就被这个方法——世界缩影的方法——本身有力地强调，而这个方法的使命就是把性和资本主义这两个现象都用乌托邦的方法排除掉。

当然，卡海德国不是一个乌托邦，而在那个意义上，《黑暗的左手》也不是一部真正的乌托邦作品。的确，现在很清楚，这部小说起的作用有些像各种方法的实验场，在《被剥夺的人》中这些方法才被有意识地使用在乌托邦的建构上。在后面这部小说中世界缩影的方法开始演化成关于乌托邦和匮乏密不可分的社会政治假设。于是，奥登人对贫瘠的安拉瑞斯的殖民化使我们能够把这种方法最彻底地应用于文学，同时它对当今把美国的富足和消费者的商品变成“伟大社会”的终极蓝图的巨大的财富(parlay…into…)的种种企图构成有力的、及时的谴责。^[8]

我并不是想说，历史上所有的乌托邦均围绕我们称为世界缩影的想像活动来建构。似乎的确有可能是晚期资本主义巨大的商品环境唤起了这种特殊的文学和想像的策略，于是这种策略也近似于一种政治立场。因此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主人公——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对未来进行探访的人——吃惊地看到在阴暗的工业城市早已褪色的铭文下，自然的轮廓重新出现，关于河流本身的古老的名字本是无聊的俚语，却唤起人们对草地风景的回忆，斜坡和溪流很久以来就埋在经济公寓建筑的人行道底下，被改成排水沟，如今在光天化日之下重新出现。

伦敦，我曾经把它当作现代文明的巴比伦城的这个城市，似乎已经消失……那些巨大的漆黑的地方，据我们所知一度是制造中心，它们已经消失，就像伦敦的砖和砂浆的沙漠一样，只是因为它们曾经是“制造”中心而不是任何别的中心，满足的只是赌博市场的目的而不是别的目的，它们所留下来的存在过的遗迹比伦敦城留下的还要少……相反，在小一些的城镇里却很少清理，虽然重建很多。的确，它们的郊区(要是它们有过郊区的话)已经融入了广阔的乡村之中，空地和自由活动的空间在它们的中心出现，但是还有些城镇里有街道、广场和市场，于是正是凭借这些小一些的城镇我们能对旧世界里的城镇是什么样子能有所了解，——我的意思是说，它们最兴盛的时候是什么样子。^[9]

于是，莫里斯的乌托邦正是具有审美的和性欲倾向的社会蓝图而不是贝拉米(Bellamy)的《回顾》^[10]中的具有技术和工程倾向的社会蓝图的原型——因此这种蓝图沿袭的是傅立叶而不是圣西门的传统，对于新左派而不是苏维埃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更具有预言性，在此蓝图之中，我们看到铲除资本主义巨大的浪费的同样的过程，也看到从拥挤不堪的城市系统地清除大量的建筑物给手工艺人带来的满足。这种想像的投射是否暗示着并且支持军事政治的立场呢?当然在莫里斯的书中的确如此，但是我们时代的问题总的来说是生态政治的好战性(the militancy of ecological politics)。我倾向于认为这些“乌有乡”所提供的只不过是一个喘息的空间，只是从无所不在的晚期资本主义中得到暂时的解脱。“乌有乡”恬静(却是挽歌式的)温馨，色调柔和，使人从更加肮脏的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中徒劳无益地抽身，这一点似乎由莫里斯的《乌有乡的消息》的副标题“休息的纪元”(An Epoch of Rest)十分恰当地刻画了出来。似乎——甚至是在想像之中，在做了巨大的努力把自己从无孔不入的消费资本主义对我们自身的头脑、价值观念和习惯的感染中解放出来之后——当灵魂突然而且出乎意料地进入一个极其另类的叙述空间(radically other)时，没有受到所有那些旧的生命和旧的偏见的特点的污染，灵魂只能躺在那里，在全新的静寂中喘息，太虚弱，太新，在重建的世界中除了无力地看上一眼之外什么都不能做。

《黑暗的左手》的某种吸引力——以及它最终的模糊信息——毫无疑问来自其中隐含的动机，它追求那种乌托邦的“安宁”，那种不受性别或历史折磨也不受文化过剩或与人生无关的客体世界折磨的某种最终“无地位区分”的集体性。然而，在我们得出结论之前，我们必须注意小说在这方面也包含着它自己的批判。

这确实是对小说严密性的一种贡献，小说非常严密地想像出它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历史并没有被马上排除，而是被非常重要地重新做了安排；作为一种没有发展的社会秩序而出现的卡海德，随着叙事本身的开始而开始发展。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正确和错误问题的母题的最终意义，接下来继续讨论这个母题：“要了解哪些问题不可能回答，而且不去回答，在紧张和忧郁的时候最需要这种技巧。”并非偶然，这个箴言起因于另一个要实际得多的关于政治和历史问题的讨论。

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背对米施诺瑞城(Mishnory)往外走去，你还是行走在米施诺瑞城的路上……你必须到别的地方去；你一定要有另外一个目标；于是你就走上不同的路。叶盖(Yegey)今天在在第三十三厅说：“我坚定不移地反对禁止出口谷物到卡海德，也反对导致禁运的竞争精神。”十分正确，但是他不会从米施诺瑞城的路上下来向那个方向去。他必须提出另外一种解决办法。奥戈瑞人和卡海德人都必须停下来，不再走他们正在走的通往不同方向的路；他们必须到别的地方去，要打破这个循环。(第11节)

但是，当然，解决这种两难处境的真正的方法，惟一可以想像得出的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选择的恶性循环中脱身的方法跟作者和她的主人公们所提出的自由的“解决办法”——作为一种巨大的联合国的艾库曼联盟——很不相同。有人不禁要问，汉达拉教不问问题的策略(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常常只注意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11])是否并不能保护乌托邦想像自身，使它不至于注定要回归到那些它本应该提供解救的历史矛盾之中。果真如此的话，勒奎恩的《黑暗的左手》这部小说最深刻的主题就不会是这种乌托邦，而是我们自己不具备首先就想到乌托邦的能力。这样，它也会成为《被剥夺的人》的实验场。

注释

[1]See Jameson,Generic Discontinuities in SF:Brian Aldiss'Starship,SFS1(1973),pp.57-68.

[2]在伊恩·沃森的重要论文《勒奎恩的〈天堂的车床〉和迪克的角色》中我找到了从这个名单中把交流一头脑一语言和预言的主题去掉的证明，参见SFS 2(1975),67~75页。

[3]熵当然是19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典型神话(例如，亨利·亚当斯，韦尔斯，左拉)。这种解释的更多证据见我的论文In Retrospect,SFS1(1974):272～276页。

[4]Ursula K.Le Guin,Is Gender Necessary?in Aurora:Beyond Equality,ed.Susan J.Anderson and Vonda McIntyre(in press at Fawcett).

[5]在《马克思主义与形式》(Princeton,1971),248～252页中，我讨论了历史小说的类比还原的可能性问题。

[6]See Darko Suvin,“On the Poetics of the Science Fiction Genre,”College English 34(1972),pp.372-382,and“Science Fiction and the Genological jungle,Genre 6(1973),pp.251-273.

[7]见注释[4]。有一些问题勒奎恩并没有注意到——例如，发情期的协调和情人伙伴的性别角色的连续性问题一被逻辑性极强的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在《失去的机会》中指出，参见《科幻小说评论》，第24期，22～24页。

[8]跟《被剥夺的人》一样——这无疑是斯金纳的《瓦尔登湖第二》以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似乎肯定能够在政治反思中起重要的作用，把安纳瑞斯当成一个“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来质疑也是很重要的。于是她无疑想要把它的去中心的机构与传统的苏维埃模式区分开来，而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的重要性——这个政治目标最近得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实验性的农村公社以及别的地方的各种工人自助合作发扬光大。

[9]William Morris,News From Nowhere(London,1903),pp.91,95,96.

[10]19世纪美国小说家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长篇乌托邦小说《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2000—1887),以虚构的笔法描写2000年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消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取而代之。——译注

[11]Karl Marx and F.Engels,Basic Writings o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ed.Lewis S.Feuer(Garden City,N.Y.,1959),p.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