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隐蔽的上帝

作者：吕西安·戈德曼

出版方：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5月 

作者简介

吕西安·戈德曼1913年生于布加勒斯特，1970年10月在巴黎去世。他青年时代在罗马尼亚求学，获法学学士学位；1933年到维也纳继续深造，师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阿德勒，研究新康德主义、黑格尔哲学；1934年又到巴黎大学和法学院学习。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德国占领军关进集中营，后辗转逃到瑞士，经瑞士哲学家、心理学家皮亚杰营救，得以离开难民营。1945年，在苏黎士大学通过论文《康德著作中的人类社会和宇宙》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论文译成法文正式发表。战后他重返巴黎，在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工作，1956年发表文学博士论文《隐蔽的上帝》，同年发表《论拉辛》，再次概括地阐述了论文的观点。1959年，当选为巴黎高级研究实验学校研究主任，直到去世前，一直在该校讲授文学与哲学社会学课程。与此同时，他于1961年应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邀请，创立文学社会学中心，并从1964年起任该中心主任。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中，他毅然站在大学生一边，支持学生运动。戈德曼著述颇丰，涉及哲学、文学、历史等各领域，其中主要的有《人文科学和哲学》(1952)，《辩证法探求》(1959),《小说社会学》(1964)，《精神结构与文化创造》(1970),《马克思主义和人文科学》(1970)等。

章节目录

作者序言

我在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提出两个彼此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目的：

一是得出研究哲学和文学著作的积极的方法，一是有助于理解限定的一组具体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尽管彼此大不相同但仍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整体范畴是辩证思想的中心，因此我们不能一开始就把关于方法的探讨与具体的研究截然分开，这两者不过是同一枚纪念币的两面。

事实上，方法只能寓于研究本身，而研究只有逐步意识到自己的活动的性质和使其得以进展的条件时，才是有价值的和富有成果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本书的中心思想是：人的行为始终构成全面的意义结构，这样的结构同时具有实践性、理论性和情感性，并且只有从接受某一系列社会准则基础上的实践的角度，才能对这种结构进行实际有效的研究，也就是说才能同时解释它和理解它。

笔者曾根据这一原则指出有这样一种结构——悲剧观——，它使我得出并理解人在思想、理论、哲学和文学几个方面的表现的本质，同时也使我得以揭示在这些事实之间结构近似之处的意义，而在以前这样的近似是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

因此，我一方面试图逐步指明并描述悲剧观的主要特点（第一篇），并用以研究《思想录》和拉辛的戏剧；同时还论证了悲剧观也是“极端主义的”冉森教派运动和思想（第二篇）是《思想录》和康德的批判哲学（第三篇）以及拉辛的戏剧（第四篇）的共同本质。

至于本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笔者在上面提到的两个目的，这应该由读者来判断。

在这篇序言中，我只想指出两种可能出现的异议。由于我同时涉及到悲剧观研究和探讨对哲学与文学著作进行积极研究的条件，自然便遇到有关这两个问题中每个问题已有的大量研究著作，我当然也读过其中的一些，并且有时也从中得到启发，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乔治·卢卡契的著作和黑格尔关于悲剧的随想录（在《美学》一书中，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伦理秩序的杰出一章里）。但是，即使和卢卡契相比，我的企图也极为不同，如果明确地讨论所有这些理论，肯定也必然要打破本书的协调统一。

另一方面，由于很难用一种和辩证思想还很不适应的术语来表达辩证思想，所以笔者曾多次提出一些表面看来相互矛盾的论点，例如，我写过不可能设计出一种“科学的社会学”，一种关于人的行为的客观科学，同时又提出必须积极地、科学地认识这些行为；因为没有更贴切的词语，有时我甚至把这种认识称为“社会学的认识”；同样，我也断言《思想录》并不是“为不信教者”写的、但是又说这些《思想录》面向的读者当中也有不信教者，等等。

实际上，这些论点之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对人的行为的认识不能从外部获得，因为这种认识不像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情况那样，不受任何实践观点和任何价值判断的制约。但对人的行为的认识应当与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得到的认识同样的积极和严密。从这种意义上说，拒绝唯科学主义，同时又提倡与思辩、试验论相对立的关于人的行为的积极的、历史的、社会学的科学，这两者之问并没有什么矛盾。

同样，帕斯卡尔阐述了一种针对不信教者的论点来驳斥不信教者，而他自己并不承认这种论点，并且认为也不适用于信仰宗教的人，所以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不是“为不信教者”写的。然而他的著作——同所有的哲学著作一样——是写给所有与作者的想法不同的人的，从这一具体情况来看，这就暗含着表明也是写给不信教的人的。

上面这些情况指的都是些表面的矛盾，只要我们造出一套晦涩可厌而善良的读者又不理解的抽象的专门语言，这些矛盾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与现实和日常语言保持联系。帕斯卡尔写道：光亮过强令人目眩。比起形式上和表面上的清晰来，我希望也宁可选择真正的清晰。最后，在结束这篇序言时，笔者向所有提出建议、意见、批评、异议而帮助过我的人表示感谢，其中首先是自始至终关注着本书的撰写的亨利·古伊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