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作者简介

程萌（1993—），男，河南汝南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资本论》视阈的人工智能哲学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摘要

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斗争失败之后的妥协产物，加速主义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新研究方向。它自诞生起就表现出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阶级政治”的强烈倾向。其中，右翼加速主义主张放弃对现有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进行改革的斗争方案，号召进一步解除对技术发展的种种限制来推动社会的加速前进。左翼加速主义则强调资本主义体系无法掌控技术本身带来的变革性力量，因而能够通过加速技术进步以达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目的。显然，在这里，“速度”已经超出原本的物理学含义，并成为与政治“共谋”的革命武器。首先，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之，加速主义的贡献在于准确洞察到速度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之中，真实捕捉了当前在资本逻辑的驱动下使社会从“生产加速”到“政治加速”的运行图景。但它低估了资产阶级越来越深入地运用技术来为自己的“竞速政治”服务的现实状况，又在主体维度回避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的历史地位问题，进而彰显出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移动通信等在社会生活各领域的广泛推广应用，当代资本主义正逐渐步入不断强化速度逻辑的“加速社会”。显然，在这个全新的技术时代，速度已经不再简单是物理意义上描述物体运动快慢和运动方向的矢量，而是介入到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重新定义人们的存在方式的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机制。对此，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直接将速度作为科技造就的改变人类生活的核心原则，开创了对社会加速现象进行批判研究的“竞速学”。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以人们对于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感到困扰为切入点，剖析了当代人并没有因为科学技术进步节省的时间得以缓解生活压力，相反整个身体和灵魂都不得不追随社会的高速运转而持久保持着疲惫不堪状态的“新异化”形式。亚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则在2013年共同发表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中将左翼加速主义的激进政治话语推到了国际学术前沿，强调应当充分利用科学技术的潜能来加速冲破、击垮乃至埋葬当前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

从其理论渊源上看，这些加速主义者们在审视速度问题对当代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冲击时，虽然坚持的主要观点呈现出形形色色的迥异特征，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借鉴了马克思立足于速度与政治“共谋”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向，来分析如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数字化趋势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可能性的社会变革。然而，问题在于，作为一种对资本主义斗争失败之后的妥协产物，加速主义自诞生起就以左翼和右翼的路线之争表现出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倾向。特别是，近年来左翼加速主义片面地理解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在理论构建和革命策略的制定等方面一直带有诸多先天困境，并面临着被右翼加速主义反超、转化和吸收的风险。因此，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深刻反思加速主义的发展谱系、理论观点及其实践价值，不仅能够全面澄清这一社会思潮低估了资产阶级愈加隐蔽、愈加深入地利用科学技术来为自身的“竞速政治”统治状况服务的内在缺陷，更有助于我们科学把握马克思反复重申的超越资本主义的解放过程始终遵循着“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历史发展规律的真理性意义。

一、加速主义的兴起、发展谱系以及理论特质

作为一股对20世纪70年代法国“五月风暴”失败的政治回应的社会思潮，“加速主义”的思想起源通常有三种常见的说法。其一，马克思主义。其主要理论依据是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自由贸易是“资本的自由”，是资本享有的压榨工人劳动力价值的自由。它正在瓦解世界范围内的各个民族，从而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达到了历史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1]其二，尼采。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历克斯·迦塔利 （Felix Guattari）在“五月风暴”之后，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是与以往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中一切社会状况的根本断裂，革命性地印证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强调的“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一方面又主张应当否定社会矛盾会不可避免地使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马克思主义提法。按照他们的看法，危机是资产阶级调整重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契机。这一“加速命令”可追溯到尼采在《权力意志》阐述的“欧洲人的协调乃是不可阻挡的伟大过程……应当加速而不是质疑这一过程”[3]。其三，20世纪初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等掀起的“未来主义运动”。尽管这是一场宣扬当代艺术家应表现出人们的真实生活体验的艺术运动，却又将“速度”从显而易见的物理现象提升为聚焦当代人生活体验的社会文化范畴来加以探讨。“这个世界因为一种美而更加壮阔了：一种速度之美。”[4]因此，它表现出的高度崇拜科学技术的倾向，也涵盖着加速主义萌芽的多项基本特征。

德勒兹（左）和迦塔利（右）

加速主义思想渊源的纷争情况凸显了加速主义流派的分化谱系。总体来看，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下，各类加速主义均包含“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倾向。不过，此时的它们并不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更不必说其社会性影响意义了。比如德勒兹和迦塔利在其合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把精神分裂症视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宣称从“欲望本能”转向“欲望机器”的反俄狄浦斯化的自由主体才能够真正帮助人们摆脱资本主义铁笼的外在或内在束缚。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针锋相对地批评二人的革命策略走得还不够长远。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主体的欲望流本能驱动的“力比多经济学”。

严格意义上，加速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体现态度分明的政治倾向，并在2010年前后成为受到国际学界密切关注且颇有深远影响力的理论热潮。在这一演化的过程中，加速主义逐步划分为“右翼加速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两大派别。前者把技术和资本主义的结合看作是合乎自然的、公平正义的存在关系，号召持续不断地解除对技术发展的种种限制来推动社会的加速前进。后者指明资本主义体系无法掌控技术本身带来的变革性力量，因而能够通过加速技术进步以达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目的。20世纪末上述众多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均聚集在被誉为加速主义“策源地”的英国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里面就有后来成长为“右翼加速主义之父”的尼克·兰德（Nick Land）与“左翼加速主义先驱”的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

兰德是右翼加速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他认为技术本质上是客观中立性的生产工具。它本身对其任何社会用途都漠不关心，只要这些机械操作仍然在技术所能处理的范围之内。但技术并不能完全独立于对它的政治使用方式。尤其是，20世纪后期里根和撒切尔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往往阻碍了技术的健康发展。所以，“政治已经过时”[5]。人们必须废除这种长期困扰技术发展的政治体制。史蒂夫·夏维罗（Steven Shaviro）也建议“要更加全面地推进社会领域的市场化进程”[6]。可是，兰德并没有像传统激进左翼倡导的那样，要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他重申了德勒兹和迦塔利的关键主张，即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中继续加速前进，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崭新的实用主义政治秩序，进而放弃暴力反抗的革命斗争方针。对他们而言，技术的发展没有肉眼可见的终点，更无法终结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这样，社会资源就不应当浪费到自由、平等和民主等传统左翼追求的无意义的目标。恰恰相反，它应该聚焦经由技术和资本的“联姻”来营造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乃至走向根本改进人类生存条件的“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

尼克·兰德（Nick Land），英国哲学家

同样，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代表人物，罗萨同右翼加速主义在理论倾向上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等著作中，他继承了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霍耐特等着眼于从社会理论和文化批判之间的关系来剖析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学术传统，并进一步由“加速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的特定维度分析导致“新异化”形式出现的本质原因。“社会加速已经又跨过了一些临界值，使得与人类相异化开来的不只是他们的行动、他们在劳动与生活时所使用的物、自然、社会世界和他们自身而已，而且还与他们的时间和空间相异化开来了。”[7]正像在马克思所处的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以及他人的关系等都产生了异化一样，当前数字资本主义下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不仅意味着极大地便利人们的生产劳动、沟通交流、日常出行，拓展了人类活动的空间场景内容，而且也随之将人们从原本稳定熟悉的社会环境中剥离出来，让疏离感和陌生感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联系的固定常态。这即是“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沉默、冷淡、漠然、憎恶”所清楚表明的“一种最外显、最深层的异化形式”[8]。为什么呢？比起过去人们多数主张唯有珍惜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才能拥有“美好生活”，当今社会的加速致使人们过于忙碌于某些不是内心愿意做的事情而没有闲暇时间过自己憧憬的生活。以此为根基，罗萨区分出人与世界关系的两种类型：一种是人与世界之间彼此相互回应的正面的“共鸣”关系，一种是人与世界之间毫不顾及对方的负面的“异化”关系。

左翼加速主义事实上是从右翼加速主义中脱胎出来的。费舍尔和兰德的加速主义思想都被认为起源于英国的华威大学时期。但在察觉到技术发展同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严重矛盾后，费舍尔毅然与兰德的右翼立场相决裂，并开启了加速主义的向左转向。继之而来，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等同费舍尔观点相似的志同道合者都络绎加入这一思想阵营，彰显着左翼加速主义已经达到相对成熟的地步。与传统左翼全盘否定技术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的文明进步作用不同，他们发现技术本身内蕴了变革社会形态的非凡力量，因而并不需要为化解加速社会不断挤压生活时间而妨碍人们过上美好生活的现代性困境舍弃资本主义如今取得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成就。关键之处在于，要将技术从资本主义使用的狭隘形式中解放出来，积极主动地同资产阶级争夺“技术领导权”，不断解放和发展当代信息社会中的生产力，进而为加速不公正、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创造优势条件。为此，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总结道：“相对于不断加速的灾难，今天的政治难题在于，我们无法形成新观念和新组织，去变革我们的社会，去面对和解决即将来临的灾难。当危机日益加剧并逐渐加速的时候，政治却逐渐萎缩退却。政治想象力日渐贫乏，未来已经化为泡影。”[9]而为了构建一种从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迈向后资本主义的有效跳板，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设想了三项具体措施：一是重构新的经济模式、社会模式与意识形态。二是对媒体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让人民掌握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三是重建后福特制中的劳动形式，给予无产阶级一种新的身份地位。

除此，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还援引马克思、列宁的相关论述作为左翼加速主义的重要理论支撑。在他们眼中，“和兰德一样，马克思也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他承认资本主义仍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制，所以其目标不是逆转资本主义的增长，而是通过加速来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10]。即像加速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缔造了更为强大的生产力。这样，革命的政治宗旨就并非浪漫主义地倒退到所谓田园牧歌式的原始社会，相反是要加速推动资本主义达到其所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极限，从而使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土崩瓦解。与此同时，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又从列宁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寻求何以突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限制的思想资源。他们强调，在列宁的视域中，超越资本主义的前提要素在于建立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坚实基础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针对《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的这些政治主张，奈格里在《评“加速主义宣言”：如何挪用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资料》中赞赏“宣言”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倡议的工人阶级运动必须“从内部反对”（within-and-against）的解放口号。因为只有通过技术革命加速资本主义自身各方面条件的发展，才能造成其与生产力相阻塞的反向运动，进而方可在资本主义内部演化出对阶级关系的颠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费舍尔在2017年的自杀身亡，仅靠威廉姆斯、斯尔尼塞克等苦苦支撑的左翼加速主义在国内外学界的影响力直线下降，以致一度到了阵营崩溃的危险边缘。

威廉姆斯（左）和斯尔尼塞克（右）

由此看来，加速主义本身存在的理论问题和实践困境，远远比其内部右翼加速主义和左翼加速主义的派别分歧催生的争议更为严重。究其根源，这绝不仅仅是因为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在所难免地带有发展时间较短、参与人数偏少、革命斗争经验不足、缺乏科学的指导思想等先天缺陷条件。更重要的是，它在诸多方面都溢出甚至是歪曲了其所极力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曾科学归纳的研究方法、解放策略和斗争目标。“对于今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加速主义来说，那个曾经被传统左翼所抛弃的阵地，恰恰是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问题不仅仅如此，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今天，资本主义已经感受到了数字技术加速带来的一种不可控制的力量。”[11]因而，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剖析的速度与政治“共谋”的批判路向，认真理清加速主义在当代社会昭示出的思想价值及其内生的错误主张。这意味着速度逻辑不仅在当前加速主义者们所指认的“平台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等新型资本主义形态中，而且早在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被嵌入到由资本逻辑主导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结构中。具体而言，一方面，这是速度日益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手段，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工具，另一方面，这又是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民主政治日益借助速度力量的辐射作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2]。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59页。

[2][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3]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下），吴崇庆译，北京：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575页。

[4] 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 Grndung und Manifest des Futurismus, Apollonio: Umbro, 1972, pp.30-36.

[5] Nick Land, “Circuitrie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274.

[6] Steven Shaviro,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p.15,16.

[7][8]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页，第147、148页。

[9][10]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49,353.

[11] 蓝江：《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二、速度与资本的隐性“共谋”：资本主义社会加速的核心逻辑

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加速进程。“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1]与之前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所形成的奴隶对主人、农奴对地主、臣子对君王等自然等级秩序不同，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王权和宗教神权的残酷剥削统治，继而加速瓦解了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但其政治解放成果只限定于拥有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广大无产阶级则在资本主义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中“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一针见血地强调劳动者遭受的剥削虽然不再像古典时期一样昭然若揭但却是真实存在的，并与资本家“加速”“加快”采用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的技术革新，以此最大限度地攫取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有关。“资本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3]就决不罢休。借用维利里奥以速度为标准对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典区分，这里对应的是超越“农业社会—‘自然速度’”的“工业社会—‘相对速度’”阶段。

与其相应，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已经进入速度史上的第三个历史阶段——“绝对速度”。在这一时期，人们通过移动通信、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以达到极致的光速来传递信息。这样，人们即使待在原有的位置一动不动，亦可以像亲临现场般获得所要交流的讯息。所以说，当前数字资本主义的“绝对速度”不仅同马克思所处的产业资本主义时期的“相对速度”相似，消解了“这里”与“那里”的地理空间差异。它还更大幅度地抹除“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差异，使人类远距离面对的事件都好比是在“当下”实时地发生。“这是外部世界的终结，整个世界突然变得顺从（endotique）了，这样一个终结既包含着对于空间的外在性的遗忘，也包含着对于时间的外在性（现在将来）的遗忘，仅仅为了‘当前’瞬间，为了即时远程通信的这个真实瞬间。”[4]就此而言，加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以“压缩时空”的方式直接摧毁了人的身体动能。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甚至“因为没有空间扩展，没有时间延续，是一个强烈地各处在场的社会，换句话说，就是在全世界都远程在场的社会”[5]。这实际暗含着维利里奥关于“人类生活世界被加速科技殖民化”的矛盾情结。一边是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影响性价值，一边却是任何加速科技都必然蕴藏了相应的灾难性后果。例如，当前“绝对速度”时代的来临，同样会使“绝对意外”的事情频繁发生。有鉴于此，维利里奥极富见识地把外表披着文明进步外衣的速度所影响的政治状况称作“竞速政治”（dromocracy）。

根据罗萨的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竞速政治”已然改变人类社会的时空体制，并上升为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在他看来，人们无时无刻不犹如“滚轮中的仓鼠”，承受着来自凌驾于人的主体性力量之上的社会加速逻辑的强制催逼。“（a）它对主体的意志与行动施加了压力；（b）它无可挣脱，所有主体都会受其影响；（c）它无处不在，亦即它的影响不局限在社会生活当中某个或某些领域，而是社会生活的所有面向；（d）人们很难或几乎不可能去批评或反抗它。”[6]据此，这就造成了每个个体的生命体验同外在世界关系的陌生疏离，成为当代人非但没有享受到科技承诺的更轻松、更惬意的“美好生活”，反而感到生活内容被工作填满、累得喘不过气来的痛苦根源。于是，罗萨总结说，当前的社会加速进程包括“技术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等三重维度。三者之间在逻辑上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构成了当前资产阶级对个人的生活行为轨迹进行监视和修正的“加速循环”。具体而言，技术加速推动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变迁加速促使生活节奏的加速，生活节奏加速又反过来增进技术的加速。也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循环往复的加速形态结构形成了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当速度成为当代资本主义“自然化”的社会规范，罗萨又敏锐地捕捉到由资本诱发的竞争原则不只存在于经济领域。人们的身份认同、物的消费、心理体验等无不完全被置入到这种竞争逻辑的支配范围。“个人的梦想、目标、欲望和人生规划，都必须用于喂养加速机器。”[7]而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加速社会可以不被残忍淘汰，人们就必然要抓住一切尽可能多的机会来保持乃至提升自身的社会竞争力。在此意义上，借助速度将人们推向越来越忙碌的生活状态，资本主义尽管创造维持了“丰裕社会”的繁荣表象，在其背后却悄悄地加深了根深蒂固的社会危机，造成人与世界关系的五种异化情景。

第一，空间异化。人类作为生物性的存在首先是以身体的方式占有社会空间。然而，在加速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不断迁居的生活会导致人们无法在短期内建立对一个特定地点的熟悉感。第二，物的异化。人们与生产的、消费的物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身份认同，但随着更换物品速度的加快，原本作为物的创造者的人反而沦为笨拙的消费主义追随者。第三，行动异化。在空间异化、物的异化的牵引下，人们常常感到自身的行动不再是专注于“真正想做的事情”，而是不得不去从事“必须做的事情”。第四，时间异化。在当前的数字媒介世界中，人们依赖视觉器官或听觉器官进行上网、看电视等活动的时候，“经验”多数流于表面，无法内在转化为同生命历程紧密关联的“体验”。“我们的体验时刻越来越丰富，但是生命经验却越来越贫乏……我们也没有让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变成‘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体验到的时间，以及花费在体验上的时间，都相异于我们。”[8]第五，自我异化。当人们与空间、物、行动以及时间的关系都异化了，也就无法确切形成自己的人生坐标。因为我们是谁、我们是如何感觉的，都有赖于我们在生活中与外界事物的互动关系。由此观之，资本逻辑依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从“空间异化”到“自我异化”、从“生产加速”到“需求加速”的转向的主要根源。而且，在这一持续强化速度力量对社会的政治结构等的变革影响时，“加速的力量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力量，而是成为一种奴役人们的压力”[9]。

但吊诡的是，罗萨为克服这些异化关系设想的建立人与世界之间“共鸣”状态的方案显现出浓厚的乌托邦色彩。无论是指向人际关系的“水平共鸣轴”、指向自然宇宙的“垂直共鸣轴”，还是指向物质世界的“对角共鸣轴”，都漠视了资本对当代人的精神意识的规训维度，更否定了加速的主体其实是资本逻辑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立足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转向加速社会只是当前资产阶级修复人们对于生活节奏加快但感到生活质量下降的困扰的更高政治策略。“这些日益加速互相排挤的发明和发现，这种以前所未有的幅度日益提高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最终必将造成一种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灭亡的冲突。一方面是不可计量的财富和购买者无法对付的产品过剩，另一方面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口无产阶级化，变成雇佣工人，因而无力获得这些过剩的产品。”[10]同物质生产领域中财富分配不平等的基本事实相比而言，工人和资本家有机会共享相同的物质产品仿佛可以使整个社会趋于民主平等。然而，需求本身也已经被加速主义的交换价值原则建构成区分不同阶层的“系列等级”。“消费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的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们；这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人们进入游戏规则。这样消费才能只身替代一切意识形态，并同时只身担负其整个社会的一体化。”[11]这样，资本与速度的“共谋”就隐性塑造了无产阶级“去革命化”的深层心理意识，不断消解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观点所宣扬的暴力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主张。

不过，速度呈现的这种消费主义的“内部吸收”方式，对缓解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资本过剩与劳动力过剩等之间的紧张矛盾所发挥的作用却是极其有限的。为了更彻底地为资本逻辑特有的活跃、繁忙、危机乃至停滞等周期性发展变换阶段创造出随时可供使用的原材料和商品倾销市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还加速推行“外部输出”的全球性扩张。在德勒兹和迦塔利的视角中，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种“再辖域化”（reterritorialize）和“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e）的趋势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即人们无法把欲望生产的边界同打破生产既定边界的冲动清晰地区分开。但值得深思之处在于，凭借“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极其便利”“商品的低廉价格”[12]等“速度文明”体现的强大优势性力量，当前资产阶级国家把非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入到资本的同质化逻辑。这意味着，通过广泛利用世界各地区发展程度并不一致的地理环境，资产阶级在系统重塑全球范围内由资本权力主导的帝国主义体系。总之，速度政治化和政治速度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加速主义问题的双重实质。

[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第35页。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7页，第349、471页。

[4][5] 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第35页。

[6][7][8][9]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4页，第111页，第139页，第110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09页。

[11] 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三、技术加速能否自行超越资本主义：左翼加速主义新的革命解放策略

以斯尔尼塞克等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者声称，当前被资本逻辑所操控的技术的加速将会释放出更多潜在的社会生产力，进而必然加速推进资本主义的衰退和灭亡的过程。即速度不仅能够被资产阶级用来巩固其统治地位，还具有催化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力量的潜力。表面看来，这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勘定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等经典观点恰好不谋而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文本中，马克思均承认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前提，并强调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就会冲破束缚其成长空间的资本主义制度。但左翼加速主义幻想技术加速能自行上升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的终极力量的思路，同产业资本主义初期工人阶级试图大规模地暴力捣毁机器来挽回被破坏的生存条件的做法在性质上一样是“开历史的倒车”。

诚然，技术和机器可以充当资产阶级剥削性政治统治的手段，也同样能够为无产阶级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形态所服务。然而，在左翼加速主义较之马克思而言重新绘制的摆脱资产阶级对速度的垄断操控的革命路线中，速度本身并不完全代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引领速度发展的新方向亦难以会彻底击溃资本主义。换句话说，斯尔尼塞克等人虽然既从资产阶级为牟取最大化的利润而不断提升生产速度来论证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又从摆脱对速度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将建立一种与新自由主义承诺的截然不同的光明世界来探求以速度为核心的社会革命的“可能性”，但他们在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对铲除社会主要矛盾所需充分具备的多项主客观条件等方面的科学认识仍较为孱弱。譬如混淆了技术同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差异性，低估了资产阶级愈加运用技术来为自身“竞速政治”服务的隐蔽性，放弃了呕须在革命主体维度历史生成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首先，加速主义混淆了技术同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差异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阐释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时，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2]这表明，生产力的发展总是表现为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活动。而左翼加速主义企图挖掘技术潜在的生产力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的核心主张，显然犯了妄图任意加快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的唯心主义错误。它可能会以技术为基底促进资本主义内部的繁荣或没落，但无法克服制约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从而更难以直接促使社会形态的彻底转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困境固然是社会化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但生产关系既决定于又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3]然而，在这里，加速主义似乎是在进化论的层面上探析自发前进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放路径，并未积极着手准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即是说，纯粹的技术变革无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除非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改变技术的领导权。

其次，加速主义低估了资产阶级愈加运用技术来为自身“竞速政治”服务的隐蔽性。斯尔尼塞克认为，一旦资本主义遭遇自身不易克服的政治经济危机，就趋于经由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组织模式、新的就业机会等来重构资本逻辑的剥削性统治方式。就像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全球工业体系由“福特制”转向“后福特制”，搭建市场结构中生产计划和消费需求之间的沟通渠道，今天应运而生的“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保持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希望。作为将不同群体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流互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平台相较传统的商业运行模式在数据收集、信息提取以及服务用户等方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显著优势。“数据已经为一些关键的资本主义功能提供服务：它们训练和赋予计算程序竞争优势；能够协调和外包给工人；它们允许生产过程的优化和灵活性；可以将低利润的货物转化为高利润的货物服务；而数据分析本身又生成数据，形成一个良性循环。”[4]

可是，对于如何创建不受制于资本操纵、由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在手中的“公共平台”，斯尔尼塞克却是语焉不详的。他没有给出击败资产阶级来夺取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产品平台、公益平台等数字技术的领导权的可操作性的革命方案。更关键的是，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已经以指数级的发展速度，在制造、金融、交通、教育、健康等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赋能”。与之相应，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则越来越隐蔽、越来越深入地应用科学技术，使生活在其中的被统治者们即无产阶级陷入席勒描绘的“信息商品的持续加速”中的“数字鸿沟”（digital gap）[5]、德里达忧虑的“无可决断（the undecidable）的决断”甚至斯蒂格勒谴责的“系统性愚蠢”（systemic stupidity）的危险境地。

最后，加速主义放弃了亟须在革命主体维度历史生成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当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全面来临，无产阶级被智能装置打造成追求速度效率的“企业主”。“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变种，将工人塑造成企业主。被他人剥削（fremdausbeutung）的工人阶级因此并非由共产主义革命，而是由新自由主义消除的。如今，每个人都是自己企业的自我剥削者（selbstausbeutung）。主人和奴仆寄生于同一人，就连阶级斗争都变成了与自我进行的内部斗争。”[6]在这种情景下，劳动者为了谋取高业绩就自愿积极主动地献身工作，无须再采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等得不到其内心认可的强迫性手段。所以，剥削方式好像由原来“显性”的“他人剥削”转化为今天“隐性”的“自我剥削”。

但本质上，“自我剥削”仅仅是资本将其自身增殖的欲望和劳动者主体的欲望融为一体，精巧地冲淡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残暴剥削的隐匿过程。“归根到底，它源于资本的逻辑。更多的交流也就意味着更多的资本。加速交流和信息的循环也就是加速资本的循环。”[7]譬如，数字设备以一种效率和业绩的语言将每一段时间都变成工作时间，将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一个工位，使可移动性的自由变成了更可怕的强制。而每个人都如同新的奴隶，随时随地都必须主动地进行为资本的增殖要求服务的数字化劳动。

故而，马克思主义发人深省总结的“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8]“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9]的两个看似矛盾的“阶级政治”的重要原则，事实上是从政治的经济性和经济的政治性的双重侧面触及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已成为政治压迫的新场域。这样，对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所要进行的政治反抗，就必须把被剥削的无产者锻造成一个具有共同被奴役的阶级意识的群体。显然，这种无产阶级的集体反抗逻辑，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学说将个人视为权利主体的政治原则。它也正是马克思超越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地方，即提出了一种以无产阶级为阶级斗争的革命主体所竭力要实现的高于“政治解放”的“人类解放”。“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10]可惜的是，加速主义拒绝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这种与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经济对抗的阶级斗争思想，妄想只凭借加快生产力发展就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过渡到新的社会形态，因而在实现社会变革的革命主体问题上存在重大缺陷。如果是那样的话，这一所谓的新社会也只不过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基础上的另一个“变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不会消失，阶级对抗的关系亦无法克服。

[1][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第544、545页，第37页。

[4] 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8页。

[5] 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方军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76页。

[6] 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7] 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程巍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2页。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6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页，第14页。

四、社会形态变革中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

重审作为加速主义“圣经式”文本的“机器论片段”

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关“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部分引发西方学界的持续关注，并被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加速主义等流派誉为“机器论片段” （Fragment Machines）。在这一章节中，马克思预测随着机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广泛推广和使用，一种“普遍智能”（general intellect）的社会就会加速到来。而伴随当代社会将模拟甚至超越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大规模地引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马克思之前的这种判断已顺利成为现实。也正是根据这些现实背景，奈格里、哈特、维尔诺等认为，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的机器体系使当前社会生产形式实现了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 （immaterial labor）的转变。在他们的视域中，尽管农业劳动、工业劳动等物质劳动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数量上仍占据压倒性优势，但创造信息、知识、情感反应或人际关系等非物质产品的非物质劳动在质的方面决定了其他劳动形态的发展趋势，并且越来越处于主导地位。这样，我们就必须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依照工业劳动对政治主体进行界定的传统标准，否则那些在当代社会从事金融业、服务业等非物质劳动的人就会被排斥在工人阶级之外。“时至今日，那个阶级已从我们的视线中彻底消失了。它其实并未消亡，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特殊位置及它在无产阶级构成中的霸权地位已被取代。”[1]对他们而言，代之而来的新的革命主体，是那些“无视社会秩序或财产、内嵌在社会生产中的广泛的杂多性”[2]的“诸众”（multitude）。

奈格里（左）和哈特（右）

无独有偶，左翼加速主义者同样将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段”奉为“圣经式的文本”。他们甚至比认知资本主义学派走得更远，认为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出现和全面采用将使生产过程变得愈发智能化，从而会使工人在劳动时间减少的过程中直接获得解放。“生产过程——包括‘智力劳动’——逐渐变得自动化，而这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证据。”[3]因为当前的以价值增殖为根本目的的资本逻辑，虽然表面限制了机器技术的发展潜力，但又总是力图缩短“工作日”而增加个人自主支配的“自由时间”。即它在创造自身进步条件的同时，亦奠定了其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的坚实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视为加速主义基于目睹二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繁荣发展景象，对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立的形式”[4]的重要论断的生动诠释。比方说，在《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工作的世界》中，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就曾明确将“生产自动化”和“劳动时间的减少”等当作超越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标志。不过，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却过于理想化了。他们认为目前人们亟须做的不是去暴力阻挠资本主义，而是释放科学技术的革命潜能、尽可能地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这样就可以加速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

对于这种幻想由技术变革推动实现社会形态变革的“技术决定论”，马克思早就严厉批判其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5]众所周知，自动化机器体系是满足资本主义生产的有效的技术形式。但它所节省的自由时间服务于资本衡量经济效益的成本核算，标志着工人的“活劳动”对资本的“死劳动”的绝对服从，因而最终表现为资产阶级不支付等价物便非法占有工人阶级劳动成果的“无产者的巴士底狱”。所以，如果不彻底改变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等前提条件，机器化生产带来的劳动时间的减少，非但不能让工人从为获得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资料而必须从事的沉重的生产任务中解放出来，还会使资本对劳动者的自然生命、财富创造等的钳制更加隐秘加深。诚如阿伦特所言，“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入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当马克思坚信革命的目标不应当停留于劳动阶级业已实现的解放，而必须最终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时，他就已经清楚地察觉到了这个危险”[6]。她极富见识地指出，马克思对现代劳动理论的重大创见就是把它从基于“肉体压迫的必然性”的“社会问题”提升为被掌握国家暴力机器的资产阶级所剥削的“政治问题”的思想高度。

另外，加速主义同认知资本主义学派一样，尽管意识到随着在当前机器大工业生产中“脑力劳动”比传统的“体力劳动”发挥更紧要的作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再局限于工厂而是倾向于占领整个社会生活领域，然而却未正确识别出这一劳动过程依然无法有效逃脱资本逻辑的剥削性统治。作为一种具体劳动，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都不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它们只能与自然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这样，二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比重升降多少，并不影响作为创造价值的根本来源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7]的抽象劳动的存在状况。因此，当前所谓的“知识价值论”没有改变劳动者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仍旧作为劳动力商品而被掠夺剩余价值的客观属性。“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8]就此来说，在这种生产和生活、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之间界限渐趋模糊的加速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智力化和智力的无产阶级化是在赤裸裸地巩固劳动和资本对立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变动的只是无产阶级的构成主体从原来的“体力劳动无产阶级”转变为如今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的存在事实。

整体而言，重视“机器论片段”的加速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延续了马克思批判的社会理论传统，也注意到了马克思学说特别是其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与批判的价值”[9]。可以说，它真实捕捉到速度逻辑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的诸多新发展新变化，也测绘了在数字技术深入推进的情境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构筑的从“生产加速”到“政治加速”的运行图景。但需要指出的是，加速主义又完全偏离了马克思曾历史唯物主义地剖析资本主义速度引擎背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矛盾运动的科学路向，将被马克思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片面地肢解为资本主义社会自我批判的伦理诉求。而立足于这种丧失革命主体而妄图改造资产阶级社会的“速度革命”，加速主义向往的和平掌控新自由主义的技术平台等的政治方案不啻是倒退到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想象”和“想象的革命”，彰显出浓厚的向资产阶级妥协的乌托邦色彩。在这种情况下，罗斯·阿比奈特（Ross Abbinnett）提纲挈领地提出的技术变革时代的四条“阶级政治”条款，既是对加速主义弱化甚至消解马克思阶级斗争方略的修复，更是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科学方法的全面回归。“归纳起来，这些条款包括：（1）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全球技术变革中的最终恢复；（2）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策略性干预，重新确定无产阶级的团结；（3）祈求历史作为阶级的革命辩证法的丧失与恢复；（4）将政治动力指向决定生产方式中力量关系的结构性对立。”[10]

因此，尽管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较之马克思所在的产业资本主义时期发生了很多重大变化，但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剥削实质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克服。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虚假需求驱动的消费困境等问题的频繁发生就是明确的例证。这样，时至今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预估到的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变革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关键论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真理性价值。“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1]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揭示的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即资产阶级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12]的“两个必然”的时代趋势破解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仍然能够为指导我们改造当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提供不可或缺的革命主体。

总之，马克思科学揭示的社会形态变革中的“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廓清了加速主义指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速度政治化和政治速度化的双重进程中的理性迷障，更开辟了人类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统一的新征程。“这个学说既是表达了人类解放的旨趣，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的承诺，又是表达了人类解放的历程，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过程的揭示，也是表达了人类解放的尺度，即以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标准观照人类全部的历史活动和整个的历史过程。”[13]这就是21世纪对加速主义的社会加速批判理论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反思的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依旧作为新的社会形态的“助产婆”所继续开拓出的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希望的空间”！

[1]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2]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5页。

[3]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49.

[4]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第188页。

[6]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页。

[7][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第444页。

[9] 邹诗鹏：《马克思对现代性社会的发现、批判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10] 罗斯·阿比奈特：《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王维先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5页。

[11][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第43页。

[13] 孙正聿：《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北京：现代出版社2019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