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文章概要

作为回应传统左翼政治无能的理论产物，加速主义形成了批判—加速—宣言的三线逻辑，即在指出资本无限自我增殖原则限制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提出加速资本主义自我恶化的发展趋势，以期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找到一种重新利用社会生产力的最佳方式，进而实现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飞跃。但是，与资本加速的事实相反，主体的行为实践却陷入了一种极为惰性的状态，由科技加速所允诺的解放，在当下与其说是面向未来的潜能，倒不如说是压抑一切潜能的统治力量。这种惰性的主体状态作为具体历史的结果，既服膺于外在的技术规训，同时也服膺于内在的时间规训。就此而言，加速主义不仅低估了资本与速度合谋的内在本质，同时也忽视了塑造革命主体的政治任务。因此，在当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塑造共产主义前景下的集体性政治主体，首先需要重回阶级范式，其次是重建政党政治，最后是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更具体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将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者简介

陈朦（1997一），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超越”的政治策略，旨在回应当前社会的“停滞”[1]状态，这种“停滞”作为加速的对立面，以异在的方式辐射于各个层面，既有社会结构层面，也有主体经验层面，同时还辐射于所有关于当前现状的思考中。关于最后一点的论述，更为直接地体现在加速论者对于传统左翼的尖锐评论当中，加速论者认为，“相对于不断加速的灾难，今天的政治难题在于，我们无法形成新的观念和新的组织，去变革我们的社会，去面对和解决即将来临的灾难。当危机日益增加，逐渐加速的时候，政治却逐渐萎缩退却。政治想象力日渐贫乏，未来已经化为泡影”[2]。因此，在面对革命力量日益式微而资本却高歌猛进的现状时，加速主义学派形成了批判—加速一宣言的三线逻辑，在指出资本无限自我增殖原则限制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提出加速资本主义自我恶化的发展趋势，以期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部找到一种重新利用社会生产力的最佳方式，进而实现向后资本主义社会[3]的历史飞跃。

就批判而言，加速主义毫无疑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当下我们如何被困住的强烈意识，但是就其自身的超越主张而言，加速主义也暴露出将加速实体化、非历史化的理论倾向。虽然加速论者也关注到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辩证态度，但是他们忽视了马克思对于历史进程的客观分析，以及对于阶级主体的理论关怀，这也就使得他们对于未来的构想呈现出强烈的乌托邦色彩与技术决定论嫌疑。因此，本文旨在以主体向度来检视加速主义理论的内在缺陷，同时回归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底，强调应在遵循历史辩证法的主客观前提下，主动推动社会变革的科学进向。

一、超越停滞：左翼加速主义的三个主张

加速主义对于日益嵌入实际社会与技术状况中的“未来主义”趋势的关注，在1968年的法国哲学中与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同时找到关键性的理论支援。在五月风暴消退之后，一种希冀打破所有传统性束缚的哲学思潮开始出现，其中有三部重要的作品是这一思潮的突出表达，它们分别是德勒兹、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以及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德勒兹与加塔利将处于全球化扩张趋势下的资本主义革命力量阐述为一种关于“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与“再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双重运动，在其看来，资本构成其自身发展的界限，资本主义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孕育着摧毁自身的解体力量，因而“要更进一步……在市场运动中，解码和去领域化……因为从一个高度精神分裂角色的理论和实践观点来看，也许这种流动性还没有足够的被去领域化和解码。不是要退出这个过程，而是要走得更远，要‘加速这个过程’，正如尼采所说：在这个问题上，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4]。利奥塔相较于德勒兹、加塔利走得要更远一些，如果说德勒兹与加塔利二人还寄希望于通过精神分裂症打开一个关于外部的希望空间的话，那么利奥塔则指出，资本主义的扩张已将交换价值的公理熔铸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消耗、被生产，所有的社会形势与规范都可以被消除、被超越，直至最后只剩下价格的标签。至于无产阶级，利奥塔在一段备受争议的话[5]中更是毫不隐讳地指出，资本主义的压迫对于那些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变化与加速过程中的人来说，更像是一种“享受”。即便是死亡，在鲍德里亚看来，“资本主义也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并将彻底根除其价值”[6]。

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

加速论者在其法国前辈的激进论调中预见了资本主义将囊括一切的发展前景，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法国哲学的激进表达投射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另类解读上。其中被关注的文段集中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著作中，在这些文段中，马克思被解读为现代性的追随者、激进的加速者：一方面，资本主义构成了当代历史的前提，“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7]。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力量在于不断的变动之中，“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8]。因而，当马克思预言现代机器体系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9]时，加速论者牢牢抓住了“崩溃论”的预设前提——即加速释放科学技术的发展潜力，推动资本主义恶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在一种极为怪异的、发生于经典与当代的理论拼贴中，在经历了各种革命斗争的挫败与政治策略的失落之后，21世纪的加速主义发出了“加速！加速！再加速！”的理论诉求。

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将资本主义绝对的、暴力的破坏性速度视为一种不相容的力量，与那种试图减缓发展与变化速度的观点相反，兰德认为在加速资本主义的同时加速非人性的机器暴力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整个疯狂的过程，不可能也不可以停下来。即便人类主体消失了——这个过程也得进行下去！”[10]因此，在兰德看来，加速主义与资本主义实际上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加速实现的超越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兰德本人，也因其对资本主义的拥抱与赞美、将资本主义看作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道路，而被认为暴露了其右翼保守主义的立场倾向。对此，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评价兰德的右翼加速策略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技术体系的简单肯定，他忽视了资本主义所表现出的回应性的一面，从而也错失了德勒兹等人所强调的“资本主义在解域化的同时也在补偿性地进行着再域化这个最为关键的见解”[11]。而这一点倒是在左翼加速主义的观点中得到了重申。在加速主义右翼派成员沉迷于迷幻 药和电子音乐等种种赛博体验，以及将加速主义策略构筑为一种赛博未来主义的奇特混合时，2013年的一份政治宣言再次将加速主义的议题重新拉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轨道。亚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指出，兰德的问题在于混淆了速度与加速的概念区别，资本主义的速度仅仅是一种在严格限定的参数集合之内的快速运动，“而不是在宇宙可能的空间中航行、发现实验中的加速运动。我们认为后一种加速模式才是最根本的加速”[12]。因而，资本主义结构应当被看作是实现向后资本主义飞跃的跳板，也就是说，当资本主义制度成为阻碍技术发展的限制时，加速主义的任务应当是重新改造现有的经济基础，以此引导技术发展的普世化方向。在此基础之上，左翼加速主义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知识基础与传播媒介的制度设计蓝图。

诚然，左翼加速主义因其面向未来的蓬勃姿态而比其右翼要走得更远一些。《宣言》从反思现状到加速过渡，再到畅想未来的三级结构，也预示着左翼加速主义试图以更蓬勃的野心布展超越当代资本主义的加速逻辑。对此，可以从批判、加速与宣言的三个维度概括左翼加速主义的三大主张，即放弃否定策略的资本主义批判，加速释放技术的可能性空间，以及积极建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想象。首先是左翼加速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当代解读。在左翼加速论者看来，既然不存在一个可以让时光倒流的过去，而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又因其放弃了未来而无法实现对未来的承诺，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继续前进！也即是说，“推动加速主义，是希望我们在充分表现资本主义潜能的同时，能够耗尽它，从而打通超越它的途径”[13]。针对当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将一切社会生活货币化与金融化的发展趋势，加速论者主张从“坏的事物”出发，辩证看待资本主义的善恶两级，抛弃那种极端否定的道德主义评价，以肯定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的内部实现新的爆破，即“不去抗议、不去破坏、不去批判，更不要等待资本主义在自己的矛盾运动中的死亡，而是加速让其断根、异化、解码、抽象的发展趋势”[14]。其次是左翼加速主义对于技术发展的态度。左翼加速论者既反对技术中立的观点，同时也反对那种认为技术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观点，他们认为技术的发明并未提前预设技术的可能性空间，当前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环境不是促成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催生出维持与限制自身发展的力量。因此问题在于，如何将“社会异化的技术”转化为“探索革命的手段”，在加速技术发展的进程中寻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现状的潜在生产力。最后是左翼加速主义对于未来的想象。在超越停滞与技术加速的革命之后，左翼加速论者对于未来的建设采取了一种“无工作世界”的目标导向，主张在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之上，夺取技术霸权（hegemony），通过建立类似于智利赛博协同工程[15]的智识基础设施，推动媒体改革，重组阶级权力，以此实现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跨越。

毫无疑问，相较于传统左翼的暖昧妥协，加速主义的左翼化转向的确提出了很多振奋人心的理论主张，但是在受到火热追捧的同时也不乏批判的声音。对于加速主义的批评，除去那种“加速崩溃”所带来的反人道主义的不安感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加速论者在唯“加速”是瞻的背后逐渐背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视野，甚至抛弃了推动加速革命的主体力量，后者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中曾被确切地书写为无产阶级的联合力量。就此而言，无论是兰德所说的，当机器时代真正来临之时，“人类将像令人憎恶的噩梦一般消退”[16]，还是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试探性提出的“集体自治”的未来，主体形态的政治维度都在不同程度上被放弃与牺牲了。

二、惰性革命：缺失的主体之维

具体而言，加速主义视域下主体维度的丧失，一方面是因为加速论者在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时候便事先预设了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统治的实体理论，相较于那种吞噬一切的巨型的资本形态而言，主体显得是如此微不可言。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在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叙事中，主体形态弥散于各种流动的劳动组织方式与生活体验之中，由此使得加速论者对于现代主体产生了极端的怀疑与不信任。当德勒兹对福柯的规训社会进行谱系学意义上的拓展，即提出一种关于控制社会的历史性生成的时候，德勒兹也提到，“人们不再面对整体一个体这一偶对，个体变成‘分体’（dividual），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银行’”[17]，分体对于主体而言，实际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由全球化层面的解域与再域过程转向为微观视域下发生于主体自身的解构与重构过程。也即是说，当代资本主义在加快资本流动速度的同时，它也加快了主体不断失去与重新获得自身的速度，曾经基于稳固的时空结构的主体意识在当前的信息技术下不得不与片段式的符号、影像发生不受自我控制的同频共振。这种孤立的、隔断的、非连续的自我体验恰恰就是德勒兹与加塔利指认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的重要环节。对他们而言，精神分裂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同时也是颠覆后现代政治的激进潜能，激进的政治运动应当“学习精神分裂者如何摆脱恋母情结的束缚和权力的影响，以便发起一种摆脱所有信仰的激进的欲望政治（politics of desire）”[18]。

虽然德勒兹等人作为加速主义的先驱，由加速资本主义分裂、解域、变化的趋势而关注到主体身份分裂、解构的政治潜能，在主体内部进一步延续了加速崩溃的速度逻辑，但这种激进的精神分裂情感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却也暴露出固有的局限，关于谁是精神分裂者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更明朗的解释。在具体的社会现实中，与其说精神分裂构成了现代政治主体的存在样态，倒不如说每一个人其实都只不过是“事业心极强的打工人”，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在主体维度所强化的不过是一种“资本—主体”的身份认同，它使得劳动者变得像资本一样“锱铢必较、分秒必争、多多益善”[19]。由此，自我剥削（Selbstausbeutung）实际上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实现主体控制的技术手段。正如福柯所说的一样，每个人现在都被迫成为自己的企业家，只不过这种加速的逻辑在主体层面不是表现为前进，而是表现为相对静止——“我们跑得尽可能快，以便能够待在同样的地方”[20]，我们陷入无尽的内卷之中，却又好像原地未动。如果说那种强调资本将“吞噬一切”的加速主义观点正在将资本描述为一种怪异的、形而上学式的实体范畴，那么韩炳哲关于自我剥削的看法则揭示出资本自动化增殖的主体能力。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新自由主义不仅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势必要席卷每一寸土地，更重要的是它也关涉一整套具体的制度体系与行为准则，“今天，已经表现出泛滥迹象的个体自由，最终将无异于过剩的资本”[21]，在寻求释放的空间的同时也在寻求套现的机会。因而，资本真正的吞并过程势必要求对一切事物进行具体的估值。

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Deleuze, 1925-1995）

就此而言，与资本加速的事实相反，主体的行为实践陷入了一种极为惰性的状态，由科技加速所允诺的解放，在当下与其说是面向未来的潜能，倒不如说是压抑一切潜能的统治力量。这种惰性的主体状态作为具体历史的结果，既服膺于外在的技术规训，同时也服膺于内在的时间规训，既使人丧失了一切行动的力量，同时也掏空了一切能思（noesis）的空间。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面对当前无线电技术与遥感技术的发展，描述了一种受惰性控制的远程在线者，在他看来，“人由于自愿地限制他的身体对于某些动作、某些冲动——就像这种常换频道的冲动——的影响范围，他便由可动的（mobile）人，变为自动（automobile）人，并最终变为机械的（motile）人”[22]。当这种机械化的进程由外向内，当虚拟现实技术不断混淆了真实感与现实感之间的差别时，人类便不得不直接面对真实世界与再现世界的两重维度，并且由于没有更好的选择，而自动归顺于与之对话的对象性机器。于是结果便是，“人类在成功地跨越过声音的墙与热的墙之后，最终在真空这堵真实时间之墙这里，达到了行为的惰性，它使人类丧失其天使品性、丧失其‘翅膀’，为的是使人类坠入（退到）一种死尸般的固定性之中，这种固定性当然是相对的，而就它与物理经验的世界的关系而言，则是决定性的”[23]。在此，维利里奥所强调的“真实之失”不仅构成了重新思考主体性的维度，同时也构成了重新思考世界政治的维度。与维利里奥的技术视野不同，德国社会批判理论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as）阐述了加速社会下所形成的时间规范如何实现对行为主体的自动规训，又如何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性需求”实现了协调与兼容。罗萨划分了从科技加速到社会加速再到生活加速的三重加速结构，并指出科技加速的结果落实在生活之中本应该带来更深度地体验与更丰富的自我实现，但现实却是生活的加速与科技的加速只是以相反的形式相互联结在了一起：人不是感到自由，而是感到压迫。时间规范近乎采取了一种无可争辩的自然形式，在各种日程安排与截止期限当中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学着“推迟欲望，遵循进度规划与步调，节制，甚至忽略身体的需求与冲动，直到‘正确的时刻’到来，然后一鼓作气勇往直前”[24]。这就是新异化的现代性诞生，这种异化不再是人与其类本质的疏离，而是人在感受自由的同时自动地走向自由的反面，“我们并不是与我们的真实内在本质产生异化，而是与我们吸收世界的能力产生异化”[25]。

因此，当面对维利里奥所谓的“真实之失”与罗萨所谓的“新异化的诞生”时，对于加速论者最直接的质疑就在于，加速究竟是发生于社会内部的加速，还是社会本身的加速？由加速所带来的社会驱动力是否外在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需求，进而能够导向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呢？对此，加速主义并未做出一种确切的答复，因为加速论者自身对于加速的途径常常语焉不详，对于加速的后果也是持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态度。唯一的确定之处在于，传统左翼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全面瘫痪，原本作为一种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普遍加速的结果，现在却被左翼加速主义当作了加速超越资本主义的起点，资本主义的非人性特征不再是作为批判理论的焦点，而是作为必须忍受的代价要求批判家们继续推进与等待资本蔓延至系统性熔断的时刻的到来。因此，当资本的狂飙突进与主体的惰性失落形成鲜明对比之时，兰德对于放弃革命的主体做出了最激进的表达，在他看来，“人类将会成为这个星球上智能发展的阻力，而遭到抛弃，智能可以在之前文明的现成碎片中来构建自身”[26]，而所谓的革命实践也被转义为科幻视野中的行星越狱，超越资本主义束缚的强烈意识将远远大于革命本身所拥有的实践意义。与兰德漫无目的的星际航行不同，威廉姆斯与斯尔尼塞克为后资本主义的建设绘制了更为具体的蓝图，二人的《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工作世界》一书也由此被认为是一本将否定与阶级斗争重新缝合的后加速主义著作。无论是重夺资本主义物质平台的领导权力，还是重塑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二人试图在纠正早期加速主义忽视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提出一种关于重构各种各样阶级权力形式的组织生态学（ecology of organisations），主张让“各种力量的多元主义，在他们互相比较的力量上产生共鸣和反馈平衡”[27]。

威廉姆斯（左）和斯尔尼塞克（右）

综上可知，放弃阶级斗争，过度强调技术的革命效益，毫无疑问是加速主义在被当作一种批判理论认真对待之前都会受到攻讦的常见议题。当代资本主义对于革命主体的实质吸纳，不仅构成了加速论者如何看待资本自我增殖与革命主体失落的基本事实，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在重新思考斗争的同时，那种全然放弃与简单组合的观点，很有可能会再次强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而使得加速的策略沦为资本自我更新的同谋。为此，迈克尔·R.劳伦斯（Michael R. Laurence）评价加速主义，“若是将斗争的力量与未来性相脱钩，那么左派必定会被资本主义所吸纳”[28]，因此，问题在于，要重新回归马克思的对立与阶级斗争理论，在重建集体的理论地平上重新描绘加速主义的革命方向。

三、重塑集体：构建一种关于“我们”的未来

但是，在全球信息化与生产自动化不断实现广度与深度发展的今天，重塑集体的当代政治叙事遭遇到了一个两难的困境：一方面，随着福特制的式微与不同主体身份的扩散，传统阶级概念的内涵在不断被瓦解与离析，以至于今天很难再有一个确定性的概念能够一劳永逸地概括所有集体性的政治遭遇。无论是朗西埃的“非派别的派别”（part of non-part），还是阿甘本包含性排斥的赤裸生命（bare life）概念，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更为直白地认为不稳定经济状态的结果终将是不断扩大的剩余人口（surplus population），基本的无产阶级状况将成为更多人的生存特征，因此，如果“如果非工业化（制造业的自动化）是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阶段，那么工业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工人阶级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失去力量……”[29]而另一方面，阶级斗争的复归之势又在21世纪头几十年的各种反叛运动中得以重申，如阿拉伯之春、占领运动以及由大量劳工组织的罢工与抗议行动等，对此，不少学者指出阶级政治并未消亡，重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趋势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呈现出1%对99%的极端特征。因而，真正的问题似乎不在于如何界定当前的无产阶级状况，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寻找到一种重新组织与部署反抗资本主义动员力量的方式。

左翼加速论者在由技术导向的反霸权战略的基础之上提出了组织生态学的观点，在其看来，与其寻求一种特定的群体来普遍地代表社会反映其利益诉求，不如寻求在各种离心力的作用下建立一种共同的语言与方案。因此，就革命的主体而言，左翼加速论者强调的是在承认各种身份差异与需求差异的基础之上谋求一种基本的共识，以此将一个新的集体性的“我们”编织在一起，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脑力劳动者，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单身母亲，所有积极的与变革性的力量都应被有组织地聚集起来。就此而言，在左翼加速论者的政治实践中，既没有统一的阶级概念，也没有作为组织领导的政党概念，集体内部的对立与差异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横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也被集体自治的方式溶解为不同利益杠杆之间的平衡诉求。在斯尔尼塞克与威廉姆斯看来，“每一个成功的运动都不是单一组织形式的结果，而是广泛的组织生态的结果，这些组织以一种或多或少的协调方式运作，以进行政治变革所需要的分工。在变革中会出现领袖，但没有先锋政党——只有流动的先锋功能。组织生态意味着力量的多元化，能够积极反馈其相对优势。它要求在一种关于替代性世界的共同视野之下实现动员（mobilisation），而不是松散的、格式化的联盟，它要求建立一系列的广泛且彼此兼容的组织”[30]。为此，二人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任务分工，以期从建立集体共识、夺取媒体霸权、利用知识分子组织、重建工会机构等各个方面来实现网络式的群体动员。然而，即便左翼加速论者如此事无巨细地阐述了如何打开后资本主义未来的政治构想，他们却很难回答这种集体组织如何在加速资本崩溃的斗争之中发挥作用。事实上，组织生态学的提出更多地关涉在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如何建设新霸权的问题，而非实际地回应加速政治与主体革命的联合关系。正如劳伦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加速主义需要将这种自我超越的过程看作是反资本的政治集体任务，而不是在设计或技术能力上的一种后政治实践”[31]。的确，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加速趋势中，技术无疑是关键性的物质力量，但也无法否认这种趋势依旧需要依靠阶级主体的力量来加以激活，依旧需要将推动趋势前进的物质力量看作是主体能力的创造过程。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地平来重新检视加速主义政治革命的理论缺失，无论是加速论者对于激进左派的现状反思，还是加速论者对于超越资本主义停滞的加速策略，加速主义在主体革命领域的裂口终将导致革命的策略沦为乌托邦式的政治美学，而错失资本主义主要矛盾的理论分析也将导致革命的结局掉入不确定性未来的泥淖之中。虽然加速论者对于加速资本崩溃的理论渊源直接追溯至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在他们看来自动化机器体系的社会应用将带来普遍性的劳动力解放，“生产过程—包括‘智力劳动’—逐渐变得自动化，这恰恰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证据”[32]。但是，他们却忽视了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论述的两层维度：其一是放任机器技术发展将会带来的社会后果。其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付诸机器体系之上的矛盾维度，即“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内”[33]。正是后者决定了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绝非偶然事件，而是适应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也正是后者决定了现实中的机器体系也绝非纯粹的技术手段，而是浸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固定资本范畴，在其中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不再以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以资本逻辑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此，加速论者虽然提出解放技术生产力，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以制度设计的方式重新利用已有的科技成果，并将其交还至由“事物自身”所主导的共产主义事业，但是他们却极大地偏离了马克思关于揭露资本剥削的科学维度，以及强调“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的斗争”[34]的思想高度。

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今天如何思考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建议题，以及如何回应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的发展趋势问题，都依旧有强烈的启示意蕴。首先是重回阶级范式，其次是重建政党政治，最后是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更具体的方式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将掌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力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基于此，当代激进左翼思想家约迪·迪恩（Jodi Dean）卓有创见地提出如何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重建主体政治的理论问题。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性社会的信息化与技术化已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事实，而自动化生产又按照新分工标准和社会管理的新等级制度，重新组织了社会运作的新型模式。对此，迪恩认为，宣称阶级斗争的消失不过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营造出来的幻象，借由互联网与信息传媒体系所宣扬的“创造性、合作性和民主特征并不能消除等级制度，相反，它利用我们自身的选择来对抗我们，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等级制度”[35]。与此同时，在当前技术文化的背景下，数字资本主义在数据获取、存储与分析方面的进步，越来越呈现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特征”[36]，网络节点的幂律分布[37]不仅创造出“一与多”之间的对抗状态，而且还将大多数人归于幂函数的“长尾”部分，使得处于顶端与底端的人们之间分裂出一道不可逾越的数字鸿沟。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事实表明，它不仅创造出依靠网络交往进行盘剥与积累的资产阶级新贵（或曰数字平台），而且也创造出一个不断增长、始终处于不稳定生存状态的无产阶层，反对压迫与剥削的无产阶级运动依旧是不变的时代议题。

但是，迪恩在反思当前无产阶级运动的同时也指出，基于通信网络而集结起来的群众（crowds）仍只是一个暂时的异质统一体，他们或许可以基于相同的利益诉求而聚集于同一的数字空间之中，但由于身份的交织性，利益诉求之间的细小差异乃至对立冲突，又使得他们很难形成一种坚固的联盟。对此，迪恩强调“必须依靠先锋党的力量，依靠具有共同纲领、策略的政治组织来团结在一起，而不是沉溺于个人政治的分裂之中，政党政治在今天仍然能够成为一种新的集体性政治主体”[38]。因此，与奈格里、斯尔尼塞克等人对于政党的怀疑态度不同，迪恩重申了《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并认为政党政治的重建应当将重点放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政治变革的契机应锚定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流通的全球化与历史性的理解之上。

最后，回归21世纪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重建，既是对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特质的理论诉求，同时也是为指明无产阶级斗争方向的题中之义。加速主义面向未来的乌托邦叙事，诚然提出了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好构想，即要求将发展的目的还原至人类本身，而加速论者自身也坦然承认，关于未来的建设必然意味着要接受意外后果和不完美解决方案的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加速论者关于加速资本崩溃的理论逻辑准确把握住了当代资本主义内在运行机制的深层矛盾。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如果不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维度去理解现实物质生产活动的矛盾性，如果不现实地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也就无法准确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也就无法科学指导革命的运动方向。因此，构建共产主义前景中的集体性未来，既要求我们重申社会批判理论的无产阶级立场，同时也要求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全面回归，要求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地上洞察加速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合谋，进一步思考如何构建集体性实践的政治议题。

注释

[1]对于停滞状态的理解，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曾作过如下描述，对他而言，停滞、静止与绝对偶然表现为：社会“处于一种完全无目的的无限性（sheer aimless infinity）和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都应该是不断更新的，但一切又都保持原样”。在这种偶然中，既不发生创新，也不发生飞跃，更不发生对迄今形成过的东西的富有成效的超越。因而，停滞状态又可表达为那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切历史完成式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现在”将一直存在着。参见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trans. Neville Plaice, 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 Cambridge: MIT Press, 1986, p.140.

[2]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49.

[3]后资本主义社会是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在《创造未来：后资本主义与无工作世界》（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一书中提出的核心概念，二人主张以经济全自动化、缩短工作周、实现全民基本收入等政治措施来构建一种全新的工作伦理。

[4] Steven Shaviro,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p.4.

[5]“英国的失业者不必成为工人才能生存，他们——紧抓我，唾弃我——享受着歇斯底里，以及受虐，不管在矿井、铸造厂、工厂、地狱里被折腾得多么疲惫，他们依然享受着，他们享受着强加给他们身体的疯狂破坏，享受着小农传统所建构起的个人身份的解体，他们享受着家庭和村庄的解体，他们享受着新城郊怪异的陌生和全天营业的酒吧。”引文参见Jean-Francois Lyotard, Libidimal Economy,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Athlone, 1993, p. 111.

[6] Jean Baudrillard,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 London: Sage, 1993, p.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9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0] Nick Land, “Circuitrie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261.

[11] Mark Fisher, “Terminator vs Avatar”,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52.

[12]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52.

[13] Steven Shaviro, No Speed Limit: 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p.8.

[14] Armen Avanessian and Robin Mackay, “Introduction”,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4.

[15] 20世纪70年代初，当选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试图通过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机构，通过渐进式的变革，将智利转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过程的一个关键部分就是赛博协同（Cybersyn）的发展，这是一个分散经济规划的创新尝试，试图将全国的公司与政府和官僚机构的职能联系起来。该项目涉及将控制论从经常被指责的控制系统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基础设施。它的目的是让工人在计划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让工厂能够自我管理，同时为国家经济提供一个合理的方向。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赛博协同包括一个连接工厂的原始互联网、一个测试政策的经济模拟器、一个预测问题的统计预测器，以及一个直接来自科幻小说的操作室。但在1973年，阿连德政权还是被无情地推翻了，人们通常将这场赛博试验的失败归结于当时计算机算力的局限，以及来自美国当局势力的干涉。

[16] Nick Land, “Circuitrie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261.

[17]吉尔·德勒兹：《在哲学与艺术之间》，刘汉全译，上海：上海出版社2020年版，第244页。

[18]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p. xxi.

[19]夏莹、牛子牛：《主体性过剩：当代新资本形态的结构性特征》，《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20]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页。

[21]韩炳哲：《精神政治学》，关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5页。

[22]保罗·维利里奥：《解放的速度》，陆元昶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23]同上书，第87页。

[24]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

[25]同上书，第145页。

[26]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52.

[27] Ibid, p.359.

[28]迈克尔·R.劳伦斯、蓝江：《加速崩溃？用马克思来重新思考加速主义政治学》，《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29]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Inventing the Future: 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London: Verso, 2015, p. 101.

[30] Ibid, p.105.

[31]迈克尔·R.劳伦斯、蓝江：《加速崩溃？用马克思来重新思考加速主义政治学》，《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32] 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 “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ed.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49.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5页。

[35]约迪·迪恩、张可旺：《数字资本主义与政治主体》，《国外理论动态》2021年第1期。

[36]幂律分布是指具有分布性质的变量呈现出幂函数的分布特征，一般也被称为“帕累托分布其图例特征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曲线，从最高的峰值开始极速下降，后面拖了一个长长的尾巴。经济学领域的“20—80”定律就是幂律分布规律的一个经典运用，意指世界上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也即是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而此处约迪·迪恩强调的则是网络节点中的幂律分布规律，即只有少数的网络中心如谷歌、亚马逊等聚集了上百万的连接节点，进而形成了庞大的网络集聚效应。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5页。

[38]张可旺：《后政治状态与集体性政治主体——基于约迪·迪安的交往资本主义批判》，《黑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