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封建主义及其历史奥秘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 

作者简介：蓝江，教育部青 年 长 江学者，南京大学马克思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文章来源：本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5年第1期，注释从略。

摘要：在众多提出新封建主义的学者中，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者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独树一帜。她早期提出了一个相对于传统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传播资本主义概念，不过她世纪早期的思想发展中，体现了从政治批判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脉络。在看到了麦肯齐·瓦克在《资本已死》中提到的资本主义之后陷入更糟的历史阶段的问题，她也觉得当代资本主义或许也发生了衰退，进入一个新封建主义阶段。不过，她对新封建主义的界定是基于政治上的理解，从而提出了新封建主义具有权力分割、新领主和新农奴、腹地化和灾难性焦虑等特征。如果我们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可以发现，她的新封建主义带有一种抽象化政治的痕迹，缺乏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和不平等，从而也无法理解新封建主义的核心不是政治，而是将云领地变成私有制的历史结果。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约迪·迪恩；新封建主义；共产主义；传播资本主义

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从萨特到阿尔都塞及其弟子（如巴里巴尔、朗西埃、巴迪欧），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无论是社会理论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抑或是文化批判，他们都指向了一个目的——资本主义的衰亡和终结。但是，对于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而言，他们并没有直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是十分熟悉历史五阶段论的学者来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随着人类社会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自然会进入人类更高阶的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将这个更高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今天的西方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有了新的疑虑。问题是由澳大利亚左派学者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提出的。在2019年的《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书中，她对于资本主义衰亡之后的历史阶段，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判断。她指出：“我在本书中的主张是，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但今天的生产方式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更糟糕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不再像资本家那样通过拥有生产资料来维持统治，也不再像地主那样通过拥有土地来维持统治。我们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拥有并控制着信息。”这段论述让当代的西方左翼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震惊，正如约迪·迪恩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资本之墓：新封建主义与新阶级斗争》（Capital′s Grave: Neofeudalism and the New Class Struggle）中谈到的：“麦肯齐·瓦克向我们提出挑战，要求我们摒弃这一结论。共产主义没有取得胜利，并不意味着我们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之中。我们身处的是更糟糕的环境。老实说，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我觉得这简直是疯了。”尽管如此，麦肯齐·瓦克的问题仍然促使约迪·迪恩这位美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问题，她也明确意识到，今天在西方世界中的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确很难再被称为资本主义，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在19世纪批判的工业资本主义有着霄壤之别。为了厘清这个问题，她创造了一个新词汇——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McKenzie Wark, Capital Is Dead: Is This Something Worse?, Verso Books, 2021.

必须指出的是，在约迪·迪恩提出新封建主义的概念的时候，对于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的问题的探索，从2020年开始，已经成为一股席卷全球的思潮。从2020年塞德里克·迪朗（Cédric Durand）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学批判》（Technoféodalism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以及2024年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nis Varoufakis）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等书的出版，至今，技术封建主义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一股不可忽视的思潮。约迪·迪恩并没有跟随迪朗和瓦鲁法基斯，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称为技术封建主义，而是仍然坚持使用新封建主义。因为在她看来，新封建主义只是一个临时的名称，她更希望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而不是弄出一个新词汇的噱头，成为吸引眼球和流量的幌子。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批判，必须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也需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观念进行深入的理论剖析。

约迪·迪恩（Jodi Dean），美国政治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霍巴特和威廉·史密斯学院（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Colleges）政治学教授，以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网络政治以及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而著称，长期从事关于民主、公共领域、网络文化以及左翼政治理论的研究。

一、传播资本主义：从政治批判到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

其实，约迪·迪恩并不是一开始就将当代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尤其是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下的资本主义定义为新封建主义，而是称为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在2000年前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因特网的兴起，尤其是克林顿和戈尔政府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以及纳斯达克指数的崛起，资本主义呈现出全新的面貌。这种新资本主义形态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新技术和互联网对资本主义的形式从属（formal subsumption），而且实现了资本主义对之前的工人和无产阶级身体的实质吸纳和实际从属（real subsumption）。在这个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莫过于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作撰写的《帝国》一书。这本书试图从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机器论片段”出发，在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和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等概念的基础上，来重新概括资本主义在21世纪最初时刻中的变化。他们指出：“我们应将秩序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生产定位在通信行业发展起来的语言、通信和符号生产的非物质纽带上。通信网络的发展与世界新秩序的出现有着有机的联系——换言之，它是果与因、产品与生产者的关系。通信不仅表达了全球化运动，还组织了全球化运动。它通过网络增加和构建相互联系来组织全球化运动。它表达了运动，并控制着贯穿这些传播联系的想象力的感觉和方向。”换言之，哈特和奈格里看到了新的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正在缔造一个新的帝国，这个帝国不同于早期局限在一个空间中的产业资本主义的结构，它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空间范围，成为跨越全球的生命政治权力，这种生命政治权力的根基是以传播和通信技术、信息网络和数字媒介构成的“一般智力”，而这种一般智力是普遍的全球无产阶级非物质劳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当代的数字产业和通信公司下的资本主义所剥削的东西不再仅仅是以产业劳动为中心的剩余价值，而是传播和通信构成的“一般智力”。

显然，对于早期的约迪·迪恩来说，哈特和奈格里的判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她看到了是传播而不是生产，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或许这也正是她坚持将资本主义新阶段定义为传播资本主义的原因。根据约迪·迪恩自己的描述，她在阅读了哈特和奈格里的作品之后受到启发，最早于2005年在《文化政治学》（Cultural Politics）杂志上发表了两篇关于传播资本主义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就叫作《传播资本主义：政治的询唤和封闭》。之后，她在2009年的著作《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的幻象：传播资本主义和左派政治》（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中进一步阐述和解释了传播资本主义问题。她看到了左派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走进文化政治学中不能自拔，只关心身份政治，而忽略了平等的政治诉求，因此，她给出了判断：“左派承认并享受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对国家发出自己的批评，并庆祝传播资本主义所提供的想象中的创造力和变革的自由。”可以看到，在她随后的几本著作中，尤其是《博客理论》（Blog Theory）、《共产主义的地平》（The Communist Horizon）、《齐泽克的政治学》（Zizek′s Politics）、《群众与政党》（Crowd and Party）等著作中，她都沿用了“传播资本主义”一词，用来描述当前在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下的资本主义的新形态。

不过，在仔细阅读了约迪·迪恩的几部早期作品之后，我们很容易发现，她使用“传播资本主义”一词的语境，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比较微妙的变化。首先，在《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的幻象》一书中，约迪·迪恩更多的是将传播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政治上的手段和威胁。在她的语境中，传播资本主义控制了全球的通信和传播手段，从而威胁到哈贝马斯之前谈到的公共领域的民主政治问题。哈贝马斯在他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谈到媒体和传播媒介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政治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说：“一份报刊是在公众的批判当中发展起来的,但它只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的一个机制：其功能是传声筒和扩音机,而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载体。”换言之，在哈贝马斯那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存在着一个以信息传播媒介为中心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被哈贝马斯等人视为公众表述自己的诉求、进行对话协商的区域，也是当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要义。因为这个公共领域不属于政府部门，所以它的诉求带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这一点上，早期的约迪·迪恩跟随着哈贝马斯的判断，认为公共领域代表着民主政治的核心想象，也是人民群众通过这些媒介对官方政治产生影响力的地方。她指出：“人民的治理是通过言论、集会和新闻等传播手段来实现的，它依赖于强调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公开准则；它包括公共领域的协商实践。民主传播引导和影响着政治，或在更小的程度上为政治提供信息，因为政治是民选官员的治理和立法活动。在理想情况下，公共领域的传播互动、内容流通和媒体讨论不仅影响而且构成了官方政治。”

当然，哈贝马斯也注意到了由于这个公共领域（由新闻传播和信息媒介构成的报纸和杂志）属于私人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因为盈利和广告带来的信息偏差，从而让一些公共领域的信息呈现出为某些私人公司牟利的倾向，而这种倾向会导致公共空间重新被分割，被资本主义再封建化。我们看到，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只是在这个问题的结尾处，略微谈到了这个倾向的可能性，他称之为“我们必须从另一个更准确的意义上来谈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的问题”。而他的这句话，启发了当代一些欧洲左翼思想家，如德国汉堡大学的西格哈特·内格尔（Sighard Neckel）教授，就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再封建化》一文中谈到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问题：“哈贝马斯引入了‘再封建化’一词，并以公共领域为例，说明了如何通过对其基本制度的彻底变革，逆向改变以前的资产阶级传播形式。他的分析集中于社会领域的私有化，这些领域日益受到经济商业化和建立政治合法性需求的压力。”

然而，这个时期的约迪·迪恩并没有太多地思考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问题，她看到的是作为公共领域的传播媒介，随着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日益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工具，从而让这些传播媒介日益丧失了哈贝马斯定义的公共领域的对话和协商功能。因此，相对于哈贝马斯所在的20世纪60年代，约迪·迪恩叹息道：今天美国的公共领域已经在通信技术和互联网之下彻底沦落。她继续哀叹道：“在高度媒介化的传播环境中，我们面临的是抵制和诉求的倍增，其范围之广阻碍了强大的反霸权的形成。传播途径和机会的扩散、分布、加速和强化导致民主陷入僵局，无法成为政治变革的形式。我把这种‘光说不做’的民主称为传播资本主义。”由此可见，早期的约迪·迪恩对传播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政治性的定义，这个定义缺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维度，也缺乏意识形态的批判。约迪·迪恩在《民主与其他新自由主义的幻象》一书中，哀叹的是数字化和通信网络已经被私人和政府部门牢牢掌控，公共领域已经不再是大众发声的部分，失去了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的基本功能，这种丧失了对话和协商功能的公共空间和传播媒体被约迪·迪恩称为传播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早期约迪·迪恩的传播资本主义定义是基于政治批判的定义。

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约迪·迪恩继续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当然，这种阅读经由了齐泽克的中介。在她对马克思的原著的阅读中，发现仅仅从政治批判来理解传播资本主义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这种批判只看到了传播媒介不再是大众发出政治诉求的公共空间，而看不到为什么这个空间丧失了公共领域的功能。在随后的《齐泽克的政治学》和《博客理论》中，约迪·迪恩逐渐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尽管这个时期她对马克思的阅读还停留在经过齐泽克改造过的拉康主义的欲望政治经济学基础上。例如，在《博客理论》中，约迪·迪恩谈道：“传播资本主义的概念借鉴了齐泽克的拉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升级版。齐泽克利用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重新定义了意识形态的概念，从而从理论上阐明了我们最深层的情感是如何将我们与统治的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在《博客理论》中，约迪·迪恩很明确地将自己的传播资本主义批判与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联系了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她重新对传播资本主义下了一个定义：

我认为，当代通信媒体通过密集而广泛的娱乐、生产和监视网络捕获其用户。我对这种形成的术语是传播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的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于对劳动力的剥削一样，传播资本主义也依赖于对通信的剥削。……传播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需要占有（而不是拒斥）它迷惑和布局当代主体的装置。我认为，这个政治采取了现代欧洲哲学所宣扬的自由形式：反身性。传播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反身性捕获了创造力和抵抗力，从而安抚和转移了多数人的注意力，并使少数人致富。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尽管约迪·迪恩还带有一定的齐泽克意识形态批判的痕迹，但她已经发掘了传播资本主义下被掩盖的根源——被剥削的传播和通信。如果说马克思看到了工业资本主义剥削了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传播资本主义剥削的是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劳动和交往劳动。约迪·迪恩的这个判断已经与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丹·席勒（Dan Schiller）、文森特·莫斯可(Vincent Mosco)、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irstian Fuchs）等人的数字劳动和传播劳动的概念十分相近，也促使约迪·迪恩的传播资本主义从纯粹的政治批判转向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不过，对于传播资本主义的深刻认识，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的全新思考，是她在全面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后做出的。

Jodi Dean, The communist horizon, Verso, 2012

二、历史进步论及其困境

在麦肯齐·瓦克的《资本之死》提出“我们不是进步，而是从资本主义倒退到更糟糕的阶段”之前，约迪·迪恩对传播资本主义的思考是依照马克思的历史阶段论来展开的。

首先，约迪·迪恩十分相信，如果资本主义终结了，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阶段。这正是约迪·迪恩在充分阅读了马克思的原著之后得出的结论，她在2012年的《共产主义的地平》一书中提出：“马克思一百多年前就表达了替代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原则包含着为实现这一原则而斗争的紧迫性。”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不仅仅是全世界广大无产阶级的主观意愿，也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在这一点上，约迪·迪恩十分坚信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判断——资本主义必将灭亡，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也是历史的必然性。

其次，约迪·迪恩认为，她所提出的传播资本主义应该是相对于马克思所批判的工业资本主义和列宁提出的金融资本主义的一个更高的阶段。由于马克思提出了从原始社会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然后经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是历史是一个进步的脉络。约迪·迪恩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应该有一个进步的脉络，一个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讨论的工业资本主义问题，而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提出了一个相对于马克思的工业资本主义而言更高阶的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显然，约迪·迪恩也延续了这个脉络，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是列宁批判的帝国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的延伸。她指出：“新自由主义通过私有化、放松管制和金融化政策推行，并以私有财产、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意识形态为支撑，导致富人减税、工人和穷人的保护和福利减少，导致不平等现象呈指数级增长。”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以及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这种金融资本主义逐步让位于约迪·迪恩的传播资本主义。迪恩认为，哈特和奈格里将这个阶段称为“帝国”，不足以描述这个阶段的特征，只有传播资本主义这个名称，才能让人们更清晰地看到今天资本主义的本质；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是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和占有，金融资本主义是对金融的占有，那么传播资本主义将原先的所有要素通过传播和媒介结合成一个巨大的全球网络，从而缔造了资本主义的更高阶段——传播资本主义。

最后，约迪·迪恩认为，传播资本主义为最终走向共产主义创造了一定的物质条件。在《共产主义的地平》一书中，迪恩提出：“传播资本主义攫取、私有化并试图将社会实体金融化。它不依赖于商品。它直接利用价值核心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不必采取商品的神秘形式来为资本主义创造价值。通过网络化、个性化的通信和信息技术，资本主义找到了一种更直接的方式来获取价值。传播资本主义直接利用社会实质的最清晰表达之一是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通信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其基本思想是，越多的人使用网络，价值就越高。”约迪·迪恩在这里的概括，不再仅仅关注传播资本主义对人们之间的传播和交往的剥削和占有，而是发现当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并且以传播资本主义的形式存在，正是因为它通过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将广大人群结合成一个巨大的行星级别的群体。她在这里特意引用了硅谷的梅特卡夫定律，也就是说，传播资本主义链接起来的人群的规模越大，它越能够从中获利。此时此刻，约迪·迪恩对梅特卡夫定律的引用，指向了两个问题。其一，在理论上，她已经看到了后来迪朗和瓦鲁法基斯等人看到的技术封建主义下的“新圈地运动”，这些所谓的传播资本主义的获利途径根本不是什么对传播和交往的剥削，而是圈定了一个互联网的公地，这个公地意味着人们开始察觉到现代资本主义背后掠夺和剥削的真正奥秘在于何处。其二，互联网将广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获得了让共产主义得以成立的主体基础，即真正的革命性力量不在于个体，而是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这对应了《共产党宣言》那句掷地有声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然而，我们如果顺着约迪·迪恩的逻辑前进，就会发现在她的整个理论演绎中隐藏着一种僵硬的历史进步论逻辑。当然，最主要的进步论是历史总体的进步论，即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经常谈到的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进步论。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强调这个进步的线索是千篇一律的，这也是马克思晚年给查苏利奇回信中提到的俄国社会发展不必遵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原因。不过，在总体历史的进步论之上，约迪·迪恩还给出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内部的进步论，即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传播资本主义的微观进步论，而那个时期的约迪·迪恩十分坚信，传播资本主义已经取代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已经为资本主义向更高阶的历史阶段——共产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

正是由于这个进步论信念的影响，约迪·迪恩才会对麦克齐·瓦克提出的问题感到如此震惊。在瓦克的提问下，她突然意识到历史不仅可能进步，也可能倒退。用约迪·迪恩自己的话来说：

麦肯齐·瓦克提出了一个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所处的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更糟糕的情况呢？”这一挑衅性问题针对的是束缚左翼转型论述的落后假设。太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假定了从奴隶制到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的线性发展过程。既然社会主义尚未建立，他们就得出结论，我们一定还处于资本主义阶段。左派分析被这种潜在的落后性所蒙蔽，仍然无法对当下进行理论分析。

实际上，无论是麦肯齐·瓦克，还是提出技术封建主义的迪朗和瓦鲁法基斯，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在衰亡之后并不一定进步地上升，走向社会主义，也有可能倒退和衰亡，退化到更野蛮的封建主义阶段。事实上，1915年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就在她的《尤尼乌斯小册子》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问题，卢森堡曾经思考了要么通过革命手段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整个社会堕落到更野蛮的状态。也就是说，历史并没有为我们给出必然性保障，即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必然迎来社会主义的曙光。相反，我们如果只是静待社会主义在地平线上升，那么我们只能看到野蛮的权力日益吞噬掉整个大地，无产阶级迎来的不是解放，而是重新堕入比资本主义更为黑暗的野蛮深渊之中。

麦肯齐·瓦克提出的问题并不是资本主义是否会倒退到封建主义，而是“关于封建主义如何变成资本主义，关于是否有多种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关于是否有不止一种社会主义，存在着一个复杂的争论”。换言之，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道路呈现出多维度、多线条的层面，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方向指向资本主义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之前，任何发展包括倒退到封建主义的发展都是可能的。

在这个问题上，齐泽克对瓦克的问题也给出了回应。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反进步》（Against  Progress）中，他指出：“马克思不是进化论者，他自上而下地书写历史：他的出发点是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秩序，并从这个立场出发，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解读为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这不是目的论：历史不是以资本主义为目的来引导的，但是，资本主义一旦出现，就会为整个（前）史提供钥匙：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讲述了从史前社会经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奴隶制、封建主义再到资本主义的线性发展历程，这就是众所周知的叙述。但这种发展没有目的论的必然性；马克思并没有声称它必须这样或一直会如此发展下去。”在这个问题上，约迪·迪恩也尝试着思考历史进步论的局限。和齐泽克一样，她觉得只有彻底摆脱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线性进步观的误解，才能真正理解这种再封建化和技术封建主义的现象滋生背后隐藏的历史规律。她指出：“与线性阶段的旧历史发展叙事相比，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时间和历史有着更丰富、更复杂的处理方法。这一传统对于新封建假说非常重要，因为它展示了劳动形式、运动规律、生产方式和积累策略如何永远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纯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交织的复杂时间性允许重叠和不完整，与早期生产方式相关的过程与后期生产方式的过程重合。逆转和倒退颠覆了直奔某个未来的假定。发展是不平衡的，与去发展密不可分。与某一时期或某一类别相关的特征，会滑向其后或进入的时期的特征。关注这些复杂的时间性，可以让我们在不预设线性阶段的情况下对过渡进行理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新旧形式和动态的结合，从而更好地把握可供争论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识别趋势，而不必假设某种必然的历史终极目标。即使在假定共产主义不可避免的论述中，我们也能认识到分析出错之处的指导意义。”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约迪·迪恩已经坦然接受新封建主义这个名称，而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她早期的传播资本主义概念。也就是说，她不再简单地将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带来的全球性互联网，以及随之产生的资本主义新变化视为高于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个“新封建主义”的名称，已经代表约迪·迪恩自己的历史进步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已经从单纯的划分阶段走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变化的唯物主义的思考。

三、新封建主义的特征及其局限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来看一看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了。由于约迪·迪恩从一开始就是从政治角度来理解新封建主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的，这使得她对新封建主义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迪朗和瓦鲁法基斯等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理解的技术封建主义。齐泽克、麦肯齐·瓦克和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等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即以亚马逊、微软、苹果、脸书、推特、照片墙、谷歌等公司的盈利模式根本不是对剩余劳动的剥削，他们的价值分配形式已经不是对作为剩余价值的利润的充分分配，而是在一个新的领地（瓦鲁法基斯称之为云领地）上收取的云地租。2019年，齐泽克在《〈共产党宣言〉的相关性》（The Relevance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一书中，就曾经用比尔·盖茨的Windows系统来说明数字时代普遍的云地租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比尔·盖茨的例子。他是如何成为世界首富的？他的财富与微软公司销售的产品的生产成本毫无关系，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微软公司支付给其智力工作者的工资相对较高；这意味着，盖茨的财富既不是他成功地以比竞争对手更低的价格生产出更好的软件的结果，也不是他成功地对其雇佣的智力工作者进行更残酷剥削的结果。如果是这样，微软早就破产了：人们早就会大量选择像Linux这样的免费软件，而且据专家称，这些软件的质量比微软更好。那么，为什么仍有数百万人购买微软的产品呢？因为微软将自己强加为一个几乎垄断了整个领域的准通用标准，一种一般智力的直接体现。盖茨通过侵占租金，让数以百万计的智力工作者参与到他私有化和控制的新形式的通用智力中，从而成为几十年来最富有的人。”齐泽克已经言明，微软之类的新科技公司之所以获得如此之高的利润，并不在于他们勇于开拓、科技创新，而是因为他们垄断了一个新的领地。尽管在2019年，齐泽克仍然将这个领地称为“一般智力”（这一用法显然受到奈格里的影响），但实际上，在后来的作品中，这个部分毫无疑问地被技术封建主义称为云领地。在瓦鲁法基斯的论述中，由于这些科技新贵（瓦鲁法基斯称他们为云贵族）获利的唯一源泉，就是他们垄断了数字技术创造出来的云领地，以致传统资本主义和普通人都被迫租用他们的领地，被迫向垄断这些云领地和云采邑的云贵族们缴纳云地租。因此，瓦鲁法基斯强调说：“云领地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正在因资本主义活动的蓬勃发展而萎缩。正是通过资本主义活动，技术封建主义应运而生，如今技术封建主义正在风卷残云。”瓦鲁法基斯在他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中，结合马克思的《资本论》，给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将云地租凌驾在产业利润之上的经济模式，正是在这个模式中，瓦鲁法基斯认为传统资本主义已经被新的技术封建主义杀死。

约迪·迪恩当然也看到了这个充当着新的云贵族的科技精英们是如何一步步取代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她在《资本之墓：新封建主义与新阶级斗争》一书中，更为关心的不是迪朗、齐泽克、瓦鲁法基斯关注的政治经济学过程，而是这种新圈地运动（在云中将互联网的公地变成私人平台的所有物）如何在政治上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她提出新封建主义的主要特征，即“权力分割、新领主和新农奴、腹地化和灾难性焦虑”。不难看出，约迪·迪恩对新封建主义的思考是从政治关系角度来展开的，她所考察的封建社会更接近于勒高夫等人定义的政治权力分配的封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分析的政治经济学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一）公共权力的分割

权力分割指的是，由于平台对云领地的垄断，导致原先应该由公共权力调节的事务，现在变成了数字平台的功能。她提到了Uber网络车的例子，即乘客和司机的法律纠纷，原先完全是由公共法律机构来处理，如今，Uber的平台可以处置这些纠纷，因为这个云领地归私人平台所有，所以私人平台拥有了这个平台的仲裁和裁量权。约迪·迪恩指出：“新封建领主，如全球金融机构和数字技术平台，利用债务将财富从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手中重新分配给最富有的人。无论是封建领主还是新封建领主，经济行为者都是根据经济行为者（领主）设定的条款和条件（例如什么是允许的言论），对特定人群行使政治权力……在新封建主义下，由中立的法律形式和自由平等的个人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阵营瓦解了，社会的直接政治特征重新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约迪·迪恩对新封建主义的判断，与她早期对传播资本主义的判断是一致的，即原本属于公共空间的权威，已经被私人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分割了，而权力的分割是历史上的封建主义政治的一大特征。

 （二）新领主与新农奴的政治关系

随着云领地的出现，诞生了掌握着云领地资源并不断在其基础上收取云租金的云贵族；相反，那些租用云领地、缴纳云租金的就是云农奴。新贵族和新农奴的出现，是约迪·迪恩给出的新封建主义的第二个特征。相对于传播资本主义，新封建主义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如果约迪·迪恩在传播资本主义阶段仍然认为存在着传播资本家和传播无产阶级的对立，那么这种对立如何已经被改写为云领主和云农奴的对立？约迪·迪恩指出：“新封建主义的第二个特征涉及社会财产关系。我用‘新领主和新农奴’来指代新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剥削形式。我们现在的结构是财富集中在亿万富翁手中，劳动力集中在服务业。近几十年来，富人与穷人、业主与租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这种分离得益于不同的法律架构，这种架构保护企业和富裕资产持有者，同时对工人和下层阶级进行统治和监禁。”换言之，当约迪·迪恩认为新封建主义产生了新领主和新农奴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由于权力的分割，由于新圈地运动，导致了一种新的政治关系的出现，这种关系体现为云领主对云农奴的直接统治和控制，形成了类似于中世纪的牧领关系的政治结构。

（三）腹地化

按照约迪·迪恩的说法，“腹地”（hinterland）一词，是她从历史学者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那里借用的。“腹地”一词原先指的是在港口和城市背后延伸的广阔空间，但在约迪·迪恩这里，她看到的是随着新封建主义的崛起，像纽约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集中了大量新领主的资源，而中间广阔的腹地没有很好的互联网资源和物流资源，甚至公共基础设施也日益残破，这导致整个腹地变成一个荒凉的空间。她指出：“腹地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残余，为了寻找更可靠的积累方式，它们被抛在身后，内陆地区正面临新的强化剥削，这种剥削看起来比资本主义更糟糕。人们不再生产东西，而是在仓库、呼叫中心、一元店和快餐店里生存。”不难看出，约迪·迪恩提到的腹地化，强调的是随着互联网和云空间的繁荣，广大的真实空间的腹地是被资本抛弃的，拥有海量财富的平台孕育了繁荣的美国湾区，但其他作为腹地的地区成为被忽略的荒漠。严格来说，腹地化并不是新封建主义的直接体现，这块区域恰恰是被新封建主义放弃的部分，从而造成了繁荣的云中心和荒凉的腹地之间的二元对立。用约迪·迪恩的话说，如今欣欣向荣的新封建主义，恰恰是以牺牲广大腹地为历史前提的。

（四）灾难性焦虑

约迪·迪恩给出的新封建主义的第四个特征是新封建主义的情感维度，即“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焦虑感和灾难感”。据约迪·迪恩的说法，她之所以将灾难性焦虑视为新封建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因为她在2012年听过一场PayPal公司的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一次演讲，他谈到这些科技初创公司更像是封建制的政治结构，其中的核心问题是“在事情变得更糟糕之前，将所有的权力和权能交给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换言之，在约迪·迪恩看来，封建化的公司结构，源自一种灾难性情绪的渲染，由于有气候变暖、流行病、战争的风险，在所有事情变糟糕之前，必须让云农奴们在政治上无条件地将权力让渡给云领主。在《反进步》一书中，齐泽克也得出了与约迪·迪恩一样的结论：“一方面，‘管控世界’是启蒙运动的最终灾难性结果；另一方面，‘正常’的社会道路不断受到从战争和恐怖到生态灾难等各种灾难的威胁。我们需要与这些‘本体’灾难（我们在社会现实中体验到的灾难性事件）作斗争，同时牢记最终的灾难是‘管控世界’表面上‘正常’的结构和节奏。”齐泽克的“管控世界”是约迪·迪恩的新封建主义的同义语，也就是说，通过灾难性的话语，制造了云农奴的普遍的焦虑，从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依附于云领主的管理和控制。

约迪·迪恩对新封建主义的描述最大的问题在于，她延续了传播资本主义批判的缺陷，她看到的更多是在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下形成的不平等的政治关系，没有对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进行详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而只能在一种抽象的政治观念下来理解新封建主义的诞生。尽管约迪·迪恩曾经十分准确地看到，新封建主义的核心在于新圈地运动，在于云领主占据了云领地和云采邑，并向租用云领地的人们收取云租金。这样，整个社会的结构就分裂为云领主与云农奴两大阶级，在这两大阶级中也存在着阶级冲突与斗争。但是，约迪·迪恩并没有真正秉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从作为物质生产力的数字技术来思考生产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没有像瓦鲁法基斯等人一样，从经济不平等和剥削关系来详细思考云农奴的受剥削的地位。因此，在约迪·迪恩那里，新封建主义形成的秘密只能在一些神话化的话语中寻找，如腹地化和灾难性焦虑，这些现象只是新封建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相反，如果我们真正通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就会发现新封建主义的核心恰恰是一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新封建主义并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马克思看到在机器大工业中资本家占有了机器和厂房，从而破除了“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缔造了占有工业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样，我们今天看到的数字资本主义下的新封建主义，不过是资本家从对大机器和工厂的私人占有，变成了对数字平台和一般数据、云领地的私人占有，从而让那些之前依赖于机器的生产，变成依附于云领地的生产。我们模仿马克思的口吻可以说，新封建主义的历史奥秘其实并不神秘，那不过是“新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新封建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机器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就是说，是以传统工业生产沦为云附庸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