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伯鍨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的奠基者。

在《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作者做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我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农民战争，所以，在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中，就往往给马克思主义理论添上狭隘经验论和历史唯心论的尾巴。据说，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所犯错误的思想渊源。作者断言，虽然我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是反对狭隘经验论的，但就在他们反对狭隘论的同时，又偷偷地宣扬狭隘经验论。作为论据，他提出了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的几段文字。十分明显，作者认为《实践论》至少是一篇包含着狭隘经验论的尾巴的文章。为了弄清楚作者所说的狭隘经验论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把这几段文字的原文以及作者对它们的批评引述如下：

第一，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针对这段话，作者反问道：“那么，前人留下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他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吗？”

第二，《实践论》中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作者批评说：这里“根本不谈人类世代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和科学逻辑的作用，这样能够上升到正确的理论认识吗？” 

第三，毛泽东同志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对于认识论的这个一般公式，作者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如果我们排斥先人的研究成果，而自己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塔里苦斗，我们能够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和思维现象作出科学的结论吗？” 

这些就是被作者视为狭隘经验论尾巴的主要例证。先不谈作者的上述批评是否真有道理，单说这种批评方式也是断章取义、近乎挑剔、很不科学的。对于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在内不是不可以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严肃的和科学的，而不能像作者那样简单地挑出几段文字，割断它们和整篇文章的联系，从字句上进行挑剔和非难。这样的批评不可能是公正的。　 

我们先拿第一段文字来说，毛泽东同志的原意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等等所以能够创造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除了他们具有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是由于他们亲自参加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这里谈到的两点都是主观条件，而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客观来源。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来源，那就不仅应该包括作者所指出的人类先前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且还应该包括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全部社会实践，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劳动者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决不能根据《实践论》中的这段文字就片面地推断，似乎毛泽东同志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仅仅是根据他们个人的实践经验来作出他们的全部革命理论的。作者把这种违背普通常识的见解强加于毛泽东同志，是完全和事实不符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哲学的定义是人们所熟知的，他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个定义当然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他在《矛盾论》中是这样说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在这里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的高度发展一起被看成是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决定性的历史条件。这一点，就是在被作者所引证的文章中，即在《实践论》中，也是讲得清清楚楚的。毛泽东同志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在这里，他同样不是把个人实践，而是把以往的全部历史发展看作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赖以产生的先行条件，他强调社会实践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认识的发展。 

作者责难毛泽东同志在上述文字中没有提出前人留下的科学文化知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但是稍微细心的读者都能够了解，他所说的“天才条件”本身就是指知识和才能而言的。决不能想象马克思主义者使用“天才”一词是指什么“天赋观念”，而不是指在吸收人科学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对新事物和新经验作出总结和概括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无疑都具有这种超乎常人的能力，这是他们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伟大理论的重要条件。然而这种能力却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他们对全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进行了长期和艰苦的批判研究才获得的。正如恩格斯本人所指出的：“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1)

看起来，作者所特别不能理解的一点是，毛泽东同志把亲自参加当时的社会实践这一点当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的主要条件。这是真正的关键所在，是毛泽东同志写作这篇论文时所要强调的主要之点。这是否和历史事实相符合呢？当然是相符合的。因为在历史上，科学社会主义既不是在书房也不是在沙龙里产生出来的，而是近代工人运动的产物，是以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为主体的历史运动的理论总结。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继承者，没有一个是置身于这个斗争的圈子之外而纯粹以理论家的姿态活动的。大家都知道，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参加了英法和德国的工人运动，他们创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活动是从他们投身工人革命活动那一天才开始的。后来列宁和斯大林能够各自在不同程度上发展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和他们本身的革命活动分不开的。而且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主要地乃是针对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而写的。教条主义者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辩证地结合起来，这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最明显的真理。由于教条主义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特别轻视中国革命的经验，因而这篇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文章被题名为《实践论》，并且着重指出一切知识归根到底无不渊源于直接经验。但这丝毫没有贬损他人的（别国的）、间接的经验的意思。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十分正确地阐明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他既强调了一切知识最终都来自直接经验，又说明了间接经验。在知识领域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一切知识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这里是否有否认或轻视前人科学文化知识的片面性呢？我们认为，这是一点也没有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认为，《实践论》在谈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只说“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工夫”，“根本不谈人类世代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和科学逻辑的作用”。这个结论也是很欠考虑的。诚然，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时，着重谈到了两个条件：第一，感性材料必须十分丰富并合于实际；第二，必须经过思考的功夫以达到科学的抽象。在这里他确实没有谈到积累的科学知识的作用。但是每一个细心的读者都会知道，人们用来对感性材料进行抽象和概括的思维能力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对先前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不断汲取逐渐发展起来的，人类智力的这种世代相传和不断发展，恩格斯把它叫做“获得性的遗传”。正因为这样，一个民族的平均智力水平总是和该民族的文化发展程度相对应的。而谈到具体的个人，他的思维能力也总是和他的教育程度和知识水平相联系的。因此，既然《实践论》在谈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时强调了“思考作用”，就不能说它忽视了前人的科学知识在理性认识中的作用。如果像作者所主张的那样，在谈到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时除了指出思考的作用之外，还要加进先前科学知识的作用，这岂不是画蛇添足么？事实上，一个人的理论思维能力并不总是和他的知识数量绝对地成正比的，因此知识的多少并不直接决定一个人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正确地运用思维。所以，离开了思维能力和思维方法来谈科学知识在理性认识中的作用，是不科学的。至于作者认为《实践论》不谈科学逻辑的作用，这一点更是站不住脚的。试问，如果没有科学逻辑的作用，思维怎能在对感性材料进行加工的时候，做到去取粗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科学的抽象呢？要知道任何抽象都是运用逻辑，而科学的抽象则必须运用科学的逻辑，即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在论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推移转变时，毛泽东同志绝对没有忽视逻辑思维的作用，他明确指出：“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如果没有科学的逻辑，能够造成任何正确的概念并据以进行正确的判断和推理吗？十分明显，《实践论》中的所谓“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并不是指对感觉材料的选择和取舍，而完全是一个运用逻辑思维进行分析和综合的过程。至于“由此及彼”和“由表及里”，则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把握事物和现象间的普遍的和内在的联系，揭露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规律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严格科学的逻辑思维能力显然是不能成功的。所以在这里，虽然毛泽东同志运用了形象的语言和生动的比喻，他所要表达的思想还是十分准确而清楚的。作者仅仅根据字面的理解就责备他忽视科学逻辑在理论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批评是既不科学也不公正的。

关于第三点，作者把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发展的总规律，也列为狭隘经验论的尾巴，认为它排斥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只提倡个人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塔里苦斗。我们感到这个批评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把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讲的实践理解为单独个人的实践，而不是指人类的社会实践。凡是多少读过毛泽东同志著作的人都会知道，在他的文章里，关于实践的观点和关于群众的观点总是联系起来加以阐述的，他总是强调有千百万群众的社会实践才是我们的知识的源泉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路线是和他的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密切相关、合为一体的。我们怎能把一种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说成仅仅是在个人实践的螺旋塔里的没有希望的苦斗？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同志所用的“实践”一词，到处都是指“社会实践”，而不是指个人的孤立的行为。即使在强调直接经验的地方，他也不是把经验的主体仅仅看做孤独的个人，而总是指一定的社会阶级和广大群众。他为了表明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实践的社会性和群众性，把迄今为止的人类实践活动概括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批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　争的依赖关系。”十分明显，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不可能是孤独的个人，而必然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全体参加者，一句话，是创造着自己历史的人类全体。由此可见，毛泽东同志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公式所概括的内容，决不是个人实践的螺旋塔，而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是全部人类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个规律支配着整个人类认识历史的发展。只有像苏修集团内部那些出卖科学良心的所谓理论家，才会故意闭着眼睛硬说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

作者认为，这个公式排斥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也是不确实的。如上所说，这里明明谈的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怎么可能不从前人的研究成果出发，反而对此加以排斥和抛弃？如果真的排斥了前人的一切研究成果，就会使任何发展都成为不可能的了。毛泽东同志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告诉我们，人类的世代相继的实践和认识，从内容上来看，既不是相互隔绝的，也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沿着一种螺旋形的曲线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其中每一个循环都是以先前所获得的成果为基础，继续增添新的内容，而不是像作者所认为的那样，似乎每次都是从空地出发，完全割断了人类认识运动的历史联系。

分析了以上三个方面，就可以知道作者据以作出的下述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他断然说：“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并没有跳出以个人的狭隘经验为基础的认识论的圈子。”无论从作者所引证的上述文字中，还是从整篇文章的论述中，我们都看不出有任何根据足以使作者作出这样武断的结论。作者的这种非常错误的认识，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我们认为，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这篇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著作曲解为狭隘经验论，这决非是从作者开始的。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就是用狭隘经验论的精神来粗暴歪曲《实践论》的。他们反对理论、蔑视科学、鼓吹爬行经验主义，把反对他们的人指责为唯心论者，所有这一切也都是援引《实践论》为最高权威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晚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这种歪曲的宣传，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印象，使人们把林彪和“四人帮”时期的破坏性极大的政策和路线，以及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晚年失误，和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　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不正确地联系了起来，以至竟然要在《实践论》中寻找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作者就是抱着这种先入之见来对待《实践论》的。他把这篇具有非常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哲学著作，仅仅按照字面来加以理解，把林彪和“四人帮”一伙对它所作的庸俗解释当成它的真实涵义，这样就在方法上陷入了同样的错误。其实，作者应当看到，被林彪和“四人帮”一伙所曲解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仅有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而且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许多文章和著作，如果由于这些著作都曾经被他们歪曲和利用而一概加以怀疑和否定，这岂不是以一种荒谬来反对另一种荒谬吗？在历史上，机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总是用一种简单化和庸俗化的方法，来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我们自己在同这些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切不可也犯这种简单化的错误。 

事实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不仅不是一篇带着狭隘经验论尾巴的文章，而且还是一篇包含着极其丰富和深刻的哲学内容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卓越论文。它用简短的篇幅、明快的语言、浅显而流畅的文字，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也是不可多得的。它虽然是从总结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经验出发，但在理论上却上升到概括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对全部人类实践活动的性质及其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类认识的发生与发展，作出了全面、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具体总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表现了它的鲜明的历史特点，又表现了它的永不消失的普遍意义。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实践论》把反对拒绝中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它同时也有力地反对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并且丝毫没有忽视革命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它坚持列宁的教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它的最大的特色和最基本的精神，是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在认识问题上，它最终要求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反对使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它坚持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推进和发展人们的认识，反对停滞，反对倒退。它说：“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它在实践和认识两方面都坚持着永恒发展的辩证法，这和局限于一孔之见、一得之功的狭隘经验主义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产生于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转变关头，这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刚结束，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因此，它和同一时期内产生的毛泽东同志的另一篇哲学著作《矛盾论》一起，既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总结，又是对以后的革命运动的指导性的文章。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它们作为经受了中国革命历史的严峻考验的理论著作，其价值和地位是早已确定了的、毋庸怀疑的。至于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严重失误，则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地从他前期的著作中寻找根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践论》并不是一篇孤立的著作，它所阐述的思想反映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中。从１９３６年到１９３８年，除《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外，毛泽东同志还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论持久战》这些著名的军事哲学论文。所有这些文章，在思想上都是和《实践论》互相贯通的。它们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曾经起过的巨大指导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否定了它们的历史作用就是否定了中国革命的光辉的历史。因此，若不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民主革命说成是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指导的纯粹民族的、局部的现象，就决不能把毛泽东同志的上述诸文看成是狭隘经验主义的产物。我们切不可忘记，作为曾经在我国革命历史上起过巨大作用的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和作品，不可视为纯粹个人的著作，它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集体智慧的产物，对于它们的评价直接关系到对于党的领导的性质以及历史本身的看法。从这里正可以看到作者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他先把我国的民主革命看成是现代条件下的农民战争，而在这个战争中担任着领导作用的党就必然要被看作是具有农民性质的党，由此而产生出来的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也就被视为现代农民意识的某种反映。这样一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整个民主革命的性质，就变成十分可疑的了。作者从片面的思想出发竟然得出了如此严重错误的结论，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不但如此，作者在把《实践论》曲解为狭隘经验论以后，还进一步作出如下的推论：既然五十年代初期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毛泽东同志和毛选出版委员会认真修订过的，“上边的这些观点已经不是反映三七年某一个领导同志的看法了，而是反映了我们党在建国以后的共同认识了。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后期暴露出我们理论上的错误，这是十分自然的。既然如此，我们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这样一来，在作者的心目中，就不仅是《实践论》这篇文章和毛泽东同志个人，甚至也不仅是民主革命时期的我党领导，而且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都以狭隘经验论作为自己的共同认识和指导思想的，而农业社会主义就是这种认识的自然结果。作者本人也许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结论的严重性，但它却是从作者本身的逻辑中必然要得出来的。我们希望作者能够以一种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自己的上述错误思想作一番严肃的清理，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原文载于《孙伯鍨哲学文存》第四卷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研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1版，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