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气质：柏拉图

本书简介

本文选自彼得·斯洛特戴克：《哲学气质：从柏拉图到福柯》，谢永康、丁儒亢译，漓江出版社2018年。

《哲学气质：从柏拉图到福柯》汇聚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费希特、叔本华、福柯等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与近代哲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原典读本中的编者前言，总共十九篇。在这十九篇论述精彩的前言中，斯劳特戴克立足于当前世界的文化背景与社会发展，用当代的思维与目光，对这些哲学大师的理论及其理论为后世带来的影响与效果，进行了一次精辟又独到的解读。作者以概述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述了这些哲学家的思想特点和人格特征，可以说是以人物为线索的一部极简哲学史，是比较优秀的哲学入门读物。

作者简介

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1947年生，1976年在汉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92年至今在卡尔斯鲁厄设计高等学校任哲学和美学系教授，同时任该校校长。他在哲学、历史学和文学领域颇有建树，是当今欧洲哲学领域有趣、多产且颇富争议性的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有：《犬儒理性批判》《舞台上的思想家尼采的唯物主义》《在资本的内部空间中》《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等。

在《快乐的科学》著名的第344条蔵言——“我们能虔诚到何种程度”[1]——中，作为反柏拉图主义者的尼采就已为这个雅典学园的创始人立下了一块既荣耀又可疑的纪念碑：

据说人们已经领悟（我也早就认为），我们对科学的信仰始终还是基于一种形而上学的信仰。我们，当今的求知者、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者，也是从那个古老的信仰，亦即从基督徒的和柏拉图的信仰所点燃的千年火堆中取自己的火的，认为上帝即真理，真理是神圣的……可是，倘若这信仰越来越不可信……[2]

欧洲哲学的历史可以理解为场接力赛跑，一支在柏拉图那里——以及其先驱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等人那里——被点燃的火炬世代相传。

思想火炬千年接力的画面，与各种极端对立的评价都能兼容——无论人们是打算不假思索地将这个过程理解为真理的历史，抑或只是视其为一种回溯的历史，甚至是如尼采所建议的那样，将其视为我们最为漫长的错误的历史。[3]15世纪佛罗伦萨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在其《〈会饮篇〉评注》（De amore）的“导言”中将柏拉图称为“哲学之父，是很有道理的。

事实上，欧洲哲学的观念论主流似乎是一种柏拉图式的教父学（Patristik）的后继者；它发展为种定理和绝对命令的复合体，这些定理和绝对命令似乎最终都是从一个独一无二、极富创生性的源头流淌出来的。柏拉图的杰作就像一个观念的精子库般起着作用，后来不计其数的理智都因之受孕，而且总能跨越时间和文化上的辽远。这并不只适用于雅典学园本身，雅典学园作为欧洲“学院（Schule）的典范，它自觉地维持教学活动，弦歌不断将近千年（从公元前387年到公元529年）；此外，在可翻译性上柏拉图的学说被证明是一个奇迹，它以某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福音的方式，映射入异国的语言和文化之中——对此最重要的例证是，罗马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后来的德意志文化对柏拉图的接受。这些文化的意义，只有通过融入了基督教神学的新柏拉图主义才获得了进一步提升。那些曾经被阿道夫·冯·哈纳克[4]称为基督教神学的希腊化或世俗化的东西，无论是采取诺斯替教派的激进方式还是天主教的渐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神性的柏拉图为标志的。此外，伊斯兰教中某些思辨的通神论，至今仍在处处传递着柏拉图化的动机。

因此，《柏拉图全集》并不像其他全集一样只是个经典著作的合集；它是欧洲观念论哲学全部样式的基本档案库，无论是作为写作方式、学说，还是生活形式，均是如此。它代表着理智与城邦之民、帝国之民的一种新的结合，它将这个暗淡无光的世界在逻辑上具有可穿透性这条好消息公之于众。万物均有善的根据，作为这样一条福音，柏拉图主义将对真理的追求锚定在了一种虔诚的理性主义之上——并且若要拔除这种固定，非得来一场19世纪和20世纪这样的文明革命不可；在这个挣脱理性主义的现今阶段，我们已经看到叔本华关于盲目世界意志的形而上学、尼采的视角主义和虚构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唯物主义进化论，最后是新近扬声的混沌理论。柏拉图学说中那种经典的学院形式，想要传授一种理论中的极乐生活指南；这是思想宗教这个词的真正意义，这种宗教相信自身能将研究与修身统一在同一个屋檐之下。一些宗教史学家认为，我们能够表明，柏拉图学说的某些方面明显就是萨满教传统的一种现代化。自古以来，这些萨满教传统似乎都通晓灵魂的天堂之旅，并能与彼岸精神之间进行有益交流；由此看来，柏拉图的那个超越天堂的领域（纯粹理念在其中自在地展翅翱翔）只是一个逻辑化的天堂，并且思想升华为理念的过程，也只是一个以概念为车马的现代化的灵魂之旅。

借助其高贵的认知乐观主义（Erkenntnisoptimismus）和自觉生活的伦理学，柏拉图主义似乎就是一种逐渐成为世界强权的欧洲理性主义的“超我”。在良好共同体中去追寻善的生活，即便柏拉图这一高尚的努力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即其本身不过是单纯的乌托邦，但这还是给哲学渴望的最高诉求奠定了尺度和方向：与真理的友谊，将自身理解为对城邦和世界和平的守护，理解为从自我认识的精神出发，持续地重建这种和平的使命感。尼采曾将哲学家视为文化医生，按照其意图而言已完全适用于柏拉图。这些要求或许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过度狂热而搁置一旁，的确，人们已经想从中识别出20世纪被称为极权主义诱惑这种东西的先兆。

尽管如此，柏拉图的发现仍旧是有效的，即在个人智慧与公共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始终成问题的关联。即便像在整个古代晚期（根本上说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就已开始）那样，哲学退回到一种深刻的去政治化之中，哲学（如同一种第一心理治疗法一样）仍然保留着对内心宁静问题的无可争议的管辖权；这种内心的宁静似乎像外在和平的预先步骤一样起作用——一座平静地耸立在喧嚣世界之中的灯塔。就将哲学家定义为研究灵魂宁静的专家这点而言，柏拉图传统与斯多葛学派的学说，以及之后的伊壁鸠鲁派学说殊途同归。

如今，如果说我们有理由去回忆在希腊人那里发端的哲学，那么主要是因为，恰恰是通过这种哲学，至今仍然统治和迷惑着我们的学院的间接世界权力，当时已开始将自身强加给正在发展中的城邦社会了。与哲学家一道出场的是一些要求苛刻的教育者，他们致力于按照优越的、人工化的、普遍形式的标准来塑造城邦里的年轻人，而不是任其在习俗的藩篱之内成长。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这对搭档，标志着这种新的教育理念的出现；他们因反对修辞学教师和智者的约定主义（Konventionalismiis）与机会主义，主张对人的全面重新铸造而闻名。教化（Paideia）或教育，作为服务于一个或隐或显的帝国的伟大世界（imperiale Groβwelt）的人才培养方式，它不仅是古代哲学活动的基本词汇，同时也将哲学的规划称为政治实践。从中能够觉察到，哲学的诞生是以一个新的、危险的且承载着权力的世界形态（Weltform）的出现为条件的。我们如今将世界形态称为城邦文化和帝国的形态。这一形态迫使一种人类的新驯化方式走向适宜城邦和帝国的方向。就此而言，人们可以声称，古典哲学就是一种杰出年轻男子（少数情况下也适用于女子）在逻辑和伦理上的成人礼；这应当是在一位先进的大师的指导下，来成功更新迄今单纯的家庭和部族的塑造（Prägung），以有益于一个深谋远虑的城邦—帝国人性的生成。因而，哲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通向大者、更大者与最大者的过渡仪式；它呈现为种普遍的综合性的学派（Schule）；它扬言要将各式各样沾非同寻常之物统统放在一个善的整体之中来思考；它引导人们进人了一种处于持续增长的理智和道德压力之下的生活；它寄希望于这样种机会，即通过不断致力于灵魂的扩展（Seelenerweiterung），以应对与日倶增的世界复杂性和已然高高在上的神圣威严；它邀请我们迁入一个最为宏伟的新建筑之中——“存在”（Sein）之家；它想让它的门徒成为一座逻辑的雅典卫城的居民，它在他们中间唤醒了那种处处为家的本能。作为这项家庭作业的目标，希腊传统向我们提供了“节制”（Sophrosyne〉这一术语，而拉丁传统则提供了“人性、博爱”（Humanitas）这一表达。因而，如果古代的哲学学派就是paideia，即引导人们进入一种成熟的、饱含人性的慎思，那么它就是在执行一种培育适合于城邦和帝国的“具有伟大灵魂的”（Groβseelisch）的人的过渡仪式。

在教化与人性的诸价值中，只有一些非政治的标志性理想（Charakterideale）是欠考虑的。贤者将所有人认作自己的亲人——这一教条是否只是一种产生于家庭伦理的过度扩张的人道主义的天真想法？

如果回忆一下1789—1945年间欧洲中学文化的鼎盛时期，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欧洲民族国家统统设置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机制，来为它们的年轻人在民族帝国（nationalimperial）已规划的框架中承担任务准备条件。在古代，哲学与教育的个体取向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即所有“对内身的工作”（Arbeit an sich selbst）的重点最初且大多时候都是为了将个人训练出“国家人性”（Staatsmenschlichkeit）。只有当权力与精神之间的断裂程度变得如罗马皇帝在位时期那样深的时候，哲学活动才会沦落到对那些无视权贵、独立自足的贤者的膜拜之上。

古典哲学向它的门徒许诺了这样一幅愿景，即他们能够给这个混乱的宇宙带来欢腾喜悦；许诺他们成为智慧之人，能看穿宇宙混乱的假面具。谁能看透深度的秩序，谁就能获得全部的交往能力Verkehrsfähigkeit）；存在之中的任何地方对他而言都不再是全然陌生的；因而对智慧的爱就是一所训练逃亡能力的高等学校。哲学以诙谐而扼要的方式将这些有智慧之人描述为世界公民（kosmopolités），它由此承诺了超越某种宇宙的优越性，这一宇宙按其形式而言已然是片诸神、风俗和意见的荒芜集市——同时也是一片诸国之间为了霸权而斗争的战场。人们或许对这一情况很少关注：柏拉图的少年时代——他似乎生于公元前427年——正处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公元前431年—公元前404年）；如果人们考虑到，作者在少年时期所经历的，无非是一个被战争狂热歪曲了的世界，那么哲学家与经验现实之间难以置信的距离和总是被诋毁的那种脱离单纯既存事物的观念论趋势，就会变得更容易理解。

因而，在现代语言中，人们将古典哲学描述为一种指向性学科；如果它想宣扬自身，那么它首先涉及这样一个承诺，即通过一个指向确定基础的有序倒退，来超越现存关系的混乱——若用当今的术语，人们会说是复杂性的降低。作为一种对糟糕的多样性的清除者，哲学家带有某种神秘向导的特征。他们将学生们引导入第一根据（der ersten Gründe）的领域，由此出发应该能够获得令人满意的、范围广阔的概览。但每一次向着更高立足点的攀升却会让他付出代价。如果哲学家自荐为一类前所未有的、受理性所引导的人的教育者，那么他就必须行使一种在城邦和王国中为成年树立新标准的权利。事实上，在从部落社会向政治和帝国形式过渡的过程中，成年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雅典，谁想成为成年人，他就必须做好准备去在一个历史上几乎一无所知的范围内去接管权力——或者至少要考虑让权力成为自己的权力。作为在城邦和王国的条件下教导人们如何成年的教师，哲学教育者因而就成为了冒险帮助人们从一个更强有力、更加宏大的世界中分娩出来的助产士。为了避免在这种更高层次的分娩中生产出一个巨大的怪物，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技艺，这种技艺借助于某种新的审慎，而使新的权力扩张获得平衡。

自从最古老的部落时代以来，跨越成年这道门槛的象征性分娩就是一种仪式性的成年礼的事情。现代的教化（paideia）不可避免地与其传统内在相联；只要萨满教不只是被称为一种史前医疗技术，而且包含着一种向年轻人透露成年生活之秘密的能力，那么这种现代的教化就是萨满教的继承者，同时也是其反对者。但在向世界开放的城邦中，继续只借助于萨满教的技艺来承担这项开创性任务，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民主的、爱争辩的城邦不再包庇这种鬼神附身的恍惚状态。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看来，不再仅仅是那些掌握了氏族祖先和神灵的所有物的人才被视为成年人。城邦的生活形式需要一种新类型的成年人，他们不与神过于接近——这同时意味着：他们启发了一种新的理智形式，这种形式从传统和重复转变为研究和“回忆”。启示和见证如今不再通过迷狂呈示，而是通过推论而出现：真理自身学会了书写，一连串的命题（Satzketten）引向真理。因而记忆的意义在柏拉图的教义中发生了极端的变化：柏拉图认为，我们在坠落到这个世界的过程中，已然遗忘了那些我们无论如何都应当记住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熟知的东西，要么是凌乱的，要么是无用的。对一种分娩前的、先天的或纯粹的知识的“回忆”，以后应当会使得神话学的、吟唱诗的记忆文化变得多余：因而知识的革命是通过先天知识（das Apriori〉启动的。

人们有一定的自由去将柏拉图的操作步骤与某种精神分析相比较，在这种精神分析中我们回忆起的不是一种被压抑的原始场景，而是一种混沌模糊的原始图像和晦涩的数学本质性。这种记忆能否被彻底透明化，依然是一个疑问。无论如何，对柏拉图而言，在人类条件下的思想就意味着它不再分享天堂的全然明晰性。必死的人只要还栖身于这些躯体之内，他们就要为所有差异者中的差异付出代价：因为他们对绝大部分事物都只是不求甚解，他们也就要忍受上面的透明和下面的模糊之间的断裂。我们承受着这样的惩罚，即不得不去对付所有事物中那种附加的晦涩。哲学就是一种照亮那笼罩着我们的沉沉暮色的行动。

哲学的话语引发了对传统神话和意见的抑制，这一点是合乎逻辑的。这种哲学的话语所追求的是一种“批判的”清醒状态，而非童话般美好的麻醉和吟唱诗式的热情；这种清醒状态向来就被认为是真正哲学活动的工作氛围。当然，借助于美好的狂热和清醒的醉酒状态（sobira ebriatas）的学说，柏拉图主义达成了一种批判与热情之间的妥协，即便这种妥协对于后来那个枯燥乏味的学派而言己变得陌生。如果说哲学是一种启蒙，那么其所能做的无非是使古老宗教的灵魂建制和粗鲁的神话故事祛魅；但正是在这种程度上，哲学同时又通过一种有效的普遍之物发动了再一次的施魅，正如它让它的门徒发誓忠诚于一种无条件的、最高的善一样。仅当这种更高层次的施魅失败时——比如造成论证所制造的问题要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的印象——就会产生怀疑和持续分析上的无用功；进而持续的反思就会成为精神错乱的恶劣情绪的症状：它们处处看到的只是令人不快的灰暗价值，全无真善美所散发出的光辉。事实上，古代哲学的晚期已然提供了其厌恶自身的证据。就此而言，当代学院派与古代学院派是一脉相承的。

在其乐观主义的早期，哲学教育的意义不亚于个体在灵魂和精神上的脱胎换骨；它设定的目标是，让城邦中困惑的少年成为成熟的世界公民，让国内的野蛮人都成为文明的国人，让昏醉的意见持有者成为审慎的知识之友，让令人沮丧的情欲奴隶成为开朗自律的人。在欧洲教育学的开端处有这样一段时期，在此期间“学校教育”（Schule）一词总是意味着种高贵的教育。现代的“教育”（Erziehung）一词，几乎已经不再能反映出哲学最初计划中的雄心了；即便是时下流行的哲学概念，只要它意味着一个沉闷的院系运转系统和一群相互妒忌的思维竞赛者（Denksportler）的亚文化群中的无休止讨论，那么它就几乎不会让人想起柏拉图计划的隆重和严肃从一种学校教育出发开始对人类存在意义进行重新定义。一些诸如保罗•拉博（Paul Rabbow）与皮埃尔·阿道（Pierre Hadot）这样的思想史学家，反对当代人对古代哲学的理智主义和认知主义的误解，力图代之以对古代哲学始终不渝的自我教育激情的回忆，这是他们的功绩所在。

那种并非作为一种变革性的修行（askesis）而起作用的哲学，对于其古代信徒而言，即使将其当作一种知识来源也是可疑的。当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von Sinope）成功地让亚历山大不再挡住他的阳光时，他也达到了这项修行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明智的犬儒主义哑剧与爱讲话的柏拉图主义不相上下。所有“未成文学说”这一用词所蕴含的内容，有一半属于这个锡诺普人。

无疑，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以来，哲学就旨在寻求清醒状态。借此新的学校教育方式，就能抵制远古时代昏昏沉沉的生活习惯。慎思一直还是一种最为现代、最脱离或然性（unwahrscheinlichste）的状态，古老的集体迷醉仍然没有失去其权力。事实上，雅典的哲学家们身后不仅站着其上古时期的同僚——萨满和巫医（Iatmmanten），即古希腊几百年中的预言家—治疗师——同时还有荷马式的游吟诗人和崇拜酒神的诗人神学家。哲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与它们决裂。苏格拉底之后的所有哲学家都是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只要他们被卷入书写文化和城邦修辞学的媒介革命之中，他们就必定是新的。由此，他们在古代的知识背景中就发挥了划时代转折的代言人的作用。他们对这一事实作出了回应，即未来每个思想者都必然会成为其知识的写作者。关于存在、上帝与灵魂的谈论——本体论、神学与心理学渗人了连绵不断的散文的字里行间[5]，以及至今还总是将自身呈现为本体论、神学与心理学的写作方法。哲学著作的字行（Zeilen）是一条条通往真理的谨慎之路，它们是古代通向绝对息（absolute Information）的信息高速公路。但是很快，这些字行就会变得非常多；这些“路径”总是会令人疑虑地延长，以至于常常让人对智慧之友们在其有生之年是否能获得真实知识产生疑惑；这些执拗的论证者到头来占有的不过是一些阁书馆，而根本不是什么大彻大悟，这难道没有可能吗？

无论如何，由于哲学家作为作者率先走上了这些漫长而陡峭的道路，就产生了种新的权威形式。这就是作者身份（Autorschaft），它是以文本的心理教育上的权力为基础的。柏拉图针对诗人那次臭名昭著的论战，并未表达出任何对华丽词汇之毫无艺术感的厌恶；毋宁说这是对一种不可避免的媒介竞争的表达，这个竞争的一方是新的、深思熟虑后被撰写的关于上帝、灵魂和世界的对话，另一方则是古老的、引出鬼神附身的恍惚状态下的吟唱诗，以及令人迷醉、震撼人心的戏剧神学。柏拉图似乎将自己冒充为哲学家之神的媒介，神通过他宣告了这条诫命：我是一个没有具象的神；除我之外，你不应去歌颂任何其他的神。这样，构成真正音乐的不再是音调和诗句，而是散文式的论证和辩证的思想进程。因而，柏拉图的作品不仅标明了口头与书面之间的时代门槛，它还处于古代音乐和吟唱诗的知识传统与新式散文交往性的知识创造之间的边界上。

柏拉图文本的魅力在于，从中无例外地能看出一种与智慧的吟唱者和虔诚的编剧家语言风格的接近——它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著和整个学院派的作品。两千多年来，哲学的声调一直固定在论文写作的论说散文之上，直到现代——在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些序幕揭开后（即在布鲁诺那里）在一些诸如诺瓦利斯、尼采、瓦莱里[6]和萨特这样的作者那里，诗与推理性散文才得以再次接近。从整体上看，柏拉图与胡塞尔之间的古典哲学脉络是书写文化的一个最宏大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恰好是现在——又一次媒介革命的拂晓时分——我们哲学传统的新读物看起来将变得浩如烟海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其自我理解而言，现代世界正在进行次全面反柏拉图的试验。这着起来将变得可能，因为在“古欧洲的”一种至善观念中为知识和行动所奠定的基础有可能被抛弃。在形而上学的障碍——这种障碍阻碍了无数道德与物理上的试验——被弃置一旁或至少变得无效后，近代占主导的技术实用主义才得以获得自由。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种后形而上学的无所顾忌（Enthemnnmg）在现代性中占据主导。解放（Befreiung）与不稳定在这种无所顾忌中矛盾地交织在一起。从形而上学基础——解构主义者或许会说是基础幻象（Fundament-Illusion）——中分离出来的后果是双重的；对无限制规划的授权，是以暴露内在世界的无根基性为代价的。今天，如果在同代人那里，现代性中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安，那么这种不安无疑与来自持续的权力增长和不可遏止的安全丧失之间这种分裂的经验休戚相关。如若这种矛盾心理占据了主导，那么积极的平衡表（Bilanz）就将难以形成越来越多的人，以愈发强有力的理由来质疑将近代的世界试验（Weltexperiment）装扮成一种全球性盈利游戏的做法；风险与损失的增长在此期间尤为显著。如果人们想给那种支配着近代精神的生态学规则命名，那就必然要公开说明，为什么在对无根基性的意识中，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种进步。如果要让这场现代游戏的参与者和观众对这一点认识得足够清楚，那么对他们而言，这一趋势没有因为逃避到古代的基础上而被反转的原因，也就会变得自明了。如今，源于对现代性不信任的、遍及世界的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us），往往只能为无助的人提供一种虚假的帮助；它只会产生出种可靠性的假象，而非更多的知识；它长期以来通过虚假可靠性的毐药破坏了这个本已伤痕累累的社会。重新翻开欧洲哲学知识的书本，并追寻书中字句与经典思想的步伐，是抵御原教旨主义诱惑的一剂良药——只要我们短暂的一生允许我们冒着风险去进行这种奢侈的温习的话。

“再度思考”（Wieder denken）这句格言预设了重新阅读的要求。只要我们这些同时代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正在形成的远程通讯的世界文明中，实际地发生着知识和交往条件的转折，那么我们对传统的回顾就内含着各种断裂和视角偏移，而所有富有成果的新阅读都将得益于此。很多征兆都表明，当前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这次世界形态的断裂，在思想深度和成果上至少与2500年前由古典哲学所激发的那次断裂同样意义重大。每一项对过去断裂的研究都会为理解当前的断裂带来灵感。

今天，若不参与我们在修正自身历史时所面临的这场冒险，就无法获得更好的知识。理智的新的集聚状态（Aggregatzustand）将会在古代哲学知识的学派中抽取新的信息。重读柏拉图：这可能意味着，幵始和柏拉图一起——又不囿于柏拉图——来努力将我们的理智现实化。

注释

[1]Vgl Fr. Nieicsche, Sämtliche Werke. Krilische Studienousgabe, Bd. 4, München 1980, S. 577. 中文译文参见[德]尼采：《快乐的科学》，黄明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第324页。

[2]参见同上页，第327页。——译者注

[3] 尼采在继康德、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之后提出的这个质疑，即欧洲形而上学史也可以被当作一部关于深奥的非真理或准真理（Halbwahrheit）的成功史来阅读，这一质疑在20世纪各种各样的深刻控诉中得以展开：海德格尔相信，在欧洲形而上学史和技术史中可以识别出“存在之遗忘”（Seinsvergessenheit）的一个包罗万象且无可救药的命运的实现过程：阿多诺在其中看到了一条强制的，潜在偏执狂的同一性逻辑（ldentitätslogik）的胜利之路；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早在哲学出现之初就已诊断出其在一种权力导向的理性类型发展过程中的主导角色，这类理性是建立在错误的抽象、误导性的二元论以及对肉体、情感和主体性的本性的深刻误解之上的：女权主义的批判将大多数哲学家谴责为一种有权力撑腰的、以男性为主导的幻象工厂的代理人：在奥托·兰克（Otto Rank）、彼得·斯洛特戴克和其他人那里，人们可以找到将古典哲学作为一种“出身之遗忘”（Geburtsvergessenheit）的批判的方法，这种“出身之遗忘”表现在英雄主义的、技术的和唯心主义—自发的补偿之中。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得将欧洲哲学卷进一种对破坏性的合理性形式的激烈批判之中。

[4]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 1851—1930），德国著名的路德宗神学家、教会史学家，著有大量宗教出版物。——译者注

[5]散文（Prosatext）与诗（Poesie）相对，也有单调平淡的意思。——译者注

[6] 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 1871—1945），法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代表作有《年轻的命运女神》《幻美集》等。——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