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恩格斯对实证主义思想的批判及其理论意义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始终面向时代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从不惮于同时代理论对手发起的挑战，更是在与理论对手的争锋中激活了自身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开辟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面对杜林以实证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起的攻势，晚年恩格斯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抵制和批判了以杜林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清晰阐明科学技术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晚年恩格斯对实证主义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批判，不仅使得西方学者将恩格斯归入实证主义者的理论“造谣”不攻自破，更是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理论特质。

关键词：晚年恩格斯 实证主义 经济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 时代化发展

作者简介：赵立，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青年教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12期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的“理论塑像”，而是在回应时代问题中，不断激活自身的理论生长点，不断开辟时代化发展的新境界。晚年恩格斯亲身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革，在回应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发起的理论进攻的过程中，竖立起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理论旗帜。但是，后世的部分西方学者却给晚年恩格斯的理论努力打上了“实证主义”的标签，将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实证主义倾向归罪于恩格斯。那么，晚年恩格斯是否真的如西方学者所言，转向了实证主义立场？我们又该如何理解晚年恩格斯的历史写作与行动？回应这些问题要求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与晚年恩格斯共同直面实证主义发起的理论挑战，在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理论逻辑中理解晚年恩格斯。

一、 晚年恩格斯对杜林实证主义思想的系统性批判

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并未宣判资本主义的“死刑”，赢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时机还未到来，马克思、恩格斯暂时“蛰伏”到了英国，为革命活动“积蓄”科学理论和组织力量。在投身国际工人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挫败了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和实证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挑战，成功抵御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和平”年代对无产阶级的理论侵蚀，在理论论战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不过，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工作却被部分西方学者视作理论的倒退，恩格斯更是被贴上了实证主义的理论标签。戴维·麦克莱伦就曾提出：“鉴于19世纪末的文化风气，这种哲学不得不用科学的、甚至实证主义的术语来表述。虽然晚期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已带有这种态度的一些痕迹，但使之成为一种体系形态的是恩格斯”。[1]（P4）那么，晚年恩格斯真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向了实证主义吗？恰恰相反，晚年恩格斯不仅没有走向实证主义，反而在《反杜林论》中对实证主义展开了系统性批判，以体系化的方式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考茨基就明确指出，正是在《反杜林论》出版后，“我们才开始比较深入地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开始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了。从那时起才开始出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派”。[2]（P477）

晚年恩格斯为什么要系统批判实证主义呢？我们看到，杜林将自己伪装成“社会主义的行家和改革家”，宣称自身的“严密科学”是终极真理，鼓吹以道德手段弥合阶级对立的冲突，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掀起了一股“杜林热”。“杜林热”的出现表明，无产阶级虽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力军，但无产阶级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是需要系统化的理论教导才能明确自身的历史任务；加之无产阶级受限于自身的认知水平，理解《共产党宣言》还较为容易，但理解《资本论》等文本就明显力有不逮了。国际工人运动的现实状况对系统化、时代化阐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进而“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3]（P15）这项批判工作为什么主要由恩格斯来完成呢？原因有二：一是从研究工作的分工来说，恩格斯当时正在写作《自然辩证法》，掌握了相当数量的论述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材料；而马克思正忙于为《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写作准备材料，恩格斯显然更容易转向这项工作。二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风特征来说，针对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一现实需要，恩格斯清晰流畅的文风，更适合工人阶级。因此，恩格斯负责写作，马克思从旁协助，两人充分交流并达成共识，最终于1878年完成了《反杜林论》。恩格斯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批判了杜林的实证主义思想，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反杜林论》单行本第1版扉页

第一，恩格斯以辩证思维批判了杜林的实证主义“终极真理”。杜林宣称其“严密科学”是从新的思维方式出发的，是具有彻底独创性的终极真理。但杜林的“严密科学”只不过是孔德实证主义在19世纪70年代的简单“翻版”。沿着孔德的实证主义出发，杜林认为哲学应该成为实证科学的原理的统一体，因为“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概括了人们关于一切过程的普遍规律的认识”。[4]（P263）那么杜林将科学知识视作哲学的前提，是不是说杜林就认为哲学的真理性在于实践呢？并非如此，杜林只是认为科学知识是哲学唯一尚未认识而又必须加以认识的领域，在“严密科学”的发展中将为哲学提供最终的决断力量，但是哲学本身是“掌握一切类型的观念的标尺”，具有制定规范的力量。因此，杜林一方面强调自然科学知识对于哲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坚称哲学的自主性，在科学主义和形而上学之间反复摇摆。在考察了杜林的哲学体系后，恩格斯发现，杜林的“新的思维方式”“创造体系的思想”只是一种新的无稽之谈，因为“他的狭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他本人的幼稚的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受到主观主义的限制”。[5]（P523）恩格斯指出，哲学并非“终极真理”，也不是实证知识的汇集，哲学是对思维与物质辩证关系的唯物主义考察，在“扬弃”的发展过程中哲学不再作为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5]（P400）

第二，恩格斯以历史思维批判了杜林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道德空想”。杜林鼓吹道德原则，认为只要将正义原则引入经济活动中，一个具有经济正义的社会就会阻止资本占有和资本垄断。由此，杜林吹捧孔德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历史观，认为“建设性的前进是历史的本质”。[4]（P273）什么是杜林心目中的“建设性前进”呢？我们看到，杜林将技术、分工、交通、人口和利润等经济事实指认为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但杜林不是将之视作历史的产物，而是从来就有的，认为经济只要按照基本规律发展就能获得利益了。恩格斯指出，杜林不去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却将经济现象作为现实的起点，在空想中抽离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鼓吹了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因而杜林本质上只是个“神气的庸俗经济学家”。马克思曾经指出，庸俗经济学正是实证主义思想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体现，庸俗经济学家看不到事物的内部联系，只会“把尚待阐明的一切可能的范畴都假定为已知的”，而“合理的东西和自然必需的东西都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而实现”，马克思反问：“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6]（P473-474）作为一门科学，政治经济学当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而演化出不同的理论形态。恩格斯进而指出，作为历史产物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解，“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5]（P525）

第三，恩格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与逻辑批判了杜林的“新的共同社会结构”。当杜林不能认识到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材料是历史形成与发挥作用的，那么他就只能从头脑中、从哲学的“终极真理”中去生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了。杜林设想，自由社会奠基于两个人自愿达成的合作协议之上，意志的道德纽带负责保障双方的联合，“这种关系中存在着一切完美的、人类共同生活的最高的基本原则……排除了统治和奴役，从而也排除了一切真正的统治关系”。[4]（P245）恩格斯发现，杜林在谈论自然界的时候“总算还有一些辩证说法的可怜残余”，但是“一转到社会和历史方面，以道德形式出现的旧形而上学就占支配地位”。[7]（P418）这种实证主义的社会道德想象无法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看不到现代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实际上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因而也就必然无法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的革命要求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关系了。恩格斯细致剖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史，指明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发源地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决不是杜林所设想的两个人之间的社会协议冲突，也不是道德手段能够弥合的张力，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抗。恩格斯提供了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的一种科学方法，即以新历史观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屹立在辩证方法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科学指南。

实证主义的哲学根基是非辩证、非历史的，从这一立场出发，杜林之流必然会强调“终极真理”的存在、“自然规律”的永恒不变性和“道德的自由社会”。但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一旦遭遇奠基于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就会暴露其空想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新历史观的创建后意识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8]（P153）“真正的知识”必然取代“意识的空话”。在此基础上，晚年恩格斯依托成熟的新世界观，抵制和批判了泛滥起来的实证主义思想，系统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助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

二、晚年恩格斯对“决定论式”实证主义思想的针对性批判

在马克思逝世后，晚年恩格斯清楚意识到了自身的核心工作，即以科学理论指导国际工人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与传播，探索国际工人运动的新方向。[9]因而，面对实证主义以“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发起的钳形攻势，晚年恩格斯充分把握时代变迁的历史真意，主动迎接科学技术的快速迭代，一方面，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另一方面，清晰阐明科学技术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也契合了理论斗争的现实需求。

第一，晚年恩格斯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坚决批判“经济决定论”式的实证主义思想，深入挖掘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晚年恩格斯意识到，虽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唯物史观已经广泛传播了20年，但并未很好地发挥“研究历史的引线”的作用，“在年轻党员的作品中通常只不过是响亮的词藻”，[10]（P310）被简单化为观念的堆积，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派”中。以保·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万能良药，并扭曲为“经济学唯物主义”的教条形式，吸收杜林的“暴力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合法斗争。“青年派”的“经济学唯物主义”引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式的理解，一方面，资产阶级理论家纷纷跳出来指责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的，巴尔特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批评为社会学的单一经济论，布伦坦诺和施塔姆勒也指责马克思主义“把人变成了任意由历史规律摆布的小卒”；另一方面，布洛赫、博尔吉乌斯等青年学生纷纷致信恩格斯，表达自己对将经济关系作为唯一决定性因素的认同。[11]“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流行凸显了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发展背后的理论危机。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遭受到实证主义思想的侵蚀，面临着被庸俗化解读的理论风险，并在实践中表现为工人运动的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割裂，忽视历史条件的盲目斗争和无视革命状况的机会主义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恩格斯强调指出，将经济因素视为唯一决定性的因素是荒诞无稽的空话，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肯定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6]（P604）而生产与再生产的主体是现实活动着的人。只以经济因素去说明一切历史现象，就像是以简单的数学思维去硬套历史进程，背后的哲学基础绝非马克思主义的，反而是实证主义的。恩格斯将历史表述为作为整体的合力的产物，反对绝对主义决定论，认为持有“经济决定论”观点的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因为他们陷入了空洞的概念抽象中，看不到历史的实际发展“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恩格斯进而指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6]（P614）实证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思想恰恰就是披着“相对主义”外衣的绝对主义思想，因而，也就决定了“青年派”及资产阶级思想家会抱持着一元决定论的僵化思想，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内核——辩证思维与历史思维。晚年恩格斯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系统阐发就是对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的集中展现，其不仅不是对“历史辩证法”的反叛，反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也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得到了顺应时代的完善和发展。[12]（P100-103）

《自然辩证法》的总计划草案

第二，晚年恩格斯充分把握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反对“科技决定论”式的实证主义思想，清晰阐明了科学技术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持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自然科学活动与技术活动本属于两个不同的等级，但是到了19世纪下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关系愈发密切，技术的突破完全依托于科学的进步，因而自然科学与技术走向了合流。依据《社会历史观大辞典》的说法，科技决定论是“一种把科学技术的作用绝对化，认为科学技术是历史进步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因为只注重实体性要素而排斥生产关系，因而“是一种机械的或庸俗的历史观”。[13]（P462-463）科技决定论本质上就是实证主义的翻版，是“唯科学主义”的直观体现。“唯科学主义”这一信念的源头毫无疑问要追溯到孔德，实证主义者们推崇科学，进而坚信“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人类行为；社会科学生成的原理可以用来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科学可以用作一个全面的信仰系统，赋予生命意义”。[14]（P162）然而，科技决定论却被西方学者歪曲，用以指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技术思想，将之进行庸俗化和实证化的诠释，结果使得“‘科技决定论’的幽灵困扰着马克思主义”。[15]（P155）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技术思想不可能是科技决定论式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就不可能走向决定论的终点，晚年恩格斯对于科学技术的阐释更是有力驳斥了这一批评。恩格斯在回溯人类历史从摩擦起火到蒸汽机发明的技术过程中，虽然肯定了蒸汽机对生产力的变革作用，但是更认可的是摩擦起火所代表的“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的历史意义，因为在恩格斯的视野中，都是从社会历史过程中来审视科学技术的。恩格斯更是明确指出：“整个人类历史还多么年轻，硬说我们现在的观点具有某种绝对的意义，那是多么可笑”。[5]（P492）晚年恩格斯在回复博尔吉乌斯的时候也说，决定社会历史的经济关系是指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产品的方式，这里面当然包括各种技术，但是更重要的是，不是技术决定社会，而是社会的需要推动科学技术的前进，因而恩格斯调侃道：“人们撰写科学史时习惯于把科学看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7]（P668）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所始终不懈追求的人类解放问题上，晚年恩格斯为我们指出了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始终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坚实基础上考虑科学技术的作用问题，批判性地把握工人阶级的意识由于资本主义的压迫性关系、工人意识的全面性发展和革命经验的历史性积累而从自在阶级“觉醒”为自为阶级的历史时刻，到了那个时候，“一支社会主义者的国际大军，它不可阻挡地前进，它的人数、组织性、纪律性、觉悟程度和胜利信心都与日俱增”。[6]（P385）

当我们回顾晚年恩格斯的历史写作与行动时，可以明显发现，晚年恩格斯已经为科学阐发、时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竭尽所能。面对新的历史情境下实证主义的两种表现形式的轮番挑战，晚年恩格斯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对其予以强硬回应。在理论层面，晚年恩格斯一方面提出“历史合力论”以批评经济决定论，强调非经济因素尤其是人在历史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高扬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另一方面批判科技决定论，阐明社会需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意义。在实践层面，晚年恩格斯坚决捍卫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革命权，从唯物史观出发，既强调坚持革命权的基本原则，又根据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新趋势动态调整斗争策略，在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统一中探索工人运动的革命道路。

三、晚年恩格斯批判实证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

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丰富者、阐发者和传播者”的统一。但是我们看到，出于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斗争、学术争论等复杂因素的叠加，晚年恩格斯对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时代化诠释被西方学者视为是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对立的“自然辩证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将自然辩证法指认为对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实证化运用。[16]诺曼·莱文的观点最为典型，他宣称，恩格斯的思想与孔德的实证主义密切相联，因为“孔德和恩格斯都把科学定律的发现视为给人类带来实证的知识，视为表明哲学会成为科学”。[17]（P137）恩格斯也许早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工作会受到“资产阶级的学究们”的攻击，因而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序言中就已经预先为我们作出了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我们不得不援引现代自然科学来证明辩证法在现实中已得到证实”。[5]（P746-747）我们看到，晚年恩格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坚持以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研究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既有系统性又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实证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系统化发展不断贡献理论力量。因此，晚年恩格斯毫无疑问是始终面向时代思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与革命家。

第一，晚年恩格斯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以辩证思维和辩证方法驳斥了实证思维和实证方法。从“拒斥形而上学”这一口号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都是对近代西方认识论传统的反抗。但是不同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即唯物辩证法并非像实证主义那样停留于口头的拒绝却暗地里走向形而上学的怀抱，而是从实践立场出发，以历史性的态度对待具体的社会实践，在总体性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彻底改变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探讨的方法，对近代西方认识论传统加以革命性变革，进而实现了对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超越。对这一点，晚年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有过精彩的阐述。

恩格斯指出，人类出于细致观察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需求，发展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但是自然科学的迅速进展在思维层面引发了实证的思维方式，即孤立、静止、片面考察自然物与自然过程，完全远离了整体联系的宏大背景。这种思维方式看起来合乎常识，易于理解，可是“熟知非真知”，一旦我们“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这种思维方式就会力不从心，因为形而上学思维的框架已经制约了其想象空间。有鉴于此，恩格斯提出：“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5]（P793）因为辩证法是从联系、运动和发展的方面展开考察的。恩格斯将自然界当作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认为自然科学为检验辩证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进而，自然界这一在实证主义者看来孕育“永恒规律”的场所，在恩格斯的视野中只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是历史性生成与发展的。

第二，晚年恩格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立场之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和时代化发展。晚年恩格斯深入研究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决不是向实证主义靠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曾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8]（P146）人类史与自然史构成了历史科学的两个方面，自然史指的就是自然科学，只不过他们暂时搁置了。这句话虽然在手稿中被删去了，但依然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已意识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内在统一性，[18]（P165）因而，马克思主义就内在蕴含着从自然史维度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任务正是由晚年恩格斯完成的。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区分了自然科学、历史科学和思维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中，科学不只是理论问题（即对事实的阐明），而且是改造世界的问题（即按规律行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反对杜林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所谓“终极真理”。马克思把辩证法运用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因而主要是发展了辩证法的历史基础和作为具体科学研究的方面；而恩格斯则将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扩展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阐述了辩证法在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一般认识功能和方法论原则。但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并非从与人类社会无关的自然中直观得出的，而是“在对那个时代自然科学成果的概括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那个时代自然科学成果的一种概括性分析和提升”。[19]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其实是共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系统化和完备化，在这个意义上，两人是携手并进的，晚年恩格斯的工作不过是对两人研究成果的系统阐发和时代化发展。

第三，晚年恩格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坚决批判了蜕变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使人们强烈感受到自然科学方法的巨大威力，日益感到没有事实根据的臆测、臆断以及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空泛议论毫无用处。因此，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改造不同门类的学科（包括社会科学）成为19世纪众多思想家的努力方向，实证主义就是在此背景下兴起并受到热烈追捧的。但是，脱胎于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并没有超脱机械论自然观。实证主义虽然在诞生伊始就信誓旦旦地要反对形而上学，结果却以最终走向形而上学而告终，为了从一般规律中得出无可置疑的经验现象，“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20]（P66）

世纪之交的欧洲思想家意识到了实证主义的理论缺陷，试图以人文主义传统对抗新兴的科学主义传统，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并未真正揭示实证主义的理论本质。恩格斯发现，蜕变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遮蔽了资本的抽象统治，使得工人阶级只能看到直接的、实际的关系，而再也看不到现实背后起作用的真正关系，也就是说，缺失了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意识。杜林的所谓“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就是表现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思想，扰乱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理论指导，因而恩格斯对其进行了猛烈地批判。恩格斯指出，杜林用“社会炼金术”“从他的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想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标准’体系”，让人们从头脑中、从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认识中寻找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却完全忘记了“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5]（P653-655）恩格斯充分意识到了实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同谋关系，因而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要不断介入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透视表面的物相和颠倒的假象，实现从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到对资本本身的批判，实现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融合，从而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新世界观的创建后，对于人类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进而携手向科学的深处进发。只不过，马克思的遽然逝世使得恩格斯只能独力承担这一工作。恩格斯勇敢地接过了这一理论重任，在充分把握自然科学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快速变迁的基础上，运用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梳理科学理论与科学现实的复杂关系，在回应实证主义发起的理论挑战的过程中，全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使其成为撬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有力杠杆。

参考文献

[1][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2][德]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M].中央编译局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德]E.杜林.哲学教程——严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M].郭官义，李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9]赵立.重访恩格斯——对西方“马克思学”的马克思恩格斯关系论问题的当代认识[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1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11][苏]И.C.纳尔斯基，田歌.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和当代[J].哲学译丛，1991，（1）.

[12]孙乐强.《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效应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13]周隆宾.社会历史观大辞典[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14][美]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

[15]William H. Shaw. The Handmill Gives You the Feudal Lord: Marx’s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J]. History and Theory, 1979, (2).

[16]张亮.早期西方“马克思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J].山东社会科学，2014，（10）.

[17][美]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M].张翼星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18][波]亚当·沙夫.历史与真理[M].张笑夷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

[19]刘森林.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一种启蒙辩证法[J].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1）.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