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市民社会的历史：大地上的欧洲

古罗马与近代罗马，由恺撒（Caesar）和上帝（Immanuel）分别坐镇。当然，还有一个称作欧洲经济共同体时代（EEC，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现代。

但是，我更为关心的，还是古罗马时期。那些为了躲避迫害而藏身于地下墓所（Catacombe）的基督教徒们，一直到去圣彼得大教堂接受圣化（Consecration）为止，他们度过了一段何等痛苦的时期啊！对于我这个非教徒而言只不过如地狱石穴般的洞穴，在那些特意造访的信教徒眼中，却是一个永恒的存在。对于基督教一无所知的我，只不过是一个不熟悉欧洲历史的异乡客。但是，比起在街道中所见的古罗马帝国的遗迹，那些殉难者更能拨动我的心弦。相反，古罗马的形成直至古罗马帝国统治的瓦解，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并没有在我的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对于我而言，罗马的历史只不过是身外的事实与思想。 

然而，对于欧洲人而言，罗马历史与希腊历史同是他们精神的古典，从孩提时代就灌输于心，已经与其肉体融为一体了。只有与已成为古典学的希腊、罗马历史融于一体的，才是真正的人（Humanity）。这一点如何贯穿在基督教这一爱的宗教文化之中，我并不了解。实际上，我并不知晓欧洲形成的思想过程，更准确地说，我并没有从内心去渴望了解这一过程。在罗马的公园中看到歌德（Goethe）的立像时，我才发现，或许正是由于欧洲人将古典学视作为人类的起源，因而才会产生试图将现实存在的古典古代视作直接与封建=欧洲相连续的想法的吧。从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代“狂飙突进时代”（Sturm und Drang），欧洲理性的尝试，大概正是这种错觉的不断延续吧。这不正是将那些已经从眼前消失殆尽的、历史过程中遥远的关系，硬生生地与眼前近的关系连接起来吗？这些或许只是我自己的主观臆想，但是能想到这些，我不禁被自己奇怪的欧洲观搞得有些不知所措。的确，对于欧洲这个大地上的一角，我并没有试图将其作为世间的存在、抑或是人类生活的历史来加以了解。对于我而言，意大利，只是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我接下来所要造访的英国，是拥有古典市民革命与古典经济学的英国。而提到法国，我能想到的必定是法国大革命以及巴黎公社。总而言之，在我眼里，欧洲是一个思想史的存在。不，说欧洲是一个思想史的存在还不准确，应该是一个思想体系的存在。然而，如今，当我站在这片欧洲的土地上再来思考，先前所认为的欧洲，只能说是一种主观臆造。虽不能说是虚像，但最多也只是个没有太多现实利益的抽象理论而已。这种抽象理论，作为衡量日本近代的标准，或许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在欧洲，仅仅凭借这样的抽象理论，或许连最基本的外部考察都无法完成。在厚重的现实生活面前，这种抽象理论简直不堪一击，这让我感到不安。 

立于大地之上的欧洲，在我们日本人看来，只是欧亚大陆的西部一角。 

罗马，让我感到莫名的不安。

与现存历史之间的对决

漫步在欧洲的街道上，总会让人不禁浮想连连，在这片历史的遗迹之上，沉淀了过去数世纪乃至十几世纪的历史。这是一种美的存在，这里记载了各个时代国民的生活，即便是在当今，仍然是鲜活的。

花都巴黎是座历史名城。城市中的巴黎圣母院经历了近10个世纪的洗练，卢浮宫也已经走过了数个世纪。过去，是一种具有固定形式的具体存在。无论是查理八世的加冕典礼、拿破仑大帝的加冕仪式，甚至是领导自由法国运动的戴国乐将军的弥撒，无不渗透着圣女贞德的影子。巴黎圣母院，完全不同于我在雅典之所见，而卢森堡也在诉说凯瑟琳·德·梅迪西斯与亨利四世的荣光与悲惨的同时，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路易·布朗以及其主持的卢森堡委员会的大舞台，即现今的上议院。这是法国之美，说大一点，是欧洲之美。从这一点来看，巴黎的确是延续了欧洲历史的地区之一。在这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与在罗马时不安的感觉完全异质的厚重感。现今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人民，与恺撒时代的高卢人究竟有何不同？拿破仑大陆军的士兵与圣女贞德的战友们又有何区别？有时甚至会让人不禁产生错觉，或许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

巴黎圣母院与卢森堡宫的现在与过去，究竟有何差异？当然，这里的差异并不是指人种或是语言，而是存在于高卢人=法国人的内在生活之中，存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感情等社会意识之中，更存在于他们的工具、技术、科学之中。历史是世代相延续的，而差别正产生于这一延续之中。与延续的、现存的过去进行不断对决的，正是历史的现代。只有在与具体的过去进行内在的对决中，现代才有可能存在。或许，也正是在这样的对决中，欧洲的近代才能得以形成。

倘若将欧洲等置于近代性，并且将这种近代性还原为个体的解放=atomization、民族国家=nationalization、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那么，在日本也同样存在上述要素，从这一点来看，日本应该可以算是一个出色的近代国家。单从工业能力水平上来看，日本也是一个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超过英国的超近代大国。

然而，日本所缺少的，正是与具体的过去进行的对决。日本没有具体的过去，同时也没有与过去的不断对决。在日本，特别是大城市中，过去已经消失殆尽。远可以追溯到应仁之乱、战国之争，近可以来看关东大地震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木结构的、轻金属质地的东西，在地面上已经基本上消失无影。庄严并真实存在过的过去，现今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因此可以说，在日本，不存在与庄严的过去进行的不断对决。对于我们日本人而言，过去，是可以忘却的东西。因而，历史，充其量也不过是回忆而已。历史由于不存在对决而日渐消失，最终如埋在灰中的炭火般被埋没于记忆之中。

但是，不，唯有如此，这种没有固定存在形式的过去，才能够存在于新的具体物之中。换句话来讲，正是由于历史只是回忆，因而，将历史的现代事先封存于这一回忆之中，人们便可以从这样无定形、无限制的过去=历史之中随意找出自己所需的东西。例如，100年前的明治时期，已经不再具体存在。因此，明治100年的历史可以随心地制造出来（当然，明治时期的遗迹现在已经被转移至爱知县的“明治村”并被妥善保存）。在超近代之中，前近代也被毫不费力地编造出来。

在欧洲现存的过去，是一种庄严的美。这是凭借当今重工业与化学工业中特有的协作劳动不可能制造出来的。即便说可以重新制造，那也是毫无意义、不合时代潮流、并且荒诞至极的。因为，那些经过了历史积淀的美，是绝不可能再生产出来的。欧洲的过去，是古老的，也因此是端然的、远远超越现代的。而新的东西，正是由于能够与过去的庄严进行对决，才具有了其存在的价值。毫无疑问，欧洲的近代国民，也正是通过与过去的不断对决而形成的国民。古老的东西，是无趣的东西，仅仅是供人怀古的对象，这是现代日本的普遍想法，而这在欧洲是绝不认同的。日本的现代主义者认为新的东西才是有意义的东西，这在欧洲同样是被反对的。

在欧洲的土地上，我体会到了认识欧洲的最原初的意义。

作为Pays的国、作为État的国家

日内瓦。我在伏尔泰研究所的一次工作经历。那天，我从车站前乘上了公车，车行十五分钟左右，右手边可以看到联合国万国宫，此时，车子停了下来。这里是与法国的边境交界处。护照，我会随身携带着，这样过边境会比较容易。花了不到五分钟时间，便到达了研究所所在的小村落。在研究所的旁边是一个露营村，在那里，不仅有法国人，还有很多英国人、德国人、挪威人、意大利人等。可谓是肤色迥异的不同人种的云集之地。我在去那里的公车上，遇到了两位年轻人。当我正困惑于不知道那个村落的名称时，其中的一个女孩子过来告诉了我。她告诉我，在日内瓦的餐厅里曾经见过我，当时我正在吃着蛋白乳酪酥。被她这么一提醒，我倒也想起来了。当时，在进店的时候，我看到餐厅外面有两个学生模样的人，但是不太分辨得出是两个女孩子呢，还是一男一女。于是，我又回过头看了一眼。一身嬉皮士风格的着装，性别真的很难分辨出来啊！而眼前的这个女孩子就是当时的那个坐在餐厅外的女孩。她是瑞典的学生，男孩跟她来自同一所大学，略高一个年级，两个人已经结婚，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当我感叹这里有如此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时，她告诉我，其实理由很简单。在这里，居住的地方不用付房租，完全免费，炊事及其他设施也是又便宜又好，自然人会比较多。在露营村里，有很多拉着移动式小屋的车子。他们住的是一个小型的布制帐篷，一看就知道是贫穷的学生夫妇。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是通过一路拦车来到这里的。听说，他们是从欧洲的北部，一路或走或搭上别人的顺风车来到这里的。他们还告诉我，“明天我们要去意大利”。我很是佩服，真不愧是“搭车旅行族”的后裔啊！跟他们聊天后得知，这个女孩在文学部学习了五国语言，而男孩则是理学部的学生，掌握三种语言。

这样的事情，在后来也屡屡碰到。夏天，在巴黎的蒙马特城（Montmartre），到处可见背着行囊、从欧洲各地聚集到此的男女学生。其中，一群来自德国的学生们，唱歌唱了一个通宵，让我印象很深。在伦敦，情况也基本上大同小异。

在欧洲，可以以车代步，但一旦遇到什么问题，下车步行也未尝不可。国与国之间的边境交界也不是很远。这里的大海，也没有说迈出某国就不允许在海里游泳的规定。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就在岸的对面，坐上艘小船便能过去。可以说，欧洲是一个可供逃命者藏身的好去处。在这里，自家的亲戚有可能长期居住在毗邻的国家，在外国就职也并非难事。虽然说基督教内部存在着对立，但是，不可否认，文化是具有其共通性的。

我突然想到，“国”这个词在法语中用“Pays”来表达。“Pay”原意是乡村或地区。欧洲的一个地区，实际上就是某一个国。

这里的国，作为欧洲的一个地区，是在欧洲自身的形成过程中诞生出来的。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个地区内部存在诸多要素，各地区之间才能够实现相互之间的交流。某一地区形成一个国，这与欧洲自身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这些个别的地区，是包含着一般性的特殊的一国。因此，这里的“国”，是这些生活在被完全人化的土地上的人们的人为产物。

在日内瓦，可以看到当年卢梭曾在那里坐着安乐椅的小岛，过了勃朗峰桥，便可以看到两个双手抱肩的人像，这是在日本被誉为瑞士独立纪念碑的雕塑。在雕像的背后，刻着大大的几个字：“八大洲布尔乔亚布尔乔亚，法语bourgeoisie的外来语日译。这一音译在上一世纪30年代也从日本传入中国，成为资产阶级一语最早期的译名。——审订者注。联合”。意思是八个省份由于同为布尔乔亚而联合起来。关于这个词的意思，日本人可能更清楚一点，我很想知道，现在的瑞士人对于布尔乔亚联合这个词，是否真正理解其意思（我们日本人由于现在正在从事这一方面的专门研究，所以比较清楚，但是欧洲的当地人可能不太知道，不过这也不足为奇）。

为了躲避骤然下起的大雨，我在设在路边的餐馆小桌边小休了一会儿。旁边坐着两位老妇人，跟她们提起我先前的疑惑，她们立即就作出了回答。“我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但是现在不是一起坐在这里谈心嘛。你虽然不是瑞士人，但是也同瑞士人一起，共同欣赏着日内瓦的美景。这就是布尔乔亚联合。”

众所周知，瑞士是由四个民族所组成，官方语言共有四种。高山与原野形成了空间上的阻隔，语言也互不相通，但是，当地的人们为了反抗哈布斯王朝的控制，于1353年，以布尔乔亚联合的形式，完全人为地组织、形成了一个政权，并维持至今，这就是现在的瑞士。人为构成的国，在“Pay”的基础上，由于具有相同的市民关系而人为创造出来的人类生活状态，便是可以称作“国家”的“国”。在法语中，“国家”表达为“État”，其原意是“状态”。将国家视作人为的状态，这是把国家理解为统治机构或统治形式的前提。

这里真不愧是卢梭的家乡，不由自主地会让人开始思考社会契约论这一理论设想中的历史真实性。

关于国家的人为状态性问题，我们来看看欧洲大国英国，便可以一目了然。在英国待过的人经常会说，爱尔兰共和国，——除了北部之外——是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不同的国家，其组成部分——英格兰与苏格兰，是完全的人为结合。很多苏格兰人，只是在政治上接受了英格兰皇室的统治，而这两个地区的文化迥异，甚至可以说，两个地区可以谈得上共通的东西，只有铸造的货币而已，连纸币都有所区别。现今，这两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个大框架下是共通并共同发展的。这便是名副其实的布尔乔亚联合。

在人为状态下的国家中，原本就不存在超越性国家理念的生成空间。然而，我们可以发现，同为岛国的英国与日本的实际情况却相差甚远。将欧洲与亚洲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亚洲地区的各个国家，具有各自独特的家族结构，并不存在可以称之为亚洲普遍理念的国家概念。日本，地处亚洲的最东方，是太平洋的岛屿之一，是一个具有地理隔绝性的、家族式结构的国或国家。虽然自古以来，日本与邻国中国之间的交流一直络绎不绝，但也仅仅局限在与其统治阶级以及构成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之间的交流而已。总而言之，日本是一个坐落在单一列岛上的拥有单一语言的单一民族。在这里所构成的家族式社会结构，无法区分开国家与社会这两个范畴的差别。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混淆了国家与社会这两个范畴，更加促进了超越性国家理念的形成。纵然是在现今这样国际贸易发达的时代，对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大学生们而言，要区分出国家与社会的差异，也绝非易事。

暑假中，日本的学生们无法去国外的亲戚家玩耍，也无法在邻国就职。（当然，现在的社会政治状况下就另当别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经历过国破山河在的日本人，虽然对国家的状况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又重新回到了原初的思维状态。

尽管如此，从长远的眼光来看，通过现今这个自由化时代的国际贸易的发展，日本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地域性、以及日本国家的基本国情，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日本大众的脑中。但是，在欧洲的市民社会结构与亚洲的家族式社会=国家结构之间的差异从现实中消失之前，日本的知识分子有必要弄清楚上述关于近代社会的基本范畴。

私人所有与大理石

欧洲的文化，与亚洲文化不同，经常被称作是石文化或大理石文化。在欧洲，先祖们用大理石制造的遗迹保存至今。由于大理石本身的纹理很像人体的肌理，因此常用作雕塑人的肉身。在前文中我曾经提到，在欧洲，过去是一种具有某种固定存在形式的具体存在，而这样的特征，如果离开了欧洲文明的石文化这一原始素材的基础，便无从谈起。从罗马出发，途经阿西尼，到达佛罗伦萨，一路上，我亲眼所见，在意大利的中部高原地区，现在依然是大理石随处可见。这不禁让我感叹，倘若没有如此丰富的原始素材基础，那么大理石文化绝不可能存在。从阿西尼向北走一点是佩鲁贾大教堂，在这里，我遇到了这次旅途中最美丽的伽蓝众园。我并没有觉得意外，仿佛在这里遇到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座教堂里弥漫着散发着内在美的基督教文明的神秘气息，而且，这里的东西不同于伦敦、巴黎那些沾染了帝国主义气味的文化产物，这让人无法不为之动容。这座教堂还附设了一座修道院，修女们亲手缝制各种宗教服饰用品，然后通过自己圣洁的双手将之出售。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同样也有这样的宗教服饰用品出售。但那里是世界性的观光地，因而有特色物品出售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不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然而，佩鲁贾并不是以观光为主的商业城市。在这里，我也为女儿买了一件，出售物品的修女那白皙的手，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当我走出大教堂之后得知这里实际上是贵族主教的所有物时，我不禁开始思考，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私人所有所包涵的意义。这座大教堂，一方面是私人所有的对象，另一方面又作为该地区的信仰对象被保存。不，更准确地说，它不仅是私人所有物，同时又是该地区的精神共有物。

我一边欣赏着强烈阳光照射之下的佩鲁贾城的美景，一边开始思考。——所谓私人所有，并不仅仅指人类个体的劳动产品，排他性地归属于其现实的生产者，实际上，对于那些在该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付出必要劳动的一部分群体而言，同样存在排他性的归属关系。因而，该产品有可能经由商品买卖而转让他人并被保存下来，也有可能由其亲属继承并保存。这里的个体的所有物，如果是由大理石制造而成的，那么，在保存时一般不存在物理损耗问题。因此，如果私人所有的对象是由大理石制成之物，那么便会成为一件永久性的私人所有，并可以直接用于积累。此时，私人所有具备了不灭性与自我积累的特性。这一点，与私人所有往往选择金银的原因是相同的。金银这类物质，是人们可以自由携带之物，在商品经济中充当了货币的作用。因此，金银本身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主角，即商品经济价值的度量物，除此之外，金银还是商品流通中的中介手段以及经济价值的具体承担者。由此可见，这种货币同时体现了私人所有的流动性与不灭性两种特性。虽然说大理石本身无法自行移动，但可以通过转化为货币进行搬运并积累。因此，大理石中所体现出来的私人所有，在商品货币经济过程中，保存了其永久性与自我积累的特性。作为文化产物的大理石，在欧洲的市民社会中才能够永久地展示出其美的价值与社会威严。这与货币作为积累手段而成为货币拜物教的道理是相同的。

欧洲的石文化，并不是由于其构成成分是无法化为灰烬的大理石，因此延存至今。欧洲的市民社会中，石文化与作为货币存在的金银一起，通过不断改变其所有者的人格存在来完成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这才是其延续至今的真正原因。如果说这种社会是市民社会与共同体共存的社会，那么，这种社会中所推崇的文化也同时具有私有文化与公共文化的双重特性。这种文化财产既然为私人所有，便有可能成为争夺的对象、抑或是争夺的原因。在争夺过程中，由于其所有者的人格存在发生改变，私人所有的永久性与积累性特征也随之得以加强。当然，其中也不乏伴随着破坏性的痉挛。……欧洲文化的延续性与积累性特征大概正是如此吧。

市民的私人所有，在日本人看来遥不可及，然而在欧洲却无所不在。日本人一直生活在家族式结构的社会=国家形式中，因此在其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市民的私人所有难以占据一席之地。

在欧洲本土，我们可以发现，私人所有将大理石与金属作为最佳素材，并吸收、融合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建筑与绘画大师的天赋与技能，这便是欧洲文化。现在想来，这些在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的传记中，实际上都已经悉数记载。不，其实不用特意去想也无妨，在世袭的王侯将相的居城中，那些保存至今的壮观的美景，这些充斥眼前的事实，不正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吗？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9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