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及其中介用途

本文选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日常生活的革命》

[法]鲁尔·瓦纳格姆 著

张新木 戴秋霞 王也频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技术的非神圣化恰恰与掌握这种技术使用的那些人的利益背道而驰。——消费的民主统治使小玩意儿失去了一切神奇价值。同样，组织（新技术中的一种技术）的统治使新的生产力丧失了搅乱和诱惑的权力。——这样，组织就被揭露成一种纯粹的权威组织(1)。——异化的中介使自身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从而削弱了人类。——一种社会的面具掩盖了众多生灵和物品。在目前剥夺性强占的状态下，这个面具将其掩盖的东西转变为没有生命的事物，转变为商品。不再有自然。——重新找回自然，就是通过构建新的社会关系，把自然重新创造成有资格的对手。物质装备的过度增长撑破了等级化的旧社会的外皮(2)。

一种同样的不足侵袭着非工业文明，其中仍然有人饥饿而死，而在实现了自动化的文明中，那里却有人因烦恼而亡。所有天堂都是人造的。尽管特洛布里恩岛[1]上一个居民在禁忌和仪式方面很富有，但他的生命却任凭天花瘟疫的摆布；而一个普通的瑞典人，尽管他的生活很 舒适，却依旧很贫穷，时时受到自杀和存活之苦的威胁。

卢梭主义和田园诗伴随着工业机器最初的隆隆声。正如我们在亚当·斯密或者孔多塞[2]那里所看到的，进步的意识形态也出自四个时代的古老神话。铁器时代先于黄金时代，进步的实现也如同一种循环，这似乎很“自然”：应当回归到原罪以前的无辜状态中。

对于技术的神奇权力的信仰，是与其对立面即非神圣化的运动并驾齐驱的。机器是心智的典范。它的传动带、动力传送，它的网络，没有一样是晦涩难懂或神秘莫测的，一切都可以十分清楚地解释。然而机器也是一个奇迹，它使人类进入幸福和自由的王国。此外，模棱两可有利于其主人；赞美未来的神秘主义通过不同的参照程度，证明着现代人的合理的剥削。因此，动摇进步信仰的并不是非神圣化逻辑，而是技术潜力的非人道的使用，以及使用这种技术时刺耳的神秘主义。只要劳动阶级和不发达民族呈现出物质贫困的景观，而且是贫困正在逐渐减轻的景观，进步的热情就会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延续，即社会主义的食槽中充分吸取养料。但是，在里昂工人破坏织布机、自发地破除神秘化后又过了一个世纪，全面危机爆发了．这次是来自大工业的危机。这是法西斯式的倒退，是回到手工业和行会主义的愚蠢幻想，是雅利安人怪诞可笑的“野蛮的善良”。

旧的生产社会的承诺如今跌入了一大堆可消费的财物中，没有人会将它们看作上苍的仙物。用过去颂扬生产力的魔力的办法，再来颂扬小玩意儿的魔力，这种做法注定会遭受失败。在机动锻锤上有一种令人赞赏的文学。而在食品搅拌器上我们则想象不出。舒适器具的增加——如果我们相信广告，所有这些器具也同样是革命性的一使得最为粗鄙之人也拥有这样的权力：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对技术发明的奇迹做出赞赏性评价，就如同他将手伸向自鸣得意的姑娘臀部那样娴熟。最先踏上火星的人们不会中断乡间的节庆活动。

套牲口的项圈、蒸汽机、电力、核能等发明的出现，应该承认是非常非常偶然的，它们打乱并改变了社会的基础结构。现如今，要指望新的生产力来扰乱生产方式是徒劳无益的。技术的发达见证了高级综合技术的产生，这种技术或许与社会群体同等重要，因为社会群体是在人类初期创立的最早的技术综合；或许比社会群体更为重要，因为这种高级综合技术摆脱了主人，控制论有可能将人类群体从劳动和社会异化中解放出来。在乌托邦尚可实现的时代，夏尔·傅立叶的规划就是这样。说到这里，从傅立叶到控制论专家，即掌握技术的操作组织的专家，他们之间存在一个距离，也就是从自由到奴役的距离。或许控制论规划声称，它已经达到足够完善的地步，可以解决一项新技术的出现可能带来的所有问题。这恐怕未必：

1°对于持续发展的生产力无需再有任何期待，对于不断增加的消费资料无需再有任何期待。带音乐的空调机不再唱赞美酒神的颂歌，新的太阳灶具中不再有大合唱！这就是即将产生的厌倦，而且显然已经存在，它恐怕迟早会转变为对于组织本身的批判。

2°无论控制论综合有多么的灵活，都永远无法掩盖这一点，它不过是超越各种不同统治的一种综合；这种统治实施在人类身上，而且是统治的最高阶段。这种综合如何能够掩盖异化的功能呢？任何权力都无法使异化功能离开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划船者只会使鍔鱼变得更为精明。通过建立完善的权力，控制论专家将激发好胜心，促进拒绝的完善。他们对新技术的程序化将在这些技术本身上撞得粉碎，另一种组织将截留这些技术。一种革命性的组织。

技术权威的组织将技术中介上升到一致性的最高点。很久以来我们就知道，主人借助奴隶把客观世界占为已有；只有当主人掌握着劳动者时，工具才会异化劳动者。同样，在消费中，财物本身并没有任何让人异化的东西，然而受条件制约的选择以及包装财物的意识形态决定着其购买者的异化。生产中的工具，消费中受条件制约的选择变成了谎言的支撑物，成了刺激人的中介。它们刺激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真正的被动状态下虚幻地采取行动，将人类转变为基本依附千他人的生灵。被窃取的中介把个体与其自身分离，与他的愿望、他的梦想和他的生活意志分离；这样就流传着一种传说，按此传说，没有任何人可以舍弃中介，也不能舍弃控制中介的事物。在权力没有成功地通过约束使人瘫痪的地方，则会通过建议使人瘫痪：它向每个人强加一副拐杖，但又保持着对拐杖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权力作为异化性中介的总和，它期望着控制论的洗礼，让其进入整体性的状态。但是不存在完全的权力，只有极权的权力。人们并不利用其祭司的滑稽可笑来使组织神圣化。

由于经常受到被异化的中介（工具、思想、作假的需求）的传讯，客观世界（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为自然）最终被一种屏障团团围住，使得客观世界一反常态，并随着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和自我改造的进行，与人类越发格格不入。社会关系的面纱错综复杂地笼罩着自然领域。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然性”同化妆品制造商的“自然”粉底霜一样，都是人为的东西。实践的工具并不专门属千实践的追随者和劳动者，这显然就说明一个道理，分隔人类与其自身和分割人类与自然的昏暗区域，它就属于人类和自然。并不存在一个需要找回的自然，而是一个需要重塑的自然，重新构建的自然。

寻找真正的自然，寻找与社会意识形态的谎言截然对立的自然生活，这体现了一部分人最令人动情的天真情调：相当一部分革命的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还有许多仁人志士都是这样，譬如年轻的威尔海姆·赖希[3]就是一例。

在人剥削人的王国里，对于自然的真正改造需要经历对社会假象进行的真正改造。在自然与人类的对抗中，它们从来也没有真正地面对面地对抗过。等级化社会权力的中介及其外表的组织将自然与人类聚集起来，又将它们分隔开来。改造自然，曾经是指让自然社会化，但是人们并没有成功地将自然社会化。只存在社会的自然，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无权力的社会。

地震是否是一个自然现象？地震损害人类，但只是在异化的社会性范围内损害人类。地震本身是什么？如果说就在我写作的这一刻，一次永远都无从知晓的地震动摇了天狼星上的地貌，除了把它扔进各大学和纯思维中心的玄学残渣中之外，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死亡也同样如此。它从社会的角度危害人类。这不仅是因为军事混乱和资本主义或官僚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所消耗的能量和财富，完全可以为对抗死亡的科学斗争提供尤为必要的补充，而且尤其是因为死亡胚芽得以生长的培养液，由于科学的降福，而得到社会这个庞大实验室的滋养。（压力，神经衰弱，条件制约，迷惑，病理性治疗。）唯有走兽仍然有自然死亡的权利，还有……人类通过历史摆脱了高等兽性的束缚，它是否最终会后悔与自然的兽性接触？我认为，应当将这种幼稚的看法归属于对于自然性的研究。但是经过丰富和颠倒，这种愿望意味着三万年历史的超越。

目前的任务是要抓住一种全新的自然，把它作为有价值的对手，也就是说通过剥夺领导者和专家手中的技术设备，通过将技术设备从异化领域内解放出来，从而使得自然重新社会化。只有在“高级于倍”的文明中，在摆脱社会异化之后，自然才能成为有资格的对手。在这种文明中，人类的创造性不会再遇到阻力，人类本身也不会成为扩展创造性的第一个障碍。

技术的组织不会在外力的压迫下垮台。它若失败只能是内部腐化的结果。技术组织并不像普罗米修斯的意志那样遭受到惩罚，相反，它会因为从来没有摆脱主人与奴隶这种辩证关系的束缚而身亡命殁。即使控制论者有朝一日掌握了统治权，他们的统治也将总是过于接近边缘。他们最为耀眼的前景已经使一名白人老板想起了一位黑人员工的一番话（《非洲现状》[4],1956)：“看到你们的卡车、飞机时，我们还以为你们是神，后来，若干年之后，我们学会了驾驶你们的卡车，不久我们也会学会驾驶你们的飞机，我们明白了，你们最感兴趣的，是要制造卡车、飞机，以赚取金钱。而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使用这些卡车和飞机。现在，你们成了我们的铁匠。”

注释

[1] 特洛布里恩岛(Trobriand)，太平洋中巴布亚新儿内亚附近的一个群岛。

[2] 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法国学者，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他相信发展，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此时的世界才刚刚昌盛，并有伟大的前景。

[3] 威尔海姆·赖希(Wilhelm Reich,1897-1957)，奥地利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生命论”的发现者，“性革命”理论的奠基人。

[4] 塞内加尔作家阿辽纳·狄奥普(Alioune Diop)于1947年在达喀尔和巴黎创办的杂志。1949年阿·狄奥普又建立非洲存在出版社。《非洲现状》杂志和出版社作为“黑人性”运动的中心，反对殖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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