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奥乔·阿甘本|这种流行病清楚地表明例外状态已经变成正常状况
作为国际知名的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尤其在其政治哲学著作《圣人》（Homo Sacer，1997-2005）中提出了“例外状态”这一概念作为治理的范式。追寻着米歇尔·福柯的轨迹，但追随着瓦尔特·本雅明或汉娜·阿伦特的轨迹，阿甘本对“装置”和“命令”的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系谱学调查，制定了“无作”、“生活形式”或“毁宪”的概念。作为以“无治理”势力为参照知识分子，吉奥乔·阿甘本在报纸《宣言报》（《冠状病毒与例外状态》，2月26日）上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招致了许多批评，因为他根据当时意大利的健康数据，致力于通过缩小化疫情的规模来捍卫公众自由。在一场与《世界报》访谈中，他分析了“极其严重的道德和政治后果”，这些后果源于为遏制疫情而实施的安全措施。
在《宣言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你写道Covid-19全球流行病是“一个假设的流行病”，只不过是“某种流感”。鉴于受害者的数量和病毒传播的速度，尤其是在意大利，你对这些评论感到遗憾吗？
阿甘本：
我既不是病毒学家，也不是医生，而在你所说的那篇一个月前发表的文章中，我只是逐字引用了当时意大利国家研究中心的观点。但是我不会进入到科学家之间关于这种流行病的这些讨论中。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些由此产生的极其严重的道德和政治后果。
你写道：“看起来，恐怖主义作为例外措施的起因，已经被用尽了，对一种流行病的发明可能提供一个理想的借口，将（例外措施）延伸到所有的界限之外。”。你怎么能主张这是一项“发明”呢？恐怖主义就像流行病一样，难道它们不能导致安全政策吗？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安全政策是不可接受的，但恐怖主义和流行病却是非常真实的。
阿甘本：
当我们在政治领域谈论发明时，我们不能忘记这不应该在一种唯独主观的意义中被理解。历史学家们知道，有一些所谓的客观阴谋，它们似乎是如此这般运作的，而没有受可识别的主体的引导。正如米歇尔·福柯在我面前展示的那样，安全治理并不必然通过生产例外情况来运作，而是在例外情况发生时利用和控制它。我当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认为的人，即认为对于全体主义政府来说，流行病是测试对一整个地区进行孤立和控制的可能性的理想手段。在欧洲，人们能把这样的政府作为去跟随的模范，这表明了恐惧把我们所抛入的政治不负责任的程度。人们必须质问的是这样一个至少奇怪的事实，这样的政府在它觉得合适的时候突然宣布疫情结束了。
为什么你认为例外状态是不正当的？而在科学家眼里，禁闭在家是阻止病毒传播的主要手段之一。
阿甘本：
在构成我们特点的诸语言的巴别塔式混乱的情况下，每一个类别都追求其特定的理由而不考虑其他类别的理由。对病毒学家来说，要对抗的敌人是病毒；对医生来说，目标是治愈；对政府来说，这是为了保持控制，而很有可能，我会在提醒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不应该太高的情况下做出同样的事情。过去欧洲曾发生过更严重的流行病，但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宣布这样一种例外状态，就像如今在意大利和法国发生的那样，它实际上阻止了我们的生活。如果人们考虑到这种疾病迄今为止在意大利只影响了到不到千分之一的人，人们应该自问如果这种流行病真的恶化了，我们会怎么做。恐惧是一个恶劣的劝告者，我不认为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染疫的国家——在那里每个人都把他人视为传染的机会——真的会是好的解决办法。错误的逻辑总是一样的：就像面对恐怖主义时我们断定为了捍卫自由必须消灭自由一样，面对流行病我们被告知必须中止生活（la vie）来保护生命（la vie）。
难道人们没有目睹一种永久的例外状态的实施吗？
阿甘本：
这种流行病清楚地表明的正是，例外状态——各个政府早已让它与我们熟悉——已经变成正常状况。人们如此习惯于生活在一种永久的危机状态中，以至于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他们的生活已经被缩减为一种纯粹的生物状态，并且不仅丧失了其政治维度，而且失去了所有人性的维度。生活在一种永久的紧急状态下的社会不可能是一个自由社会。我们生活在一个为了种种所谓的“安全理由”而牺牲掉自由的社会中，因此注定要不断地生活在一种恐惧的和不安全的状态中。
从何种意义上说我们生活在一种生命政治的危机中？
阿甘本：
现代政治从头到尾都是生命政治，生命政治的最后一个赌注就是生物生命本身。新的事实是，健康成为一项司法义务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履行。
为什么你认为问题不在于疾病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所产生的所有伦理和政策的崩溃或崩溃？
阿甘本：
恐惧使许多我们假装没看见的东西得以显现。首先，我们的社会除了赤裸生命不再相信别的任何东西。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意大利人打算牺牲几乎一切，他们正常的生活状况、社会关系、工作，甚至友谊、情感、政治的和宗教的信仰，去针对相互传染的危险。赤裸生命不是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而是使他们变得盲目和分离。其他人，就像曼佐尼在他的小说《约婚夫妇》里描述的瘟疫中一样，不再是别的什么而只是传染的媒介，应该与他们至少保持一米的距离，并且如果他们靠得太近，就必须被监禁。甚至对于死者——这真的很野蛮——也不再有权搞葬礼，而人们并不清楚他们的尸体会怎么样。
我们的邻人已经不存在了，而真正令人震惊的是，似乎支配着西方的两种宗教——基督教和资本主义——基督宗教和金钱宗教仍然保持着沉默。在一个习惯于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国家里，人际关系会变得如何呢？一个只相信残存的社会是什么样的？
看到一整个社会，面临不确定的危险，完全清算其所有的伦理和政治价值观，这真的是一个让人悲哀的景象。当这一切都结束时，我知道我不再能回到正常状态。
之后的世界，你觉得，会是什么样？
阿甘本：
让我担心的不仅仅是现在，还有之后的未来。正如战争给和平留下了一系列有害技术的遗产一样，在卫生紧急结束之后，各个政府会将此前尚未成功实现过的实验继续下去：人们关闭大学，课程只在线上进行；人们一劳永逸停止去讨论政治和文化问题的聚集，只通过数码信息进行交流；而无论在哪里，机器都可能取代人类之间的所有接触、所有传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