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和感觉背后，我的兄弟”，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
身体鄙视者”中写道，”有一个非凡的主人，一个未知的哲人——它被称为自我；它
寓居在你的身体之中，它是你的身体”。但当我们表达身体，我们必须使我们的寓所
嬗变为一种受幽灵支配、被幽灵书写的语言。躯体必须变成一种躯体语法。
格特鲁德·斯坦因的躯体语法——她的和我们关于她的——说明了这条陈腐
的原则。它们同时也透露出：试图调整—--她的和我们的——女性身体的怪异素质。
像对所有怪物一样，我们鄙视它们，而且我们寻求调整、修理它们。然而，也像对所
有的怪物一样，我们需要它们，而且我们寻求使它们调整、稳固。我们常常无益地劳
作。 

对那些描述她的人而言，斯坦因的身体呈现了一种使人惊慌而又独具魅力的
机缘。因为她的身体——它的大小，眼睛，鼻子，汗水，头发，笑声，颧骨——同时
成为奇异的、一种不常见的存在，成为特殊的、一种令人鼓舞的存在。随着在穿着、
风格和行为上越来越不同于”女性”（feminine）准则，斯坦因自己的举止表示,好
像奇异性——像她的写作本身——比奇怪的、同时是固有和正确的更加特殊。
混淆魅力与嫌忌，那些描述她的人常常选择强调斯坦因的身材。显然，她
胖，但她的肥胖也是一件有意义的珍稀物，因为它宽阔到足以同化那些对于女性身体
的相反的态度。在一次评论行动中，斯坦因的描述者们也注意到艾丽丝·B·托克拉斯
很瘦。他们使两位女性成为生活中的伙伴,相称的变体。这样,他们就加深了斯坦因的
家庭共同体的分裂。 

对于斯坦因的赞美者们而言，重量是生活的一种标志。在任何意义上看，她
都是特大型的。极其尖锐的是，在一些她疲惫不堪而行将就木时期的照片中，她非常
瘦弱。对于玛拜·道杰·鲁汉（Mabel Dodge Luhan）而言，与其说斯坦因的身体令
人瞩目地特别，不如说是令人可笑地畸形的： 

格特鲁德·斯泰因是庞大的。一磅磅的肉堆积在她的骨架上——不是汹涌起
伏的那种，而是脂肪结实沉重的那种。她身披一些灯芯绒或丝绒的外套，而且她卷曲
的头发往后梳着，并高高地盘绕在她快乐而聪明的面孔后面。她赋与她的肥胖以理
智，她的身体似乎成为她奔放的生命力要求承担它自身的巨大机器。
格特鲁德精神饱满。她常常响亮地放声大笑。她有一种笑声像一块牛排，她
喜爱牛肉……（鲁汉1953年：324） 

有关斯坦因身体最为著名的视觉表达，是毕加索在他1906年所绘的肖像，巨大的
乳房、臀部、髋部及大腿上披盖着黑色的衣服。然而，脸和身体都是有力的。因为坐
者衣服的褐色和橙色融合了背景的褐色、橙色及深蓝色，身体似乎安适自在，适得其
所。 

对于感情更加矛盾的赞美者而言，斯坦因的肥胖是一个他们和她都必须超越
的事实。据说斯坦因重达二百磅，丑陋是更少些偏见的判断，而紧接着也等同于美丽
和性爱，阿尔弗雷德·科森（Alfred Kazin）宣称：”斯坦因和托克拉斯确实都不漂
亮，所以她们的彼此间的肉体之爱反倒更加令人感动”（科森1977年：33）。一篇为
孩子们而写的闲聊体传记，以一个不快乐的少女格特鲁德开头，她希望自己”不是如
此之胖大”，并且艳羡地盯着看她那些更轻佻、更女性化的朋友的”苗条优雅”。然
而，这个格特鲁德又通过达到”在更重要的方面与众不同”来安慰自己。从笨拙的身
体中分离出活泼的心智，格特鲁德提醒自己，她的心智比她那些朋友”更机敏”（威
尔森1973年：1）。 

斯泰因的诬蔑者们颠倒了她真诚的赞美者们的反应。对他们来说，她肉体的
肥胖简直就是一种可怕的文化和社会心理泛滥成灾的证据。她简直是”……〔一个〕
……十吨重的花岗岩从美国移到国外”（考克1961年：370）。最不友善的地方是，
这些诬蔑者——男人和女人一样——继续评论斯坦因的犹太人作风。凯瑟琳·安妮·
珀特（Catherine Anne Porter）的短剑百折不挠地向斯坦因挥击着，讥笑后者是”
……一个英俊的老犹太祖先，已经堕落并剃掉了他的胡子”（珀特1952年：43）。照
例，斯坦因身体的诬蔑者们混合了她的心智和身体。他们还对她的作品蔑视并感到恐
惧。他们寻求以一个说话漂亮的笃信基督教的妇人的突出思想观念，来抵销这种恐
惧。认为那是来自她天然和文化赐予的有效结合：身体是她的居所；她多少放弃了家
庭宗教；而她从不放弃写作。 

以一种巧妙的花招，描绘斯坦因的肥胖也转向牢记她全然公开的女性同性恋
行为的需要。一个人可以出卖一个身体，但不是那种公然色情性的；一个人可以表现
出怪异，但不能过分。尽管人们从她实用性的靴子，注意到了斯坦因的这种”男子
气”的性格，但没有一个人公开谈论她的女性同性恋行为，直到1946年她去世之后。
她的朋友们私下守护着她的欲望。她的诬蔑者们最终发现，反对提及女性同性恋行为
的禁忌，比他们攻击的愿望更为强大。加之，一个大众化偶像的女同性恋者，在《孤
独的愿望》（The Well of Loneliness）中，编撰了——一个粘乎乎的、无胸的生
物，她把头发剪短，穿着时髦的、男子气的服装——《孤独的愿望》在富裕的斯坦因
和离经叛道者之间，作了一点点补充联系。她可能剪短了她的头发，托克拉斯是她的
理发师，但她身著飘垂的束腰长袖长袍、锦缎的马甲和羊毛长裙。 

在她死后，斯坦因的女同性恋行为在研究中成了一个较之能够读出的、可以
谈论的更甚的主题。60年代，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中，它刺激了赞美之情。在大
众文化中，她的女同性恋行为招致了愚钝的、却充满感情的戏谑，好象它古怪而可
笑。例如，《国讽》（The National Lampoon）中的”格特鲁德·斯坦因布兰娜”
（Gertrude Steinbrenner）〔1〕,一个”勒斯波的老板”（Lesbo Boss）,看上去
是乔治·斯泰因布兰娜（George Steinbrenner）和毕加索的格特鲁德·斯泰因的混
血儿，购买《纽约美国佬》（The New York Yankees），并带领她的人马参加现代
主义者运动。她的立体派艺术家领地有八块地盘；达艾基莱夫（Diaghilev）启发了
她的制服（巴莱特〔Barret〕，1982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时期，批评家们
开始重新解释她的犹太人作风。它不再丑化她，而是相反地，如同对待她的性别特质
一样，赋予她边缘化的特征以颠覆性的希望。 

当然，斯坦因决不是一个波西米亚马戏团中的胖妇人。她是位严肃的现代主
义者，她的日常经验即使不是更甚，至少也与其他现代作家一样激进。她的作品激发
了如此多的挖苦和不安的事实——它时常伪装成挖苦,即是她激进主义的一个印记。不
只是斯坦因最为强烈的诬蔑者们会尽其所能地试图对她置之不理。面对这样一个身体
和文学活动中的同盟者，不管是维护者还是诬蔑者,都依据两种相互矛盾的隐喻设置来
描述她。这些设置的互不相容性本身映现出一种困难，一种斯坦因最终超越了的、因
拥有这样一个身体而献身于这样一种文化工作的困难。 

第一种隐喻的设置使斯坦因归顺化。意即赞美、尊重畸形的女性同性恋为同
志（crafter），他们还在妇女传统的空间领地内有把握地掉换她。因为斯坦因的肥
胖也导致由肉感的女性身体到生殖力——一个奥林多夫的维纳斯(Venus von
Willendorf)的联想，这种驯养语言有一个附加的回应。1922年，歇尔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她最忠实的朋友之一，热情洋溢地记录下这一年前与她在
巴黎的会面： 

自从那个早晨，在我拥有的幻想世界的巨大厨房中，我看到了斯坦因小姐站
立着，有一种甜蜜而优雅的气派。沿着墙壁摆着许多闪亮的瓶瓶罐罐，数不清的水
果、肉冻和蜜饯坛子。在这巨大的房间里进行着一些事情，因为斯坦因小姐是一位使
用词语的工人，她强壮的手指带着同样的爱的触摸，是我少年时代的市镇上，出入于
砖屋的厨房间的妇女们的特色。她是一位旧式的美国妇女……专注于手工制作的甜食
（怀特〔White〕，1972年：24）。 

同年，曼·雷（Man Ray）拍摄了斯坦因和托克拉斯在弗勒露斯（Fleurus）街
27号的著名照片。托克拉斯坐在一张矮椅上，而斯坦因坐在一张安乐椅中，她们位于
壁炉的两边,之间是一张木桌，上方是绘画作品。托克拉斯穿着一件护肩和袖子起皱的
女服,而比较胖大的斯坦因则披挂着她的衣橱里的惯常货色：羊毛短袜、凉鞋、颈前别
有饰针的短上衣和一件印有花形图案的夹克。 实际上，斯泰因的几张最为广泛流传
的照片把她框定在房间内——在巴黎或乡下。 

第二种隐喻设置颠倒了斯坦因在房间范围里的舒适的肖像。对他们来说，斯
坦因超越了社会和社会控制，超越了平常的性别特质，而且进一步超越了性别束缚的
需要。如果第一种隐喻设置通过圈住它而排除掉怪物的危险，那么第二种隐喻设置则
是通过驱逐它远离日常历史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隐喻将斯坦因变
形为一种神圣的怪物——被一些人探寻，被其他人诅咒。在托斯卡纳山上的一次散步
之后对斯坦因的记述中，玛柏·道杰·鲁汉将她圣谕化： 

……当她坐下来，用她那有着皱缩的、暗褐色帽带的宽边帽给自己扇风，她的周
身散发着鲜明的光芒（着重点是我加的，鲁汉1953年：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