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斯玛丽·帕特南·童

     将近十年前，我为女性主义思潮写过第一篇导言，自那以后，我已经越来越确信，女性主义思想有许多是抵制被归类的，尤其是基于起源之“父”标签的归类。请相信我好了，如果这样一些标签就让读者信服下面的结论，如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就只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思想的变体，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仅仅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著述的完善，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不过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观点的补遗，而存在主义女性主义也只是进一步阐发了萨特(Jean-Paul Sartre)思想，而后现代的女性主义仅在于简明扼要地重述拉康（Jacques Lacan）和德里达的冥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个悲剧。同样，如果这些标签贬低了激进女性主义者或生态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例如，她们努力于不依赖任何父权制思想重建哲学，这个任务令人生畏、甚至有风险但却值得提倡；如果这些标签贬低了她们的努力，那同样是一种不幸。
    对思想家们进行分类，将其划入“X”、“ Y”或者“ Z”这样那样的主义，这么做的确很成问题；然而，尽管如此，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的确已足够拥有一个完整的历史，连同它自己一套标志：“自由主义的”、“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精神分析的”、“存在主义的”、“后现代的”、“多元文化的和全球的”以及“生态主义的”。无疑，女性主义思潮终将摆脱这些已有标志，再换上别的能更好的标志，以表达其对妇女所承担的精神和政治义务。但现在，女性主义思潮的旧标志依然是有用的。它们对更广大的公众昭示，女性主义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女性主义者并非以同样的方式想问题；而且，正像所有其它历史悠久的思想方式一样，女性主义思潮也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女性主义思潮的旧标签也可以用作有益的教学工具。它们有助于标出各种各样的女性主义者所采用的不同方法、不同角度和框架结构的范围；她们通过这些不同的方法、视角和框架结构形成了她们对妇女为什么受压迫的解释，提出了消灭这一社会现象的种种解决办法。
    许多当代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从反对传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开始定义自身的，因此，自由主义可以成为我们考察女性主义思潮的显著场所。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权辩护》（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1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妇女的屈从地位》(“Subjection of Women”)2和19世纪妇女的投票权运动中，自由主义观点得到了经典性的表述。它的要旨是，妇女的屈从地位植根于一整套社会习惯和法律限制，这一切妨碍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并在其中获得成功；在当代妇女团体，如“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 简称 NOW）中，依然可以看到对这一要点的强调。由于社会上存在的错误信念，即妇女的智力和体力生来就不如男人，因此妇女被排除在学术、公共论坛和商贸界之外。作为这种排斥政策的结果，许多妇女真正的潜能都不得实现。如果妇女和男人一样，她们有同样的受教育的机会和公民权力，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只有少数妇女在科学、艺术和其他职业里取得杰出成就，那也就罢了。然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坚持，社会性别公正要求我们，第一，制定公平的游戏规则；第二，确定在追求社会财产和服务的赛跑里，任何参赛者都不会处于有系统的不利条件下；社会性别公正并不要求我们给胜负双方颁奖。
    但是，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纲要足够果断和激烈、从而能够完全解除对妇女的压迫吗？激进的女性主义者认为不行。她们指出，父权制度是以权力、控制、等级制和竞争为特征的。不能寄希望于改良父权制，而应该斩草除根。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不仅必须推翻父权制的法律和政治结构，还必须铲除它的社会和文化制度（特别是家庭、教会和学术）。
    当我写这本书的第一版时，激进女性主义群体里各种观点的多样性既强烈地吸引了我，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尽管所有激进的女性主义者都特别关注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生育问题，以此作为女性主义思想发展的论题领域，3但她们中有一些人支持所谓雌雄同体，强调所有类别的性快乐（异性恋、女同性恋或自体性行为）；在她们看来，不仅原有的控制生育技术绝对是妇女的福音，而且新的生育辅助技术也同样如此。与之相反，另有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拒绝雌雄同体的观念，她们强调性的危险、特别是异性恋的性之危险；这部分人认为，新的生育辅助技术对妇女是有害的，原有的控制生育技术在极大程度上也是有害的。直到更深入地阅读了琳达·阿尔科夫（Linda Alcoff）安·福格森（ Ann Ferguson）、艾丽斯·埃科尔斯（ Alice Echols）4的书，我才认识到，至少存在着两类激进的女性主义者，在这一版中，我将其大致分为“激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和“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
    在和社会性别相关的问题上，激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往往推论说，如果只允许男人展示他们的男性气质特征，而这对男性自己有害；同时又要求女人展示她们的女性气质特征，这又对女性有害；那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是：允许每个人都成为雌雄同体性格的人，即每个人都可以充分展示所有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应该允许男人去探讨他们女性气质的诸方面，而女人也可以探讨她们男性气质的诸方面。每个人对作为人的整体性的感受都不应受到禁止，这种整体性来自男女个人将他或她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诸多方面结合为一体。
    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不同意以转向雌雄同体作为妇女的解放策略；她们反对这种转向的观点出自以下三种方式之一。某些反雌雄同体论者认为，问题不在于有女性气质或女性气质本身，而是在于父权制分配给那些女性气质特点的价值不高，例如“温和、谦虚、恭谨、支持、同情、怜悯、温柔、抚爱、直觉、敏感、无私”这些女性气质的特点价值都不受重视；而更高的价值则被指派给了男性气质的特点，如“决断、进取、坚强、理性或逻辑思考、抽象思考和分析能力，还有控制情感的能力。”5 她们宣称，如果社会能够学会像重视男性气质一样重视女性气质，妇女的受压迫将成为不愉快的回忆。另一些反雌雄同体者不同意，她们坚持说：女性气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为它是被男人建构出来、为父权制目的服务的。为了得到解放，妇女必须给女性气质以新的女性中心的意义。女性气质不应该继续被理解为那些与男性气质相悖的特质。相反，女性气质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存在方式，它不需要外在于它的参照点。此外，还有一些反雌雄同体者回复到“本性理论”，她们指出，尽管父权制总在把虚假的、不真实的女性气质特性强加给妇女，但许多妇女还是发掘出了她们真实的、或者说真正的女性的本性。那么，女人充分的个人解放存在于她的能力，在于她有能力抛弃她虚假的女性自我而支持她真正的女性自我。
    认识激进的女性主义对社会性别的思考，这样做很不容易；更困难的还在于认识她们关于性的思考。激进－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争论说，对一个解放了的女人，不应该把任何一种明确具体的性经验指定为对她来说最好的一种。6每个女人都应该受到鼓励去和她自己、和其她女人、和男人进行性实验。正如在父权社会异性恋对妇女是危险的一样，对于女人来说，同样困难的还在于，例如难以知道在什么时候她真正愿意对男人的性要求说同意——她必须感受到自己是自由的，自由地遵循她自己欲望的引导。
    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不同意这些观点。她们强调，通过色情作品、卖淫、性骚扰、强奸和殴打妇女；7通过裹脚、殉夫自焚、不许外人窥其容貌的深闺制度、阴蒂切除、烧死女巫以及妇科学，8男人已经控制了女性的性，以满足男性的快感需要。因此，为了得到解放，妇女必须逃出异性恋性欲的限制，并通过独身、自愉或女同性恋创造出妇女独有的性欲。9单身或与其她女人共同生活，女人能够发现真正的性快乐。
    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在与生育相关的问题上同样表现出多样性，这正如在与性相关的问题上一样。激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宣称，生物性的母亲身份使妇女在身体和心理上都精疲力竭。10她们说，妇女应该能够根据自己的主张，自由运用旧的生育控制技术和新的生育辅助技术——防止或终止不希望发生的妊娠、或者利用那些技术作为选择手段，使她们在想要孩子的时候拥有孩子（更年期前或更年期后）、决定如何怀孩子（自己怀孕或者请代母怀孕）、跟谁有孩子（和男人、女人或者独自拥有）。某些激进－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甚至走得更远，她们盼望着这一天终能到来，这时人们能够在人工胎盘上进行体外受孕，由体外的人工培育完全取代自然的妊娠过程。与激进－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形成对比的是，激进－文化女性主义者认为，生物性的母亲身份是妇女力量的终极源泉。11正是妇女决定着人类物种是否延续，她们决定着生死存亡。妇女必须保卫和赞美这种赋予生命的力量，因为如果没有它，男人对妇女的尊重和需要甚至会比现在还要少。12
    对于自由主义的和激进的女性主义讨论的妇女解放议程，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不完全信服，她们指出：在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任何人、特别是妇女根本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在阶级社会，由多数没有权力的人创造出来的财富，最后都是落到少数有权者手里。继承恩格斯的观点，13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坚持认为，妇女受压迫起源于私有财产的引入，这个制度彻底毁灭了人们从前所享受的社群内无论是什么样的平等。被少数人、最初是所有男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开创了阶级制度，它的现代表现形式就是集团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这种状况的思考显示，不仅是更大范围的社会规范赋予男人优越于女人的特权，而且，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如果要使所有的妇女——而不仅是“例外”的某些人——能够获得解放，就必须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将属于所有人。妇女不再需要在经济上依靠男人，她们就会像男人一样自由。
   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她们也同意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所说的：父权制是压迫妇女的根源。在她们看来，既然如此，要结束妇女受压迫的状况，就要杀死资本主义父权制或父权制的资本主义（随你怎么说好了）这个双头兽。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在《妇女地位》（Woman’s Estate）一书中指出，妇女的处境是被多种因素决定的，这里有生产结构（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所认为的）、生育和性（正如激进女性主义者所确信的），还有儿童的社会化（正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所坚持的）。14如果妇女想要获得任何最大限度接近彻底解放的事物，那么，在所有这些结构中，妇女的社会地位和作用都必须改变。
    阿利森·贾格尔（Alison Jaggar）做出另一有力尝试，尝试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二者之间做出综合。她承认，各派女性主义的观点都认识到妇女承受着种种互相矛盾的要求，她们必须做妻子、母亲、女儿、情人和劳工，15贾格尔坚持，唯有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是最独特的，因为它致力于把压迫妇女的各种各样的形式联系起来，给予全面观照。贾格尔采用了“异化”（alienation）这个统一的观念来解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原本可以成为妇女作为人的完整性之源泉的各种因素——一切事物（工作、性和游戏），一切人（家庭、朋友）——都反过来成为她的分裂状况的原因。像米切尔一样，贾格尔强调，女性的屈从地位，只能以错综复杂的原因来解释。这里再次表明，在把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相互联系起来的意义上，同时也是在创造统一的女性主义理论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的重点是统一和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