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导论1

史蒂芬.夏维罗2

原文刊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5辑

资本主义在创造繁荣的同时，也创造了推翻并超越自己的可能性，但是资本关系一直在阻碍着这种可能性的发生。加速主义认为要想打破这一僵局，必须借助资本主义内部的先进技术与根本矛盾，去摧毁资本主义，即将资本主义视为一块跳板去对抗并超越资本主义。但是，我们无法得知加速主义究竟会让资本主义关系更加恶化，还是会真的颠覆资本主义关系。所以也可以认为加速主义是一项推断性的运动，旨在推断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秩序在未来将会如何发展。由于未来具有不可知性，也就无法保证推断结果的准确性。我们需要在思辨中去寻找并利用资本主义内部的革命力量，由此可见加速主义首先是一场美学运动，在思辨中去探索其本质矛盾与解决方案，之后才可能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李.康斯坦蒂努（Lee Konstantinou）在他的科幻小说《流行启示录》（Pop Apocalypse）中，认为存在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生发出来的“创造性破坏”学派。这一学派的拥护者“把马克思的著作解释为对未来的文字预言，因此他们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帮助资本主义市场扩散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因为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前提”3。这意味着在实际实践中，创造性破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最无情的资本家是无法区分的。他们的行为与一群投资者的行为不谋而合，这群投资者得出结论“毁灭世界是可以赚钱的”4,事实上，世界末日般的毁灭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商机”5。因此，他们试图引发一场世界性的核灾难：“我们有义务代表投资者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确保在其他人之前占领末世市场。”6

让我们把这作为加速主义的一个引导性寓言。加速主义在过去几年里已经成为一种流行，但似乎每个使用它的人都赋予了与该词不同的含义。就我而言，加速主义最好用政治、美学和哲学术语来定义，即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为了克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我们需要将其排入渣滓中，使其处于一个最极端的地步，跟随它得到一个最遥远和最奇怪的结果。正如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多年前说道：“不要从旧的好东西着手，要从新的坏东西着手。”这是希望通过恶化我们目前的生存条件，最终使其爆裂，从而超越它们。

当然，康斯坦蒂努对“创造性破坏”马克思主义者的描述是故意的讽刺。《流行启示录》是一部讽刺作品，而不是预言性的。更普遍地说，科幻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并没有宣称能真正预测未来。相反，它用来推断当下的要素，思考如果允许这些要素发挥全部潜力，可能会导致什么结果。也就是说，科幻小说不是关于真正的未来，而是关于萦绕在当下的未来。它抓住了德勒兹所说的存在的潜在（virtual）维度，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倾向性（tendential）过程，并使之显现。

科幻小说包含了我们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隐性状态，这些状态在叙事中被充分表现出来。它揭示了已经植根于我们实际社会和技术状况中的“未来主义”趋势。这一趋势并非现实的表面问题，而是作为趋势或潜能存在。用德勒兹的话说，它们“‘真实而不实存，理想而不抽象’；象征而不虚构”7。它们是变化、生长或衰退的潜在性，但它们还没有充分表现自己或实现它们能做的一切。它们可能永远不会实现，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种趋势总是伴随着“抵抗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抑制甚至扭转这一趋势。

总之，当下包含了未来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作为现实的未来事件的展开是偶然的、无法被保证的。火柴有可能引发火灾，但如果火柴从未被点燃，或者在点燃时被风吹灭，就不会发生火灾。科幻小说设想的是火焰和随之而来的大火。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叙事，在这种叙事中，这些未来的潜力得以充分实现，其力量得以发挥到极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说科幻小说是一种卓越的加速主义艺术，本质上是一种加速主义。

加速主义是一项推断性运动，旨在推断整个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秩序。这意味着它必然是一场美学运动，也是一场政治运动。推动加速主义，是希望我们在充分表达资本主义潜能的同时，能够耗尽它，从而打开超越它的途径。

可以这样理解，加速主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有着深厚根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描述了资本主义的增产和全球化效应

旧的需要为新的需要所代替，旧的需要是用国货就能满足的，而新的需要却要靠非常遥远的国家和气候悬殊的地带的产品才能满足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已日益不可能存在,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个世界的文学

……

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地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8

在上述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听起来并不具有十足的批判性,甚至被认为或者说被指责有唱赞歌的意味。然而,这并不完全正确。马克思的资本主义观是辩证的,而不是道德主义的。他不反对创造“新的需要”,也不要求我们回到旧的需要。他并不谴责资本主义是邪恶的。他的确痛恨资本主义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压迫,但他并没有说,我们需要在资本主义促进了新技术的地方去拒绝这些技术,并在较小范围内回归生活。相反,马克思着迷于资本主义同时创造财富和贫穷的方式。这为实现富裕而自由的世界创造了可能性,同时也产生了痛苦和异化。马克思同情历史的受害者,也严厉批判压迫者。但他依然不是怀旧的,也不是反怀旧的。对他来说,不可能从资本主义自身的动荡中返回过去。

鉴于这种“视差”或双重视角,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形式——财产形式——成为其所释放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9

加速主义在这篇文章中找到了源头，在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但是，当然了，马克思的论述并非毫不含糊的。事实上，它以多种矛盾的方式被解释。在马克思有时使用的黑格尔式语言中，资本主义通过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来否定工人的存在。但这导致了一种情况：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而被推翻。也就是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为更替自己创造了条件，甚至是自己必须为更替自己创造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这有时会被贬称为经济主义（economism）。这是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中不可避免的，或者，用康斯坦蒂努的话来说，马克思的表达方式是“对未来的文字预言”10。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资本主义的辩证矛盾被展现出来。当然，这还从未发生。如果我们等待辩证矛盾自行展现，就会发现自己永远在等待。尽管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的启发，但他显然不相信现实是理性的，也不相信社会的物质发展会遵循必然规律。我们更应该说，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的独裁本身就属于必然领域。我们需要的是以某种方式超越它。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秩序之外的生活是怎样的时候，给人一种模糊的感觉，为此他声名狼藉。他将其作为一个可供推测的开放性领域，而不是像他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前辈们那样给出详细的计划。由于马克思的分析非常开放，所以与黑格尔的系统论和自然主义小说相比，马克思的分析与推测性的科幻小说更为相似。

鉴于经济主义的失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反而走向了相反的极端：他们陷入了一种唯意志论。只要有适当的组织和动员方法加以补充，资本主义完全可以通过意志力来废除。我们在列宁主义式先锋队中看到了这种方法，并且我认为，在当代极端左翼思想家如斯拉沃热.齐泽克和阿兰.巴迪欧等人中也看到了这种做法。但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在二十世纪的进程中，唯意志论的方法和宿命论的方法一样糟糕。这不是人类解放的结果，而是斯大林主义式的恐怖、后苏联的僵化专政的致命动荡。今天，列宁主义的唯意志论其实并没有给我们这些，剩下的只是一场革命的幻想，为沾沾自喜的道德主义提供了基础。

这一问题可以概括如下：资本主义确实为普遍繁荣创造了条件，因此也为其自身的更替创造了条件，但它也阻碍并且一直在阻碍实现这一转变的所有希望。我们不能等待资本主义自身的转变，但我们也不能指望通过吸引一些激进的外部势力或将自己塑造成忠于某种“事件”的激进分子来取得进展，而这种“事件”（正如巴迪欧所说）标志着与资本主义的既定“情势”发生彻底决裂。加速主义更需要一场反对和超越资本主义的运动，但要基于资本主义固有的趋势和技术。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有句名言：“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毁主人的房子。”但如果只能用主人的工具呢？加速主义试图解决这一困境。

当今加速主义的吸引力何在？它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我们目前似乎陷入的特定社会和政治局势的回应：一场长期、缓慢的灾难。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和恶化威胁着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由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掠夺，这种生活方式本身变得越来越有压力和不稳定。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当今世界的特点是“两极分化加剧，失业率不断上升，[以及]越来越迫切地寻求新投资和新市场”11。这都是马克思所认定的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但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我们又以一种特别纯粹且致命的形式与它们相遇。

为了描述这种情况，我想尽可能具体地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我把新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和治理形式（福柯），其特征表现于以下具体因素：

1.金融机构的主导影响，促使财富从一般人那里转移到已经非常富有的人那里（富有的人只占“百分之一”甚至是百分之一中的前一百）。

2.曾经的公共物品（比如水资源、绿地资源，以及教育、通信、污水和垃圾处理、交通等）变得私有化和商品化。

3.银行和其他大公司从所有社会活动中榨取剩余：不仅从生产中榨取（如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模式），也从流通和消费中榨取。资本积累的收益不仅来自直接剥削，还来自寻租、收账和直接征用（即“原始积累”）。

4.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服从于所谓的市场规律。用更为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这相当于资本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吸纳”（real subsumption）：休闲和劳动，甚至连我们现在的睡眠都是按照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需要来安排的。

5.人被重新定义为拥有自己“人力资本”的私人所有者。因此，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自己的企业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不断地推销自己，给自己打上“烙印”，使自己的“投资”回报最大化。但这远远不够：就像红皇后定律一样，我们必须一直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不稳定才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状态。

所有这些过程都在全球范围内运作；它们远远超出了直接个人经验的水平。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岌岌可危，但我们却无法理解造成这种情况的力量。我知道我上次的薪水已所剩无几，但我无法确切地理解这种“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我直接体验着每天的天气，但我不会直接体验气候。全球变暖和世界金融网络就是生态理论家提摩太.莫顿（Timothy Morton）所说的超对象（hyperobjects）的例子。它们是真实存在的现象，但“扩展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观念，因为它们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类的时间尺度，或者它们大量分布在陆地空间上，因此无法直接体验”12。

超对象会影响我们所做的一切，但我们不能在具体的实例中指出它们。因果关系的链条太复杂，相互交织，我们无法遵循。为了弄懂我们的处境，我们不得不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设备收集大量数据，然后通过数学和统计公式加以整理，但我们的感官无法直接获取这些数据。正如马克.汉森（Mark Hansen）所说，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媒体技术的网络之中，这些网络主要是在人类意识模式（意识、注意力、感知等）的范围之外运作的”13。我们无法以任何直接或自然主义的方式来想象这种情况，只能通过科幻小说的推断来知道。

在这些条件的制约下，我们生活在无情的环境和金融冲击中。我们不断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很可能被称为危机的状态中。然而，这包含一个悖论。无论是经济危机、生态危机还是政治危机，都是一个转折点，一个突然的爆裂，一个明确而迫切的清算时刻。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危机已成为一种长期的、似乎是永久的状态。我们矛盾地生活在动乱与对立之中，这种状态是永恒且不会被解的。危机永远不会走向终点，相反，它们被无限期地推迟。

例如，2008年经济崩溃后，美国政府帮助大型银行摆脱了困境。这使银行得以恢复以前的做法，即创造神秘的金融手段，以便能够无情地寻租，这也是导致经济体系崩溃的起点。系统运作得到了恢复，但这样也使得在更大范围内、在今后的时间里发生同样的危机。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但这些危机非但没有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威胁到这个体系，反而有助于它自我更新。正如大卫.哈维所说，资本主义正是“通过战争、资产贬值、生产能力退化、放弃和其他形式的6创造性破坏，，摧毁了前几个时代的成就”，创造了“获利和吸纳盈余的新基础”14。

这种分析背后隐藏的是令人沮丧的僵化感。在其他成就中，新自由资本主义也剥夺了我们的未来，因为它把一切都变成了永恒的现在。正如商学院所宣扬的那样，我们社会的最高价值是新奇、创新和创造力。然而，这些只会导致更多的雷同。有多少次我们被告知一个小软件的更新“改变了一切”？正如恩斯特.布洛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的社会似乎是在一种“完全无目的的无限性和不断变化的状态下运转的；在这种状态下，一切都应该是不断更新的，但一切又都保持原样”15。

就我们目前的情况而言，这是因为未来的存在只是为了被殖民才成为一个投资机会。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试图区分风险和真正的不确定性。风险是可以用概率来计算的，但真正的不确定性不是。不确定事件是不可化约的概率分析，因为“没有形成任何可以计算概率的科学依据”。凯恩斯对不确定性的讨论与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对超混沌（hyperchaos）的描述有很强的相似性。对于梅亚苏来说，没有“全部的特定情况（totality of cases）”，不存在宇宙中所有可能状态的封闭集合。因此，没有办法把确切的概率归属于这些状态。这不只是一个信息不足的经验问题，在原则上就存在着不确定性。梅亚苏和凯恩斯的相似之处就是“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但今天，凯恩斯的区分完全被忽视了。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和有效市场假说都完全以概率论的方式来设想未来。在这些理论中，就像在由它们指导的实际金融交易中一样（或者至少是在它们的指导下合理化），未来真正的不可知性被转化为一个可计算的、可管理的风险问题。真正新奇的事物被排除在外，因为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已经按照目前的情况进行了计算和支付。虽然这种对未来可计算性的信念是妄想，但它还是决定了金融市场的实际运作方式。

因此，我们可以说，投机性金融是发生在科幻小说中“肯定性推测（affirmative speculation）”的反面和补充。金融投机试图捕捉并终结科幻小说所探讨的极大的潜在可能性。科幻小说正是对敞开的、不可解释的未来的叙述；衍生品交易声称已经对所有期货进行了解释和贴现。

“市场”一词在新自由主义学说中近乎被神化，因此，作为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所说的“预中介（premediation）”的全球实践，它是先发制人的。它试图提前耗尽未来。它无情的运作使我们几乎不可能想出任何替代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办法。这就是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称之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的条件。正如费舍尔所说，他将詹姆逊和齐泽克的观点联系起来，“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16。

加速主义声称为走出这种经济和想象的僵局提供一条出路，它认为我们必须直面僵局。我们不能通过拒绝最新技术并退回到一个据说更简单、更美好的时代，来逃避全球“网络社会”。如果我们想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做出回应，就需要拥抱甚至扩展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抽象概念。我们不能通过采用“小即是美”的地方主义（E.F.舒马赫[E.F.Schumacher]）或建造“通往18世纪的桥梁”（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来阻止环境灾难和经济剥削。我们无法通过简化来逃避复杂性。我们不能脱离跨国资本主义，因为它无处不在，就像我们必须呼吸的（被严重污染的）空气一样。

本杰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在2010年出版的《否定的持续》（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一书中首次使用了“加速主义”这个词。诺伊斯创造这个词是为了指明某种哲学思潮，这种思潮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哲学，尤其是与1968年五月风暴有关的哲学。那天的失败起义对吉莱斯.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以及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对于巴迪欧来说，今天它仍然是一个参考点。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像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和利奥塔的《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这样的书，继续讨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革命力量的使用，摧毁了一切传统和确定性的方式。德勒兹和加塔利认为，资本主义建立在一个“双重运动中，一方面是富有流动性的解码和去领域化，另一方面是暴力和人为的再领域化”17。利奥塔说得没有那么抽象，他热情谈论了19世纪资本主义所招募的工厂工人是如何“享受着小农传统为他们构建的个人身份的解体，享受着家庭和村庄的解体，享受着新城郊怪异的陌生和全天营业的酒吧”18。

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资本主义革命力量的说法——即使不是利奥塔的论述——已经被广泛误解。他们那段声名狼藉的、最极端以及被引用最多的“加速主义”文章促使我们：

在市场的运动中走得更远……在解码和去领域化中走得更远……因为从某种具备高度精神分裂特质的理论和实践观点来看，也许这种流动性还没有足够被去领域化和解码。不是要退出这个过程，而是要走得更远，正如尼采所说要‘加速这个过程’：在这件事上，事实就是，我们其实什么都还没有看到。19

事实上，这段话已经被断章取义，而且远远超出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本意。的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段话具有挑衅的意味。德勒兹和加塔利1972年撰文批评了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阿明力劝发展中国家“退出世界市场”。而且仅仅在三年后（1975年），阿明的自给自足政策就在实际中被红色高棉政权20所采纳，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我并非像许多右翼评论家所做的那样，将红色高棉的罪行归咎于阿明本人或他的理论。但这段历史确实为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立场提供了一个基本理由，同时也表明，他们不仅仅是为了市场自身利益而推动市场剧烈加速。当然，还应当指出，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从20世纪80年代起），南半球的发展中国家全心全意地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往往是在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的压力下）也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经济停滞和普遍贫困。

无论如何，英国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和威慑性力量。在一系列激进的文章中，兰德将绝对的去领域化赞誉为解放——甚至（或最重要的是）已经到了完全瓦解和死亡的地步。他确实忽略了德勒兹和加塔利所描述的资本主义有反应的一面：通过“暴力和人为的再领域化”21来阻挡自身解放潜力的一面。相反，兰德对资本产生了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将其绝对的、暴力的破坏性速度视为一种应该受到欢迎和赞美的外部力量。“在人类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是来自未来的人工智能空间的入侵，人类必须完全用敌人的资源来装配自己。”22马克思主义者谴责资本主义是不人道的和具有破坏性的，传统的资本主义捍卫者完全否认这些指控。然而，兰德通过拒绝二元对立的两个方面而使整个循环系统不能运转，他颂扬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它的非人性、暴力和破坏力。

兰德的立场与20世纪初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立场有共鸣。今天，熊彼特以他的“创造性破坏”理论而闻名——康斯坦蒂努引用了这一理论，因为它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但事实上，“创造性破坏”这一想法完全来自马克思。熊彼特是唯一一位真正花心思去仔细审慎阅读马克思的重要右翼、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强调资本主义“不断地从内部来革新经济结构”23时，紧随《共产党宣言》。熊彼特更像是一个聪明版的安.兰德（Ayn Rand），赞美这位神话人物般的英雄企业家。在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长期停滞的趋势时，熊彼特则希望企业家的重大创新能够将资本主义从致命的熵倾向中拯救出来。五十年后，尼克.兰德用后现代和后人类的术语更新了熊彼特的神话，他的愿望是“一种不断扩大的赛博技术病毒，一种行星的技术奇点：一种自组织的隐形创伤，实际上是引导整个生物欲望复合体走向对后碳基复制者的篡夺”24。在这里，企业家被一个完全非人类的实体所取代：资本本身作为新生命力的病毒性来源。熊彼特和兰德都在写一部关于加速主义和反人类主义的科幻小说，但他们的故事并不包括马克思主义最后的否定之否定，或是对征用者的征用。相反，熊彼特和兰德的推断致力于将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实际付诸实践的那种加速主义理论化——并且，他们的所有后继者也将继续维持这一加速主义主张。

目前的问题在于，除了兰德在理论上，以及撒切尔和里根在实践中所体现的“致命的虚无主义”，加速主义是否还能有其他的作为。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会不会导致更大的苦难和压迫？还是也可能会导致某种断裂和肯定性的突变？有没有办法，正如德勒兹曾经说过的那样，将“社会异化的技术”转变为“革命性的探索手段”？我们能否真正从坏的新东西而不是从好的旧东西出发？

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在他们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中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呼吁建立一种新型左翼政治，即“在抽象、复杂、全球化和技术的现代性中放松下来”25。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并不是要求拥抱高科技和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过度暴力和矛盾，而是要抓住资本主义最先进和最彻底的技术，以便这些技术可以“重新导向公共目的。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26。

或许，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沃尔玛内隐藏的乌托邦维度的丑闻分析就是一个例证。詹姆逊说，这家超级零售商高效的全球产品分销组织，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很可能利用的模式。沃尔玛不断革新其技术，利用计算和通信的最新发展来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利润。但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这类技术也可被用来将人类从无意义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事实上，类似的技术已经被使用了。詹姆逊告诉我们，像沃尔玛这样的现象必须辩证地理解，而不是被道德主义所谴责。

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遵循这一思路，试图“释放潜在生产力”和“加速技术发展的进程”。他们反对新的数字技术不可避免地会体现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但他们也反对技术是无价值的和中立的这种“天真”的对立观点。相反，他们声称，这些技术并没有由于最初出现和目前使用的目标被详尽研究。反而“既然技术科学受制于资本主义目标……我们当然还不知道一个现代技术社会体系能做什么。我们当中谁能充分意识到，在已经开发的技术中还有哪些未开发的潜能？”27

我认为这一立场是有道理的，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说，新媒体（或者更广泛地说，新技术）总是远远超出其最初的假定和用途。在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关于电影的讨论中，他同样对标准的现代主义主张提出了新（或者说是后现代的？）转向，即任何艺术的目标都是探索和表达其媒介的基本属性。卡维尔对这一传统说法补充道：“一种媒介的审美可能性不是给定的……只有艺术本身才能发现它的可能性，而发现一种新的可能性就是发现一种新的媒介。”28对于所有媒介来说，或者更广泛地说，对于任何技术，都没有预先设定的“可能性空间”。一项技术的发展和部署会产生维持和限制自身的力量，这些力量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可能会有所不同。技术发展总是有一个思辨性的（和非功利性的）维度。

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也对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所倡导的“最大化控制社会及环境的普罗米修斯式政治”29的方式感到不安。正是由于技术和物质运动的自主性脱离了它们最初被部署的目的，所以这些运动才不只是被应用于资本主义。但这种自主性也限制了所有“最大化控制”的希望。因为凯恩斯所说的激进的不确定性、协调行动所能达到的效果是有限的。我们不应该对普罗米修斯式的预言，以及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倡导的计划和“经济模式”期望过高。

这个问题存在一些困惑，因为凯恩斯主义的不确定性常常被错误地等同于右翼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法则。对于哈耶克和其他“自由市场”思想家来说，由于这些行动的不可预见性和意外后果，任何形式的计划或有意行动都会误入歧途。但哈耶克声称，市场的交易经济（catallaxy）（拥有自发秩序）——这一术语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20世纪的翻版——以某种方式奇迹般地摆脱了这种曲解。据说市场会整合并“知道”所有个体经济行为体提供的信息。价格是以最佳方式引导经济活动的“信号”。所有新事件都会迅速通过价格的变化反映出来。

但哈耶克的市场乌托邦没有考虑到凯恩斯主义的不确定性。由于我们不能用概率的方式来量化未来，因此也就不能用价格体系提供的“信息”来捕捉未来。尽管“市场”被认为具有自我修正的机制，但它和所有计划机制一样，都会有无法预料的后果和低效、不平衡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拒绝中央计划与市场“理性”之间的完全二分法。这两种机制都不能保证产生理想的（或有效的）结果，也不可能达到任何形式的平衡，都会受到冲击和破裂的影响，而这些都不能在风险的概率计算中得出。

事实上，尽管哈耶克把市场理想化了，但实际上没有一家公司是通过价格信号中传递的“信息”来做出反应与运作的。反而，资本主义公司本身会制定大型的中央计划，以操纵供给、需求和利润。换句话说，计划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它永远不会像规划者所希望的那样有效，但也没有像哈耶克所说的那样徒劳无功。考虑到计划的实际情况，真正的问题是要确保计划以民主和负责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像现在那样）由只对公司基层负责的管理者和权势之人来完成。但即便是最好的情况，这种计划也不可能万无一失。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只是颠覆了哈耶克在计划和新型秩序之间的二分法，而这种二分法是需要被舍弃的。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0在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情况仍将如此。即使我们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人类努力的领域也不会是无限的。它仍会受到以前的社会、物质和环境条件的制约，受到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无法回避的顽固事实”的制约。尽管资本主义危机最终确实打开了通向新的、更好的社会关系的大门（如马克思希望的那样），而不是仅仅让这个制度自身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就像今天的情况一样），但是引发危机的矛盾仍有迹可循。认同黑格尔所说的“精神的创伤会愈合，不会留下疤痕”是大错特错。

特别是，新技术带来的启示并不限于它们在当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目的性意图，但它们也不是完全灵活的。甚至在我们生产和改进工具时，工具也在不断地改造着我们，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操纵它们。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像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那样，与我们的工具结盟，而不是将它们视为完美无缺的工具或人类意志的义肢延伸。

这把我们带回了加速主义核心的矛盾中。投机性的推测是没有保证的。当我们把潜在性发挥到极致，或者把矛盾激化到爆发的地步时，我们无法确定结果是什么。我们面临着最基本的不确定性，而不仅仅是可计算的风险。德勒兹和加塔利追随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障碍是资本本身”31,这意味着我们生活在一个“实际吸纳”的制度中，在那里，所有的变革潜力都内在地包含于资本本身的关系场域中。加速主义可能会导致“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恶化（如兰德所说），也可能会导致这些关系彻底被替代和转变（如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所说）。这就是为什么加速主义首先需要成为一种美学程序，然后才能成为一种政治程序。思辨性的虚构可以探索加速主义矛盾的深渊，而不是过早地假装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

理查德.摩根（Richard K.Morgan）的未来惊悚小说《市场力量》（Market Forces）是一部典型的加速主义小说。它设想了一个世界,当下的企业运作在这个世界中已达到了逻辑顶点。在小说世界里,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充满暴力的肮脏的铁丝网后面,被隔离在“警戒区”里。与此同时,企业精英的成员——那些唯一能买得起汽车和汽油的人——通过疯狂的麦克斯式（Mad Max-style）的路怒死亡决斗来争夺合同和晋升机会。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斗争才能执行生死决定,这确实很“现实”——这就是“硬碰硬时代里的解决方式”。在严苛的市场规律下,道德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奢侈品。即使是最轻微的软弱或犹豫,也会立即受到惩罚。正如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言“我想说,践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手上沾满了鲜血,否则他就没有做好本职工作。这是市场带来的,也是市场要求的决定。这是艰难的决定,也是生死攸关的决定。”32

这句话直白的、富有经验的直接性,好像要说“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没有借口,没有逃避。这可能看起来不太好,但世界确实是一个残酷冷血的地方。务实而现实的、打消幻想的艰难决定——必须被做出,不管是以哪种方式。如果你手上不沾染血,那么你只是一个无能的幻想家,与真实的世界脱离了联系。”我认为这是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语调,我们经常从政客和金融家那里听到。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在摩根的小说中得到了完美表达,稍微使用了一点修辞技巧对强硬的“现实主义”的呼吁,对空想的轻蔑摒弃,对贪婪的愤世嫉俗的辩解,这完全是必要的。

《市场力量》只是对新自由主义教条言听计从,认为除全球化资本主义外“别无选择”,激烈的市场竞争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途径。在十七世纪,托马斯.霍布斯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来镇压原本无休止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是在二十一世纪,摩根认为,我们的政策与之前几乎相反。现在最重要的是煽动和促进竞争,不管发生什么,都要确保“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能够发生。福柯也指出,对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来说，“竞争并不是一种落后的假定”，相反，它是一种理想，一种欲求：必须通过一系列“漫长的努力”来“精心地、人为地建构”的东西。用摩根小说里的术语来说，我们总是需要推行“冲突激励”，以迫使人们发挥最大的潜能。

在《市场力量》的世界里，金融界最热门的领域是“冲突投资”，意思是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内战和叛乱，如果你支持的一方获胜，将会获得高额利润的回报（来自回扣、利息支付和控制免税“企业区”的工厂）。其基本原理完全是市场化的。一位金融高管告诉我们：“在历史的记忆中，人类一直处于战争中。”33

这是我们的天性，是我们的基因。在20世纪后半叶，和平缔造者，即世界各国政府并没有结束战争。他们只是在管理战争，而且管理得很糟糕。他们不计回报地把钱投入外国的冲突和游击队中……他们是党派的、教条的和低效的。数十亿资金浪费在评估不足的战争中，没有一个正常的投资者会对这些战争多看两眼。34

但政府做得不好之处，市场可以做得更好。面对一个贫穷国家的叛乱，一位冲突投资的经理说：“我们只关心两件事。他们会赢吗？以及会不会付出代价？……我们不做判断、不讲道德，也不浪费。相反，我们会做评估、会去投资并获得成功。”35

《市场力量》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出路。事实上，摩根的另一部科幻小说《怒火重燃》（Woken Furies）用了很大篇幅去考虑在像我们这样以企业为主导的社会里进行民主、平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但《市场力量》只是探讨了新自由主义秩序的极端后果，没有给我们间隔或喘息的机会。就好像摩根在对读者说：“我要把你置于最坏的境地；我要把最具暴力性压迫的社会状况，以及最恐怖和恶心的事件，扔到你的脸上，看看你是否足够坚强去接受它。”（也许我应该写“足够男人地”，而不是“足够坚强地”，因为摩根坚持以新自由主义秩序为基础的男性至上主义。）这就是最纯粹的加速主义，没有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对逃避或救赎的希望，但也没有任何像兰德幻想的那样以世界末日为幌子的辩解。

小说的结尾，颇像库尔特.罗素（Kurt Russell）的电影，其主人公克里斯.福克纳是最后一个站着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最后一个开车的人，在杀光了所有对手之后，克里斯说：“我可以为所欲为，像我这样的人，不管做什么都不能被阻止。”36但摩根故意清除了这部动作片里的陈词滥调，即使他也有所重复。克里斯的大男子主义成就，不过是资本积累的力量化身，在这个被无情的资本积累所摧毁的世界里，除了“把自己交给引擎的咆哮，交给体内蔓延的毒品麻木感，交给前方道路上的无尽空虚”37,他什么也做不了。

注释

1．本文节选自史蒂芬.夏维罗（Steven Shaviro）的《无速度限制：关于加速主义的三篇论文》第一章——加速主义简介。Steven Shaviro，No Speed Limit：Three Essays on Accelerationis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5。

2．作者简介：史蒂芬.夏维罗（Steven Shaviro），美国学者，哲学家和文化评论家，其兴趣领域包括电影理论、时间、科幻小说、泛心论、资本主义、情感和主观性。他于1981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先在华盛顿大学教授电影、文化和英语，现在执教于韦恩州立大学。译者简介：周亦垚，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3．Lee Konstaninou，Pop Apocalypse，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9，p.181.

4.5.6．Lee Konstaninou，Pop A pocalypse，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9，p.180.

7．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加塔利:《游牧思想》，陈永国译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0—47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10．Lee Konstaninou，Pop Apocalypse，New York：Harper Collins，2009，p.181.

11．Fredric Jameson，“Representing Capital”：A Reading of Volume One，New York：verso，2011，p.9.

12．Timothy Morton，Hyperobjects and the End of Common Sense.

13．Mark Hansen，Feed-Formard：On the Future of Twenty-First-Century Medi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p.5.

14．David Harvey，“The Enigma of Capital”and“The Crises of Capit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215.

15．Ernst Bloch，The Principle of Hope，trans.Neville Plaice，Stephen Plaice and Paul Knight，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6，p.140.

16．Mark Fisher，Capitalist Realism：Is There No Alternative？Winchester：zero Books，2009，p.1.

17．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Anti-Oedi pus，trans.Robert Hurley，Mark Seem and Helen R.Lane，Minneap0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4

18．Jean-Francois Lyotard，Libidinal Economy，trans. Iain Hamilton Grant，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3，p.111.

19．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trans.Robert Hurley，Mark Seem and Helen R.Lan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239 240.

20．红色高棉是柬埔寨共产党的别称（高棉语：Khmaey Krahom），正式成立于1960年9月30日。—译者注

21．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trans. Robert Hurley，Mark Seem，and Helen R.Lan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34.

22．Nick Land，Fanged Noumena：Collected Writings 1987-2007，Falmouth：Urbanomic，2011，p.338.

23．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Routledge，1994，p.83.

24．Nick Land，Fanged Noumena：Collected Writings 1987 2007，Falmouth：Urbanomic，2011，p.338.

25．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rbanomic，2014，p.354.

26．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eds.，#Accelerate：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Falmouth：Uurbanomic，2014，p.355.

27.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pp.355-356.

28.Stanley Cavell, The World Viewed: Reflections on the Ontology of Fil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1.

29.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 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 in Robin Mackay and Armen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p.360.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31．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Anti-Oedipus，trans.Robert Hurley，Mark Seem and Helen R.Lan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p.231.

32．Richard K.Morgen, Market Forces,London: Gollancz, 2004,p.98

33.34．Richard K.Morgen，Market Forces，London：Gollancz，2004，p.26.

35．Richard K.Morgen，Market Forces，London：Gollancz，2004，p.27

36.37．cf.Kurt Russell as Snake Plissken in John Carpenter's Escape from New York（1981）and Escape from L.A.（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