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摘自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文化学研究导论》

本章由雷纳·温特编写

文化社会学新近研究的视角

1.文化与权力

在斯图亚特·霍尔的领导下，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活动融合了使得文化研究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英国产生的雷蒙德·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主义、结构主义（列维-斯特劳斯、路易·阿尔都塞）以及20世纪60年代开始占据主导思潮地位的后结构主义，这是研究所的主要特征。为了分析作为文化研究主题核心的文化、社会事件和权力的关系，有两个步骤是必要的。第一，人们要将文化理解为文化适动，如在人类学领域中那样。同时，这样的活动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而是要通过提出这些文化活动与社会结构、统治情况、社会斗争的关联问题，在各自的历史情景中对其进行观察。第二，要对文化活动和其他活动之间的关系，文化机构与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在文化主义范式中，意识形态概念不是一个核心理念，而在阿尔都塞以结构主义理论对马克思进行阐释的过程中，这一概念却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他在阐释中强调，意识形态（图像、再现，以及仪式、习惯或者有规律的行为方式）是无意识的范畴，是被人们无意识地执行的，人类通过意识形态对其（生活）条件进行再现，并得以生存。意识形态再现体系构建着体验，定义着主体，确立着认同。“在‘文化主义’中，体验是基础，即所经历意识和条件重合的领域，而结构主义则强调，‘体验’就定义而言不可能是什么东西基础，因为人们只能在文化的范畴、分类和框架中或者通过其去‘经历’和体验其存在条件。”在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所关于青少年文化和媒体接受的经验性研究论文中，人们可以发现，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在分析社会活动的过程中能够卓有成效地相互补充。这两种视角的结合能够帮助人们在对日常生活的体验维度中、在日常生活受权力结构的影响中去理解日常生活。

在对福柯的权力分析学进行接受的基础上，尤其是在对流行文化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权力和反抗之间的关系成为主题。“反抗”可以在话语结构、文化实践和主体经验之间关系的特定历史情形中形成。由此，约翰·费斯克追随米歇尔·德塞托，将日常视为“强者”的策略和“弱者”的游击战术之间的持续性交锋。在使用资本主义体系提供的“资源”过程中，以不同方式被变为从属的客体尝试自己去定义他们的生活条件，表达他们的利益。

约翰·费斯克

除了文化研究之外，布尔迪厄还对决定社会生活的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文化研究在日常生活的丛林中发现从属群体的经常性、隐蔽性反抗，并且有时也许乐观地高估了反抗的可能性，而布尔迪厄与文化研究不同，他特别关注社会中的主导文化以及统治和权力的相对稳定性。他以下列问题作为出发点，即在一个社会中社会不平等现象为什么能够在不引发针对其自身的强力、果断反抗的情况下存在。他在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的关系中找到了这一问题的回答。布尔迪厄解释道，一个社会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和文化机构显示出不同的利益，维持并加强着不同的社会关系。社会生活对于他而言是围绕着社会名望进行的斗争，文化正是这一斗争的表达。

布尔迪厄的分析有一个优点，即他把文化视为实践。为此，他提出了习性概念，这一概念处于其文化社会学的核心。就这一概念而言，他看到了一种“被构造的结构”以及一种“构造性结构”，它是在社会化过程的阶级特定性经验中、在家庭和同龄群体中被掌握的。习性通过无意识的吸纳转变为倾向的外部结构这一过程而形成，它一方面为行为设置了结构性边界，另一方面生成了感觉、态度和方法，它们在大体上符合之前社会化活动的构造型特征。在此过程中，习性具有集体特性。一个阶级的成员的文化活动给一名局外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似乎它们是同步化了的。通过类似的转送，习性将其生成模式推广到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美学的品位形式和生活方式与相应的阶级习性具有一致性，在属于高度分化的社会中不同社会阶级的其他社会群体那里获得社会自己的名望。通过这一方式，习性首先为统治关系的社会性再生产做出了贡献。

但是，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不应该被误解为具有严格的决定论性质。因为他把习性视为其可能性框架中的自发性和创新性主体。除此之外，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是由习性决定的。在危机情形中，习性在其他情况下对一种社会场域灵活、看似自动完成的适应过程就不奏效了。进一步说，高度仪式化的场景也限制着因一种习性而成为可能的策略和行为。而且，当习性遇到与其产生的社会化条件极度不同的结构时，社会也是有可能发生改变的。总的看来，习性是用来解释社会行为和文化活动的被社会化过程的原则，尤其在非仪式性的情形中是令人信服的。

布尔迪厄

对于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而言，还有一个具有关键意义并对习性概念进行补充的概念是“文化资本”，即对社会上不平等分配的资源的拥有，比如语言能力、文化倾向、美学优先权、分类方式、教育文凭等。布尔迪厄区分了三种形式：第一，通过习性得到体现的文化资本的积累开始于童年时代早期，并在学校的受教育阶段得以延续。第二，文化资本在社会中以客体的形式存在，比如书籍、绘画、建筑或者科学仪器。第三，文化资本以机构化了的形式作为教育文凭被颁发给人们。

布尔迪厄强调，文化资本是一种多方争夺的资源。它能够形成立场、行为方式和互动，并为进步社会的社会化分层做出贡献。布尔迪厄将文化视为权力资源。一部分精英拥有文化资本，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那部分精英划清界限，并在文化资源基础上建立起他们的权力。而且，在特定的职业部门，比如在媒体传播界，在艺术领域、在高等院校，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为金融资本。布尔迪厄精心创立的文化社会学成功将理论和经验性研究与详尽的方法论反思结合。他创设了习性这一概念——作为体验实践的文化的另一种表达，为人们如何在社会化世界中自处这一问题传授了实用性意义。这一概念也使人们能够从文化社会学角度以新方式思索、研究对于社会学而言重要的行动和结构的关系。

2.文化与消费

消费对于当代西方社会而言具有持续的决定性作用，长时间以来被视为负面的、消极的，新近的文化社会学对这一领域做了深入研究。从格奥尔格·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赫伯持·马尔库塞或者亨利·列斐伏尔，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和闲暇时光中消费机会的增加视为“后文化”的来临，它刻有交换价值和工具理性逻辑的烙印。接着，让·鲍德里亚指出，在今天的经济领域，商品和符号是融为一体的，因此，所有的商品都被写入了文化意义。就此而言，一种文化商品并没有确定的符号价值，而是说，媒介输送着波动的符号流、图像流和模拟流，价值在其中不断发生着改变。一方面，在去传统化进程不断加码的当代社会中，社会规范失去了构造性的力量；另一方面，消费社会逐渐形成，相对于社会性因素，文化更加深刻地影响着这一社会。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通过对后现代文化的差异化分析深化了这一判断。对于后现代文化而言，无限的符号经济学、肤浅、历史意识的丧失、去差异化现象都是其特点。因此，区分高雅文化和流行文化不再有意义。除此之外，文化因为符号和消息之间的宏大循环，与社会已经没有差异，而是渗透进了所有的生活领域。资本主义、物化和文化在詹姆逊的解读方式中是一回事情。

潮牌supreme售卖的砖头

（商品）消费和“文化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一般而言是以生产为出发点的，而在新近的研究活动中，研究者受到人类学研究、社会学的经典研究——如齐美尔的文化悲剧理论素（即客体和主体永不停歇的相互避让）——或者日常活动分析的启发，因此，消费本身成了研究主题。研究的对象是（文化）商品的使用和获取。居于核心地位的是通过消费活动、按照社会偏好、依据消费的情感和审美品质的社会重要性对集体进行构建的问题。即便对（已有）文化商品的消费并非自主性行为，这种消费活动也制造着意义、感觉和幻想。消费者是“其自己事务的生产者、诗人，是为自己穿越功能主义理性丛林而寻找道路的缄默的发明者”。

在研究中，人们描述了不同的、或多或少具有创造性的日常活动，借助它们连接了文化商品，对其进行评判，做出（新的）解释。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便是所谓的“拼装”，它在许多青少年研究和闲暇时间研究中都出现过。文化客体在亚文化语境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人们将它们与其他客体结合起来，成了一种独特风格的基础。迪克·赫伯迪格以朋克为例对此做了展示。共同的消费构建了共同体。

布尔迪厄对法国社会的研究在经验论方面蕴含丰富，在理论方面错综复杂，他的研究活动揭示了社会倾向形成的进程中消费的作用。他指出，受消费影响的生活方式表达了阶级关系的象征维度。由此，他证明了社会阶级场域和生活方式空间之间的结构同质性。一个阶级的消费优先权是其品位的表达，它与另一个阶级的优先权处于系统性对立之中。借助不同的行为和对不同消费客体的偏好，不同阶级之间得以进行相互区分。

鉴于“后现代文化”在商品、符号和图像方面压倒性的、不断变化着的供应状态，为了能够适应，为了对新的客体做出评价，为了利用其表达偏好，知识是必要的。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全球化和与之关联的民族国家的侵蚀是否会给人们在发展可靠、稳定的划分准则和计划来分清一个民族国家内部阶级的过程中造成更大困难？阶级和社会结构还像布尔迪厄所指明的那样紧密结合在一起吗？在今天，难道不是文化的不可透视性、不一致性和碎片化居于主导地位吗？这些问题是现今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特别是对流行文化和城市经验的研究指明，消费和媒体的诱惑性、自我指涉性符号游戏能够导致日常的美学化，也含有积极的、乌托邦式的可能性，这是瓦尔特·本稚明所坚持的观点。今天的浪荡者享受着消费文化被美学化了的肤浅、做作和多样化，发展着他们有犯罪倾向的、玩世不恭的潜力，是为了形成他们特有的、独一无二的身份。大城市中个体性的、亚文化性的拼装活动使文化成了拼图。此外也有研究强调，新的集体形式的情感维度导致了具有市民特色的个人主义的消逝。

米歇尔·马费索利以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为基础指出，后现代性的社会活力产生了影响着日常生活的各种经验、观点和感觉。一种部落的氛围形成了，这是一种感情上的基调，它影响着在消费、生活方式和媒体图像世界领域发展出米的肤浅的、多变的关系，影响着与休闲领域（运动俱乐部、粉丝文化等)中的志同道合者的关系。根据马费索利的学说，当代新兴领域中的社会性的冷凝跨越了阶级的边界，表达了扎根于日常的创造性。

3.文化与全球化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社会学领域中的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根据一些评论家的观点，资本、商品、符号、图像、移民等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导致了文化领域的自主性，不过也同时导致了上文提及的去差异化现象。这一进程的推进力是商品，被跨国界的法人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语境中进行售卖。詹姆逊指出，与商品关联在一起的图像导致了“市场的欲望性占有”，因此，商品成为其自身的意识形态。现如今，文化社会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变迁是否会导致日益增长的同质化，或者说，人们是否也可以辨认出异质化过程。特别是乔治·里兹对如今的跨国消费文化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从麦当劳快餐店的最优化改革出发，他认识到了一种基于可计算性和效率的当代文化。空闲时间领域中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官僚机构——从快餐到包价旅行到节庆文化，其标准化的商品具有有效地满足需求的目的。通过这种方式，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被组织及其技术收服。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单一，生活质量日益下降。麦当劳社会的标准化承诺加固了“顺从的外壳”，马克斯·韦伯已经看到了这一点。现在，连空闲时间都被进行了优化改革。罗兰·罗伯森也认为，文化成为商品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对于全球化进程而言具有核心意义。不过，借助全球化本土性调整这一概念，他强调存在相同中的不同，一方面因为全球化营销必须根据当地的情况、方法和认同去传播其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变迁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进行持续性相互渗透的特点。全球化因此展现出同质化和异质化的复杂结合。许多新近的研究显示，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文化元素在当地获得了新的表达方式，迎来了去领土化、混合和杂交进程。象征、符号和意识形态被从它们本源的语境中析取出来，在与其他文化元素混合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因此，说唱在拉丁美洲被艺术家们与萨尔萨舞曲、雷鬼音乐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象征形式及其含义一直在经历着变化。世界各地都创造出了空间上距离遥远的文化的特有版本。因此，全球化总是暗含着翻译和再领土化进程。通过对全球资源的创造性使用，文化处于不断自我更新的状态。符号流和图像流并未带来统一的文化，“全球后现代性”正是通过差异、多元和杂交而获得确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