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典型看法是，媒介历史是一系列技术发明、伟人和组织的故事、由传播技术引发的事件分析等等。比如，约翰尼斯·古登堡在15 世纪50年代发明了印刷机，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 1844年发明了电报，亚历山大·格雷厄姆· 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 1876年发明了电话等等。

然而，关于媒介历史还有另外一种思考方法，即考察传播在塑造人类生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历史重述过去，试图解释那些曾经发生的事情，它们至今还在影响人与社会。但讲述过去的方式是多元的。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mand Braudel, 1972)专门就考察历史的容量大小(scope)进行了分类：首先是最小单元的历史时间，即单个的事件，如一场战争、一次判决、一次会议，或者电视的引进。如前所述，媒介历史可以罗列一系列的这类事件，每一个事件都会围绕一项技术发明而展开。其次，是所谓“关键时刻”(conjuncture)的历史，它是某个时代的一个阶段，通常以“十年”作为一个计量单位。一个关键时刻包括很多事件，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战后美国历史或喧嚣的20年代等。再次，就是所谓的“历史时代”(historical eras)，一个时代经常被看成一个整体，其持续时间往往不超过一个世纪，比如工业时代、核时代、启蒙时代等等。最后一个层次是所谓的“历史纪元”(historical epoch), 它是指人类生活发生的重大转向，其影响是跨国界的，并囊括了事件、 关键时刻和时代的所有内容。布罗代尔称之为 “长时段“ (longue duree)或者“长时期”(long term)，它以世纪为计量单位，例如中世纪或者现代。

我们将以三种历史叙事的方法来解释传播和文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第一种叙事是要推论从口语、书写、印刷到电子的传播过程。这是纪元(epoch)规模的宏大叙事，它将考察传播技术和模式在一个“长时段内是如何变化和产生影响的，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传播的历史在何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第二种历史叙事基于大众的理论，相当于布罗代尔“关键时刻＂的描述，关注的重点要素是现代传播、文化和社会关系。第三种叙述描绘了在“长时段“中“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转换过程，传播被认为是历史长河中文化转型的一部分。

第一种叙事是媒介发展中最漫长的一段“长时段”——从口语文化到电子文化。不过应该注意到的是，虽然这一过程可以像地质时期(geological epochs)一样被看成一段历史，但实际上它是一种不同的传播文化以及这些文化之间相互叠加(overlap)的叙事。事实上，在具体的时空中，多种媒介文化都是同时起作用的。

在口语文化中，所有交流都是面对面产生的。它是无文字社会的产物。书写文化产生于文字社会，在那里人们能分享写作、题词等固定的文字意义系统，传播亦能超越人际交流的限制，进而跨越时空。通过印刷设备，书写文化发展成印刷文化，不过其意义不仅仅是技术进步，更是印刷品的增值与传播导致的社会文化变迁。在电子文化中，传播可以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把信息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很多学者探究了口语、书写、印刷和电子等传播文化之间的普遍差异，他们是瓦尔特·昂 (Walter Ong, 1982）埃里克·海洛克 (Eric Havelock, 1982）、哈罗德·茵尼斯(Harold lnnis,1950,1951）马歇尔·麦克卢汉 (1964;McLuhan & Fiore, 1967) 和伊丽莎白·爱森斯坦 (Elizabeth Eisenstein, 1978) 。

口语文化

我们很难重建纯粹的口语文化。相关研究者要借助人类学成果或史诗来展开自己的探索，比如昂在南斯拉夫观察口语文化，海洛克研究荷马时代希腊的史诗——他们都借此展开关于口语文化的研究。

在所有的口语文化研究者中，昂也许是最优秀的，他(1982) 明确描绘了口语文化的特征。

首先，在口语文化中，人们对时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由于没有物质载体进行记录，口语文化的历史只能存在于被不断讲述的故事中，进行当下的呈现。我们无法检验当下语境中的某一事件和曾经的历史是否一致，也没有办法回顾所谓的“真实“，或者回忆人们曾经说了什么。昂说：“过去总是存在于当下人们的讲述和社会习俗中，而不在历史书籍这样的抽象形式里。“那么，神话和真实就在口语文化中交织在一起了，这特别像家族史；很多人都渴望了解自己家族的过去，但家族历史是被一代代成员口头传诵的，毫不奇怪，这样的故事经常自相矛盾且留下了许多令人遐想的空间。

其次，昂认为口语文化中人们的心理具有完全不一样的记忆体系——记忆不是被逐字逐句地重复，而是被主题化和模式化。例如，研究者发现，一首很长的史诗，南斯拉夫歌手只要听一遍，就能重复其中的几百句歌词，但每一个歌手的演唱方式都不一样，甚至找不到两个歌手的演唱方式是一样的。每一次演唱都是对史诗的翻唱。故事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基本结构改变不大，但具体的语句表述一定会有所变化。当听到一首新的史诗，演唱者会将其分解并记住整部作品的主旨和框架，然后他们会按照自己对史诗的理解来处理具体作品。不同的史诗歌者因为演唱措辞和表达方式的不同而特色各异，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定的记忆史诗的方法，比如强烈的视觉想象或记忆技巧。

再次，昂还认为，在口语文化中，表演比原创要重要得多。每当一 部作品被表演的时候，它就被再创造了，同时还为以后的表演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参考模式。创作就是确定信息的形式和意义——这种理念在口语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于是，记忆力最好的人和头脑中存有大量过去知识的老人备受尊敬。总之，口语文化中没有作者，只有表演者。

就知识和社会标准来看，口语文化似乎都是一样的一一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掌控文化的知识和叙事，也只有他们才有权力传播。权力就被集中在这一小部分人手里。

同时，通过代际传播的口语文化也倾向于为更多人分享。就学生而言，教育和学习包括了大量的演示和参与，他们较少会注意那些抽象的理论和逻辑。因此，儿童的世界很少与成年人隔绝，他们通过公共仪式和公开讨论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个人的想法要服从社会的整体需要。

在口语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标准被严格管理和控制。因为行动的规则标准没有具体的文本可供修订，全凭权威的一句话。词语和故事的含义也是这样，意义经常被表现为特定的行为方式而非广为人知的术语（那个时候不可能有字典）。

昂(1982)认为，口语文化表现了更多的人与社会的相关性，这体现在传播和生活方式的层面上。为了共同的社会利益，人们相互依赖，集体行动。同时，口语文化是僵化且阶层分明的世界，它党同伐异，对于挑战标准或偏离社会轨道的人严厉惩罚。口语文化抗拒激进的社会变革，它只会渐渐地发生变化，就像故事代代流传嬉变一样。

书写文化

书写形式的出现意义深远。例如，加拿大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传播史学家哈罗德·茵尼斯(1950, 1951)描绘了社会是如何通过创造耐用的文本进而克服时间限制而存留下来，这些文本可以被传递和查阅。知识因此被核心阶层的人所控制，比如僧侣。但随着纸莎草纸等更为轻便媒介的出现，中心阶层的控制也可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参见专题2. 1《传播的偏向》。）书写改变了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接受众可以在另外的时空里接受信息，而传播者亦可放心：无需依赖信使的记忆，信息就可完整准确地到达受众。这意味着传播者可以向更广泛的人传递信息。社会运作不再依靠口口相传的方式，它可以拓展自己的边界，容纳更多的子民，这就是茵尼斯(1950)说的“帝国的诞生”。

专题2.1

传播的偏向

以下文字来自茵尼斯(1951)的著作：

传媒对于人们克服时空限制传递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其特性以评估它在文化环境中的作用。有一些媒介更擅长克服时间的限制，这种媒介往往坚固、结实且不易搬运；另外一些媒介更擅长克服空间的限制，它们轻便且易于携带。之所以要参照时间与空间，是因为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意义的生产和传播对于这二者是有不同偏向的。

下面我们来尝试探讨不同文化时期的偏向是什么。对其他文明的偏向产生兴趣往往暗示了我们自己文明内部有偏向。我们对一种文明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文明的媒介使用情况，媒介可以让文明得以保存并在日后被考古发现。文字书写在黏土和石头上其持久性比纸莎草纸要强得多。因为这种媒介文本强调恒久性和持续性，所以今人如汤因比(Toynbee，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译者注）所作的文明研究更偏向于宗教而忽略了仅在当时发挥作用却无法流传下来的其他命题，典型 的如管理和法律方面的问题。现代文明的偏向是与报纸和广播联系在一起的，而被其他媒介所支配的文明究竟如何就只能推测了。我们只能不断提醒自己注意其他文明中的媒介偏向是如何支配文明本身的，希望这样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认知自己社会中的偏向。无论如何，我们在面对自身文明的时候变得谦卑一些才好。我们可以假设，长期使用某一种媒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知识传播的性质，其广泛影响会创造新的文明：旧的生活方式将不再合适，新媒介的优势将会导致新文明的产生。(pp. 33 - 34) 

音标字母的发明改变了更多的事情，瓦尔特·昂(1982)认为希腊音标（大约在公元前720年）改变了希腊人思考和驾驭知识的方式。它使得抽象思维和规范的文本写作成为可能，文字文本将故事的所有细节都确定下来并成为标准。故事的创作者通过写作确定他们的想法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被记录下来，于是，主题性和视觉性的记忆变成了逐字逐句的记忆。事实上，柏拉图明确反对文字书写，因为它改变了记忆的本质，人们会变得懒惰而不再努力去记东西了。同时，书写的字迹还可用于法庭审判，或者充当呈堂证供证明一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书写文化来临了。

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认为：”字母单独可以成为一种创造‘文明人’的技术，面对被书写的法典文字，每一个个体都是平等的。”(p. 86)社区(community)是口语文化中最基本的社会单元，人们通过融入社会生活的进程中来确认自我。在书写文化中，规则或法律条文被形成文字编码，它们意思明确且可以持久保存，每个人都可以使用并信赖这些编码。在这一点上，脱离社区独立存在的个体出现了。当我们谈论”琼说…... ”或者“玛丽告诉我……＂的时候，原创者的个人身份出现了。

个人从社会和社区中独立出来，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在口语文化中，一旦离开了社区所处的具体地理位置，空间的意义就消失了；同样，不考虑社区生活当下体验的特殊时刻，时间的意义也不存在。而书写文化所建构的时空观则能将更大范围内的群体、空间、时间统合成一个连续的整体。

拥有读写能力的人是强大的。写作可以积累知识，知识传递也不再需要公开的表演。知识脱离了公众视线被私人占有，读写能力本身就构成价值，因而不可能被轻易获得进而广泛普及。这导致严格的社会分层以及教会、政府这样的权力机构正式出场。

印刷文化

麦克卢汉所谓书写文化的革命几乎在完成之时就开始转型，这就是印刷机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机械复制的能力使得书写摆脱了文化精英阶层（如中世纪的僧侣）的垄断，而且每一个摹本和原作都是完全一样的。

印刷机的发明导致了一系列后果。它把写作权从教会手里夺过来，并且取代了抄写员的工作。印刷术使得创造新知识、新文本或者对旧文本的阐释成为可能，这些探索知识的活动与日俱增。诸如比较不同的文本、探究新的理念和阐释——这些能力再也不能被像教堂这样的机构完全控制。因此，印刷术对于世俗社会的形成大有裨益，也能促进世俗写作的发展。无论是在宗教还是非宗教层面，世俗作家都对教会权威提出挑战。历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1978)雄辩地论证了印刷术和书籍在欧洲刚刚进入现代的时候对中上阶层民主建构的作用。

瓦尔特·昂(1982)认为，书写不仅能呈现事物，还能对其进行抽象思考。而且，人们可以对写作文本进行回顾和修订，消除错误和矛盾的地方。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但文本却可以反复斟酌，修词改句，确定最后表达意思的准确性。因此，昂认为，书写形成了一种追求精准的思维模式，这种模式甚至影响到言谈。对“精准”的迷恋导致了字典的出现——制定明确的规则保证语言使用的准确性。

印刷文化进一步强化了个体性与隐私的意义。据昂看来，书籍造就了自我传播，即独自一人阅读而非在公共场合下的交流。书籍还形成了人们的版权意识，它将知识与其指涉对象分隔开来，让人们看到文字而想起相应的内容。昂如此写道：＂人类前所未有的精神世界被打开了，它不仅指向一个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且还指向一个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p. 14)印刷术使得视觉超越了听觉成为人主流的知觉模式。

印刷术催生了报纸和小说。虽然这些媒介的出现不能仅解释为技术的后果（经济、社会和历史发展也起到了相应作用），但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技术的发明，这些媒介毫无存在的可能。印刷机和活字印刷的发明使得各种书写文本更加便宜，因为拷贝比原创花费要少得多。便宜的读物广泛地普及了人们的读写能力。

雷蒙德·威廉斯(1965)指出，从17世纪到19世纪，识字能力的普及产生了一种反讽的后果。比如工人阶级被教育识字以便他们能够阅读《圣经》和新机器的使用手册，但识字能力一旦形成就很难控制。有文化的工人经常阅读政治读物和报纸，这导致了他们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由此，新的政治组织和势力形成了，比如政党和民主政府。

历史学家罗伯特·丹顿(Robert Damton, 1995a, 1995b)通过艰苦的研究发现了一批在关键时刻造就法国革命的秘密出版物，这些出版物被分为两大类——激进的反政府作品和反教会的作品。当然，这里面有一半是色情读物。官方对这两类作品的压制激起了知识阶层的怨恨。丹顿认为，对这两类作品的审查导致了革命被煽动起来，就这一点而言，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

马歇尔·麦克卢汉 (1964) 提出了关于印刷技术影响的另一个论断：印刷术改变了人们的意识和思维结构。他认为，读者的眼睛和文本的关系导致了思维的线性模式：目光仔细地在页面上一行行地移动，一个人也可以用同样缜密、线性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如此，脑海中的各种想法就被逻辑地联系在一起。

这种线性思维模式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时空观念。这就是欧洲统治者探险和殖民全世界的印刷时代，他们将自己的文化、政治和信仰传递到整个世界。时间线性地指向不确定的未来，这就是所谓的进步。进步的信念促使人们去探究印刷术开启的世界，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探秘时代的来临。

电子文化

一提到电子文化，我们就会想到广播、电视、电影和计算机，但我们首先要回顾 19 世纪电报的发明。电报至少有如下两方面的重要作用：首先，它重构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其次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组织控制方式。电报可以跨越空间实现信息的即时传播，而且还孕育出一套理性的时间系统，人们需要统一全球的计时标准。这催生了时区的建立进而最终确定了格林尼治标准时间，它成为世界上所有地区人们校时的参照。

詹姆斯·凯瑞(1989) 如是说：

电报最重要且直接的意义在于它明确划分了”运输“和 “传播”之间的差别，而在电报发明之前，这两个词汇是通用的。电报能让信号的传递脱离地理空间的限制，而且它的速度比“运输“快多了。这项技术发明的重要理论意义还在于它度比“运输“快多了。这项技术发明的重要理论意义还在于它促成了一种控制物流的模式和机制，特别是在铁路运输方面。这是一项基本的发现：信息传播不仅自成体系且比物流速度要快，而且它还作为一套表意控制系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重要的事情。(pp.213,215)

电报机

电报开启的飞速进步一直持续到今天。无论对现代社会持何种观点，有一点毋庸置疑，即新的电子传播手段使得人们的沟通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果说，书写形成了知识权威进而造就了社会分层，而印刷术促进了知识普及和民主化的进程，那么电子媒介则大大加快了这两个趋势。

如果印刷文本可以克服时间长久被保存，那么它超越空间限制的能力就不那么强了。尽管帝国的统治者能够将信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并保证信息的完整和准确，但这一过程必须依赖信息载体的传递。就算书籍能够被传递到全世界，进而形成其四海一致的读者，但这一切 的基础是将此书作为物品运输出去。电子传播手段发明之后，信息即刻就能传达至世界各地。正如茵尼斯(1950)认为的，横跨疆域的新帝国形式的出现成为可能。

由于信息是通过电波或电线、电缆传播的，因此控制信息的电子传播则更为困难。许多评论家认为，华沙组织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与西方世界持续渗透“民主”主题的信息有关，这些渗透都是通过电子传播完成的。

如果说印刷术改变了口语文化的公共属性，赋予社会更多的私人色彩，那么电子媒介则继续强化了个体的个性感觉和私人特征并造就了麦克卢汉(1964)所谓的“地球村”。

电子媒介在很多方面和书籍是一致的。它可以超越时间的限制，同时具有个性化和便携性的特点。人们不必坐在一个大型的剧场甚至不需要在室内就能欣赏影视作品：迷你型的电子设备可以让人们随身携带音乐、电视和互联网。同时，和书籍一样，电子媒介的发展在两个 方向齐头并进：一是它们将单一的信息传递给数量庞大的受众（比如《圣经》和电视广播网的传播）；二是它们又能根据特殊的爱好(taste)区隔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从哲学书籍、家庭电视购物网到互联网上成千上万的网站莫不如此。

正如詹姆斯·凯瑞(1989)的观点，电子媒介正急剧改变着我们的时空观念。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衡量空间，比如一转眼我们就发了一个传真送出了一幅电视画面或者传了一个电脑文件。空间不再成为组织之间沟通的障碍。

时间观念也一样被改变，计算机的发明强化了这一过程，它导致了几乎无限小时间单位的出现。你能想象十亿分之一秒是多久吗？时间日益碎片化，并失去了其绵延的连续性。印刷术颠覆了口语文化的稳定性和持久性并作出了一种进步的承诺；印刷文化中的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的绵延。而电子文化似乎造就了真正的代沟，代际划分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代沟越来越多。

寰亚电影(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亚洲电影投资公司)

在现代社会中，探讨“利用电子传播获得权力”的后果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些人认为电子媒介技术导致了信息和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另外一些人的意见正好相反。区域的电视生产中心（如巴西和墨西哥就是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电视节目的生产中心）和电影中心（比如香港和印度）的增加就是权力被分散且去中心化的例证。权力就此获得重新分配，少数公司手里的全球化影视机构和区域性的影视生产中心之间形成了一种力量的均衡。

显而易见，世界上大多数人能够利用电子媒介参与主流文化的进程并有所作为，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人们在争论，有了电子媒介是否还需要识字，新的媒介是否造就了一种新的读写模式，进而催生一批新型的文盲。然而，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anjamine, 1969) 20世纪30年代指出的那样，大众既是消费者又是潜在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他们在文化竞技场上被组织起来，这是一场革命，我们还无法充分理解其后果是什么。

当代的一些研究者认为，电子媒介正改变人们基本的认知思考模式。如果说口语文化主要是听觉的，强调聆听和声音，印刷文化主要是视觉的，强调看和阅读能力，那么新的电子文化就是多重感觉的，它需要人们持续关注并调动多元的感觉体验方能明白其含义。而且，虽然我们不知道该如何描绘电子媒介产品的特质，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它们很少遵循线性的逻辑叙事。我们习以为常的线性时空观念始终被颠覆和蔑视，传统的理性逻辑似乎和它们也没啥关系。这些技术在人类进化历程中的作用还不甚明了，毕竟我们距它们诞生的时代太近了。

技术决定论批判

在探讨第二种媒介历史叙事之前，我们需要理解一个理论——技术决定论，它是前一种叙事中诸多观点得以成立的基础。从口语文化到电子文化的宏大叙事为我们理解传播的作用提供了许多重要见解，不过它们都能被归于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相信技术即便不是唯一 也是重要的历史变迁因素。无论悲观还是乐观，这一理论都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的。待这一观点的人相信，未来是现在和过去的必然结果。这些理论家没有意识到是人创造了历史。媒介语境是不稳定的，它始终在不断地流变，任何关于媒介影响力的讨论都必须考虑历史的因素， 这其中既有媒介自身在历史中的变化，又有社会系统中媒介地位和影响力的持续流变。

也许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 McLuhan & Fiore,1967)对技术决定论的理解是最简单的——技术的日常使用必然会修正人们的思维意识。他认为，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传播形式（口头、印刷、电子）形成了人们认知和理解现实的方式与逻辑。媒介的内容和真实的信息是无关的。这就是他那句名言的含义：＂媒介就是信息。”

麦克卢汉清楚地论述了是科技决定了历史进程的所有因素，进而对于人类来说传播技术是非同寻常的发明。人们普遍认为传播技术担负了推动历史前行的责任，麦克卢汉的观点只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在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也会沿袭麦克卢汉的思路，比如他们会这么想问题：“电视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计算机是如何改变工作性质、社会关系和人们的思维模式的？”

雷蒙德·威廉斯(1975/1992)在其著作《电视：科技和文化形式》一书中对技术决定论作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技术决定论的所有观点都假设技术发明是偶然的、纯粹科学研究的产物(p.7)，实际上这是错误的。传播技术的出现总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通常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而非经济的和文化的。比如，广播技术首先被海军运用于岸舰之间的通讯，然后才被发展为商业用途。因此威廉斯认为，我们必须还原人类原初的动机和意愿，方能理解技术发明的方式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社会需求和社会问题直接决定了技术使用的内涵和方式。技术使用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征候(symptoms)，还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意识的努力。循着这一路径，威廉斯力图厘清媒介、媒介语境和历史产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参见专题2.2《电视技术的社会发展史》)

专题2.2

电视技术的社会发展史

以下文字来自威廉斯(1975/1992)的著作：

电视的发明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也不是一些事件的简单积累。它依赖电力、电报、摄影、电影和广播等许多发明形成的技术网络。因此我们可以说那些日后被综合成为电视的诸多技术在1875—1890年间都巳出现。然后，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才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电视台——一种特殊的技术事业，到了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有史以来第一套公共电视体系。值得一提的是，在电视发展的各个阶段，它所依赖的每一项技术发明原本都有自己的目的。

一直到19世纪，尽管人们早已知道电的存在，但是关于它的探索还仅仅停留在哲学阶段：一种关于神秘自然效应的探索，当科技加入这种探索以后，更清楚的研究方向就是隔离和收集这种效应。18世纪末，人们开始使用电，这种应用与另外一些自然现象有关，如使用避雷针。然而从1800年到1831年，一系列发明相继出现，形成了关键性的过渡时期，比如伏特电池、法拉笫电磁感应设备等等，随后很快就有了发电机。我们固然可以将这一阶段看成科技史，但重要的是这一时期也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阶段。电力的优点和工业发展的新需要结合在一起：电源的位置可以移动和转换，电流转换的控制可以快速且灵活。相形之下，蒸汽引擎很适合纺织业的需求，故而纺织产业大都建立在本地。关于其他动力资源的开发人们也进行了更广泛的尝试（既有物理学方面的，也有诸如工程学这样的多重流程构成的复杂学科方面的），但能被充分认知的只有电力。新的社会需求和新的发明之间有着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这些关系在基础生产企业、新型应用型产业（如电锁业）以及和工业发展相关的新的社会需求（如城市与家庭照明）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从1830年到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需求、技术发明和应用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存在。

电报的发明就相对简单了。很久以前，人们就通过灯塔和类似装置传递信息。到了16和17世纪，随着航海事业和海战的发展，旗语系统已经标准化了。拿破仑战争期间，基于信号站的陆地电报系统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有一些发明一直延续到和平时期。电力可以被应用于通讯的传播，这个假设最早可追溯到1753年，而直到19世纪早期才在一些地方真正得以实现。1816年，一位英国电报发明家还被告知，海军上将对其发明不感兴趣。倒是随着工业和城市发展铁路出现了，人们才意识到，电报的传递确有改进必要。1837年以后，这些复杂的技术设想才真正落到实处。不断发展的国际贸易和运输促使电信系统飞速扩张，比如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跨大西洋电缆的铺设完成。到了19世纪70年代，电报通讯技术巳经成熟，也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一种新发明，电话不出意料地出现了。

就摄影来说，包括魏吉伍德(Wedgwood) 和戴维(Davy)在内的很多人都提出以光作为书写工具的可能性，并于1802年发明了摄影暗箱。当时首要的问题不是如何投影，而是定影，这件工作从1816年［尼谈普斯(Niepce)]到1839年［达盖尔(Daguerre)］一直在进行着，相机的设备也有所改进。无论专业还是业余，摄影发展都非常快。随着复制和传递问题的解决，报业宣告诞生。最迟到了19世纪80年代，＂照片就是现实“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此时照片更多的是用于记录而非被欣赏。电影的发展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17世纪的人们巳普遍知道了幻灯(magic lantern/ slider projection)，到了1736年，画面已经能够简单移动。最迟到了1826年，机械动画装置开始运用，随后它们又和幻灯片结合在一起。而早在古典时期人们就知道“视觉暂留效应“，这种效应说明我们有能力记住一幅影像直到下一幅影像出现，它使得我们能分辨快速运动画面之间的关系。使用单张底片的相机和使用多张底片的相机依次出现(Marey,1882)，弗莱格林(Friese-Greene)和爱迪生(Edison)致力于胶片拍摄和投影技术的研究，赛璐珞胶片取代了卷简纸片。时至19世纪90年代，法国、美国和英格兰都开始了自己第一次的电影公映。

从理念上说，电视与前述很多技术都息息相关。电视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它与图片电报经常被混淆。贝恩（Bain)于1842年提出了以电线传递图片的构想；贝克威尔(Bakewell)在1847年展示了被翻拍的电报；卡塞利(Caselli)在1862年通过电线将图片传送了很长一段距离；1873年，当梅(May)在大西洋电报线缆工作站工作的时候，发现了”硒“这种化学元素对于光特别敏感（即光电效应一一译者注），而硒早在1817年就被贝采利乌斯(Berzelius)分离出来，并用于电阻器。在明确需求的引导下，传递（静态和动态）图像的手段被积极尝试并取得丰硕成果。我们可以信手拈来很多例子;1875年，凯瑞(Cary)发明的电眼（根据内装于照相机的电曝光表的指示，自动地确定光圈和快门速度随即曝光的装置——译者注）；1884年由尼普高(Nipkow)发明的扫描系统；1890年由艾斯特(Elster)和吉特尔(Geitel)发明的光电池；1897年由布劳恩(Braun)发明的阴极射线管；1907年由罗星(Rosing)发明的阴极射线接收器；还有1911年由坎贝尔·斯文顿(Campbell Swinton)提出的电子摄像机的构想等等。在上述阶段，有两个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一是人们早就预言了电视系统的发明，不断积极探索实现它的手段；二是相较于发电机、电报和电话，电视自己整合了各种技术，很少有社会投资参与其中。当然在1914年之前还有一些技术上的障碍，比如当时还没有热离子管和多重扩幅器——它们对于电视诞生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考量不同科技运用之间差别的关键还是其社会意义：新的生产、商业和运输系统可以在经济层面被完成，但新的社会传播体系却做不到这一点。比如说，当电影刚刚诞生的时候，人们仅将其用来点缀自己的社会娱乐活动，直到它成功地被资本化并且有了电影院这种社会形式之后，情况才有所变化。

在1885一1911年之间，广播经历了几个重要的技术发展阶段，在一个现实的社会系统中，广播最初只被当作一种更为先进的电报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广播才被当成一种新的社会传播形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以前，电视技术的发展一度中断，而此时也都补齐了。1923年，兹沃尔金(Zworykin)发明了电子摄像管。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早期，贝尔德(Baird)和詹金斯(Jenkins)各自开展了电视机械扫描系统的研制，他们的工作颇有竞争意味。从1925年开始，电视作为一种社会传播形式在质量上获得了飞速发展，这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已经取得了重要进步，而且还因为无线广播提供了有效的发展示范。1927年，贝尔系统将有线和无线传播整合起来传递信息，电视的史前史已接近尾声。关于电视应该采用哪种系统，一直存在很大竟争，尤其是关于电子和机械扫描系统优劣方面的争论：哪个系统更好，各有什么贡献？但这已经表明，技术发展巳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它已成为新的社会形式。

这一时期，非常有趣的是生产流通与传播领域，无论是机械运输还是电子运输，抑或是电报、摄影、电影、广播和电视等传媒，它们都相生相伴且关系复杂，都是宏大社会转型和变迁的产物。虽然一些关键的技术发明是由个人独立完成的，但是，当社会通过大规模的改变和拓展社会组织来实现自我变革的时候，更多的技术是在特定的选择和意向中完成的。技术发展可迅速得以实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有效沟通的问题。诸如此类沟通的需要，在不同国家是判然有别的，它们会被单独考量，并被人从技术上加以界定。传播系统具有一个特别值得一提的特征：在主要的技术元件还未发明或改良之前，它就已经被预见了，其依据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具有技术上的理由。但这绝不是说，传播系统创造了崭新的社会或社会情境。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资本积累和工业技术的长期发展，才有工业生产早期的决定性转向和新社会形式的诞生，由此才造就了新的社会需求和发展的可能，而包括电视在内的传播体系，正是这一切条件满足之后的必然成果。(pp. 8 -13) 

技术决定论还忽略了人（和社会制度）在建构日常生活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它假定技术结构决定了技术的使用方式，没有意识到人可以能动地使用技术，而且也能根据自己的需求对技术结构进行调整是人使用技术的方式决定了技术对个人、社会和历史的效果。换言之，从本质上说技术无法对使用它的人构成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待技术。虽然技术的形式和内容不能决定其效果，但可对其起限制作用。正因为如此，对技术效应作任何简单的判断都是武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