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批判理论》，李小兵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

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著名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1922 年获得法兰克福大学博士学位。1930年，被任命为法兰克福大学新成立的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的《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等著作既深刻影响了阿多诺等同时代人，也对批判理论的继承者（哈贝马斯、霍耐特、福斯特、罗萨、耶基等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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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科学被看作人类的生产力之一。科学以多种方式，使现代工业体系成为可能：即作为近几百年与科学并驾齐驱的人类心灵的普遍灵巧性的条件；作为自然和人类世界的信息贮存（在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中，这种贮存甚至被那些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们所分有》；更有甚者，还作为研究者智识装备的组成部分，这些研究者的发现则会对社会生活形式造成决定性影响。就科学可以用作创造社会价值的手段，也就是说，就它可以作为生产的方法这一点看，科学建构起生产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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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对社会生活进程有所贡献这一事实，决没有证明实用主义的知识理论就是合理的。知识的成效性的确在其对真理的承诺中起着作用，但这里所说的成效性应当被理解为内在于科学的东西，而不应理解为追求外在目的的实用性。一个判断的真理性的检验，不同于对这个判断在人类生活中有何重要性的检验。决定这个判断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并不取决于人类兴趣，真理的标准是伴随着理论水平的提高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本身在历史进程中发生着众所周知的变化，但这个事实决没有为别的真理标准提供论据，它只证明了身处于给定发展水平上的知识状态相适应的真理标准。即便科学受历史的内在演进的限制，它也不可能丧失掉它自身独具的特性，不会用功利的目的去曲解这种特性。当然，为驳斥实用主义知识论和通行的相对主义而让供的理由，并不导致在真理与行为之间加以实证主义的分割。相反，无论是理论的方向和方法，还是理论的对象，即现实本身，都离不开人。而且，科学回过头来也会成为历史进程的一个因素。理论与行为的分割本身是一种历史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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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的经济危机中，科学被证明为社会财富中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的许多因素之一。今天，这种财富比以往时代更加庞大。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拥有更多的原材料、机器、熟练工人，以及更好的生产方法。目前这种形式的社会，已不可能有效地使用它曾发展起来的力量和积聚下来的财富。科学知识在此情况下也就分担着其他生产力和生产手段的宿命：它的运用和它的高度发展与人类的需求极不适应。这种状况扼制了科学本身在质和量方面的进一步发展。正如以往危机过程曾警告我们那样，经济平衡只有在付出了人类资源和物质资源重大毁灭的代价后才会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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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当前危机的真正原因之一，是把产生它的责任归之于那些真正效力于改善人类境况的力量，说到底，这种力量指的是理性的、科学的思维方式。人们试图把个人对这种思维方式的热情开发归附于”心理的”东西，归附于作为决定性因素的怀疑批判理性（除这种思维方式在工些中的专门运用外）。存在着这种广为流传的看法：理性仅仅是追求日常生活目标的有用工具；然而它在面临重大课题时则必定缄默不语，让位于灵魂中更具实质性的力，其结果，便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避免作任何理论上的考察。当代形而上学抵御科学主义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这些广泛的社会趋向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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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科学实际上就具有一系列局限性。不过，这些局限性并非出于科学对其理性特性的夸大，而是出于加在科学上的诸种限制；这些限制本身又受到社会境况的日益僵化的制约。在不脱离科学考察的条件下去描述事实，以及建立这些事实之间的联系类型，这两项任务，最初被确定为资产阶级在反对教会对学术研究加以限制的批判斗争中的获得自身解放的一种局部性目标。然而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这个定义就失去其进步的特性，反而使它自己表现为把科学活动限定在对现象进行描述、分类、概括上，而且并不注意把本质的东西与无关紧要的东西区分开。当对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关注（这种在启蒙运动中仍占主导地位的东西）让位于去证明当下社会应当是永恒不变的东西的企图后，一种致命的、瓦解的因素遂浸入到科学中。科学的成果，至少在部分上可以有助于工业生产，然而，当面临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进程的问题时，科学却逃避着它的责任。而这一点，即使在战前，就是至关紧要的问题；当时，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接踵而来。科学的方法旨在解决的是存在问题而不是变动问题，而当时的社会形式则被看作是以一种恒常不变型态运作的机制。这利机制也许在或长或短时期受到于扰，但在任何事变中，它所需要的科学方法不外是对任何复杂的机械形式都可作出的解释模式。而社会实在，即活动于历史中的人的发展，具有一种结构。欲把握这个结构，需要在理论上厘定使所有文化关系发生革命变革的那些深邃的转换过程。欲驾驭这个结构，并不在于简单记录那些正在出现的事件，这是旧式自然科学运用的方法。科学拒绝以适当方式处理与社会逃程相联系的问题，结果便导致一种内容和方法上的肤浅性，这种肤浅性反过来又表现在对科学涉及的不同领域之问的动态联系的忽略上，而且还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影响到科学自身诸种原理的实际运用。伴随科学视野的如是萎缩而出现的事实是：一套暖昧的、僵固的、拜物的概念遂能够一直发挥作用；而这时人们真正需要的则是让它们与事件的动态运动相联系，以便对它们作出深入的理解。举例来说，这些概念有：被认作科学缔造者的自足意识；个人以及他在世界安身立命的理性；控制所有事件的永恒自然规律；主体和客体之间不可改变的联系；心灵与自然、灵魂与肉体，以及其他范畴之间的僵固区分。不过，造成这种缺陷的根源并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那些阻碍科学发展并与内在于科学中的理性成分格格不入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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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世纪开始，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已指出纯粹机械方法的不足之处和不当之处。这些批评导致了对一些原则的讨论；这些原则涉及到研究得以建立的主要基础，因此，我们现在也许可以谈论科学中的危机。如今，在这种内在的危机之上，又加上了对科学作为生产手段的外在不满（因为这种生产手段已不可能迎合缓解人们一般需求的期望）。现代物理学很大程度上已克服其传统方法的缺陷，并重新调整了自身的批判基础。借助于战后形而上学，尤其是马克斯·含勒形而上学思想，现代物理学将重新把作为整体的科学的注意力，转向众多曾被忽视的领域，而且在许多方面为一种较少受到习以为常的狭隘观念阻碍的方法扫清了道路。在对重大心理现象的描述、在社会类型的勾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发现诸方面，都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不过，我们也不应当忘掉这一事实：形而上学的论著儿乎都把所谓”生命”这种具体的实在表述为一种神秘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看作在其历史发展中，处于真实、活生生的社会中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论著在根本上并未促进科学发展，而不过是对科学的否定。形而上学不仅没有指出科学由于眼光近视地集中于分类之上而产生的诸种局限性并与之决裂，反面把先前时代的科学之不足与合理性本身等同起来。它甚而否定判断式思维方式，放任自身于任意选定的对象，以及那种与科学毫不沾边的方法。哲学人类学应运而生，它以其独立的思考方式，把人的某些特性绝对化。它用直觉来对抗批判理性，这种直觉摈弃所有限制性的科学标准，毫无保留地信赖它自身洞见的清晰透彻。因而，形而上学背弃了对社会危机的原因的考察，甚至还使考察这种危机的手段每况愈下。由于它假设了孤立的、抽象理解了的人这个概念，因而贬低了对社会进程作理论把握的重要性，所以，它引入了一种由它自身造成的新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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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形而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评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后者之所以也复如是，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说它是意识形态的，并不是说它的参与者们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一种掩盖社会真实本质的人类行为方式，即便是建立在相互争执的基础上，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认为信仰、科学理论、法规，文化体制这些哲学的、道德的、宗教的活动皆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说法，并不是攻击那些发明这些行当的个人，而仅仅陈述了这些实在在社会中所起的客观作用。自圆其说的观点以及具有不可辩驳的高质量的理论性，美学性作品，在某种情形下发挥着意识形态作用；相反，许多幻象，却不是意识形态的形式。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成员的出现必然依赖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发展程度和利益之间的冲突的紧张程度已达到即使纭纭众生也能透过现象而洞悉真正发生的事情时，完整意义上的有意识的意识形态构制才会露面。就现存社会日益面临其内部紧张所造成的危险这一点看，为维护一种意识形态所花费的能量遂会愈发增大，最终，只有用暴力作武器来支撑这种意识形态了。罗马帝国越是受到爆炸性内部力量的威胁，凯撒就越会试图重新举起国家暴力的剑，试图恢复大一统的高度集权。基督教迫害以及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几个时代，还提供了-些诸如此类的怵人范例。这些时期的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与其说是通常表现为虚假的判断，毋宁说是缺乏清晰明白性，即表现在其暖昧不清、其晦涩的语言、其提出问题的方式、其方法、其研究的方向，直言之，表现在它闭而不见的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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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科学的力量映照出充斥着种种矛盾的经济。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被垄断所控制，然而在世界范围中，它又分崩离析，混乱不堪。它虽然更加发达，然而比以往更无力使人类摆脱困境、同样，科学也表现出双重矛盾。首先，科学认定这样一个原则，即它的每一步都具有批判的根基，然所有步骤中最重要的一步即科学任务的确定，却缺乏理论的根基，似乎是随意选定的。第二，科学必须涉及全部相关的知识，然面，它对它自身的存在以及它工作的方向所依赖的东西，即社会立于其上的全部关系，却尚未实实在在地把握住。两对矛盾是紧密联系着的。以整体方式揭示社会生活进程的过程，必然伴随对规律的发现，这些规律驾驭着科学和其他活动所表现出的表面的随意性。因为，科学工作的范围和方向的确定并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趋向，而在根本意义上取决于社会生活之必需。尽管有这条规律，但作为上个世纪料学进程发展特征的，仍然是理智能量的浪费和分散。那个时期的哲学家们正是在这一点上不断地批评科学。不过，这种情形不可能由纯粹的理论洞见所改变，就象它不可能被科学所可能从事的意识形态功能所改变一样。只有科学赖以成立的真实条件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才能取得如是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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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文化与经济关系相联系以及与这些关系所产生的利益冲突相联系，使文化失去和谐这种说法，并没有揭示出与之相关的现实，也没有揭示出物质和精神价值的重要性。当然，它与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是绝对精神的表现和产物的论题是矛盾的，因为它拒绝把精神看作是可以与历史性存在相分离的东西或相独立的东西。不过，我们可以认为，唯心主义在根本上并非固执于这种不成问题的形而上学，而是奋力于富有成效地发展人的诸种精神能力。假如这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关于理想秩序具有非独立性的唯物主义论题，就比大部分现代形而上学，更接近德国古典哲学。因为努力弄清阻碍和毁灭人类生活的原因，以及有效地让经济服务于人的作法，比那些不顾历史事实而教条式的强调精神优先性的作法更有助于开发人的精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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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能够有理由谈及的科学中的危机看，这种危机离不开普遍的危机。历史进程已在作为一种生产力的科学之上施加了诸种限制，而这些限制表现在科学的不同部类，在它们的内容和形式上、在它们的主题和方法上。此外，科学作为生产手段尚未适当地运用。对科学危机的理解依赖于一种有关当下社会境况的正确理论；因为作为社会功用的科学在当前反映着社会中的诸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