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关于现实的理论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那里，在其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中，他说了一个寓言，用以描绘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想象一下有一群人一直被拘禁在一个山洞里，他们被捆着因此只能看到山洞的后墙。在他们的身后，有人在火边走动和跳舞，因此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到了山洞的后墙上。这些囚徒从来没有看见过山洞外的景象，也从未见过山洞外面的那些人，于是他们就会认为墙上的影子是真实的，而且是所有的现实。柏拉图认为人们会把现实的表象（和现实之间的确有一些因果关系或指涉关系）误认为现实本身。柏拉图严格区分了人关于世界的体验（一种关于图像的体验）和关于现实的表现（及现实本身）之间的差别。后者是前者的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对这种因果关系本质的理解，人们就无法了解现实本身。这种“现象”的理论使得经验现实低于真正的现实。

第三种理论断言: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现实都不是真实的,它是人类的发明,是人类创造或再加工(生产,维持,修理和转换)出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从来没有获得过独立的现实,某些被当成真实的东西之所以是真实的是因为它们被社会建构,或者被当成了真实的表征。根据这一观点,“现实必须被建构成意义”。“现实是被社会建构的”―—这一断言暗示着传播总是双重表达的:一方面,能指链的滑动被终止进而产生意义,另一方面,能指表征出来的特定的意义作为表征又与其他行为和事件接合在一起;一方面,传播生产含义或意义,另一方面它又表征和建构现实。仅从权力的立场来看,表达的每一个层面都是可能的,那么不可避免的,现实的社会建构就总是一个与社会权力纠缠的过程。注意,这一理论并非一定在暗示一切皆无——没有语言没有文化,没有物质现实。然而,就“人类经验现实”这件事情来说,它是在暗示现实总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产品的双重表达。

这些关于现实和知识的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关于意识形态运作的解释。因为人类的存在总是比理论表述要复杂,所以每一种理论都是部分真理,都至少描绘了一个文化和传播环境建构权力关系的特定时刻。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关于意识形态，最被认可的理论是现实主义，它会把意识形态定义为“虚假意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1970)认为社会的主流观念是统治阶级的观念。也就是说，掌握权力的阶级（如资产阶级）试图将其观念强加于社会的其他人群。这些具有倾向性的观念会错误地表征世界，至少从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角度来看是这样的。资产阶级说：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被出售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人的生存质量是由其自己决定的；家庭是人们过现实生活的地方，诸如此类。工人们如果相信这一切就意味着他们以某种方式（马克思从来没搞清楚的方式）被洗脑了。他们认为正确的知识观念其实是虚假的，所以虚假的意识侵蚀了他们。（这套程式认为一定存在某种正确的知识并且一定有方法将其中的差别说出来。）

意识形态理论还认为在社会地位（如阶级身份）和知识、趣味之间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如此，就有所谓工人阶级的＂趣味“，这种趣味与任何社会斗争都毫无关系，仅仅是“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一事实就能将其确定，而且还是作为描绘工人的真理而存在。同样，资产阶级也有他们自己的趣味和真理。问题就来了，当资产阶级的真理被认为是普世且天然形成的时候，那么它就会被所有人接受，似乎它既是世界存在的方式，也是世界存在必须的方式。换言之，所谓观念、知识和文化不过是那些生产它们的人们自身社会地位的反映而已。它们都是假的，它们只是那种更加现实、被判定的社会与经济的关系的产物。

在当代社会，这种意识形态观点是司空见惯的。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里看到的那样，这一观点在讨论政治认同的时候发挥了核心作用，比如，一个群体中的某个成员会抱怨其他成员将统治阶层的思维观念带进自身群体。同样常见的是，当代社会的一些批评家会认为，媒介在有意地告诉人们错误的信息以及关于世界存在的方式（和必须的存在方式）的错误观念。其实，有些社会批评家会认为，根据文本生产者（在此通常是指一些法人社团的领导层）的社会身份就能知道文本的意识形态偏见。资产阶级生产支持资本主义的文本，因为要维持他们自己的权力， 所以他们会有意向受众曲解现实。男性经营的公司会发布支持男性气质的文本，这些文本因为要维护自身的权力也会向受众曲解现实。

现实的现象理论为意识形态的分析增加了一个层次。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总是虚假的，它和现实保持着一段距离，仅是现实的一个影子而已。然而，经验也有自己真实的一面。它最起码是揭开现实真相的开端。通过经验，人们能够生活在自身文化的意义中。也就是说，经验理论强调人类生活在意义的世界里，但是它还是会认为现实世界更重要，就好像虽然意义代码确定了人们的经验，但即便没有它我们也能进入现实世界。现实的现象理论会引发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理论。

这种意识形态的理论更加强调人本主义而较少考虑马克思(1975)著作中提到的经济主义(economistic)的内容。它拒绝将文化和知识降格到现实镜像的层面，或者将它们看作另外一些事情的直接后果。它不否认意义在人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相反，这一理论一开始就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立场以文化形式和传播形式为中介决定了他们关于世界的经验，这些文化和传播形式能从立场中自然而本真地浮现出来。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理论并不认为社会立场和真理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对应关系，但是却同意在社会、文化形式和经验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首先，社会立场决定经验。一个人如果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他的劳动就被异化了，无论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一个人是女性或属于有色人种，那么他就必然有一些特殊的经验。比如，每个女人都有过被男人”评头论足”的经验；而作为有色人种的一员，“自己和白人不一样“这一点他会很有经验。其次，社会群体会运用自己的手段，生产属于自己的文化形式和机构——这些可以准确地表达和表征群体自身的经验。

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社会群体在政治和经济上受到支配，故而他们的文化也会受到统治阶级文化机构和文化形式的控制。主导性文化会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转移或置换被支配阶层的文化本质。它可能以获取利润之名就能轻易将被支配阶层的文化机构排挤或者驱逐出市场，正因为如此，唱片产业和广播产业几乎彻底打败了工人阶级的剧院杂耍传统。被支配群体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会被边缘化，这些群体被认 为不值得认真对待，或者不必对它们进行社会支持。这些群体还会被严厉批评，被贴上庸俗、平庸、淫秽、危险甚至不爱国的标签。还有一种可能：主导性文化挪用它们，将它们作为自己文化代码中的一部分。真实表达被压迫的经验原本构成一种挑战，却被转换为主导阶层的价值观，最终被再次确认为主导文化，这即所谓的“ 回归 ” (recuperation)。例如，在抗议越战的活动期间，主流新闻媒介关于游行示威的报道都集中表达如下事实：这样的抗议恰恰说明了美国社会的独特权利，即自由。而抗议的真正对象（在越南的战争、黑人在军队中不成比例的数字）被忘却或忽略了(Gitlin, 1980) 。

用自己的文化和主导文化竞争，其结果就是被支配群体无力表达和表征自己的本真经验，进而主导文化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征和确定其他文化的经验。如此，被支配群体就会用主导群体的代码去体验世界。因为以文化权力和传播代码为中介，所以这种体验是不真实的。而知识（通过经验获得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和意识形态表征的真实性也危如累卵。行文至此，关键概念就不再是“真理与现实”，而是“经验与文化”了。

如果说一个人的社会立场及其关于现实、经验和文化形式的看法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那么这种关系就能够在对应双方既同源又平行的结构中被反映出来，而这种结构可以通过不同维度来运作和获得理解。就好像一个人到任何地方都能观察，他会接受特定的信息并用以描绘文化和经验的结构，无论这个信息是真是假。例如，雷蒙德·威廉斯(1992)揭示了移动私有化的结构。简单地说，移动私有化就是确定了一种“个人避开充满敌意的外部世界退缩进家庭的私密与安全中”的结构。外部世界通过大众化的媒介被送入家庭，人们不再需要通过进入外部世界来获取信息。威廉斯认为这种“情感结构”至少描绘了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一部分非常有意义的文化和经验，而且这种情感结构在更广泛的文本和大众媒介中也能被看到。[1]

以上这些意识形态理论都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一些扭曲的意义中,或者其关于现实的表征是错误的。总之,意识形态是在文化和知识内部运作的偏见。但是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在表征之外人们没有任何办法进入现实,人们也没有办法衡量表征的正确与否。意识形态不是“偏见”,因为不能用一些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来衡量意识形态,或者在意识形态之外衡量意识形态。人们只能比较意识形态的不同表征。现实的现象理论会以“纯粹外观”( mere appearance)来对照现实,现象理论会认为人们(至少是批评家和学者)在某种层面上会有一些直接(没有被意识形态化)的关于世界的经验,这种经验能够作为一种规范的标准去对抗特定意识形态的判断。[2]

人们生活在一个表征的体系内,他们根据意义的表征代码体验这个世界。表征之外空无一物,而正是表征让人们衡量和判断属于自己的真实。那么,意识形态不过作为一种意义体系存在于人们生活的现实中,或者换言之,意识形态存在于它们与现实的关系中。它们决定了人们体验世界的方式以及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意识形态决定了何为常识,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得非常真实,甚至似乎天生就如此。但是人们经常对意识形态代码没有什么感觉,因为这些代码是不易察觉且毋庸置疑的。

如果现实主义理论否认经验和意义，那么人本主义理论就会让经验有特权接近真理，而社会建构理论认为经验自身就是意识形态生产出来的，并且认为诸多意识形态表征最有力且最重要的效果就是能建 构我们关于世界最基础和最本质的经验。当理查德·尼克松乃至罗伯特·肯尼迪在20世纪50年代追捕共产党员的时候，他们的眼里真的看见这些人无处不在且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无法用另外的意识形态经验去反驳这种意识形态。换言之，一种意识形态会自圆其说且不会让人觉得是错误的。

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 1970)是这一意识形态理论最重要的支持者，他认为，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观点解释意识形态的问题就会得出上述结论。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看成一种表征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人们想象着自己与真实环境之间的关系。注意：在此，重要的不是人与现实的关系，而是人们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如果人和世界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有意义的、可理解的关系，那么人们可以想象出怎样的关系？简言之，经验之外我们无路可走。经验既是意识形态的开端又是结束。人们一直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也是意识形态经验的产物。

阿尔都塞

如果这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它似乎将遵循如下原则：经验的真实性越强，信服这种真实的人越多，经验被意识形态化的程度就越高。考虑一下如下的类比：有两个人在说话。A说他的胳膊骨折了，而B说它没有断。事实上只有一个人是对的。［关于这种事实的判断甚至涉及权力的关系。正如米歇尔·福柯(1973)展示的那样：医学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重组权力的历史。例如，谁有权对疾病作出诊断？]但是，假如A说他在疼，而B却质疑他的说法，那么这其中显然就有一个问题了，因为A说的是经验而非事实，我们就得假设人们的确对自身的经验更有话语权。可能并没有红色的东西，但是“我看到了红色”——这是不可能错的。意识形态的建构理论似乎在暗示这样一个道理：正是这样的经验性陈述听上去是最安全的，而实际上却是最意识形态的。

经验的生产是如何发生的？一一让人们成为表征的原因，然后将其拉入表意系统中，个人就此成为他们自身经验的主人。当你“看见“ 一辆红色的小汽车的时候你自己是知道这一点的。也就是说，你”授权”自己的阐释就是真理，因为你自己就是阐释的源头,就是这个陈述的作者,也因此就是经验的作者。意识形态正是用这种方式发挥作用的。它将人们定义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也因此成为个人经验的主体。人们相信自己是经验的主人,但其实经验是被意识形态代码建构出来的。阿尔都塞 (1970)称这一过程为＂询唤“ (interpellation)。询唤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能力，它能确定人们在意识形态传播（符号）表征中的特定位置。

下面，我们将通过两个实验进一步搞清楚这个相当复杂的概念。首先，找一个别人以单数第一人称书写的文本，比如信件或者报告。现在，大声地朗读。你会发现你开始认同文本中的那个“我”，你会觉得自己就活在作者的生活环境里，而且这个环境已经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说，你自己似乎已经成为这个环境的一部分。通过认同“我” , “我” 也开始成为你认同的一部分。当然，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因为你很清楚朗读完之后一切会照旧。

现在，我们开始第二个实验：下次你再去电影院的时候，想象一下银幕上的世界是真的，而且你就活在其中。问一问你自己，你现在站在那个世界上的什么位置？想象一下你的视野——什么能看见，什么看不见，这就能很清楚地告诉你自己在哪里。然后，问问你自己：是否还能站在其他位置？哪怕你能想象出来其他位置，你也不能真的置身其中。你被牢牢地锚定在现有的位置上。为什么？摄影机决定了你的位置。因为拍摄画面的摄影机是你获取（关于电影呈现的世界的）信息的唯一来源。基本上，你会被迫认同摄影机以及认同它所呈现给你的那个世界。

电影表现了一个电影世界之外并不存在的现实。观众在自己与银幕影像的关系中确定了自己的位置，由此他们获得看电影的体验。他们也仅能看到摄影机呈现给他们的世界。更重要的是，最商业化的好莱坞电影其摄影机从来不会向观众展示一些他们不可能看到的场景， 以此悖逆观众凭感觉作出的判断：自己在世界中身处什么位置。摄影机不会让他们看见一堵墙后面发生了什么、画面之外发生的事情，或者他们身后发生的事情。摄影机也许会转过来，但是它一定不会出格，即不会违反人们置身电影世界中的感觉。

这两个实验阐明了询唤的过程。询唤从字面上看意思是“放进空间里”。理论家用它来描述不同代码（语言代码或电影代码）形成的路径，比如将人们置于特定的位置，在那里他们能获得自身的主体性以及关于世界的感觉。有一点像你沿着一条路在走，听见有人说“嗨，你“ ,你会转身进而认为有人在叫你。在这个例子中，你被召唤并定位了 被简单的一句话询唤了。询唤是个人变成主体（言说语言的人），对自己说的每个字都负责任，也对每个字背后暗示的实际情况负责任。让我们回到第5章里提到的用音乐抢椅子的画面：当能指停止移动，那么意义就被创造出来了。有一些能指滑动落在别的能指后面停在椅子上，就变成了所指。询唤回答了“为什么音乐会停＂的问题。个体言说者停止了音乐，这是他创造意义显而易见的意图。换言之，正是既在语言之内又在语言之外的那个“我“区分了能指与所指的差别。

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中，记者被安排到军队中并从前线发回报道， 五角大楼用这种办法力图通过建立受众对军队的认同（进而认同战争行为本身）来询唤受众，进而将他们置于支持战争的立场上。用这种方法定位受众会让他们更直接地感受到自己是战争的一部分。被表达出来的那部分战争是一部分美国军人的经验，而与其他人（如伊拉克军人或平民，或者外交官等等）的经验无关。

如果意识形态以某种方式与特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联系在一起，那么显然人们会认为意识形态一定会在某方面扭曲现实，因为它会考虑有权人的利益。回到上面的例子，它考虑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而建构了一种自由劳动力市场的意识形态，但这样的市场并不真的存在，或者连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但是，根据社会建构理论，意识形态并非偏见，它在意识形态之外讲不清楚。于是问题就来了，即意识形态是神秘的。

有两种办法可以将意识形态变得神秘。第一，因为意识形态将自已表现得普遍自然，所以隐藏了自己与特定社会群体和权力团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例如，资本主义建构了劳动力市场且能发挥作用，这似乎是唯一天然且合理的劳动形式，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此就将“劳动力市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剥削工人＂的事实隐藏了起来。第二，意识形态一定是神秘的，因为它创造的现实就是它自己表征的。例如，父权制的意识形态会将女人表征为比较弱的性别，以此维持社会中男性的特权地位。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表征的内涵被当成了常识，所以父母经常会区别对待男孩和女孩。男孩经常被鼓励参加运动，锻炼他们的力气，他们粗鲁一些也没关系，但女孩会被引导从事更被动的活动。或许可以考虑另外一个例子。马克思(1977)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角是商品，即被售卖的东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把一切（包括劳动）都表征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每一样东西（包括工人）都通过这种意识形 态被“变成“商品。意识形态的神秘性出现了，因为事物本不是商品且没有必要成为商品。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如马克思想象的共产主义意 识形态）中，劳动没有必要基于其价值获得回报，而是基于人类生命的需要。

或者回到父权制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其他一些事情中想象一个不一样的儿童培养体系，这种体系可以反驳性别之间显而易见的自然差异。但是，它不会真正地反对父权制进而反过来用一种新的关于世界的表征或建构来代替父权制。

不需要在这些意识形态理论中进行选择，因为每一种理论都有各自的用途。社会建构理论描述了一个宽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社会的传播和文化生活都主动决定了社会关系（权力）的结构及其同世界之间的关系。但是，很少人会谈到当意识形态更公然主动地介入斗争之后，其所处的环境会变成怎样的状况。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理论描述了这种斗争：被统治的少数人力图将自己的部分生活脱离统治他们的大多数人的控制，用一个真实的空间直接彰显他们被统治的地位。支配性意识形态代码可能要努力应对如下状况：总有人想逃离或抵抗它的支配，由此，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理论描述了相应的过程（比如兼并）。这些理论都关注一种方法：如何通过传播的手段建构文化共识，进而完成和延续自己的统治。但是，这些环境中的共识都不够稳定，它们之所以能维持下来是因为意识形态战争公然欺骗受众而已。在描述明确的政治经济斗争方面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理论经常是有用的（比如，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

社会建构理论坚持认为意识形态总是包括接合的行为。在第5章，我们讨论了任何事件或媒介产品都能有多重的意义和阐释。同样的媒介产品能够被解读为许多不同的故事。我们认为，意义是通过能指、符号或文本的连接(lmk)或接合而被生产出来的。同样，在任何时候，关于现实或特定的事件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故事版本。那么，意识形态就是双重接合的结果：首先，文本被接合到特定的意义，然后意义接合现实变成特定的意识形态代码。想一想任何一件政府丑闻（从水门事件到伊朗门事件再到最新的丑闻）：每一件丑闻都引出一堆故事， 每一个故事都想弄懂”事实”的意思。每一个故事的版本都有不同的结果，都与不同的政治利益群体有关系。比如，水门事件是一个共和党内部小群体腐败的丑闻，它是民主党为了让共和党丢脸而制造出来的假丑闻，它成为了美国政坛上无处不在的腐败的一个符号。水门事件“没有发生“，它和以往操纵政治的方式没有什么区别。

注意，这一点很重要一一这些故事中哪一个被人们接受了，变成了大多数美国人共享的“知识”。正是因为这种斗争，特定的意义和故事就此建构，成为理所当然的现实表征，这构成了关于意识形态的斗争。如果”接合”描绘了特定的意义附着特定符号和文本的方法，那么它也描绘了特定的意义系统如何能够与现实材料、行为和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记住特罗布里恩岛人的例子，他们相信生殖与性没有关系，如果这只是个故事，那么对于西方人来说还挺幽默的，但是，如果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这个故事就已经被成功地接合进现实中，岛民们都会按照这一概念去体验他们的世界。

现实如何被表征，如何选择现实的不同故事或画面，这些都不是随意的，人们没有办法在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作出判断，人们不能自己决定现实的模样，在世界上其他人都不认同的情况下。建构社会认可的现实表征总是牵扯社会自身的一种尝试：再现社会自身的存在并确保权力塑造社会的持续有效。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一种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成，因为它是由许多也许并非完美结合在一起的观点构成的）通常是支配性的，但在社会中总是有反对的声音，无论是针对特定事件，还是社会现实本身。在一个社会中，支配性意识形态能够定义那些大多数人认可的且认为理所当然的现实一一这是怎样发生的？如果意识形态表现得绝对真实，那么自然任何理性的人都会赞同它的阐释，如此意识形态就会有效了。例如，消遣性药物被当代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妖魔化了，且日益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支持或者为特定的药物说句话，辩解它并非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罪恶力摄，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的确，在关于药用大麻的讨论过程中，大麻明显被妖魔化了。如此，特定意识形态的表征变得普遍且自然。任何理性的人都会相信作为常识的意识形态，如果他不相信，一定是自己错了。还有一个例子：懒惰的父母建构“福利皇后” (welfare queens)的概念，以此试图欺骗美国公众。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意识形态都是多元的。这和我们在第5章里谈到的并不完全一样，事实上一个社会中并非有许多意义和故事。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故事，而且是“表征”。特定的社会群体会发言，声称某一故事或意义表征了现实，意识形态就被体现出来了。最后，不同意识形态之间总是相互竞争的，它们总会彼此争斗以争夺领导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们并非是被动的＂笨蛋“，对操纵他们的意识形态一无所知。因为表征现实的必由之路并不明确，人们总是被裹胁在意识形态的争斗中。英国媒介批评学者斯图加特·霍尔(1985)讲了一个关于他的小儿子学习颜色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认同的例子。这个小孩不明白为什么他是“黑色的“，因为他实际上是棕色的。但是，特定的颜色和特定的身份被接合在一起，而黑色有自己独特的身份上的含义：在西方文化中，这很大程度上是负面的，比如巫术(black magic）、黑色幽默(black humor）、丧礼黑制服等。而这些意义也被带进了接合中，这种接合是种族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形态将统治黑人变得合法且自然。但是霍尔也指出，民权斗争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就是意识形态的斗争：将黑色从否定性的意义中脱离出来，进而重新与一些正面的画面接合起来，即“黑色是美丽的＂。或者考虑一下另外一个颜色与种族接合的例子：当曾经的小画家们长大以后，发现当年卡优乐(Grayola)蜡笔盒子中有一只被标为“ 肉红色”(flesh)的蜡笔，现在已经被标成了“桃红色”(peach)。

文化陷入了意识形态代码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中，每一次努力都为了获得优势，从某种程度上让人群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意义看待世界，用自己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去体验世界。意识形态的构成并不像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么具有连贯性和系统性，且彰显无遗。正如意大利记者和批评家安东尼奥·葛兰西(1971)的观点：常识不是一种系统化的结构。相反，常识是由相互矛盾的意义和阐释的碎片构成的，它认为社会形成的原因是多样的。通常情况下，没有人会记得这些罕见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也搞不清楚它们的真实性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正如葛兰西所描绘的那样，这些知识现在是一条没有开端的路。我们搞不清楚它们的起源在哪里，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它们有时候看上去那么有道理。

作为整体的节目和叙事并不能决定特定文本的意识形态。一个人去看电影《蝙蝠侠》，会发现电影的很多内容都是不可接受的，当然也是不可信的，但是当他离开电影院之后，报复的情结和警察无能的理念会牢牢地与其常识接合（或再接合）在一起。同样，考虑一下《兰博》(Ramho)系列电影：如果将其叙事看成一个整体，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几部电影中至少有一种可能的意识形态接合会把联邦政府变成观众心目中的敌人。但是，这可能还不是这些电影最普遍的意识形态效应，这些电影更有可能连接的是暴力、个人主义甚至激进的爱国主义等观念。最近，电影《独立日》 (Independence Day)将针对共产主义的冷战恐惧置换为一些可怕的外太空敌人。但是，人们会问电影是否真的是在说美国政府在地球上面对的一种新威胁，就像 20 世纪 50 年代的科幻电影一样。或者是一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这些电影并不在意具体的敌人，它们更多的是为了重新强调一种身份认同，拥有这种身份的人会在政治挑战的压力下反对共同的敌人，以此建立一种认同和差异的制度。简言之，以外来物种为主题的科幻电影的复兴真的是在反对女权主义、种族平等、新移民和冷战的终结吗？换言之，把外星人表现为具有统一威胁性力量的群体，这种能力在电影《黑衣人》中似乎被取消殆尽了。

近来最令人感兴趣的公共事件 (public spectacle) 之一为我们考量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1997 年 8 月 31 日，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死于一场交通意外，当时她正和她的情人躲避狗仔队的追踪。整个世界的新闻报道前所未有，公众的反响也举世无双。有超过10亿的观众观看了葬礼，来自世界各地数以百万的人敬献了鲜花或者等待数小时只为在吊咭书上签字。＂‘人民＇的王妃”——戴安娜的死亡成为全世界集体和私人哀悼行为的盛大仪式。

下面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意识形态的三个理论是如何启发我们理解这一事件的。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理论会把这-事件理解为另外一场媒介奇观,它会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不让他们去想现实中的严重问题，而是把目光聚焦于另外一些非富即贵的人们的生活。毕竟,这场关于戴安娜的世界级的典礼是媒介自已建构的。把戴安娜当作“人民的王妃”是错误的,实际上她是统治精英中的-一个富人,她把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金钱耗费在过度昂贵的时尚消费方面,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意识形态的人本主义理论会探讨戴安娜生命和死亡中仪式方面的内容。从婚礼开始到葬礼结束,戴安娜的一生以及作为王妃的画面都是媒介的仪式，以此赞颂所有的公共价值观和梦想。就像神话中的灰姑娘那样,她的婚礼再一次确定了我们关于爱.婚姻和幸福结局的信念——每一个女人都有自己的白马王子在等自己,这个神 话暗示了所有的一切。戴安娜的生活坚定了我们关于热情、仁慈以及(在当代政治气候中)志愿制度(volunteerism)非常重要的信念。但是，导致其离婚和死亡的事件又是另外--种秩序的景观，这些景观再一次让我们相信一些糟糕可怕的事情：糟糕的婚姻、无助的家庭以及在当代社会中妇女受到的伤害。

社会建构理论也许会作很多评论。首先，他（她）也许会就戴安娜身上王室的观念与王室权力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戴安娜的死亡似乎以一种新颖有力的方式挑战了王权，这种挑战威胁要改革甚至终结这种权力。其次，社会建构理论可能想去调查一下全世界人们对戴安娜之死所流露出来的那种真切有力的情感认同的原因是什么。据精神病专家的报告，女性精神病患者会把王妃的生与死讲述为一个公共寓言用以向当代社会中的女性描绘生命变幻的本质 无论是在饮食紊乱还是在被虐待方面。最后，社会建构理论会借戴安娜的生与死来讲述媒介名人的不同性质和作用：狗仔队和记者费尽心机跟踪名人进而刺激了新闻报道在这方面贪得无厌的需求，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和通俗小报是如何被牵扯进来的？媒介自身的这些变化与当代娱乐和新闻的其他含义以及它们之间界限的模糊还有关系吗？

问题依旧是：意识形态是在哪里被生产出来的？它在何处被发现？意识形态的斗争在哪里会出现？答案是简单的：有语言、文化和媒介的地方。因为正是在一个文化被分享的社会中，意识形态牢牢地锚定在那里。当媒介发展为社会中最重要且最明显的文化机制，它们就成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战场。正是在媒介中，不仅能发现主导性意识形 态 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关于现实的常识性观点，而且还能发现被支配的意识形态，它们正在努力改变那些常识性的观点。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