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访刘林元教授

尚庆飞

（访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本访谈来自《哲学动态》2023年第2期

“人物专访”栏目

一、何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尚庆飞教授（以下简称“尚教授”）：您在国内理论界较早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并作出了一系列概括和阐释。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简单来说，可以将它理解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搬到中国来运用”吗？

刘林元教授（以下简称“刘教授”）：这样的认识并不少见，还有人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结合中华传统文化、适应民族思维惯性的过程中，转变为民族的、大众的中国哲学。这类观点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与发展机制，就哲学来谈哲学的“化”，故没有讲清楚其本质。

要搞明白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妨先厘清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三个名词的构成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一个“化”字，体现了它的过程属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这一过程的理论结晶，两者等价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哲学层面的专门阐释，是其重要构成部分。因此，以我们较为熟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切入点，是讲清“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分析构成它的三个关键词，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非局限于经典著作中提出的具体观点；“中国”是范围所指，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化”则强调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互动，达到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又快又好地发展和以中国实际经验丰富、更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标。简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实现“化”中国与“化”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使命。在“化”中国的过程中，必然产生大量新鲜的复合型的实践经验。比方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就包含政治、经济、哲学、军事等多方面的经验。从不同学科层面对这些复合型经验作出提炼、总结，就形成不同学科之中国化，在哲学层面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为代表。它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

所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而是指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际的结合，并从哲学层面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实践经验。

尚教授：目前有很多学者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题展开了研究，那么您认为这些都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吗？

刘教授：分析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全面辨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十分重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金岳霖与冯友兰曾就“中国哲学史”的提法产生争议。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强调：“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第3页）金岳霖则反对这一说法，认为以西方哲学框架重构中国古代思想的做法非“中国哲学的史”，而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参见同上，第609页）无独有偶，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概念也存在类似的两种解读。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呢？这里，不妨以毛泽东的“两论”与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为例进行对比分析。“两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是以解决中国革命进程中的教条主义问题为目标而创作的，遵循着以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为中介，将“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转变为“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的逻辑。与“两论”不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则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解释与宣传，致力于将其讲得通俗化与大众化，因此遵循从“哲学”到“哲学”的演变路径。

我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的初衷与遵循的主要原则出发，大体归纳了三大判定标准：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注重哲学理论；其二，立足并服务实践，致力于从理论层面论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三，从哲学层面总结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经验。从这三点来看，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一些哲学著作基本满足了第一条标准，但总体而言，它们很少能够满足第二条与第三条标准。不仅如此，目前国内学界现存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量论著，也主要聚焦于在学理层面进行解读，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重新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重新编排等，而较少关注对现实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因此，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没能契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要求。对于这类研究，我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尚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存在高低之分？您特地将二者区分开来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刘教授：当然没有。它们相辅相成、共同助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发展。一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研究与宣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和分析工具。毛泽东曾大量阅读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并向艾思奇表示读其《哲学与生活》后“得益很多”（《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页）。倘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曾在中国大众化传播与发展，就难以有毛泽东哲学的产生，甚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能否问世也要打个问号。另一方面，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家兼理论家们立足革命与建设实践，在提炼、抽象现实经验的过程中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拓宽了理论视野、增强了研究动力、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故二者都应当成为我们关注与研究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而言，“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当成为我们的使命。

我之所以将二者区分开来并没有任何抬高一方、贬低另一方的意思，而是出于方便研究和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作用的考虑。当前，随着党中央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视，学界关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空前繁荣，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大量纯粹学理性研究都纳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必然会导致其判断标准的转移，即由对中国客观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实践经验的哲学总结，转化为中国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的形形色色、种类繁多的主观理论研究，这必然会削弱其现实属性，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顺利开展。许全兴同志在《毛泽东与孔夫子》一书中，提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政治层面中国化与学术层面中国化的区分，以避免产生政治层面中国化取代学术层面中国化的倾向。我赞同许全兴同志的观点。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区分，既是为了在学术层面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争取发展空间，使“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免受政治或意识形态因素的限制；更是为了突显并始终保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实践、总结实践经验的作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指南。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机制

尚教授：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有学者认为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对此您怎么看？

刘教授：这个说法并没有错，更具体来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要素有机结合的产物。在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宛如一株参天大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种苗，中国实践经验是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丰沃养料。只有培育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种苗，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才能生长出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大树；只有扎根中国实践土壤，在实践中经受锤炼，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领悟、坚定信念，才能为哲学之树提供丰富营养和水分；只有善于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丰沃养料，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哲学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树才能枝繁叶茂。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这三大要素都不可或缺。艰苦卓绝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更是其发展的动力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从来不是纯粹的抽象思辨活动，不是进行新的理论解读就能完成的工作，而是归根结底要能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在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过程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不妨以毛泽东的“两论”为例。为应对党内长期存在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而忽视甚至错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作完成《实践论》《矛盾论》，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实践与认识、普遍矛盾与特殊矛盾的关系出发，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哲学论证。“两论”不仅秉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指导，同时也或深或浅地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正是二者的交融碰撞为毛泽东的创作提供了思想养料。从根源上来看，“两论”的创作是为了扫清中国革命道路上的思想阻碍，其牢牢扎根于中国的实践土壤。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注重推进三要素的有机统一。从毛泽东以来，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倡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及其发展规律；强调坚定民族自信，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批判地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要求下焕发新生，成为提升人文精神、强化道德规范的精神载体。

尚教授：您刚才对引导“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要素作了非常透彻的分析，那么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可以追溯到何时呢？

刘教授：这个问题，我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略有涉及。具体来看，我认为要以毛泽东哲学的诞生为标志。十月革命以来，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成为中国先进分子用以观察国家命运的重要工具。（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所谓“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中国先进仁人志士迫于严峻的生存危机，开始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救国之道，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而拉开序幕。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入到对唯物史观的宣传、研究阶段，随后瞿秋白进一步深入到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接受。但由于党的实践经验尚且有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认识并不成熟，当时也就没能在理论上总结出一套“结合”的成果来。

直到1930年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问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有了突破性发展。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毛泽东强烈斥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雏形，也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步产生。此后，中国革命的实践，尤其是同教条主义的斗争，迫使中国共产党深刻反思失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并提出解决问题的理论、方针、政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正式确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局面，革命经验不断累积、日渐丰富。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战争间隙系统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哲学理论的学习，形成了系列理论成果。特别是“两论”的形成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达到了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也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个成熟形态就此诞生。

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由毛泽东开启，不仅与他领导推进中国革命进程息息相关，也与毛泽东本人的理论素养与实践本领紧密相连。毛泽东八岁起入私塾读书，系统接受儒家教育长达六年之久，按他的话来说叫“六年孔夫子”。（参见《毛泽东传》第1册，第6页）青年时期，毛泽东积淀了较为丰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尤其崇尚明清思想家的“务实”“践履”思想，初步培养了注重实践、在实践斗争中运用朴素辩证法思考问题的能力。待到基本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了毛泽东用来总结实践经验、改造传统文化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与二者有机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尚教授：如您所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产生的，但在二者结合的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如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等“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那么您认为怎样才能实现二者更好的结合呢？

刘教授：这个问题很重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历程表明，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秉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坚定立场，同时也要妥善协调理论与实际的间距。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中产生，经实践检验，并服务于实践的一般性真理。要指导实践获得成功，必须将普遍原理与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如列宁指出，“用抽象的东西来偷换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列宁选集》第3卷，第92页）。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深有体会。正是在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等错误相斗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领悟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贯穿二者互动的始终。从历史过程来看，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际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涵，特别是理解蕴藏于抽象概括中的“具体的普遍”；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形成改造世界的实践理念，包括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更具体的计划、措施、办法等；三是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具体观点，敢于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四是与时俱进，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新理论、解决新问题、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进而不断丰富普遍性理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不是同步的、不是联系得越紧密越好，二者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距离。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为实践主体提供立场、观点、方法的指导，同时又助力实践经验的总结与概括。但从这两方面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都必须留有一定间距。一是保持理论应用上的距离，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当作具体方法对应到实践中来。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哲学与具体科学犹如鸟之两翼，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的是世界观与方法论层面的原则指导，为实践主体指出科学的思想路线，而具体科学则发挥具体方法的指导作用，两者不能混淆，也缺一不可。二是要保持时间审视的距离。一般来说，实践是生动而具体的活动，哲学却是最抽象、最具普遍意义的观念形态。考虑到二者的巨大差异性，要想将实践得出的经验教训转化为抽象的哲学思考，应当在实践过程完成之后甚至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沉淀，而不是在实践刚开始或进行中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有科学认识理论产生作用的机制、理性审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才能真正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实践经验向哲学理论的转变。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尚教授：马克思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是一门关于智慧的学问，注重对世界问题的追问。那么，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建的初衷是什么呢？

刘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武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初衷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以解决中国问题。

我关注到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问题就已在西方学界引发热议。比如美国学者施拉姆、迈斯纳等人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区别于欧洲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地位的“异端”，德国学者魏特夫、美国学者佩弗和沃尔德等人则将它摆在所谓“正统”的“复制品”位置。这两种看似对立的争论，其本质上都是一致的，都错误理解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在忽视中国特性的基础上抽象地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谓的“异端”说，也不过是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机械的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而责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背离了其原则。

在我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抽象的理论教条，而是在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和列宁哲学一般性原则的前提下，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为导向而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形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认识与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原则指导。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4页）。所谓“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同唯心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成了根据这些观点去观察社会历史和自然现象的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在一定的民族和国家具体化，才能完成“改造”世界的使命。任何“改造”世界的活动必然先在一定的国家与民族内进行。由于各个国家发展阶段、民族文化等情况不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就必须将其与特定国家的发展实际相结合，创造出能适应特定国家发展需要、指导实践开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民族形式。我们看到，应无产阶级推翻剥削阶级的时代需要，列宁遵循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世界观认识俄国国情和社会矛盾，在同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现实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向科学认识论的转变。同样的，对于身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从不执着于创建新的哲学体系或做理论文章，而是始终立足中国实际、关注如何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彻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到底是为服务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而创建的，是国家发展的行动指南。

尚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那么，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您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哪些创新性思考？

刘教授：我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突出体现在它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谈起哲学，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研究对象抽象神秘、距离生活实际遥远，语言枯燥、索然无味……这也让哲学成了曲高而和寡的存在，连不少知识分子与理论工作者都不愿问津，遑论工农群众了。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也是如此呢？当然不是，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已经说过，“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大量复杂现实问题而创建的。它始终聚焦广大群众关心的事件，并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抽象理论运用于具体实践的过程中，进一步形成了由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构成的方法论系统。具体来看，比较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包括实事求是方法、调查研究方法、群众路线方法、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更具体的方法包括两点论、抓主要矛盾、试点、蹲点、摸着石头过河、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等。这些方法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性的充分彰显，也不断增强其实践性与群众性。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在头脑中思考、在实践中践行，真正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与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到了实践中，也走进了广大群众的心中，大大充盈和丰富了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也带来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尚教授：您提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对主观世界的改造，这是否可以理解为它在改造世界方面的特别之处？

刘教授：是的，改造主观世界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创性尝试。相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并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突出主客观世界改造的并举。毛泽东明确将改造世界的任务界化为改造“客观世界”与“自己的主观世界”，使“自己的认识能力”以及“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得到改造，并将人类自觉推进两个“世界”的改造视为共产主义时代的标志。（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96页）正是得益于始终推进两个“世界”同时改造，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风雨而风华正茂。

改造主观世界，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对人的社会性的充分彰显。一方面，只有改造主体，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改造世界必然由实践活动推动，而在实践过程中人与客观世界形成了认识、实践与价值三重主客体关系，其中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人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主体呈现出何种状态直接关系到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成效。另一方面，人的世界观、作风、思想意识、工作方法等多是形成于后天的生活实践，即使诸如性格、脾气等，也深受生活实践的影响、锻炼。也就是说，人的主观世界完全可以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加以改造，而客观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实践中锻造信仰坚定、目标明确、本领高强的时代新人是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是全方位的，除了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另有一系列的改造。在世界观上，强调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尊崇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在人生观与道德观上，倡导共产主义道德，以“为民”“为公”为核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对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在作风上，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密切联系群众、听取群众意见的群众路线，反对脱离群众、看不起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反对是非不分、包庇错误的庸俗作风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同时改造“两个世界”的思想，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构科学合理的社会秩序、不断接近更高的社会阶段具有重要意义。

尚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您觉得“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也注重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

刘教授：这是当然的。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者，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对能动性思想的阐明与运用就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为人民革命战争走向胜利争取了必要条件，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建积累了素材。

毛泽东之所以注重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不仅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结果，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长时期处于弱势地位的特殊国情、中国传统的辩证法思想息息相关。比如，老子哲学推崇“柔弱胜刚强”之道，强调弱小的一方只有发展壮大才能战胜强敌。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极大推动了党和国家由弱到强的转变。具体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在强大凶悍的敌人面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充分发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拼搏精神，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不断由弱变强、积小胜为大胜，最后战胜强大之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终于当家作主、中国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国际势力的压迫并未消弭，从美帝国主义的封锁到后来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欺压，都让身处于豺狼窥视境地的中国人民深感屈辱，但我们从未屈服，而是更加坚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发展方针，毫不动摇地走中国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程中，中国人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成为争取革命胜利、发扬中华民族志气，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强大动力。

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从哪些方面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呢?这包括三方面：一是发挥人的思想意识的能动性，使人的思想既能够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律，又能够进行创造性思考，产生创新性的思想理论成果；二是发挥实践的能动性，既勇于实践，积极进取地进行实践探索，又善于实践，在科学的实践规律指导下，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计划以指导实践开展；三是发挥人的非理性的精神能动性，让诸如意志、干劲、毅力、勇气等，在正确理论指导下产生积极的建设性的效果。实事求是地说，发挥好人的自觉能动性并非易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探索历程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深刻表明，在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国内实现民族复兴重任在肩的复杂局面下，只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才能稳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尚教授：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践行其使命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刘教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想完成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宏大目标，自然需要全方位着力，包括创建一套科学完整的方法论系统、充分发扬人的自觉能动性等，但首要前提是能够认识并把握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那么，何为最大“现实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是革命问题：是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走俄国人的路”，还是立足中国实际、走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是建设问题：是按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指示搞，照搬苏联经验，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简言之，中国的革命与建设要遵循何种思想路线，始终是考验共产党人的时代之问；如何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也就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

百余年来，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艰苦斗争中，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中，最终形成并牢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成了贯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一条红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等系列错误思潮的斗争下，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剖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路，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最大实际，开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社会主义本质、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正确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世情、党情、国情的深刻变化，科学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25—26页）等重大时代课题，强有力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参考文献

冯友兰，2011年：《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

《列宁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1993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选集》，1991年，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传》，2011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2021年，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