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们会把两个概念结合起来讨论，这两个概念前文有所涉及但未充分展开，即权力和现实的社会建构。每个社会都努力确保自己持续存在，因此它们要不断生产自身的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为了做好这一切，一个社会必须不断重复生产自身存在所必需的东西——从生产食物和住房所必需的原料，到把这些原料转化为商品的劳动力，再到那些社会机构（人们会自觉加入这些机构并在其中完成社会所分派的角色）。本书一直在暗示，社会机构和社会关系总是呈现出权力结构的不平等。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要持续存在，就必须确保特定的权力关系，即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力的社会分层，并使得这一分层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得以合法的运作。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之一就是用暴力控制人们的生活和积极镇压反对派。

另一条有效无忧的途径是使人接受”意识形态”（ideology），这是一种特定的看世界的方法，即把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看作天然和必然的。尽管这种“意识形态权力” (ideological power) （以特殊的方法来定义现实的尝试）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欧洲和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它的重要性要到18和19世纪才得以彰显。历史上，现代包括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民主化。“大众”获得政治权利和文化素养，部分原因归结于新传播媒介的发展。由于使用暴力越来越困难、代价越来越大、越来越无法隐蔽，因此暴力变成了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越来越越多地依靠传播和文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可能作用。

意识形态这个议题与前两章的讨论是紧密相关的：媒介生产意义并且把它们组合成多种多样的代码和系统。隐含的假设是这些代码解释现实，它们使世界变得有意义，且可以被理解。诸如“现实” (reality)和“世界”（world）这类术语的引入标志着从意义问题到表征问题的转变，从文化到意识形态的转变。毕竟，许多文本没有必要一定要描述一个真正的现实。尽管多数时候，人们以为自己了解真实和幻想之间的差别，但正如我们应该想到的那样，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许多有意义的陈述清楚地描述一个并不真实的世界（比如，一个力大无比且有透视能力的人总是把世界从坏蛋手里拯救出来）。这个世界也许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也许是我们认定可信的世界。也许我们可以描绘这个世界的一些特征。例如，我们赞同执法机构的正常执法需要帮助，或者好人和坏人之间的差异明显。另外一些意义文本描述了一些幻想，人们想要用它来描绘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人们不想看到的现实。

人们只能通过意义的文化代码体验世界，它们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诠释世界。人们能够理解许多意义的代码，而且他们还能尽可能地去理解他们并无亲身体验的意义代码，或者干脆是那些想象出来的现实世界的代码。换言之，代码不仅是可理解的，而且还描绘了世界（或可能世界）。作为描绘与表征的工具，特定代码的出现是显而易见、引发共识且自然而然的。它们被认为是关于事物如何的客观描述，而且往往是关于事物必须如何的客观描述。

词语”表征” (representation) 字面意思为＂再呈现“ (re-presentation)。再呈现某项事物意味着掌握这一事物的原型，然后将其媒介化，最后“回放” (play it back)出来。但是，这个过程几乎再一次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现实的本真。表征意味着对现实发表意见，但这并不等同于现实主义。它不仅是基于现实构建想象世界，也不仅是批评家所谓的“对怀疑的有意悬置” (the willful suspension of disbelief)。从现实意义上说，文本的生产者会努力扩大文本对受众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其手段就是将受众拉到文本所营造的世界中。所以，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电影用连戏剪辑手法来制造非现实的幻境，但是电影制造出来的世界拥有自我的现实，这个现实同文本之外的现实有着相似的运转规律。甚至所谓的电视真人秀也是表征出来的。制作者运用多种多样的技巧（比如手持摄影机、＂坦白式”访谈，或者”监控摄像头”)使受众相信这种节目表达是没有经过制作处理的，或者至少比其他时段的电视节目要真实得多。

为了制作逼真的文本，制作者们必须要在文本中隐藏自我，隐藏自己对文本的操作。正如我们所提到的，以现实主义为目标的制作者会避免编辑行为，因为这会让他（她）们干预文本。例如，观众会注意到镜头跳接这类事情，当摄影师或者视频编辑把摄影机和采访对象放在同一位置时，其中的有些镜头就会被删掉，这就造成了“跳接＂。观众不仅会注意到一些东西被删掉了而且会被提醒所看到的并不是“真实“，而是被生产出的世界。现实的幻象破灭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媒介生产者开始避免镜头跳接：他们注重无间断的、完整的画面表现，这能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入节目的内容。观众此刻暂时必须“忘记“文本只是 一个生产意义的“文本”：现实主义文本可能要求文本的世界和受众的日常世界之间有特定的联系，也可能对此不作任何要求——这取决于受众想象这个世界本来面目的能力。

例如，本书两名作者在1990年观看《蝙蝠侠》的第一部电影时，当看到蝙蝠侠在攀爬一座高楼的时候，我们被电影中的场景惊呆了。当时坐在我们背后的一名大学生脱口而出：“天呐，这是假的吧！“那时，我们猜测，他已经发现了这名身着蝙蝠戏装成功飞离摩天大楼的成年人是可信的。或者，正如《终结者2》的电影特效指导、曾六次获得艾美奖的丹尼斯·穆伦(Dennis Muren)所说的：“现实如此敏感，如果某件事物是不真实的，每个人都会发出质疑。一旦某些事物不可信了，我们就会失去观众。”（引自Pollak, 1991, p. B2) 

另一方面，尽管表征始终宣称自己在表达现实，但它没有必要真实。某些文本可能会尝试意识形态化的运作，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类型是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即它能对现实提出主张。然而即使是最异想天开的文本——试想一下迪斯尼动画片，也是被有效地意识形态化了。因为意识形态并不是文本的固有特性，而是在社会中被定位和被部署的形式。至于一个文本，只要它通过任何形式对受众所身处的世界发表看法，告诉他们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可能的，那么，这一文本就是意识形态的。

思考下面这个例子：1992年4月，洛杉矶爆发＂骚乱＂，因为在加利福尼亚的文图拉县四名被控殴打司机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警察bei陪审团宣判无罪。几乎每个美国人，甚至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已经在自家的电视上把金被警察殴da了58次的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质疑录像带的“真实”：它的确捕捉到了真实的片段。但是为了作出裁决，陪审团成员必须解读这个录像带的真实性。公诉律师提供给他们金被警察毫无节制地粗暴殴打的版本，而辩护方的真实版本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警察的行为合情合理。一种图像，两种不同的意识 表达，反映了两种不同的现实。但是也需要注意的是审判之后发生的事情被描述为＂骚乱” 不是“抗议”或者”示威”又或者“暴动”——其实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

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意义变为表征的问题，也是关于权力和不平等的问题。尽管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源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法国哲学家，但它当下的形式还是由19世纪德国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卡尔· 马克思发展起来的。在其19世纪的著作中，马克思力图厘清少数人维持自身权力的方式：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接受某种制度甚至按照违背自己利益的方式来行事？为什么身份较低的人会认可他们所处的地位，甚至按照既有地位的指示做事情而执迷不悔？以下是马克思的话(1975):

马克思在此处关注了几个简单的问题：社会如何维持和延续自己的差异和权力的结构？为什么有些人视自己高人一等并且判定自己在社会中拥有特权？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有人会被支配并认同这种支配？在一些国家，维系社会等级需要借助武力，你也许会惊讶在不到一百年之前，工厂主们经常使用暴力来控制工人并迫使他们接受剥削(Ewen,1976)。即使是今天，暴力也经常被用来驱逐非法移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也会使用暴力。尽管如此，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还是摒弃了暴力而选择了意识形态。如果掌握权力的人可以成功地构建一种支配性的观点来证明社会不平等的合理性，并且能让大家都赞同他的这一观点，那么他们的权力地位就理所当然很稳固——暴力变得无足轻重。因此，建构这种共识总是与争权夺利的特殊利益集团联系在一起。创造和坚持这一共识即所谓的霸权(hegemony)。

让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19世纪的美国南部，主流意识形态把黑人表现为劣等族群，甚至不是人。这就是黑人和白人共同认可的意识形态（注意这种认可经常是无意识的，因为它看起来是如此的符合常理），这种从属和征服的体系就此持续下来。当然，并不是每个人——一个黑人和白人都会把种族压迫视为自然而然的事，一些人会起而反抗。于是暴力被用来镇压这种异议，但是这种意识形态还是风行了几十年。吊诡的是，这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会比歧视色彩较少的意识形态更加人性。在不把黑人当完整的人或理性的人的同时而考虑相当范围内的种族关系，这通常会保护黑人，好像黑人们还是孩子一样。那么，考虑到这一时期所有的恐怖，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坚守道德高地的北方人最后经常比南方人对待黑人更坏。当然按照今天美国的标准，证明一群人应该奴役另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都是不合理的。

在当今世界，媒介参与到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毕竟，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媒介可能是当代社会中最重要的意义及其代码的生产者，而且它们经常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核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还有一种潜力，媒介中的意义不仅仅是意义本身。当媒介变成一种表征并对 “世界是什么”作出判断，那么它们就变成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而且，它们很可能是潜在的大规模冲突和斗争的原因。

几乎所有媒介文本，从新闻报道到《人人都爱雷蒙德》(Everybody Loves Raymond)都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尽管并不是所有媒介文本（无论明显真实的新闻报道还是明显虚构的娱乐节目）都赞成维持现存秩序或者现有的权力格局，但是人们还是经常假设（或者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之间有关系。例如，美国媒介的主导代码很少甚至根本不对下列议题提出抗议：商业企业是否应该盈利、只有选举才构成政治、选举中一定得有反对力量比如组织化的抗议活动。类似的，媒介似乎总是预设某些事情一定存在且以常规的方式表征世界，这些事情包括基本家庭的重要性、为工资而工作的必要性、不同人群各有自己的价值观。通过媒介的描绘，这些价值似乎是常识的、普遍的，甚至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和其他意识形态操纵者一样，媒介正隐藏现实和表征之间的缝隙。甚至另类媒介也在进行意识形态化的运作，但它们也许无法分享主流的意识形态。

但是我们不能够简单地以彼此不相干的表征行为或彼此不相关的意义代码来理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适用于特定的事件、人物、关系或行为。它通常包含表征、观察和思考现实的方法。在《观看之道》(Ways of Seeing) 一书中，约翰·伯格(John Berger, 1972)以欧洲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出现的特征为例，举了一系列观察世界的新方法。例如，他认为艺术家用财产表征民众的行为是一种新的理解个人价值的感觉体系。他还指出用类似的观看之道，女性在视觉艺术中（从绘画到广告）被表征为隐形的、被男性凝视的消极客体。

意识形态不只是特定的表征体系或观看之道，也是一种排除和限制的方法，因为意识形态能对我们可能的理解能力作出限制。意识形态也不是中立的。当我们认为现实是可以被经历、感知和理解的时候，意识形态的这些术语就总是和这个群体或那个群体的斗争接合或联系(connection)在一起，这些群体会支持或反对特定的社会组织和权力关系。那么所谓意识形态就是努力让人们按照编码和术语看待世界，这些编码和术语是由一个或多个社会群体设定的，他们通常是社会的掌权者。尽管一些意识形态编码与政治立场和哲学联系在一起（想一想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或者民主与共和的意识形态），但是它还是以一种流行和司空见惯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中。

例如，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一些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从而让另外一些人获利。那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需要让人们相信任何人只要刻苦努力都能够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一个人如果失败了，一定是他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必须永远隐藏的事实是社会体系中有一种结构性的不平等，而事实上该体系也需要这种不平等。）类似的，两党制的存在也依赖人们的一个坚定信念，即这种制度能保证他们在政府中发言有效。

父权制——这种认为男人（男性气质）压倒女人（女性气质）的假说需要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男人更强壮、更理性，是更好的统治者、天生的家长等等。在美国电视节目中永远有插播广告，好像这是电视机构的本质一样——这也是一个意识形态（理所当然的假说）的例子。美国人对这样看电视没有任何质疑，他们能毫无障碍地将一个叙事中分散的片段串起来，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会经常抱怨他们很难跟上这样的故事叙事并从广告中辨析出节目的内容。正如我们将在第9章中看到的那样，电视在对待不同社会群体时总是包含着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