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

千高原

作者：费利克斯·加塔利 / 吉尔·德勒兹

译者：姜宇辉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出版年：2010-12
ISBN：9787545803150

作者介绍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法国最著名的后现代哲学家之一，在哲学、文学、电影和绘画等多个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哲学家，因与德勒兹合著《反俄狄浦斯》《千高原》和《什么是哲学？》而闻名于欧美学界。

译者介绍

姜宇辉

复旦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哲学、电影哲学和媒介理论。

内容摘要

作为《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的续作，本书将前作《反—俄狄浦斯》中已然肇始的思想实验向更为开放而宽广的领域推进：地质学、生物学、史学、神话学、数学，等等，都成为真正的思想—“根茎”的蔓生之地。而盘踞于传统思想模式中的种种“层”、“编码”、“超越性平面”、“纹理化空间”等，则伴随着这场激动人心的实验进程而渐次烟消云散。

全书散布着一座座流播强度的“高原”，而多元性、异质性的连接则成为它们之间彼此沟通的横贯线。但在乱花迷人眼的表象之下，全书却流淌着纯正的哲学血液，因为它所致力于的正是德勒兹一以贯之的信念：哲学，就是概念的创造，就是新思想方式的创生。

精彩书摘

元年：颜貌（节选）

定理一：任何人都绝非仅靠自身就能进行解域，而是至少需要两项：手-运用的对象，嘴-乳房，面孔-风景。而两项中的任何一项都在另一项之上进行再结域。一定不能将再结域与向一个原初的或更早的界域的回归相混淆：它必然包含着一套技巧（artifice），正是通过这些技巧，一个自身已经被解域的要素充当着另一个要素的新的界域——而这另一个要素同样丧失了其自身的界域。由此，在手和工具、嘴和乳房、面孔和风景之间，产生了一整套水平的和互补性的再结域的系统。

——定理二：在解域的两个要素或两种运动之中，最快的未必一定是强度最高的或解域程度最高的。解域的强度不应该与运动或发展的速度相混同。最快运动甚至可以将其强度与最慢运动连接在一起，而后者——作为一种强度——并未承接着前者，而是同时运作于另一个层或另一个平面之上。比如，乳房-嘴唇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为一个颜貌的平面所引导。

——定理3：甚至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解域程度最低者在解域程度最高者之上进行再结域。这里出现了再结域的第二个系统，它是一个垂直的，从低到高的系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是嘴，还有乳房，手，整个身体，工具自身，都是“被颜貌化的”。作为一条普遍的规则，相对的解域（代码转换[transcod-age]）在某种解域（超编码）——此种解域在某些方面上是绝对的——之上进行再结域。我们已经看到，头部在面孔之中的解域是绝对的，但却仍然是否定性的，因为它从一个层过渡到另一个层，从有机体的层过渡到意义或主体化的层。手和乳房在面孔之上、在风景之中进行再结域：它们在被颜貌化的同时被风景化。即便是一个运用的对象也可以被颜貌化：一座房屋，一件器皿或物品，一件衣服，等等，你会说：它们注视着我，这不是因为它们与一张面孔相似，而是因为它们被掌控于一个白墙一黑洞的过程之中，因为它们被与一部颜貌化的抽象机器连接在一起。电影的特写镜头着眼于一把刀，一个杯子，一座钟，一把烧开水壶，正如它同样着眼于一张面孔或面孔的一个要素；比如，在格里菲斯的电影之中，一把烧开水壶在注视着我。那么，难道不可以说，在小说之中也同样存在着特写——正如狄更斯所写下的《壁炉上的蟋蟀》的第一句话：“一把烧开水壶开始了故事……”；以及，绘画之中的特写——一幅静物画内在地演变为一片面孔-风景，一件器皿（桌布之上的一个杯子，一把茶壶）被颜貌化，在博纳尔和维亚尔的画作之中。

——定理4：抽象机器因而并不仅仅在它所产生的面孔之中才得以实现，而且，它也以多种多样的程度实现于身体的不同部分、衣服、客体（它根据某种理性的秩序——而非一种相似性的组织——对它们进行颜貌化）之中。

Mona Lisa | Leonardo da Vinci

实际上，问题仍然存在：颜貌的抽象机器何时进入运转之中？它何时被启动？参考几个简单的例子：在哺乳的过程之中，母性的权力通过面孔而进行运作；激情的权力通过被爱者的面孔而运作，甚至是在爱抚的过程之中；政治权力通过首领的面孔（标语、图像和照片）而运作，甚至是在大众的行动之中；电影的权力通过明星的面孔和特写而运作；电视的权力……这里，面孔并非作为个体而运作，相反，个体化源自这样的必要性——即个体应该具有面孔。重要的不是面孔的个体性，而是某种（它使之得以可能的）编码的有效性、以及在何种情形之中它使此种编码得以可能。这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经济和权力组织的问题。我们当然不是说面孔以及面孔的力量产生出权力并对其进行解释。相反，某些权力的配置需要面孔的生产，而其他的配置则并非如此。如果我们考察原始社会，我们会看到，很少有什么事物是通过面孔而运作的：他们的符号学是非表意的，非主观的，本质上是集体性的，多义的和实体性的，运用着极为多样的表达的实体和形式。多义性通过身体而产生——它们的体、它们的内部凹陷、它们之间的多变的外在连接及坐标系（界域性）。一种手的符号学的一个片段、一个手的序列可以与一个口腔的、皮肤的或节奏的（等等）序列相协调，但却不带有任何的从属关系和统一化。比如，Lizot揭示了为何“义务、习俗和日常生活的解体是近乎彻底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难以理解的”：在哀悼的行为之间，某些人说着下流的笑话，而别的人却在流泪；或者，一个印第安人会猛然间停止哭泣，开始修他的笛子；或者，所有的人都入睡了。对于乱伦来说也是如此。并不存在对于乱伦的禁止，而只存在着那些乱伦性的序列——它们根据某种特定的坐标系而与禁令的序列连接在一起。绘画，文身，皮肤上的标记与身体的多重维度连接在一起。即便是面具，也确保着头部对于身体的归属，而并非将它形成为一张面孔。无疑，解域的深层运动扰乱了身体的坐标系，并初步形成某种特殊的权力配置；然而，它们并非是将身体与颜貌连接在一起，而是将身体与生成动物连接在一起——尤其是借助药品。无疑，这里同样存在着精神性：因为生成-动物依赖于一种动物的精神，美洲豹-精神，鸟-精神，豹猫-精神，巨嘴鸟-精神，它们占据着身体的内部，进入到它的那些凹陷之中，填充着它的体，而不是将它形成为一张面孔。着魔的情形体现了语音和身体（而非面孔）之间的直接关联。萨满教徒、武士、猎人的权力组织脆弱而不稳定，但正因为它们通过实体性、动物性和植物性而运作，反倒变得更为具有精神性。当我们说人类的头部仍然从属于有机体的层之时，我们显然并未否定在这些种族当中存在着文化和社会；我们只是说，这些文化和这些社会的代码落实于身体之上，依赖于头部对于身体的归属，依赖于身体一头部系统的趋向于生成、趋向于接受灵魂（将它们作为朋友接受、同时拒斥敌对的灵魂）的能力。“原始人”可能拥有着最具人类特征的头部，最美的、也是最具精神性的头部，但他们却没有、也无需面孔。

这是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面孔不是一个共相。它甚至也不是白人的共相，它就是白人自身，连同其宽阔的白色面颊和眼睛的黑洞。面孔，就是耶稣基督。面孔，就是典型的欧洲人，埃兹拉·庞德称之为某个耽于声色的人，简言之，即普通的色情狂（Eroto-mane）（19世纪的精神病学家有理由说，与求偶狂不同，色情狂往往保持纯洁和贞洁；它是通过面孔和颜貌化而进行运作的）。不是一个共相，而是“整个宇宙的面孔”（facies totius universi）。耶稣，超级明星：他发明了整个身体的颜貌化，并将其传播到各处（圣女贞德的激情，特写）。因而，从其本性上来说，面孔是一个完全特殊的观念，但这却并不妨碍它具有或行使最为普遍的功能：一一对应的功能，或二元化的功能。它具有两个方面：颜貌的抽象机器——就它是被一个黑洞-白墙的系统所构成而言——以两种方式发挥功用，一种方式涉及到单位或元素，另一种方式则涉及到选择。从第一个方面来说，黑洞作为一部中心计算机，基督，第三只眼（它在作为普遍的参照面的白色银幕或墙壁上移动）而运作。无论人们赋予它何种内容，机器都将着手构成一个面孔的单位，一张基准的面孔、它与另一张基准的面孔处于一一对应的关系之中：这是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一个富人或一个穷人，一个成人或一个儿童，一个首领或一个臣民，“一个x或一个y”。黑洞在屏幕上的移动和第三只眼在参照面上的轨迹构成了如此众多的二元分化或树形图，就像是那些四只眼睛的机器——它们由两两连接在一起的基准面孔所构成。一位教员和一名学生的面孔，父亲和儿子的面孔，工人和老板的面孔，警察和公民的面孔，被告和法官的面孔（“法官板着一副严厉的面孔，他的眼睛没有边界……”）：个体化的具体的面孔基于这些单位和这些单位的结合体而被产生、被转化，就像这张富家子弟的面孔——在其上我们已经能分辨出军人的使命感和圣西尔的颈背。与其说你拥有一张面孔，还不如说你是不知不觉陷入一张面孔之中。

Gilles Deleuze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颜貌的抽象机器具有一种选择或选择性回应的作用：一张具体的面孔被给予，机器就作出判断——以基准面孔的单位为基础进行考察，它是否可以通过、是否可以前进。这回，二元性的关联成为“是-否”的类型。黑洞或空洞的眼睛吸进或排出，就像是一个半痴呆的专制君王仍然能够作出赞同或拒绝的示意。一位教员的面孔抽搐着，笼罩于一种焦虑之中——这就意谓着“不行”。一个被告，一个臣民表现出一种（演变成傲慢的）过于做作的顺从。或者：礼多必假。这样一张面孔既不是一个男人的面孔、也不是一个女人的面孔。或者，他既不是一个富人、也不是一个穷人，那他是一个丧失财产的无社会地位的人吗？在每个时刻，机器都排斥着那些不一致的面孔或可疑的神情。然而，这仅仅是在选择的某个既定层次之上。因为，必须为所有那些摆脱了一一对应关系的事物产生出先后接续的异常的歧异一类型，并在第一次就被接受的事物和第二次第三次（等等）才被允许的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二元性的关系。白墙不断地拓张，而黑洞则反复发挥功用。教员陷入疯狂：但疯狂是一张与n次选择相一致的面孔（然而，并非最后的选择，因为还存在着这样的疯狂的面孔，它们与人们认为疯狂所应是的样态并不一致）。哦，这既不是一个男人，也不是一个女人，那它就一定是一个变性者：在原初范畴“不”与派生范畴“是”之间所确立起来的二元性的关系，在某些条件之下，它既可以标志一种容忍，也同样可以指示出一个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征服的敌人。无论怎样，人们已经认出了你，抽象的机器已经将你记录在它的整体性的网格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其对异常（déviance）进行探测的新功能之中，颜貌的机器不局限于具体的情形，而是以一种与它的第一种作用（对常态的计算）同样普遍的方式进行运作。如果说面孔就是基督，也即任何一个普通的白人，那么，那些原初的异常，原初的歧异一类型就是种族性的：黄种人，黑人，第二类或第三类人。他们同样位于墙上，通过洞而得以分布。他们应该经受基督教的教化，也即，被颜貌化。作为白人的主张，欧洲的种族主义从未以排斥或将某人指定为他者的方式进行运作：相反，只有在原始社会之中，异乡人才被当作一个“他者”。种族主义的运作就是要去确定偏离白人面孔的异常程度，它试图将那些不一致的特征整合进那些越来越离心、越来越减速的波之中，有时，它在某种条件之下、某个场所之中、在某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之中容忍这些特征，有时，它又将它们从那面决不能承受相异性的墙上抹去（这是一个犹太人，这是一个阿拉伯人，这是一个黑人，这是一个疯人……）。从种族主义的观点来看，不存在外部，没有来自外部的人。只有那些必须与我们相似的人，因为不与我们相似，这就是罪孽。分界线不再是介于内部和外部之间，而是内在于同时性的表意链和接续性的主观选择之中。种族主义从未发现他者的粒子，它令同一者的浪潮四处蔓延，直至最终歼灭所有那些反抗被同一化的人（或那些只有在某种歧异的程度上才接受同一化的人）。唯有它的无能和幼稚方能与它的残忍相媲美。

以一种更为令人愉悦的方式，绘画运用了基督-面孔的所有资源。颜貌的抽象机器，白墙-黑洞，绘画将它们带向各个方面，运用基督的面孔来产生每一种面孔的单位、每一种异常的程度。从这个方面看，从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存在着一种绘画的狂喜，就像是一种无节制的自由。基督不仅仅掌控着整个身体（其自身的身体）的颜貌化、所有环境（他自身的环境）的风景化，而且，他还构成着所有的基准面孔，并操控着所有的歧异：基督-博览会上的竞技者，基督-风格主义的同性恋者，基督-黑人，或至少是在墙边的一位黑人圣女。通过天主教的代码，在画布之上呈现出了最伟大的疯狂。不妨从众多的例子之中选取一个：在白色风景和天空的黑洞的衬托之下，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成为风筝（cerf-vol-ant）-机器，通过射线将伤痕传给圣弗朗索瓦；根据基督的身体的意象，伤痕实现着圣徒身体的颜貌化；然而，那些将伤痕传给圣徒的射线同样也是圣徒借以驱动神圣风筝的线。正是在十字架的符号之下，人们学会了在各个方向上对面孔和颜貌化的过程加以操控。

信息论将一个现成的表意信息所构成的同质性整体当作出发点，这些信息已经作为处于一一对应关系之中的元素而发挥功用，或，它们的元素已经根据一一对应的关系在信息之间被组织起来。其次，某种结合的选取要依赖于一定数量的主观的二元性的选择，这些选择根据元素的数量而成比例地增长。然而，问题在于，所有此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所有此种二元化的过程（正如某些人所指出的，它并不仅仅依赖于一种更高的计算技能）的前提已经是：展开一面墙或一个屏幕，安置一个中心计算机的洞，没有这些，任何信息都无法被辨认，任何选择都无法被实现。一个黑洞-白墙的系统必须已经对空间进行了划分，勾画出它的树形图或二元分化图，以便能指和主体化有可能构想出它们自身的树形图和二元分化图。能指和主体化的混合的符号学尤为需要被保护，以抵抗所有来自外部的侵袭。甚至应该使得外部不再存在：任何游牧机器、任何原初的多义性（连同它们的异质性的表达实体之间的结合）都不应该出现。应该只存在唯一一种表达的实体，它构成了所有转译的条件。人们可以构建起通过分立的、数字化的、被解域的元素而运作的表意之链，但前提是已经存在着一张可利用的符号学的屏幕，以及一面起保护作用的墙。人们可以在两条链之间或在一条链的每一点上进行主观的选择，但前提是任何外在的风暴都不能卷走这些链和这些主体。人们可以形成一张主体性之网，但前提是拥有一只核心之眼，一个黑洞——它捕获着所有那些对被指定的情状和支配性的能指进行超越和转化之物。此外，认为这样的言语活动能够传递一条信息，这是荒谬的。一种语言始终是被掌控于那些面孔之中的，后者表达着它的陈述，并通过进行之中的能指和相关的主体对它进行充实。正是根据面孔，选择才能实现，正是在面孔之上，元素才能被组织起来：一种共同的语法决不能与一种面孔的训练相分离。面孔是一个真正的传声筒。因此，不仅颜貌的抽象机器必须提供一个保护性的屏幕和一个计算机黑洞，而且，它所生产的面孔勾勒出各种各样的树形图和二元分化图，没有这些，表意和主体性就无法令那些在语言之中从属于它们的事物得以运作。无疑，面孔的二元性和一一对应有别于语言及其要素和主体的二元性和一一对应。它们根本就不相似。然而，前者构成了后者的基础。实际上，通过将成形的内容转译为一个单一的表达的实体，颜貌的机器已经将前者从属于主观的和表意的表达的专一形式。它通过预先形成的网格而运作，这张网格使对于表意元素的辨认和主观选择的实现得以可能。颜貌的机器不是能指和主体的一个附属物，毋宁说，它与能指和主体关联在一起，并构成了二者的可能性条件：面孔的一一对应性、二元性倍增着其他的一一对应性和二元性，而面孔的冗余又与表意的和主观的冗余一起形成冗余。正是因为面孔依赖于一部抽象的机器，所以它才并没有预设一个预先存在的能指或主体；然而，它与后二者关联在一起，并给予它们必需的实体。不是一个主体选择了面孔——如在Szondi实验之中，而是面孔选择了它们的主体。不是一个能指对黑斑-白洞、或白纸-黑洞的形象进行解释——如在罗夏实验之中，而是这个形象对能指进行编排。

Persona | Ingmar Bergman

我们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推进：什么启动了颜貌的抽象机器，既然它不是始终在运行，也不是在随便哪种社会构型之中能都运行？某些社会构型需要面孔，同样，它们也需要风景。这是一整部历史。在极为多样的日期之中，存在着一种所有原初的、多义的、异质性的符号学（这些符号学运用着极为多样的表达的形式和实体）的普遍崩溃，而此种崩溃有利于建立一种意义和主体化的符号学。无论在意义和主体化之间存在着何种差异，无论在某种情形之中哪一方占据了优势，无论它们的事实性的混合采取了怎样多变的形象，它们恰恰具有一种共同点，即，消灭所有的多义性，将语言提升为专一的表达的形式，通过表意的一一对应以及主观的二元化而展开操作。语言所特有的超线性不再与那些多维度的形象相协调：现在，它压平了所有的体，它使所有的线处于从属地位。如果说语言学始终、很快遭遇到同音异义或模糊陈述的问题——而它将通过一整套二元性的还原操作来处理这些问题，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更普遍地说，语言学无法容忍任何一种多义性、任何一种根茎的特征：如果一个奔跑、嬉戏、舞蹈、画画的孩子无法专注于语言和写作，那他将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的主体。简言之，新的符号学需要系统性地摧毁所有原初的符号系统，即便它在明确限定的范围仍然保留着它们的残骸。

然而，并非是不同的符号学运用它们自身的武器彼此发动战争。而是极为特殊的权力配置将意义和主体化作为它们的明确的表达形式（与新的内容处于互为前提的关系之中）施加给它们：任何意义都具有一种专制的配置，任何主体化都具有一种独裁的配置，任何一种二者的混合体都具有权力的配置——这些配置通过能指进行运作、并作用于灵魂和主体。然而，正是这些权力的配置、这些专制的或独裁的构型赋予新的符号学以建立其帝国主义的手段—-换言之，这些手段在消灭了其他符号学的同时也保护了自身免受所有外来的威胁。问题在于一种对于身体以及肉体的坐标系所发动的串通一气的破坏，——而正是通过这些坐标，多义的或多维度的符号学才得以运作。身体被规训，肉体性被摧毁，生成一动物遭到围捕，而解域则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阈限，进而实现了一种从有机体的层向意义和主体化的层的跃迁。一个独一的表达的实体被产生。人们将建构起白墙-黑洞的系统，或更准确说，人们将启动这部抽象的机器——它必须容许和确保能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主体的自律。您将被钉在白墙上，被溺于黑洞之中。这部机器被称作颜貌，因为它是对于面孔的社会性生产，因为它实施着一种整个身体（包括它的周围环境和它的对象）的颜貌化、一种所有世界和环境的风景化。身体的解域包含着一种在面孔之上的再结域；身体的解码包含着一种通过面孔而实现的超编码；肉体的坐标系或环境的瓦解包含着一种对于风景的构建。能指和主观的符号学决不是通过身体而进行运作的。想要将能指置于与身体的关联之中，这是荒谬的。无论如何，它只能与一个已经完全地、彻底地被颜貌化的身体相关联。一方面，是我们的制服和衣服，另一方面，则是绘画和原始的着法衣仪式（vêture），——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实施着一种身体的颜貌化，通过纽扣的黑洞和布料的白墙。甚至面具在这里也具有了一种新的功用，和之前提到的功用正相反。因为不再有一种面具的统一功用，除了某种否定性的功用（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中——即便是在展示和揭示的情形之中，面具都不是用来掩饰和隐藏）。要么，面具确保着头部对于身体的归属，以及它的生成-动物，正如在原始社会中那样。要么，相反地，正如现在所论及的情形，面具确保着面孔的建立和构成，以及头部和身体的颜貌化：面具现在就是面孔自身，是面孔的抽象或操作。面孔的非人性。面孔决不会预设一个先在的能指或主体。其顺序是完全不同的：专制或独裁的权力的具体配置→启动颜貌的抽象机器，白墙-黑洞→在那个穿洞的表层之上建立起新的能指和主体化的符号学。这就是为何我们不能不加分别地考察两个问题：面孔和生产面孔的抽象机器之间的关系；面孔和需要此种社会性生产的权力配置之间的关系。面孔就是一种政治。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文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