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冲突动力论语境下的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概念肇始于针对文化异同和特性的总结性概述。如今，人们不再将文化视为在其内部就可以进行界定的和同质的整休，这种文化概念似乎走到了终点。为了奠定一个更加广泛的文化学基础，人们更多地致力于一种更加开放的、非本质论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理念关注的是融合过程。

无论如何，文化人类学都不会局限于仅仅做一门基于经验的学科，通过参与性的观察活动来研究陌生文化中的社会关系。因其在文化理念本身方面的批判性发展，它对于其他人文科学和文化科学来说也具有根本性意义。不过，文化批评看起来似乎仍然热烈着迷于文化概念的文化学表达。这在后殖民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才逐渐出现松动：政治、经济、历史和性别特定性差异现在登上了前台。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启示却不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而是来自文学学。

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的重要代表者，《文化的定位》一书的作者，回溯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霸权形势的历史环境，提出了差异概念。他认为，差异是文化互动的一个部分。它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文化理念，人们认为，“文化互动的问题只在不同文化的意义所指边界出现，在这里，意义和价值被理解（误解），符号从其上下文语境中脱离出来”。与文化人类学长久以来将异者理解作为重点的阐释传统所不同的是，差异、断层、具有创造性的间隙和边界区域以及融合和误解这些范畴成了文化分析新的重要出发点。

霍米·巴巴

后殖民视角——特别是非欧洲文学的角度——是调整文化人类学以及文化概念的重要推动力。它勾勒出文化批评的视野，其目标是改写霸权的再现体系，推动迄今为止被边缘化的文化和主体进行自我再现。传统的关键概念，诸如他者/异者、参与性观察活动，文化认同以及文化翻译，得到了再定义。重要的不仅是意义的解码，还有人们在围绕执行能力、围绕象征的权力、围绕克服不同社会群体和文化之间的意义冲突等方面进行争论的过程。

文化作为富有争议的协商过程（对不会再明确被认定为本质性区别的差异进行协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文化呈现为文本的地方。杂交、不平等、无家可归和多元化身份认同的第三空间，以及跨文化争论的张力场域，为边缘化主体和社会的表达，也为与之关联的本土研究兴趣的实现打开了视界。这远远超出意义系统单纯的可解读性范围，超出解读意义系统如何通过自我阐释被聚合起来的问题。随着人们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的非对称性，人种志再现和翻译活动的问题在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理论之间的链接点上就负载了政治性意味。这导致文化政治学方法的产生，恰恰在非欧洲社会中能够显露出自信地处理文化差异的实用主义策略。

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因其处在移民族群和少数族群的冲突应力场中，而显示出不同归属和经验之间重叠和转变征兆。因此，把文化设想成一种“纯粹的”、自我封闭的、维护传统和身份认同的机构就是有问题的。文化被建构为翻译活动，被建构为不同文化的交叉和融合过程（杂交、混合、克里奥尔化）。不过，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等级及其不平等的权力分布使文化人类学面临新的、后殖民的挑战。在当今呈现跨国特征的世界大社会中，经济—文化交织使得传统的异者范畴失去效用，面对这一形势，文化人类学正在以全球一体化不是以全球多元化为目的，重新找准方向。

在以这种形式改变了的征兆下，文化人类学和后殖民主义不仅正在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和（非对称性）翻译上，而且使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内部的差异和翻译问题。文化的这种翻译被称为杂交。文化人类学也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到了互联、交叉、融合和断层上。这带来了文化理解和文化比较方面新的不同的方法论。人们认为，文化不是先行存在的，文化是通过文化交流才形成的：在接触区域的意义上，在翻译文化差异的“第三空间”的意义上，在跨文化间隙的意义上的。这里涉及的是对文化理解概念进行行为理论方面的、以行为者为导向的修订。引人注意的不再首先是（文化）文本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而是诸如权力、文化交流过程中意义的协商过程、跨文化性这些因素——直到因跨国活动而出现的新挑战以及对全球文化和经济的苛求和损耗。

克利福德·格尔茨的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表明，这位阐释型文化人类学的代表在其后期的研究论文中已经不再谈论文本和文化意义，转而开始谈论痕迹的解读，谈论互联、线索、区域等，甚至在最后谈及一种“块状世界”，由此，格尔茨与全局观的文化理解方式相互做了告别：

不存在新的世界秩序，而只有全球化进程中的分治化、去中心化和碎片化。根据格尔茨的观点，理论构建和研究活动也不得不与破碎了的世界的碎片和裂纹进行对接、从而来承认但同时征服差异性：“人们必须拓宽文化描述和分析的语汇，从而使得偏离、多样性和不可调和性能够在其中找到位置。”

当然，现如今，文化人类学的语汇有了新的拓展，能够适应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差异得到改变的实际情况，这并不能归功于格尔茨一个人。实际上，后现代人类学批评对于全球人类学话语的建立有着大力推动作用：“20世纪末，人类学最终从其民族和语言区域的限制中走了出来。”出现的不仅是一种新的语汇，首先还有改变了的课题，特别是在后殖民理论和全球化巨大压力的影响下。一种新的文化人类学出现了，它同样将作为翻译的文化写在旗上，一种被贴上了“越界而行”这一标签的人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