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与空间——属于诗的与属于诗人的
今天，保罗‧策兰已被视为1945年以来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他的〈死亡赋格〉是一首──也许可以说，是唯一的一首──世纪之诗，有时，甚至有人将它和毕卡索（Pablo Picasso，1881－1973）的划时代钜作「格尔尼卡」（Guernica）相提并论。1988年，当人们在联邦德国议院悼念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悼念那场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时，犹太女演员、导演伊达‧埃雷（Ida Ehre）就朗诵了这首诗。[2] 

许多优秀的文集版本都希望为大众真实展现策兰的全部作品，1997年后，读者还能看到一套收入诗人大量遗作的作品集。各种解读策兰的研究文字数目可观，不容小觑。1978年开始出版的《策兰年鉴》[3]则完全将这位作家的作品作为中心主题。策兰的一些书信被集结成书，大批有关他的回忆性文字也被整理出版，它们敍事准确、情感至诚，让读者和研究者在阅读时具备了多种瞭解和深化的可能。 

同时，这位作家的许多诗作却又是如此令人迷惑，让人觉得难以参悟，甚或完全无法理解，于是常有人感嘆地将此归因于策兰不详之生平。从某种程度上说，保罗‧策兰是一个隐秘的人——借用他自己的表述方式，他不是一个「内心生活公有化的朋友」。策兰在同一次交谈中如是说道： 

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上；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4] 

而这是否能够解释他的诗歌为何如此难于理解，如此地给人谜一般的印象？这种艰涩在策兰的晚期作品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不过，这些晚期的诗作，也更让读者隐约感到它们的创作来源都是基于一段重大的经历，基于写作者本身的困扰迷惘。策兰为何只愿被「远远地」解读？他为何要在自己和读者间设下栅栏悼念──一道「语言栅栏」（他的一部诗集即以此为题）？他是否不仅是隐秘的，同时也是精英式的？他是不是继马拉美[5]和斯特凡‧格奥尔格[6]之后，又一位纯粹的形式主义艺术家？ 

大概再也没有什么说法比这更荒谬了。面对如此「诋毁」，策兰也表示出最强烈的抗议。事实是全然相反的：在任何时代、任何语言的写作者中，再也无法找出第二个人能像策兰一样，让曾经的经历和笔下的文字如此紧密地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这些他个人生命曾有的经历，又绝不只单属其个体。策兰个人的生平历史和诗作中充满的，是二十世纪创伤的历史，这段恐怖历史在对欧洲犹太人的集体屠杀中达到高峰；对这段历史视而不见的人，无力、也无权阅读他的文字。
对此，在策兰接受格奥尔格‧毕希纳文学奖[7]之演讲辞──他最重要的非诗体文字──之中已有阐明。名为〈子午线〉（Der Meridian）的这篇讲演辞，完全可被视为策兰有关时代诗歌写作的诗学表述，「时代性」是讨论的重点所在。然而在当时，1960年10月22日的达姆施塔特（Darmstadt），策兰作此讲演时，听众丝毫无法意识到策兰自觉担当「书写时代诗歌」的使命感有多么强烈，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诗人的讲话是怎样地激进而满怀信仰；他们的历史知识面太狭窄，他们的思想准备太欠缺，他们的时代意识还未形成，而在那时的时代意识中当然也有一些可怖的东西。我们也许可以说，策兰当时也曾这样表述道： 

每首诗都应将它的「1月20日」载入其间，我们在此以最明确的方式尝试着时刻不忘这些资讯码——也许今日之诗的新特点便在于此？然而，我们每个人不都是从这些资讯码出发进行写作交流？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归于哪些资讯码？（III，196）
听到策兰有关「1月20日」的暗示，很多听众大概都知道，他希望藉此让人想到毕希纳小说《伦茨》（Lenz）的开头[8]。然而与此相关，而且与此具有特别关联的另一个「1月20日」——1942年的1月20日，却大抵不会有人觉察。1942年的这一天，纳粹召开对集体屠杀犹太人行为做出周密战略规划的万湖会议[9]，由此缘故，「1942年1月20日」成为一个饱含政治色彩的资讯码。不言明其间所隐含的内容，是典型的策兰式做法，也是诗歌中的那个策兰的风格；他听凭听众或读者以兴趣作出抉择，再决定他们是否认真对待他的言说，是否能解开（按照他的说法：是否「想解开」）他设下的谜。
此外，我们再顺便提及，策兰由此资讯码还引申出了哪些出人意料的联想——如果没有特别的提示，一般读者恐怕很难有所领悟。有说法认为，策兰在另一个1月20日（1948年1月20日）和英格柏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10]结识于维也纳。两人之间萌生了持续半年的真挚爱情，并在后来的日子里长期保持着一种「相当艰难而遥远的」友谊[11]。也有人猜测，诗人也许是想到了让‧保罗（Jean Paul）[12]小说《提坦》（Titan）中的章节，一个以「1月20日」为题的章节，向我们描绘了一种特定的「敍事游戏」（Erzählungsspiel）。[13] 

讲演辞〈子午线〉多次言及独特的个人资讯码和集体资讯码（即：在当代历史和现实中的经历），在真正「今日之诗」[14]上所打下的烙印。按照他在另一处的说法： 

[……]也许，只有在那些未忘却自己言说于自身此在的倾角、只有在言说于造物倾角的诗歌中，才能找到诗的这种「仍旧-还」（Immer-noch）。（III，197） 

而在这段文字前几行，慎思后的策兰特别强调说明他的创作重音何在：
它既不可能是历史的沉音符，又不可能是永恒的 [……]？长音符：我将它设为──别无选择地将它设为──尖音符。[15]（III，190） 

1960年的〈子午线〉演讲中，策兰的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文学创作的时空定位。对于所有那些写于大屠杀之后、不愿脱离时代、不愿丧失责任感的文学而言，「1942年1月20日」这个以隐晦形式出现在文中的资讯码，可被视为一种信号[16]。与其他在大屠杀中因幸运或意外得以倖存、离散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样，策兰也蜷身生存在特别的「存在倾角」之下；即使未被夺去性命，他依旧难以从这样的存在状态中离脱。1942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策兰先后得知父母在集中营里身亡，从此永远无法克服的创伤经历便写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写入他的诗作中。在这个伤痛的经历里，有三个方面的因素相互纠缠，组成策兰生命中永恒的尖音符：从未减退的哀悼，尤其是对挚爱母亲的哀悼；无尽负罪感的自责──为什么偏偏是他活了下来；以及与世界上一切犹太人、一切业已亡去的及尚存于世的犹太人的一体感受──这感觉有时是切身的体验，在更多的时候则是文学想像。 

三十多年来，伤痛的时空体验无法隐去，没有终结；然而，这些体验是如何见诸于策兰的诗作？在诗歌文本中，对这些旧日经历的记录（Einschreibung）与转写（Umschrift）如何得以实现？我们常听说，诗歌文本与传记性的真实经历相去甚远，如若果真如此，我们是否应将策兰的诗歌与生平区分对待，仅将前者作为「纯粹的艺术作品」予以阅读？反言之，策兰本身已将所经历事件的陌生化推至了相当程度，他的大多数诗歌也未进一步透露出任何能让人产生联想的生平印迹；是不是正因为此，对于策兰生平的兴趣就不具合法性，这样的作法就有违「阅读的伦理」[17]呢？ 

在策兰的有生之年，公众都惯于将他的诗歌指为密闭的（hermetisch）或隐秘的（kryptisch）；也就是：读不懂。于是到今天，要读懂它们似乎已成为强人所难。类似的现象在他1963年的诗集《语言栅栏》（Sprachgitter）出版后表现得尤为明显。面对这样的偏见，策兰的反应显得颇为激动，有时甚至会怒不可遏。一次，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18]这样说道： 

大家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书[19]是用密码书写的。请您相信我，此中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相关。可是，他们没有读懂。[20] 

1961年，伊斯拉埃尔‧沙尔芬（Israel Chalfen，为策兰青少年时代作传的作家）[21]曾请策兰帮他解读那些难懂的诗歌，策兰对此的回答仅仅是：「读吧！不断地去读！意义自会显现。[22]」
不过，无论如何，作者的忠告还是值得听从，至今──从头到尾「通读」过策兰诗歌的应该尚无一人[23]。如果读者想使初读诗歌时所感受到的魅力变得恒久，而不使其沦为一次令人失望的「相遇」（这是策兰用来描述诗歌和读者间关系的关键字），那么，他就必须瞭解诗歌中的资讯码。 

策兰相当频繁地（特别是在之前被援引的〈子午线〉一文的片断中）用到「资讯码」这个能够带给读者强烈时代气息的表达方式，而且是在相当广义的层面上。「资讯码」按字面解意为：业已存在之物（das Gegebene），可能有着多重含义；它是日曆上的时间说明，在策兰的理解中也是一切可能的事实与资讯，历史、政治、文学、语言或个人经历中的所有事件与资讯。曾经在作家生命和思想中的某一刻，它们显得那样至关重要，而这也正是它们的共通之处。于是，一些重要的资讯码出现，首先是前文提到的（1942年）1月20日，从诗人的个人角度来看，它是母亲的忌日（具体时间不详）。此外，还有那个从犹太历史发端，经由死亡集中营，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重要资讯码综合体：犹太性（Judentum）；策兰由此中来，也将自己归于此间。不过，诗人从未将此直接转变为诗歌中的文字，他从来没有如彼得‧魏斯[24]那样，以〈我之乡〉（Meine Ortschaft）[25]为题撰写文章；不同于魏斯在文中明确提及「奥许维兹[26]（Auschwitz）」，并通过直接的生平经历建立自己与此地的归属关系，「奥许维兹」这一关键词从未直接出现于策兰的诗歌里。 

策兰诗歌还有其它一些历史、政治上的资讯码，如：西班牙内战、1934年的维也纳工人起义、1945年8月的广岛原子弹、越南战争、1968年的巴黎五月风暴、以及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所有这些资讯码都和这地球上的被贬抑和被侮辱者有关——这是「与被迫害者结成晚到的、不／沉默的、耀目的联盟」。（II，25） 

不过，策兰诗中也有一些令人颇感意外的资讯码，例如不常见的植物名或是矿工间的行话，地质学和天文学中的专业术语，希伯来语、意第绪语[27]、以及拉丁语词汇，还有取自中古高地德语的说法、以及一些极口语的时下俚语。此外，还有一些意味深长的资讯码，它们源于犹太教，特别是哈西德派[28]的宗教史（对于今天想「相遇」这些诗歌的读者而言，不懂这些历史，便会感到特别的障碍），它们个别的重要性，在策兰诗歌的不同阶段则表现得有所差异。 

有时，也会出现常见于现代文学的互文现象。这是一场多少有些公开性的对话，对话者的一方是现代文本，而另一方则是特定的文学传统体系或者其间的某个文本，这样的做法在策兰诗作中也一向佔有重要位置。当然，作家无意借此类互文性的文字彰显自己的博学（非凡的博学之于策兰是不言而喻的），与其它许多地方一样，对此，策兰也抱有和英格柏格‧巴赫曼一致的看法；于他而言，引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引语，它们更是「生活」[29]。就这点而言，这些「引语」可以在同一首诗，同一诗行的相邻之处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和「资讯码」相遇，甚至是与最私人化的资讯码相遇。策兰的诗歌以直接的──或更多时候以非直接的方式──提到一些人，他们和作家个人甚为亲近，都是他所深爱着的人，尤其是策兰的母亲，以及他的妻子和儿子艾瑞克（Eric）。一些旁侧的友人有时也会进入诗歌中，如年轻时代的朋友埃里希‧艾因霍恩（Erich

Einhorn），情人英格柏格‧巴赫曼，诗人朋友、命运的同路人奈莉‧萨克斯[30]，以及许多其他人。在策兰看来，这样的做法顺理成章，因为他的诗歌从来不是自说自话的独白，与此相反，它们总希望能够触及到某个特定的、或者未进一步言明的「你」。在进入诗人虚拟对话的重要人物中，有好几个都是亡者：首先是他的母亲，父亲也出现了几次，还有出世不久旋即夭折的儿子弗朗索瓦（François），当然也有一些在存在上和他走得很近的诗人和思想家，如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31]）、玛丽娜‧茨维塔耶娃[32]、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弗德里希‧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林布兰（Rembrandt）、或梵谷（Vincent van Gogh）。他们的命运与他们的作品也是一种「业已存在之物」；一种已逝的业已存在，一种进入诗歌文本中那越来越密集的资讯码之网的业已存在。 

用一个例子也许能够大略描绘出这个策兰诗歌复杂的构成过程。1967年出版的诗集《呼吸间歇》（Atemwende）中收录了下面这首诗： 

COAGULA 

还有你的 

伤，罗莎。 

你的罗马尼亚野牛的 

犄角的光 

替代了那星星于 

沙床之上，在 

兀自言说的，红色 

灰烬般强悍的枪托中。 （II，83

如果有一个不熟悉策兰诗歌的读者想尝试理解这首诗，他大概会觉得完全不知所措。翻翻外来语词典，就能知道「Coagulum」的意思是（血液）凝块，是一些渗出的东西；看到「罗莎」一词，也许会联想到罗莎‧卢森堡[33]，那位在1919年1月15-16日夜里被杀害的「红色罗莎」（还有你的／伤，罗莎。）由这里开始，读者便踏上了一条能够不断深入的路。也许，「红色／灰烬般强悍的枪托」还会令人想起罗莎‧卢森堡（以及卡尔‧李普克内西）[34]遭谋杀前所受到的虐待。倘若继续挖掘下去，那么我们将会在作品的历史校勘版中看到，在写就于1962年11月的一个早期版本里，确实出现了「罗莎‧卢森堡」的全名[35]。 

我们还能充分证明，策兰在1967年12月的柏林之行期间曾去过护城河（Landwehrkanal），而罗莎‧卢森堡死后正被弃尸于此。翻开卢森堡的狱中通信，便可看到一段感人的文字：1918年12月中旬，这位被监禁者从布列斯劳（Breslau）狱中写信给苏菲‧李普克内西（Sophie Liebknecht）[36]，向她描述了自己先前在院中看到「战利品，……罗马尼亚」公牛时的情形；它们遭到士兵的虐待，鲜血从一头幼兽「新鲜的伤口」中流淌而出，这野兽 

正（望向）前方，乌黑的面庞和温柔乌黑的眼睛看上去就像一个哭泣的孩子……我站在它的面前，那野兽看着我。泪水从我眼中淌下——这是它的眼泪。震惊中，我因着这平静的痛而抽搐，哀悼最亲密兄弟的伤痛的抽搐也莫过于此。美丽、自由、肥美、葱郁的罗马尼亚草原已经失落，它们是那么遥远，那么难以企及。[37] 

也许，阅读层面较广的读者还会想到卡夫卡小说《乡村医生》（Ein Landarzt）中的那个女仆。这个成为残忍仆从牺牲品的姑娘也叫罗莎，而且这个故事是有关于一个青年人的血红的「伤口」。人们也很容易联想到策兰在1947年以前一直持有的罗马尼亚国籍，也许正是因为身世之故，「罗马尼亚的水牛」才进入了这首诗。此外，看过沙尔芬的青年策兰传记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1945年后，策兰在布加勒斯特（Bukarest）[38]曾和一位名叫罗莎‧莱博维奇（Rosa Leibovici）的姑娘关系甚密[39]。有关该诗的最明确的说法，出现在策兰写给他布加勒斯特时代挚友彼得‧所罗门（Petre Solomon）的一封信里，信件早在1970年就已被公诸于世，策兰写道： 

在诗集《呼吸间歇》（Atemwende）第七十九页上，罗莎‧卢森堡透过监狱栏杆所看到的罗马尼亚水牛和卡夫卡《乡村医生》中的三个辞汇聚到一起，和罗莎这个名字汇聚到一起。我要让其凝结，我要尝试着让其凝结。[40]
就这样，历史上的，文学中的，自身经历过的来源各异之「资讯码」，被一一查找出来，成为了Anamnese[41]；在此应从Anamnese一词的双重意义加以理解，它既是灵魂（Seele）对其天赋理性（Idee，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的回想，也是患者自述的既往病史（这一医学术语后来也成为了心理学和政治学用语）。在「伤」这个符号（Zeichen）中，许多互不相干的地点、时间、和人物被结为一体[42]，在想像中被融合，继而被「凝结」成诗的文本质地（Textur）。卡夫卡笔下被虐待的女仆罗莎，犹太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和来自策兰故土罗马尼亚的被虐动物，他曾为之哭泣，像哀悼人类兄弟一样为之哭泣；也许还有布加勒斯特的情人罗莎‧莱博维奇。一道想像中的线将一切聚合起来，这是一条牺牲者的子午线，它们正是诗的祭奠所在。两种「Coagula」——真实的血凝块和文字的凝结——是同一物的两面。 

策兰作品，特别是他的晚期作品就是这样进行着双重的记录；一方面，他常在一定的语境中记录下确实的生平经历，文字却又超出了单纯传记式记载，而另有一番别的样子，曾经的经历被改写为谜样的、只能被「远远」解读的文字。事实上，读者常会觉得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空维度，即使许多写入和织入文本结构中的东西已被「破解」，情形还是如此。读者总是一再面临这个悖论：人总是将自己显露，同时却又将自己隐藏。同处于悖论中的还有策兰的创作过程；他在诗歌的初稿中附注日期，但却又于付梓时将写作时间隐去，他在1960年受到公开的剽窃指控后，便更是一直遵循这样的作法不悖。
和1960年代的诗作相比，他早期（直至1950年代）的作品显得好懂得多。在这些诗作中虽然出现了许多极人为化的图象语言，但还能读懂。在这一阶段，有关记录和改写的写作方式，对他来说还只是个朦胧的想法。我们将在书中的一章中具体说明，1950年代末，保罗‧策兰为何转向这一写作方式，在这里，只先为这一观点勾勒出大致的轮廓。观念的最终形成最迟应

1960至1961年间，在那场对他伤害至深的剽窃指控中。之后，他就再也不曾将它放弃。在策兰看来，斯时斯世，欲要再以一种单纯直接的方式使用德语，已绝无可能；这是他亲爱的母语，同时却又是杀母兇手的语言。在战后第十二与第十五年的经历[43]已告诉他，儘管再三要求，对纳粹过往的「清结」[44]依然无从谈起。于是，他和他诗歌的非犹太人德语读者——他们曾经是、并且从来就是他最主要的读者群——之间，被一道深壑隔离；既然如此，这沟壑也应在语言上有所标示，对此，每首诗都有新的形式，但它们主要被表现为一种障碍，阻拦人们进行照单全收的习惯性直接理解，那样单纯的直接解读，最终甚至会令读者（他们通常是完全善意的）产生幻觉，以为一旦读懂作品，便与牺牲者达成了和解，便和他们同了呼吸。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另一种不屈不挠的坚持。作为策兰诗歌的读者，只有尊重诗作的陌生性，才有权阅读它们。策兰用以显示「疏离」的方法十分多面且富于创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我们之前描述的方式──在语义层面，将各种不相同的资讯码加以浓缩融匯。和这些资讯码一同进入诗歌的，还有语言素材的陌生化过程。策兰曾经亲见这些语言素材，和人一样被卷入纳粹统治的杀戮磨坊；对他而言，以诗的方式来处理语言，已成为一种乌托邦，在这乌托邦里，各种臆断式的直接交流被摒弃，进而异化作非人类的发音，如咿呀、马嘶、鸡鸣、鸦啼。诗人在献给卡夫卡之诗〈法兰克福，九月〉中写道：「喉间爆破音／在吟唱」（II，114）。 

最杰出的体验诗和即兴诗[45]诗人歌德曾有论断：「诗的内容即是自我生活的内容。」[46]听来也许出人意料，但除此之外大概再也没有什么其它的说法，更适于用作策兰的注脚。1962年，策兰在给切尔诺维茨老友埃里希‧艾因霍恩的信中写道：「我从未写过一行与我之存在无关的文字，我是一个——你也看到了──现实主义者，我自己方式的现实主义者。」[47]只是，「自我生活的内容」在距歌德两百多年之后，产生了何等深刻的变化！降临于人类，特别是欧洲犹太人身上的遭遇，给人带来了怎样的创伤，具有怎样的毁灭意义！ 

策兰希望诗歌在阅读中被当作完全现实的、立于时代之中的文字，而非「écriture pure」[48]。若按照作者自己设定的意义，阅读文本就不可能对诗的原创者，对保罗‧策兰这一真实主体视而不见（虽然在许多诗作中，真实主体将自己弥散于各色敍事主体之间）；他甚至特别要求人们要尊重他的生命经历，那令人精神狂乱而激愤的生命历史。所以，为策兰作传是可能的，也是有据的。因为篇幅关系，绪言无法尽述策兰的一生，然而在一切必要之处，在一切依据以上思维方式看来的必要之处，他的一生留下了生的痕迹，并时时使我们看见那由个人和超越个人之物罗织而成的存在本质。至此，我们不由得忆起录于《时间农庄》（Zeitgehöft）中的一首诗，这是诗人的晚期作品。诗歌开头这样写道：
你横亙出来 

于你之上， 

超越于你之上 

横亙着你的命运 （III，73）